——2011至2012年分析中國經濟之病最給力文章之一，帶你解密中國經濟之病的根源

劉忠良 

【舊文新發。深度剖析中國經濟與中國政治經濟問題，探究中國經濟之病的根源和我們所面臨問題的根源之所在，請一讀到底。】 

我沒有學過高深的經濟學，但明白經濟的基本構成就是生產和消費，生產與消費的順利銜接，分配十分重要。有了貨幣，就多了貨幣聯結生產消費和貨幣分配財富。有了政治權力，就有了超越經濟個體的力量，制定規則，影響經濟社會運行，成了經濟中一支看得見但又經常被人忘記的手。經濟的問題，或者說經濟問題的根源，除了經濟社會與人的規律之外，也大多就是這幾個問題了。規律我們可以去了解，但我們無權責怪，不能歸結為問題。所謂問題，就是規律之外人為的事情。

在2011年全球經濟不穩定、中國通貨膨脹和貨幣政策緊縮的背景下，許多中小企業困難，民營經濟發達的溫州出現了“跑路”潮，危機暗涌。但另一方面，高利貸利息驚人，房地產依舊暴利和難以壓住的瘋狂，通貨膨脹讓中低收入民眾很煎熬，似乎又是經濟過熱的征兆。一邊是實業尤其是民營企業之虛，另一邊是金融與房地產之高利潤，中國經濟到底得了什么病？

病癥的由來

我們回到基本原理，經濟的基本構成是生產和消費，則經濟的動力構成也就是生產和消費。2000年互聯網經濟泡沫破裂，美國新經濟潮暫停，也即是說，美國經濟的供給動力受到重創。為了恢復經濟增長，美國擴張貨幣，以房地產熱作為虛假的生產動力，以家庭信用消費繼續透支未來消費購買力，且房地產熱帶來的地產升值進一步促使家庭透支未來消費購買力。終于，這個虛偽的游戲結束了，就來了2007年的次貸危機，接著引發金融危機和全球經濟危機。

對于依賴投資和出口的中國，從2008年下半年開始不斷開足馬力刺激經濟，增加政府開支，擴張貨幣供給，以政府開支彌補出口和消費的動力不足，以大量上馬項目和寬松貨幣刺激投資快速挽回GDP增速下滑，即將掉頭向下的房地產也起冷回熱。與此同時，世界各國也開足馬力刺激經濟回升，全球貨幣泛濫。接著，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接踵而來，中國在2009年投放的海量貨幣也逐漸變成通貨膨脹和以房地產為首的資產價格上漲。隨之，政策改弦易張，抑制房價，緊縮貨幣。

房價的上漲、預期升值和通貨膨脹下貨幣尋求保值增值的需求，房地產上壓下火，引來眾多企業加入，吸引了眾多資金。在打壓房價和緊縮貨幣之下，大約占房地產半壁江山的中心房地產資金干渴進一步上升。本來就在抑制金融政策下融資難的非房地產中小企業，在緊縮貨幣和房地產吸金之下更加融資難。在貨幣政策寬松時期擴大攤子尤其是進軍房地產的企業，資金鏈壓力上升。這些因素共同導致資金需求壓力上升和高利貸瘋狂發展，進一步提高融資成本和加劇融資難，金融業卻如2003年“非典”時期的醫藥行業一樣獲益。

在出口不振、融資難、成本上升、勞動力價格上漲和通貨膨脹之下，中小企業備受多發夾擊，利潤下滑，生存困難，實業難做。這種情形，又迫使許多民營企業和資金逃離低利潤的實業，加入到高利貸、房地產等高回報投資，其中高利貸又多是投入到最大暴利產業房地產，這從“溫州炒房團”和鄂爾多斯等地的房地產與高利貸的關聯可以看出來。據報道，溫州中小企業平均利潤1%到3%，企業虧損面超過1/4，六成企業參與民間借貸。

在鄂爾多斯，據媒體報道，房地產已經瘋狂到人均達三四套房。一名當地房地產老板說，“按照目前的建設進度，再過2年，鄂爾多斯人均至少擁有10套住房。 ”中國近年來的房地產，就像 2007年上證指數連破3000、4000、5000、6000點四道大關一樣，“房民”不知要漲到哪里為止。有人調侃七匹狼、海爾、雅戈爾、蘇寧、國美、格力、格蘭仕、美的、娃哈哈、五糧液等眾多企業“不務正業”做房地產，“神奇的地產，讓72行最后都殊途同歸”。除了國有壟斷與資源暴利之外，房產是最大的暴利行業，在實業的低利潤和國有壟斷與資源難進入之下，房地產是各行業、各企業、各資本最近便的選擇。

房地產為何如此“魅力”?

房地產的最大魅力在于暴利、升值和升值預期。2010年12月8日中國社科院發布的《住房綠皮書：中國住房發展報告（2010-2011）》指出，2009年中國房地產行業平均毛利潤率為55.72%。盡管近一兩年房地產利潤率下降，但依舊相當暴利，相對于多數行業的低利潤更是如此。一位溫州企業主向記者透露，自己的工廠有1000多名員工，然而一年辛苦下來利潤不足百萬，而老婆在上海投資了10套房產，8年間獲利超過3000萬。做企業與炒房如此收益反差，誰讓炒房不心動？如果能像股市一樣投資門檻低，估計中國的炒房熱和2007年的全民股票熱差不多了。如股市大漲獲利后一樣，繼續預期升值且信心充足，升值預期繼續吸納資金流入。

從供給來看，中國的高房價和房地產的暴利，當首推土地制度。違反這一制度的小產權房，價格只有國有土地商品房價格的1/3左右，這就不難理解2009年中國房地產行業高達55.72%的平均毛利潤率了。城市土地國有化制度，就讓地方政府就壟斷了城市的土地供給。有了這種壟斷，就有壟斷供給數量和壟斷價格。這種土地制度的結果，一是大大限制了房子的供給數量，因為供給房子首先要供給土地；二是增加了房子的成本，同時縮減了房地產商繼續開發的資金；三是人為制造稀缺，物以稀為貴，土地供給的短缺就會讓房子有升值機會和囤積的價值，從而引起大量投機和囤積。經濟規律和人性決定，這種土地制度必然會制造高房價、房地產暴利和對房地產的升值預期。

從供給和需求結合的角度看，中國的高房價信心維持及升值預期和政府住房責任的缺失與戶籍制度密切相關。在歐美發達國家，租賃住房的比例通常達到30%以上，像日本、德國家庭租房比例超過50%。法國自1956年就規定，任何一個城鎮的廉租屋比例不得低于20%。在新加坡，80%的人口住在保障房中。中國能夠享受到保障房的家庭不足10%。由于政府責任的缺失，保障房的不足，讓等待結婚買房或改善居住條件或遷移的人被迫購買商品房，于是商品房需求變得剛性。如果中國有足夠的廉租房，購房者在租與買之間就有了十分有彈性的選擇，維持與預期高房價的信心必然大為喪失。

中國的戶籍制度，讓農民長期被迫僅能居住在農村。1990年代以來工業與服務業發展的推進，經濟發展的需求又迅速號召他們來到城市，尤其是年輕的農村人。但住房供應卻不能這么快，或者說供應給他們的房子不能建的那么快，就給了房地產投資者們信心，盡管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根本買不起這樣的房子。

目前中國城市的房價，絕大多數農民是買不起這樣的房子，占城市人口大多數的普通城市居民也買不起這樣的房子（獲拆遷補貼者能買得起那是幸運的拆到他們），誰買得起中國城市的房子？只有占中國人口少數的富人。貧富差距無疑推高中國的房價，一方面民眾窮，內需不足，實業利潤低下，就會把富人從實業趕向房地產。另一方面。貧富差距大，富人集中過多財富，就集中了社會資金投資房地產，在股市發展不足或低迷的情況下，也只有房地產才能容下這么大的資金。

把資金從實業趕走的是實業利潤低，把資金從實業吸走的則是房地產暴利、升值和升值預期。有人把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和房價持續上漲聯系起來，認為收入增長可以維持房價上漲，如果房價本身合理且年輕人口不大幅萎縮，這種看漲是合理的，但在房地產暴利和離民眾收入甚遠的過高房價面前卻是不合理的。

驅趕資金流向房地產的，是高速增長的貨幣需要實物承載，或是物價上漲，或是資產價格上漲，其中房地產則是資產的重中之重。物價上漲，貨幣貶值，于是需要有資產保值增值。由于通貨膨脹會惡化企業經營，股市難以消化通貨膨脹。其他資產，如黃金、書畫、郵票之類，或升值難以比得上房地產，或市場容量太少。因而通貨膨脹，尤其是在城市化發展和地產不斷擴展的中國，必然驅使大量資金流向房地產。

資產價格上漲，尤其是房地產價格上漲，購買房地產就會獲得大量財富收益。就像那位溫州千人企業主的企業利潤不抵老婆炒房獲利1/4一樣，在通貨膨脹下購買資產遠比做實業更輕松的獲取財富。貨幣象征著財富，貨幣也分配著財富，貨幣泛濫則會顛倒財富的創造與財富的收益，破壞財富的真正生產創造。因而通貨膨脹是勞動的敵人，它不僅是讓勞動者辛勤勞動收入不斷縮水、轉給擁有資產的富人，偷走企業正常勞動的利潤，還讓財富的生產創造者與企業無心財富的創造并加入到通過資產價格變動而無償攫取財富的虛擬經濟游戲。

由此以來，以溫州人領先，其他各行各業紛紛“不務正業”加入到房地產，就有了充足的經濟學理由。

中國貨幣何以泛濫？

近三十年來，中國貨幣高速增長，除了經濟增長的需求之外，貨幣化的推進和資產價格的上升也是其重要需求，積極財政貨幣政策與政府主導的經濟建設則是其重要推手。但近十年來，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則是其遏制不住的最大推手。1999年末中國外匯儲備余額僅1450億美元，截至2011年6月末已經增至3.1975萬億美元，年均增長率高達30.86%！這就約等于外匯儲備增長所導致的基礎貨幣投放量增長率高達30%左右。

截至2011年9月末，國家外匯儲備余額為3.2017萬億美元，外匯占款總額達25.5萬億元，這就意味著外匯儲備已經投放了25.5萬億的基礎貨幣，再乘以中國4倍左右的貨幣乘數，就創造了100萬億左右的貨幣供應量，而中國2010年的GDP總量才40.12萬億。央行統計數據顯示，2011年9月末，狹義貨幣M1余額26.72萬億元，廣義貨幣M2余額78.74萬億元，外匯儲備可以創造的貨幣供應量比中國現行貨幣量還要高。如果不是通過央行票據和提高準備金率來回籠巨額外匯儲備造成的貨幣投放泛濫，中國的貨幣供應量和通貨膨脹程度會更高。2003年9月21日之前中國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只有6%，至2011年6月14日大型金融機存款準備金率已經升到21.50%，中小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升到18%，八年間增長了兩倍多。可以說，中國超過100%的貨幣供給是外匯儲備占款，歐美中央銀行替中國人民銀行在中國投放貨幣。

外匯儲備導致的貨幣泛濫，一方面推高通貨膨脹和資產價格，吸引更多實業資金流向房地產保值增值；另一方面，通貨膨脹提高企業成本，稀釋實業受益，央行抑制通貨膨脹的政策又加劇中小企業的融資難，驅趕實業資金逃離實業，如進入房地產，同時金融業也會在這個時候收益頗豐。

中國的外匯儲備，主要是貿易順差和持續貿易順差帶來的人民幣升值預期所構成，核心在持續的貿易順差。除了支持出口的貿易政策和貨幣政策外，貿易順差的最基本原因就是中國生產相對過剩而消費相對不足。這既有貧富差距、低工資、高稅收低保障、低實質城市化等經濟因素，也有生產人口相對過剩而消費人口不足的人口因素。貧富差距、低工資、高稅收低保障、低實質城市化降低消費。如財政部10月18日公布數據，2011年前9個月我國稅收約7.13萬億元，平均每人每月約590元。2010年我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5919元，每人每月約493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每人每月約1590元。典型的高稅收低保障，人民哪里來的消費能力？再如貧富差距，一方面讓占人口多數的普通民眾缺乏消費購買力，實業難做，壓低工資，再而擴大貧富差距；另一方面富人集中過多財富四處投資或投機，如制造高房價又傷害民眾的消費購買力，大為加劇消費的不足和生產的過剩。低實質城市化降低城市消費，減少了城市就業崗位的提供和城市工資的提高，反過來又降低實質城市化。中國的一胎政策，一方面讓純消費的少年兒童人口嚴重不足，另一方面又提高勞動參與率加劇生產過剩。2007年中國婦女勞動參與率達70.6%，印度僅為34.2%，是印度的兩倍有余。這種人口政策必然帶來生產的相對過剩和消費的相對不足。而勞動參與率的提高，過高比例的人口參與勞動，使生產消費人口比例失衡，壓低工資，反過來又制約消費壓低工資。等等。

美國經濟，包括世界經濟，與中國也有共通之處。近幾十年來美國貧富差距在拉大，生產消費的循環受到阻礙。如資本主義歷次經濟危機一樣，貧富差距大，消費不足，生產相對過剩，一次一次的危機干擾經濟。為抵御這樣的危機，于是就使用凱恩斯主義，刺激經濟投資消費，擴張財政貨幣，沖刷生產消費循環管道的泥沙，但終究是治標不治本，反而惡化長期病情。貨幣膨脹擴大貧富差距，貧富差距又是貨幣膨脹的經濟原因，貧富差距是當今世界經濟危機和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的重要根源，也是中國貨幣膨脹與通貨膨脹的根源之一。

蒼蠅不叮無縫的蛋，外因再多，也得通過內因起作用。這些因素及其惡性循環，就是中國持續貿易順差和巨額外匯儲備的主因，同時也是房地產與高利貸問題的重要間接原因。

中國實業怎么了？

溫州人炒房，因為溫州人對市場對財富的嗅覺更敏感，就像不能責怪鼻子尖的人早聞到肉香一樣。一方面是實業利潤下滑越來越干枯無味，另一方面是房地產的暴利與升值讓溫州人聞到房地產的香，這怎么不讓溫州人炒房呢？作為對市場對財富最敏感的溫州人，溫州人在改革開放中先行一步是因為改革開放有財富前景，溫州人率先組團炒房是因為房地產有暴利有升值空間，溫州人買礦是因為資源暴利和國家對資源經營管理不善，溫州人放高利貸是因為金融有問題，溫州人逃離實業則是中國經濟問題的反應。為什么在中國做實業越來越無味了呢？

回答這個問題，還需要再分析貧富差距、低工資、高稅收低保障、低實質城市化、政府壟斷土地供應等中國國情。貧富差距大的結果，就會出現消費兩極分化，這就是中國奢侈品火爆同時又是低端產品消費大國的原因所在。最高端的，由于發達國家已經在品牌、技術上已經領先，對中國絕大多數企業來說，競爭這個市場比較困難。例如家具，有幾個中國企業可以競爭過意大利的品牌？高端暫時與我們有距離，那我們做中端的吧。但問題是，中國貧富差距巨大，這個中間消費群體不足，對大多數企業或者絕大多數企業來說，低端才是他們的市場。低端的市場，要的就是低價，什么品牌、技術、質量、研發、差異化等就很難施展，這樣的市場需求環境塑造的就是低端價格戰。生產在這樣的國內市場環境里，困于低端價格戰，移到國外打還是這樣。有人責怪為什么中國企業不團結起來漲價，問題是在國內就已經這樣惡性競爭了，國內市場又不容許或者說很難讓他們通過走品牌、質量、差異化等非價格戰之路，自然賣給外國人也這樣。同樣，為什么大學生就業難，重要原因也是這里，只有不打價格戰，只有通過品牌、技術、質量、研發、差異化等方面的競爭，這樣才需要大學生，而價格戰只需要廉價勞動力。

產業是由企業組成的，企業是面對市場的，有什么樣的市場需求結構就會有什么樣的產業結構，只不過是國際化稍加亂了一點兩者的對應，但基本上還是需求升級決定產業升級。市場經濟是市場引導的，產業升級有其主觀努力，但總是和起需求動力分不開的。中高檔產品有需求有利潤，企業不會傻著不去做。低檔產品有需求，企業也總難以主動放棄，至少是整個行業如此。就是因為低端市場最大的競爭力是低價，品牌、技術、研發等難以施展，國內已經形成這樣的不良環境和不良市場土壤，也已經形成這樣的氛圍和路徑依賴，所以難以產業升級，在國際上處于不利位置，在國內也打的幾乎無利可圖，這就是中國實業的宏觀環境所在。

產品與品牌升級支撐企業的升級，企業的升級帶動勞動者與勞動者工資待遇的升級，就像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升級一樣，這和當時日本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下日本國民收入快速增長是分不開的。沒有國民收入的增長，就沒有國內市場的擴大和需求檔次與層次的提升，那就沒有國內企業產品成長的“孕土”，自然就難以成長起來產品升級、企業升級和產業升級，也就難以形成國際競爭力。這樣環境下的許多企業，在國內長的沒質量，在國際上也難競爭。這樣企業的員工，無論產品賣到國內還是國外，工資低，待遇差，其勞動缺少價值補償。

與貧富差距巨大所塑造的市場環境類似，實質城市不足也導致這樣的問題。在常住人口統計上，中國城市化已經達到約50%，但對許多從農村來的人來說，他們實際上也并不是城市人，這種城市化是偽城市化。這類群體的多數人，也即窮人，或者說包括還在農村的農民，他們會消費多少中高端產品？低工資、高稅收低保障、政府壟斷土地供應等問題也會導致類似的問題——消費低端化，市場需求升級動力不足，進而產業升級市場環境缺乏。如政府壟斷土地供應拉高房價地價，提高實業成本，提高生活成本，降低民眾消費購買力，降低實質城市化發展等，再而形成惡性循環。

產業發展的次序，是從農業到工業，再從工業到服務業。先是農業利潤在生產率提高下變薄，工業的高利潤導致產業轉移，進而工業化。接著，工業在生產效率提高下也利潤變薄，服務業的發展導致產業又向服務業轉移。人先解決吃，這是農業。再解決用，這是工業。再而享受生活，這是服務業。貧富差距巨大、低工資、低實質城市化等，就會導致服務業發展不足，產業次序發展受阻或不正常。服務業創造就業崗位多，服務業需要的大學生多，研發、設計、品牌等勞動價值高且利潤高。但由于產業次序不能順利轉移，或者說經濟產業結構發展不正常，就會帶來問題，如就業難、大學生就業難、低工資、實業利潤低等問題，勞動價值相對于他國稀薄，實業利潤相對于過去稀薄，且勞動價值稀薄又加劇實業利潤稀薄，因為勞動大眾消費者的購買力多取決于勞動及相關收入。

這樣的市場需求環境和所對應的競爭環境及其惡性循環，怎么不讓資本逃離實業呢？況且，除此之外，還有其他中國特殊國情，如對經濟自由限制過多、金融抑制、國企壟斷、政府主導經濟、腐敗、稅費多、法制不足等問題。

金融抑制，中小銀行發展不足，形成幾家大銀行主導的格局，把資金大量供應給大企業，使整體銀行資金留給容納絕大多數人就業的中小企業很少，甚至一些大企業再把從銀行貸到的資金或從股市圈來的資金再高利息貸款給中小企業或轉貸給中小企業的中間機構獲取高利息。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成本高，就會加劇就業難、低工資、貧富差距、第三產業發展不足等問題，再而惡性循環。美國有8000家銀行，其中有7000多家都是小銀行，有力的支持了中小企業發展。中國不放開中小銀行發展限制，民間資金就會被迫轉為“非法”途徑，由于不規范和“非法”成本高，就要求收益高，就成了“高利貸”，再宰中小企業一把。

壟斷是沒有效率的，不僅壟斷企業沒有效率，它還要攫取壟斷利潤，吸噬其他產業企業的利潤和勞動者的勞動價值，讓其他產業的企業和勞動者變得更生存艱難。各國為了保持市場效率在防止壟斷和打破壟斷，中國卻在人為制造國企壟斷。電網電力、石油石化等七個壟斷行業的職工占全國職工人數不到8%，但工資和工資外收入則占工資總額的55%，尤其是其管理層收入更是豐厚。我國政府以優惠利率提供給國有企業的資金占用了我國正式金融融資渠道（主要是銀行貸款）大約三分之二的資源，而且這一比例在回落到目前的80%之前，在2008年至2010年間曾升至90%。我不是反對國企，但反對壟斷，反對成為“官企”，反對成為少數人獲益的企業，反對無效率占用社會資源。國企原本是設想人人有資產，然后縮小貧富差距，有利于生產力發展，但現實卻是擴大貧富差距，降低經濟發展效率，其制度必須改變了。

政府主導的經濟，一方面是占用過多信貸資源上馬工程項目，另一方面就是支持大企業投資。投資膨脹，信貸貨幣過多流入經濟，帶動通貨膨脹，稀釋民眾收入購買力，就會擠出消費。占用過多信貸資源，就會擠掉中小企業獲得信貸資源的機會，增加資金成本，加之投資膨脹引起的通貨膨脹、成本上漲，就會擠壓中小實業投資于實業。在政府主導的經濟下，一方面是市場不足，另一方面就是發展資源不足且面臨成本上漲，無疑加劇實業的困難。

原因背后的原因

文章開頭的前三句話，說了經濟問題的三個層次，上述分析已經說了前兩個。回到文章開始所說的經濟問題第三個基本原理：“有了政治權力，就有了超越經濟個體的力量，制定規則，影響經濟社會運行，成了經濟中一支看得見但又經常被人忘記的手。”

貧富差距過大、低工資、高稅收低保障、戶籍制度（導致偽城市等）、政府壟斷土地供應、一胎政策、對經濟自由限制過多、金融抑制、國企壟斷、政府主導經濟、腐敗、稅費多、法制不足等等經濟問題的深層經濟原因，他們的背后都有一個政治上的原因。

比如說貧富差距過大，表面現象是灰色收入（包括腐敗）過多、壟斷行業和資本所有者收入過多，但深層的原因更多是權力與金錢結合攫取暴利，房地產是這樣，國有壟斷行業本身就是這樣，資本所有者與勞動者的收入差距也間接是這樣，因為幾乎上述所有經濟問題的深層次原因都會加劇低工資，讓資本方獲得更多利潤，而這些加劇低工資原因的背后都有一個政治上的原因。中國工資占GDP僅11%左右，而印度卻可以占50%左右；中國國民收入增長慢于GDP增長，印度快于GDP增長，印度的例子不能說明這是因為中國人口多吧？為什么，印度有工會保障，有民選議員和官員支持，有民選議員制定的法律維護。中國呢，近幾年工會好了一點，而早一些時候，工會不是成為保護投資的工具，就是成為被有意默示在外資和民營企業背棄的對象，反正是工會成了政府為了投資為了經濟發展的犧牲品，低工資是追求短期經濟發展和財政增長的需要，勞動者權利也就成了追求短期經濟發展和財政增長的犧牲對象。

其他方面，高稅收低保障不是人民的選擇，戶籍制度危害到多數國民利益，土地制度制造的高房價讓民眾怨聲載道，一胎政策侵犯生育權利，經濟限制、金融抑制也為民眾不喜歡，腐敗讓民眾深惡痛絕且急需人民監督權力，國企成官企、政府主導經濟、稅費多、人治等也不是人民的選擇。比如說，政府獲取很大比例的社會財富，提供很少福利，行政耗費財政資源嚴重，民眾很反對。但是，官員不是民選的，民眾無法制約他們消減行政開支；代表最高人民權力的全國人大代表不是人民直選的，且7成又是官員，既沒有代表人民消減行政開支的壓力，也沒有消減行政開支的利益動機，因為沒有我同意消減行政開支你就選我繼續當全國人大代表的利益交換。

同樣，地方政府會真心打壓房價嗎？不會，因為沒有利益，如果按照民眾呼吁降低房價，民眾也不能用選票讓他升官或連任，反而丟失GDP、財政收入、政績和灰色收入的機會。中央政府也不會全心打壓房價，如果真心打壓，就應該放棄政府壟斷土地供給，應該讓房地產投機失去投機價值，但降低房價也不會給政府多少利益，不是直選且7成是官員的全國人大也不會全力催促政府降低房價。

類似，放開中小銀行，惠及中小企業和民眾，但給監管者帶來麻煩，給地方官員帶來風險，沒有放開中小銀行的政治制度機制。再如，戶籍制度不徹底改變，因為改變給政府帶來麻煩，卻沒有對于好處來交換；給民眾更多福利，民眾卻沒有選票支持這樣的官員和人大代表；國企壟斷增強政府控制力和壟斷利潤收入，沒有制度壓力放棄如此；官員積極上馬項目帶來GDP、財政收入、政績和灰色收入，以此作為讓上級提拔的政績和費用來源，如果是自下而上民選官員就會是另一種激勵機制。等等，無需一一解釋，中國經濟問題根源背后的根源，就是政治改革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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