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疏的頭發已有些許斑白，金絲眼鏡后面藏著一雙洞悉世情萬態的眼眸——2011年初冬，已屆“知天命”的“超齡文學青年”摩羅隨意披著一件外套，坐在十平米左右的書房的兩面覆沒墻壁的書墻，以及書架下堆放的散亂的書籍之間，接受了《社會觀察》的采訪——離他書桌最近的地方，一套《毛澤東選集》赫然在目。

原名萬松生的摩羅，現為中國藝術研究院的研究員，平時授課不多，每年只帶一個研究生——他對學生的指導，很多時候是一種漫談式的交流。其余的大量時間，他都在家中讀書寫作。這些年，摩羅不再囿于原本的文學領域，轉而研究殖民史，并連續出版了《中國站起來》和《中國的疼痛》兩本書。

這兩本書讓很多人自此把摩羅引為同志，但也讓不少老朋友為此和他絕交，但摩羅并不以為意。他對自己現在的精神狀態很滿意。回首從十年前的“精神危機”中顛顛簸簸一路走來，摩羅說：“我還是太后知后覺了。”

幻滅

1998年，《恥辱者手記》出版。在書中，摩羅反復“咀嚼恥辱”，時刻無情地批判和反省著自己——

“前面已經無路可走, 每一條貌似路途的去向都布滿了無限的恥辱, 被這恥辱摧殘為非人乃是我們的宿命。我因為意識到無法擺脫這樣的命運而萬分絕望。”摩羅對自身精神死亡體驗的悲鳴感染了那一代人。《恥辱者手記》出版后，摩羅一炮而紅，被稱為“精神界的戰士”。

但此時，戰士已陷入“精神危機”中。摩羅在《恥辱者手記》后記中透露了他的巨大精神危機：“當我面對內心那顆孤獨的靈魂時，我對‘人’、‘生命’、‘真理’、‘正義’、‘價值’等等東西全都產生了根本的懷疑。”

摩羅對于世俗人生的幻滅感始于更早的1996年。這場知識分子的集體幻滅始于1989，成于1992。小平“南巡”那年開始，80年代彌漫在大小知識分子和大學校園的理想主義，被市場大潮淹沒，官員、教授下海成了最大的時髦，“錢”成了整個中國的圖騰。于是，享樂主義、消費主義甚囂塵上，80年代知識分子的啟蒙話語被迅速解構，“過把癮就死”、“瀟灑走一回”等成為流行語。眾聲喧嘩之中，摩羅參透了其中的虛無。

摩羅的同事祝東力此時已經開始反思。在《我們這一代人的思想曲折》一文中他寫道：“八九”之后，我騎車緩緩經過昔日熟悉的長安街。全副武裝的軍人沿街把守，每隔一兩米一個，一個個，數下去，望不到邊。..我不能不承認，知識精英這十年來對中國的判斷全是錯的，他們的知識和理論全是垃圾。

這種幻滅和反思不是個案。學者何新80年代末就投入了黨和祖國的懷抱，90年代初，祝東力的思想也開始轉變。“介于國家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他告訴記者，“變過來之后就沒再變回去，‘否定之否定’是一種上層次的感覺，哪里會有痛苦，也沒遇到什么精神危機。”

摩羅開始幻滅的1996年，帶有鮮明民族主義色彩的《中國可以說不》也一炮走紅。前一年，學者汪暉的《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寫成，宣告新左派橫空出世，正式與自由主義決裂。

但后知后覺者摩羅此時還在痛苦中煎熬。許紀霖評價摩羅的性格中有矛盾的地方，容易輕信，又永遠在懷疑。祝東力也說，“摩羅是屬于大喜大悲的那種人。”這是典型的文人性格，猶疑，優柔，情緒化。

1999到2001年，中國處在國企大面積停工破產、內地和農村異常蕭條、群體性事件此起彼伏的異象中，摩羅的“精神危機”也到了最嚴重的時期。

摩羅停止了文學評論和思想隨筆的寫作，企圖用小說的方式來表達自己業已變化了的思想和心態。從1999年到2004年，摩羅一頭扎進了長篇小說《六道悲傷》的創作中。這是一部帶有宗教情懷的小說。而在那幾年，摩羅的確想皈依宗教。“我深刻地感受到個人的虛弱，老希望自己能成為基督徒，能以上帝作為依靠。”

摩羅最終沒有變成基督徒，他說自己也不是佛教徒。他用自己的方式理解了個體生命和哲學存在之間的聯系。“我有一套自己的宗教和信仰。”直到近年，摩羅還會在博客上貼些宗教感悟，而他的書架上擺放著一本厚厚的《法華經》。

在妻子楊帆的眼中，自從2002年兒子萬樟笑出生后，摩羅的變化特別明顯。“他之前過得特別壓抑，覺得別人不能理解他。”妻子楊帆說，“有了兒子之后，他的精神狀態好了很多。我喜歡他現在的樣子。”

面對兒子時，摩羅不再是孤獨的戰士，而只是一個享有天倫之樂的父親。記者采訪時，萬樟笑跟著媽媽去鄰居家串門。摩羅一直記掛著時間，“該回來了吧？”聽到門外兒子的聲音，摩羅會趿著拖鞋小跑著去開門，見到兒子的第一句話是，“你怎么不和老爹親熱下？”

通過宗教和家庭，摩羅走出了自己的“精神危機”。但他并未立即在塵世中找到精神依托，2005年，摩羅又回到了書齋里。

從魯迅到梁啟超

2004年，隨著網絡普及，中國左派、右派、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等各家各派，圍繞著國家、民族和人民的前途命運以及種種社會問題，在互聯網上充分交鋒已有幾個年頭。在房價飛漲和大學擴招中失業、失落的大學生們不斷參戰，以經濟學家為代表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國企改革”大討論和“郎顧之爭”中，第一次處于下風——世道人心已經變了。

但此時，對原始宗教文化，民間習俗頗感興趣的摩羅卻一直在書齋里研究人類學。在閱讀人類學書籍時，摩羅了解了一些西方殖民史，并對其中的殺戮和掠奪大為震驚。他在讀書筆記中記錄道：

“20070831..最近常借鑒動物行為學方法和心態研究人類，一般都很灑脫，可是了解到中世紀后期以來西方殖民史的殺戮史和種族滅絕史，真是大駭，實在無法接受。”

摩羅至今都記得自己當時的感受。“這和我平時學習的東西完全不一樣。不是落差太大的問題，是完全相反。我覺得我之前學的東西都不真實。”

由這巨大的震驚開始，摩羅動手清理舊識。他反復研讀殖民史，得出了結論：80年代改革開放和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知識分子對西方的敘說的那一套全是假話，都是西方編造的謊言。他有些恍悟：“我學什么不是由我決定的，是由這個社會決定的。”

是的，知識分子并不能決定自己的命運，既包括看什么書，也包括怎么看這些書。隨著2002年之后的中國的房地產和城市化高潮，中國GDP從世界第七一路趕超，到2007年已經超過德國位于世界第三。

這個巨大的變化，就連并不汲汲于功利的摩羅也無法避開。2007年的一天，摩羅在家中隨意拿起了一本雜志翻看，發現其中一篇文章的作者引述了美國前助理國務卿英德弗爾斯觀點：到21世紀中期，世界經濟大國將是中國第一，美國第二，印度第三。摩羅覺得不可思議，“怎么會這樣？”他把雜志放下了又拿起來，翻了又翻，看了又看。

時隔多年，摩羅對此事的記憶依然很深刻，敘說中甚至有些語無倫次，“當時我的心情太復雜了，又不敢相信又希望這是真的。”震驚之余，摩羅提筆給雜志寫了封信，述說自己的震撼。“我們也可以超過他們？之前從沒有這樣想過。”

摩羅開始關心中國的發展問題，對經濟、政治等領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像剛入學的大學生一樣充滿求知欲，買了教材扎扎實實地補課。“以前電視里報GDP是多少，我聽過就忘了。現在會一直琢磨這個事情。”

摩羅慶幸自己這些年從文學的領域里跑了出來。“現代文學以一種簡單的方式展現當時中國的絕望。我年輕時一直在里面滾，特別苦悶，看不到希望。”

如今的摩羅對中國充滿希望。“知識分子群體活得像模像樣了，百姓也都溫飽了。我們的城市建設不比西方最發達的國家差。”摩羅坐在自家的小板凳上，搖搖晃晃、手舞足蹈地向記者演示他的一個非洲朋友對中國城市化的驚嘆之情。“作為一個在讀書中陪著中國近代屈辱史走了那么多年的人，我內心的感受是多么的強烈！”

一破一立之后，伴隨著中國崛起的號召，摩羅的世界終于從以國民性批判思想著稱的魯迅走出，甚至站到了對立面上，自我批判曾經是“逆向種族主義者”。摩羅告訴記者，自己年輕時完整地經歷了魯迅在精神上的痛苦，前幾年又完整地經歷了梁啟超在精神上的巨大痛苦。“他生活的時代是中國最弱的時代，他想改造中國，但完全用不上力。”

1919年，47歲的梁啟超出游歐洲考察。一年之后，梁啟超回國發表了《歐游心影錄》。梁啟超在書中對西方文明社會和民主制度提出諸多批判，并提出要復興和改造中國文化。

而47歲的摩羅在這一年徹底清理了自己。他認為梁啟超是真正的巨人，在中國最絕望的時候，看到了中國的復興和希望。“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很幸運，能夠陪著中國崛起，陪著自己的民族復興。”

此時，另外一件切身的事，對出身農門的摩羅同樣產生了巨大影響。

2008年春節，摩羅回到江西老家過年。和親戚的閑聊中，摩羅偶然聽說現在村子里的人看病都要出村，而之前鄉村醫生就住在村里。

“為什么？”摩羅覺得好奇。親戚告訴他，現在村子里在推廣農村合作醫療，每個村委會都搞了醫療點，鄉村醫生都去那里上班了。

摩羅突然覺得這個事情意義重大。他趕緊找到負責農村合作醫療的中學同學了解情況。同學告訴摩羅前幾年政府撥款用于看病報銷的錢幾乎用不完，每年都有剩余。

摩羅很高興：“農民世世代代從來沒有得到這樣的待遇。生病花錢了還可以到政府那里報銷，以前只羨慕國家干部有這樣的待遇，現在他們自己也有這樣的待遇了。”后來，摩羅帶著父親去南昌看病，親自體驗了一把醫藥費報銷的過程。他覺得這是政府在為底層百姓做實事。“從那時起，我對中國政府的印象變好了。”

摩羅印象變好的基礎是對比：2000年左右，縣鄉財政困難困難，農民負擔沉重，農村空前凋敝，除了自己，政府與集體沒人會關心農民的生老病死、教育、養老、醫療衛生等所有社會保障問題。時任湖北監利縣鄉黨委書記的李昌平甚至發出了“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呼聲。

摩羅的朋友劉仰覺得，類似摩羅這樣的人，對出身的階級始終懷有樸素的認同感。“有朝一日，他一定會思考這些人的命運。”

摩羅非常認可國家最近幾年在農村政策上的調整：2006年取消農業稅；2007年，摩羅的江西老家萬家灣村開展了農村合作醫療，最近幾年還要搞養老保險。“我覺得他們確實是在做事，把這個不平衡的分配機制調一點到底層人民身上。所以我對政府的批評態度不像大多數知識分子那樣激烈。”

爭議摩羅

從2008年開始，摩羅對文化權力研究產生了興趣，這是他研究西方殖民史后的延伸。在這一階段，他寫了五六萬字的思想隨筆，后來經過擴充，變成了《中國站起來》里的主要內容。2010年新書發表時，不少老朋友質疑他的轉變，甚至宣布和他絕交。最初，摩羅還鄭重其事地在博客上發文——“回復以《中國站起來》與我絕交者”。現在他說自己特別理解他們，“每個人對這個社會的訴求不一樣。他們知道我在為誰說話，所以打壓這種聲音。他們做得對，當然我也做得對。”

盡管摩羅認為自己的轉變是極其自然的過程，但面對中國問題有不同回答和立場的知識分子，未必都理解。

摯友蕭瀚曾試圖理解摩羅的轉變。他寫道，“摩羅是我遇到的人里最真誠的一個。他是真誠地認為自己觀點正確，才寫出了這種語無倫次的文章。”但他也批評摩羅的知識結構中缺乏堅實的社會科學。“看問題、分析問題時常常只能從感性出發，而難以用理性的邏輯工具分析問題。..在涉及社會學、政治學等公共生活秩序問題方面的研究，至今依然十分幼稚..”

就連和摩羅頗為投緣的祝東力也不完全贊同他的觀點。“歷史上，西方除了殖民征服之外，也有傳播技術文明的一面。我們不能把80年代的啟蒙主義全都拋棄，好像一點價值都沒有。”但他對摩羅很欣賞——“他是個熱血漢子，說話、做事有擔當。”

祝東力還記得自己第一次見到摩羅時的場景。“2010年9月，我們單位評職稱。摩羅自我陳述時說，他這幾年一直在做系統清理殖民主義文化的工作。”祝東力說，“這種場合一般人都只說說純學術、純業務上的事兒。摩羅這樣講，一是他有思想，二是他有個性。他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他在公開和私下各種場合，好像都沒什么區別。”

人品好同樣是孔慶東對摩羅的評價。《中國不高興》出版時，摩羅多年的好友，曾經同為“黑馬文叢”作者的孔慶東欣然為其撰寫書評。“我是同情勞動人民，而摩羅就是勞動人民。摩羅始終為底層人民說話，他沒有變。”孔慶東說，“那些和摩羅斷交的朋友從來都沒理解他。”

如今，到了“五十知天命”的摩羅，開始活得通透了。他從不與微博上罵他的人爭論，也不喜歡參加社會活動，覺得這樣就成了“活動家”。不過，近期他打算去貴州參加一個活動。“因為行程中安排了遵義。”摩羅告訴記者，“我準備寫《毛澤東傳》，去遵義拍點照片收集資料。”

“這是個很浩大的工程吧？”妻子楊帆問他。

“我是把毛放在世界五百年殖民史的背景下去研究，”摩羅說話的聲調明顯變高，“很少人能有我這樣的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