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那年,我十五歲,身高不過1.62,瘦瘦小小,拎一桶水也要喘半天氣。有鑒于此,加上我的學費已經成了問題,于是受家人安排,利用暑假到建筑工地上做小工一個月,一來可以鍛煉鍛煉,二來可以給自己弄點上學的錢。在工地上,經過一再的努力,我終于被安插在一個小組里,組長是我的一個同族的叔叔,三十多歲,很是能干,頗孚工頭們的厚望。組里有五個大工,只有三個小工。每天早上7點,我準時從床上爬起來,一邊啃饅頭,一邊先去和一堆水泥,然后弄到六樓去,再然后去弄一大堆地板磚到上面去,等我把什么都準備好了,大工們才懶洋洋的上來開始干活。開始上工了,五個大工里的四個歸我伺候,剩下的一個小工是組長的小舅子,跟著組長到處轉轉,就算是上班了。從7:30到12:00是上午的上班時間。中午吃了飯,大工們照例睡一覺先,我匆匆忙忙的把工具清洗一邊,就開始準備下午上工需要的料了。下午從1:30到7:00,我不停的跑上跑下,起吊架師傅都說我麻煩了,怎么總是在用,。下了班,別人洗澡吃飯,我還要加班一個小時,擦洗工具,打掃現場,把剩下的東西都清除掉。天陰下雨,別人都趕緊過節一樣的休息下蕩,我一個人在貼了地板磚的樓層里給勾地板磚之間的縫。就這樣,我做了三十天的時候,總算是熬到了頭。臨走的時候,組長叔叔拍著我的脊背說:“孩子啊,我們都是一家人,你還算是待遇不錯的。我們對你也還可以吧?”我趕緊低頭哈腰,連聲說是。我知道,沒讓從頂樓掉下來的水泥袋之類的東西砸著,已經是萬幸了,他們沒用鐵鍬拍我算是我碰上了好人。出了工地,我抱頭鼠竄,倉皇之情,難以名狀。回到家,奶奶一看,臉上除了眼睛里還有水,基本上就剩下骨頭了,連腰也有些挺不直(我至今如此)了,雖然除了學費還賺了一袋化肥,奶奶還是說虧了,早知道這個結果,哪怕是借錢,也不讓我去的。
大二那年,迫于生計,不得不再為馮婦,重操舊業,再去打工。不過,畢竟我好歹也算是混到了城市戶口了,即使打工,也與“鄉下人”不同,這次沒有去做小工,而是到一個快餐廳做服務員。說來奇怪,一起去的人有好幾個,就選了我,別人說是我運氣好,其實我估計是我天生就是打工的命,臉上有這個相。窮人命賤,誰都能看得出來,還很小的時候,奶奶就告訴我這話了。那個店里有七個值班經理,兩個店經理,五個值班經理,員工五十幾個人,我自己也搞不清楚。員工中,打工的學生、效益不好的國有企業職工與專職員工三分天下,各有其一。我們兼職的不算正式職工,無論是工資晉級還是職務晉升,都沒份,有份的就是拼命干活。每個星期的星期二和周末的兩天是我上班的時間。周末還好,周二下午要四點上班,我差不多三點就到那里等著,離上班還有10分鐘的時候,只聽經理站在上面一聲高喊,我們如同戰士聽到總攻命令一般前擁后擠沖到上面去(因為我們是在地下室里休息的)刷卡上班。一般的說,上班不會太忙,但按照規定,服務員是不能站在店里的,一旦被看見,就警告處分一次,這等于我們上兩個小時的辦全都白搭。于是,誰也不敢怠惰,上班時即使只有一個人在餐廳里,也得不停的走來走去。要想休息,只好拖地,因為拖地的時候可以慢慢走,不會挨罵,但拖地也有拖地不好的地方,拖地是不能彎腰的,只能半彎,而且不能讓人看出來拖過的地板上面有水。偶爾我點子高一次,就做一次廚房,廚房里可以忙一陣歇一陣,算是有些調節,所以我們都愿意做廚房,即使累一點也比在大廳里無聊好些。打烊一般從晚上十一點關門開始,計工資的只有一個小時,但誰也不可能一個小時就做完,肯定要做到12點半或者更晚,有時碰上一個變態的值班經理,檢查不能通過,就要重做,就更晚了。一般來說,我肯定是打烊的,因為回家晚,別人都不喜歡,專職員工是經理們的寵兒,自然用不著打烊,我們兼職的人本就很容易打烊,加上我不大聽話,更加需要打烊。打烊完了,回到學校,燈早熄了,門也關了,進不去只好爬墻,我天生運氣不好,每次爬墻都被校警抓到盤問,時間長了都認識了,就告訴了我們輔導員。輔導員警告說,要是不聽話還去打工,那就要給處分了,我只好慢慢淡出來。前后差不多八個月,干活倒不是強度很大,但它能把人拖得沒一點激情,沒一點脾氣。經濟學家門告訴我們,資本主義的好處就在于有獎勵機制,能夠激發人的工作積極性,那純屬胡說,我在那里半年多,沒見過發一點福利,與其說是獎勵激發了工作積極性,倒不如說是誰都害怕被開除。還有人告訴我們資本主義的規則如何公平,在我看來,也是十分可疑,我們上班幾個小時,只要經理一句話,給你一個處分,你今天的工資全部完蛋。打烊能否通過,根本不是看事實,而是看你和值班經理關系如何。那年春節的時候,我不回家,留下打工。除夕之夜,我走在大廳里,看見外面的煙火和街上的行人,想到在遠方的父母,想到才去世的奶奶,不禁黯然神傷。
2
對于我是個“鄉下閑人”這件事,我向來不憚于承認。一個朋友問我有沒有近做,我說沒有,把《自由沉沒的時候,自由主義浮出水面》拿給她看,她看完后對我說了她的感覺:感覺你就好象一個鄉下人在看城里人。那篇文章據說像是一個文學作品,不管這是不是真的,反正是有些人蠻當一回事的爭論了差不多一個多月,還有人說是上了《南方周末》。正人君子們以為我發生了什么思想轉向,實在是誤讀,還是我的朋友知道我的底細,一句話就說出了實質,我這個鄉下人看城市就是這樣的:達官貴人們的香車寶馬衣冠楚楚全都與我無關,在城市喧嘩的聲音里,我總能聽見窮人的呻吟,在豪華的超市附近,我總能看見乞討者的無助,在“天下太平”的“半張臉的神話”背后,我總想起父母鄉親,在“1970年代”吵嚷著浮出水面時,我總會懷念那些如今不知在什么地方做小工或者在家“修地球”的高中同學們……是的,我這個鄉下人,城市里的繁華、喧囂與我無關,闊人們的調情做作與我無關,我在這個世界上所能看見的只有“窮人”們的無奈、痛苦、掙扎和被遺忘。
一個畢業后去廣州的朋友告訴我,以前我們都以為廣東很發達,經濟發展這么快,工資水平應該不錯,可他到了那里才發現:十多年來,工人們的工資一直都沒長,長了的只有物價和生存費用以及子女教育的費用。我在深圳那個據說是中國這個社會主義堡壘里的資本主義飛地里看到的也和他差不多,我穿過整潔漂亮的樓房,看見的是民工擁擠不堪的住房,骯臟而混亂的生活。同去的朋友站在從深圳回去的火車上告訴我:“深圳可真是現代化啊”!我知道,我也承認,深圳確實很發達,很漂亮,但這漂亮與我們無關,屬于我們的是漂亮背后的骯臟、擁擠和混亂。這是窮人的宿命。
還有個朋友告訴我,小餐館的服務員們每過三個月都要換一批。原因很簡單,因為用工方在招工時就說的很清楚,每個新進的員工都要有三個月的“試用期”,三個月后再簽定勞動合同。試用期與正式簽約后的工資之間有一個差額,用工方每三個月換一批服務員,就可以賺到一個差價。這些服務員們大多都是鄉下來的小姑娘,在城里無依無靠,也沒有辦法,被人家趕出來,只好另找工作,毫無辦法。是啊,她們能怎么樣?她們能找到法律保護嗎?法律不過是富人們的玩具、名人的武器,要是她們能付得起使用法律所需要的費用,她們也許就不用打工了,她們要是知道法律是怎么規定的,她們的工作或許就不是服務員了。作為一個曾經在大學里混過法學文憑的人,法律的高貴和不可企及時常讓我懷疑自己上大學是不是就是為了以后忽略窮人?
正人君子大人先生們對此自然可以把這些問題的出現層曾推進到政治改革之類高不可及的高度,但我想,首先應該譴責中國的資本家們的喪良心。即使民主、自由、憲政了、打工妹們依然還是要在城市里無望的徘徊,民工們的生活依然在漂亮的高樓大廈背后,他們會貧窮依然。同樣的,我不相信那種打著“革命”口號的“左派”人士們能夠為他們帶來什么,即使人民民主專政,即使毛主席再生,他們生活唯一的顏色仍舊是貧窮。
我只相信:興,百姓苦;亡,百姓苦。任何政治口號都不應回避下層社會的現實利益訴求,那些打著“中產階級”口號要求什么民主的人只能讓我感到惡心,那些強奸“人民”名義的人說的什么胡話在我,不過是小資們的刪情表演,或者是憤青們無聊的故做憤怒。對于那種高喊著“民族”的故做張揚和極端,我只能報以鄙夷。
3
我在杭州的生活單調而無聊,上班、下班、吃飯、睡覺、天天如此。好在有單位里的電腦可供我用一用,雖說大媽們時有煩言,總還算是能讓我一點,我也就時常在論壇里發些無聊的議論。后來居然有人說,我也算是“名人”了。對此,我哭笑不得。有人說在網上發議論的人表現了他們的社會關懷,在我的體驗里,這不過是和把賣淫叫做體驗生活一樣的“美其名曰”罷了。
無聊的日子,只有無聊的過。于是,我逛書店,淘舊書。一次偶然的機會,我看到了一個讓我觸目驚心的標題:《你為什么是窮人?》。是啊,我為什么是窮人?我本愚鈍,不知道什么大道理,許多顯赫而紅火的學問我一點都搞不清楚。我問自己“你為什么是窮人”的結果就是《與窮人站在一邊》。坦率說,那不過是一篇不足掛齒的散文而已,頂多表明了我自己的個人立場。我想,作為一個“自由個體”,我的選擇應當是沒有什么問題的。結果卻引發了一場“大辯論”,眾多的正人君子大人先生們以為我在挑撥這個“和諧而美好”的太平盛世里的窮人與富人的關系,于是引起“公憤”和眾多聲討。甚至有朋友告訴我,這個題目已經成了據說是中國“新聞良心”的《南方周末》的排行榜,一時之間,儼然成為事件。
如今的時代,“我是貧農我怕誰”的邏輯早已是昨日黃花,“半張臉的神話”之下,下崗工人的無奈與農民的艱難生計都不過成了“轉型期的必要代價”。一個朋友以發現了真理似的口吻告訴我:“這個世界上永恒不變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窮階級與富階級的對立。”他還告訴我:你想改變這個規律嗎?不可能!當然,這樣赤裸裸的說法在愛好清潔的正人君子們看來未免太過不雅觀,于是有了堂皇的經濟學帝國主義的全新解釋:這是勞動分工的結果,也是資源有限的結果。我本無知,哪里能反駁如此“科學”的結論,更何況那還有許多讓人眼花繚亂的數學公式幫忙了。
是啊,我不過是紜紜眾生中最不起眼的一個,眾多爬行在鋼筋水泥世界里的蚯蚓中無名的一個,馬克思、毛澤東他們這樣偉大的人物尚且不能撼動這永恒的真理半分,更何況我了。于是,我只有妥協,承認,忍耐,順從與適應。
4
甘陽曾經懷疑自由主義是貴族主義的,結果引起強烈反應,惹來一身臭名,連博士沒畢業的老底都給人家揭了。現在,還是人家從自由主義社會里來的的人敢說話。一位知名經濟學家在浙江大學發表演講時,一個學生滿懷熱誠的問:你也認為腐敗是社會轉型必不可少的代價嗎?經濟學家脫口而出:當然!在一個社會從由權力安排序列向由財富安排序列的社會的時代,這是不可避免的。現在需要做的就是怎么把這個成本降低到最低點。
呵呵,真是“賊不打三年自招”。那么多國內的徒子徒孫為自由主義百般辯護剖白的時候,人家一句話就全都給打發了。經濟學家的話表明:現在的中國不過是在“由以權力安排社會序列向以財富安排序列的社會轉型”。原來根本不是向一個平等,民主,自由的社會轉型,而是向“以財富安排社會序列的社會轉變”。怪不得一說到“窮人的權利”就有人暴跳如雷呢。
我不時的就會想起了那句古老的話,想起了就忍不住要說: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對于那些無望的掙扎在這個富人世界里的窮人們來說,“以權力安排社會序列”與“以財富安排社會序列”又有什么分別?不過是“城頭變幻大王旗”罷了,無論怎么變,他們也還是在最底層。換來換去,他們也都還是“歷史之外”的人。“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換了的不過是“朱門”上的名姓,他們的命運依然不會改變。名人的話:“中國歷史向來只有兩個時代,一個是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一個是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真不愧是懂中國人的人之一。即使如今換了民主、自由的旗號,奴隸們的命運依然不過是奴隸。
懂中國人的人還有一個:毛澤東。當然,在如今這個革命已被“告別”的時代里,毛澤東已經成為被妖魔化的對象。人們拋棄他的時候,他的許多話也被拋棄了。可是,如今再回頭去看,原來他沒說錯: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也怪不得農民要上訪,下崗工人要游行,原來都是沒辦法的辦法。
5
1999年夏天,我和一個朋友一起去家在湖北的同學家閑逛。去時因為天太熱,我們都只穿了短褲T恤,到回來時因為汽車上人太多太擁擠,所以出了一身汗;之當時京珠高速公路正在修建,路上一路灰塵。這樣,身上就像和泥一樣,臟兮兮的。到了武漢,剛好沒錢,而銀行卻中午下班,只好坐在銀行前面的臺階上等銀行開門。我倆正坐在地上百無聊賴的吃水果的時候,一個保安走過來,對我們說:“喂,走遠一點,不要坐在這兒!”我們問為什么,他手指著旁邊的一家酒店說道:“我們這是高級賓館。衣冠不整,恕不接待。”說完他又指著一個牌子讓我們看,我們一看,還果不其然。當時我以為只有武漢這樣的地方有這種規定,回去了當奇聞給朋友講,朋友笑我太無知,說:“你去看看,如今的高級賓館,哪一家門口沒有這樣的牌子?”
后來,我又在許多地方發現類似的牌子。不僅高級賓館,甚至購物場所也一樣規定。有一年夏天,我穿著拖鞋,要進一個商場的時候,就被保安擋了回來,理由也是“衣冠不整,恕不接待”。 “華人與狗不得入內”是小時候看的連環畫上的故事了,如今再說起來,已經不算奇聞,看來現在流行的是“窮人與狗不得入內”。
是啊,這是一個“中產階級時代”,人們喜歡看到的是大腹便便、西裝革履的中產階級的那半張臉,窮人被天然的遮蔽與拒絕。不僅高檔場所,歷史敘述也一樣拒絕他們進入視野。他們的呻吟、掙扎都在歷史之外,歷史只會記住那些大人物,無名的小人物們的命運注定了只有被遺忘。人們寧愿把淚水灑在煽情電影和做秀報道面前,也不肯分給身邊的窮人們一丁點,《泰坦尼克》式的無聊故事可以讓只有半張臉的的人們悲痛欲絕,身邊的窮人的苦痛與掙扎卻換不回半點同情與幫助。
中學時,一位老師給我講了一個故事,剛上任的民國總統孫中山滿心以為自己從此可以解救天下所有窮人了,在他去爬山時讓秘書盡可能的多帶了錢,可他從山腳下一直發到山頂,窮人們還是在源源不斷的向他伸出手來要錢。老師問我,總統都做不到的事,你能做到嗎?你有多少錢?確實,我沒多少錢,甚至連自己的家人也無法幫助,更談不上去做什么布施活動了。但是,我知道,我也無法讓自己在他們面前背過臉去,也不可能“與富人站在一邊”,更不會為“中產階級時代”的到來歡欣鼓舞,因為那是別人的事,是“中產階級”與正人君子們的事,與我無關。
我走在城市繁華的背后,走在曖昧的路燈燈光背后,和窮人們站在一邊。
2003年2月8日與窮人站在一邊
我是窮人,雖然我一直都知道這一點,但是卻從來沒考慮過“我為什么是窮人”這個問題。直到星期天我在書攤上看見一本叫做《你為什么是窮人》的書,我才猛然間意識到,原來,這也是個問題。
是啊,我為什么是窮人?
一 為什么是窮人
我父親給我講過一個已經逝去的光榮的故事。最早的時候,我們家族是一個很大的家族,所有的人都住在一起。差不多在清朝的時候,因為我家的這支只有一個寡婦帶著一個小孩子,他們就想他們這樣的人總要有人照顧,不如分家算了。于是,祖先的家產被分為兩半,條件稍微好的一半歸他們,而剩下的稍微差一點的則歸了我家。在后來的歲月里,我家一直人丁不旺,幾代單傳,所有的家產都屬于我家;而另分的一家一直人丁興旺,差不多每一代都要經歷一次分家,幾乎每次都是把一份財產分成兩個或三個甚至更多。財產數量不變,可是享用的人數卻變了。到民國的時候,我家還是一家人守著一份財產,而另外的一份已經成了許多小份,加上有些不肖子孫有些不好的毛病,難以過活,只好典賣土地,而當時能買得起的只有我家,于是,他們成了窮人,而我家則成了當時的富人。由此繼續下去,由于他們本身的基本生存已經受到威脅,當然就談不到有什么教育之類的投入,于是在繼續下來的一代人中,他們就繼續做窮人。1949年以后,貧下中農成了國家的主人,我家當然也只好倒霉,每況愈下。但是,在傳統上畢竟還是有些區別,我家就明顯比其他族人更加重視教育投入。當然,如今這已不是什么高明之舉了,當我還在大學里到處逛蕩的時候,人家已經掙夠了錢,翻修房子,準備結婚了。
有本書的題目叫《窮爸爸、富爸爸》。
比較理想的說法當然是人活著得靠自己,靠天靠父母不算是好漢。可惜現實不是這樣。以正常情況來看,比如我們畢業就業時,各自所處的環境就明顯不同,老爸有錢的人可以隨心所欲的找一個工作而不必擔心別的什么,但我們這種鄉下來的窮人就必須考慮到底線,因為我們在城市里沒有任何其他基礎,所有的東西都得從一窮二白開始。如果考慮到目前中國權錢往往勾結的情況,有些人有錢的時候也大多有權,找的工作相對來說就能好一點,而我們這些完全靠自己的人就不得不在一個比較低的起點上開始。以現在論,那些當初有父母靠的人明顯就比我們這些無所依靠的人的處境好很多,而且我們還得考慮一些在別人早已不成為問題的問題,比如還債,養家糊口之類。
剛進大學那陣子,以為老子天下第一,誰也不放在眼里,更別說那些走后門進來的人了,我連跟他們說話都不拿正眼看他們。可慢慢就發現了,人家享有的許多資源要比我們好很多,也就不敢那么狂妄了。高中時,一位老師告訴我們:“要成為貴族,必須經歷三代人,第一代積累金錢,第二代積累教養,第三代的時候就可以勉強有些貴族的氣質了。”當初不大相信,比如我就覺得我與眾不同,氣質上比別人要優越些。現在看來,那時不過是狂妄罷了,哪里是什么氣質?自己不幸沒遇到個好老爸,現在后悔、埋怨都沒用了,只希望自己能多多掙錢,日后給兒子打個好基礎吧。一位叔叔是個中學老師,工資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我就覺得奇怪,問他干嗎這樣虐待自己,他總說要給兒子做準備。當時想他也想得太多了,兒子難道不知道給自己掙?現在自己也這么想了,才知道他是多么遠見卓識。
二 貧窮是一種罪惡?
有一陣子,全國人民都以窮為榮,越是窮就越是受到政府的尊重,越是“根正苗紅”。我家那時雖然已經敗落,與其他人無異,可是還是被劃了個上中農,于是只好全家人都跟著倒霉。伯伯叔叔們上學的時候不得與其他人一樣坐板凳,得爬在土臺子上,直到姑姑上學都還是這樣,動不動一有革命活動,還要作為教育典型被提拎到臺上去。就是這樣,五叔性子急,耐不住人家欺負,最后與老師一頓吵就回家了——當然,這樣的故事不同的人講出來效果是不一樣的,有的人講出來就成了 “帝國主義夾著尾巴逃跑了”,而在我家則是教育我們做人要有骨氣的事例。
到我上中學的時候,以是1994年,那時學校給我們建立檔案,上面有一欄是家庭成分,我就不敢亂填,看人家寫什么我也寫什么,生怕會被人家看不起。不過,事實證明,我的擔心是多余的。那時,不管我填什么,我也是個當然的貧下中農,要是有個地主上中農之類的祖先已是不小的榮耀,我沒這個榮幸。
現在有種聲音似乎特別響亮:“無恒產者無恒心”,窮人是最不講信用、沒道德的。看起來,貧窮現在又成了一種罪惡。曾經被奉為“歷史進步的主要動力”的農民運動現在成了學者們筆下的“流民文化”、“暴民運動”,從斯巴達克到普加喬夫、從陳勝吳廣到洪秀全和太平天國概莫能外,更不用說有血債的李自成、張獻忠了。不但李闖王砍了福王是一種罪,國民公會把路易十六送上斷頭臺更是莫大的錯誤。
自然,能有人 “撫哭叛徒”是魯迅先生這樣偉大的人物所期盼了很久的 ,沒想到今天還真的“東風壓倒西風”了。不過,要是總這樣“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誰能保證不會“風水輪流轉,今年到我家”?既然今天能“東風壓倒西風”,說不定有一天就“西風壓倒東風”了。要想不被翻過來,除非能現在跳出“東風”、“西風”這樣的思維方式,也不要去壓倒,不要隨意指責窮人,要知道“三軍可以奪其帥也,匹夫不可奪其志”!
三 與窮人站在一邊
1990年代,不知道怎么,民間突然就成了個香餑餑,都搶著爭著說自己是民間,更有甚者,碰上有人問“底層在哪兒”,他就大言不慚的說“我就是底層”。當然,我看見這些話都是在報紙和書上,要是真的是“底層”,你還能這么吃香?誰采訪你干嗎?比方說,有人去火車站采訪過那些“影響城市形象”的乞丐們嗎?你是底層,他們是什么?
畢業了,大家都要各奔前程了,有人要去做銀行職員,有人要去政府部門,有人要去企業打工……總之,可以預見的將來,他們都將成為不折不扣的中產階級,有自己的漂亮的房子,有一個不一定漂亮但一定上過大學的妻子,每天西裝革履領帶飄飄的在城市的大樓里來來去去,下班了就去茶館酒吧里坐坐……我知道,即使與我一樣來自農村的同學,他們也將會適應這種生活,苦難會離他們越來越遠,激情將要退去,若干年后,他們會像現在的城里人看他們一樣的目光去看從鄉下來看望他們的親戚朋友。走出這一步,生活將會越來越美好,真可謂是“前程似錦”了。
我們決定喝最后一次酒——散伙酒。我們沒有人像有些人那樣痛哭流涕,沒有摔碟子摔酒瓶,我們像平時在一起一樣聊天磕瓜子,等到夜漸漸深了,喝酒的人嚷嚷的人都已經少了,世界開始安靜下來了,一個同學端著酒杯站起來說:“好,喝吧,喝了準備上路。”
我也拿起酒杯,環視了一下這些人,我知道,明天他們都將遠去,以后相逢時,我們再不會像現在這樣無猜無忌了,有話就趁現在說吧。我突然說:“弟兄們。不管走哪兒,不管我們以后有沒有錢,都請記住我的話:與窮人站在一邊。”
這話使我在一本書上看來的,不過是在書店里翻了一下罷了,我就記住了,連我自己都奇怪自己的記憶力為什么這么好。
他們好象覺得很驚訝,就開始仰起脖子喝酒。喝完了各自回去睡覺。
窮?將成為過去!與窮人站在一邊?我為什么要聽你的!
我想,他們是這樣想的。
于是,我一個人上路,到一個沒人認識我的地方去。
2002年10月17日寫于杭州
窮人的希望?
1
朋友在電話里告訴我,他要下崗了。
高一那年,我們正忙著準備會考的時候,他滿心歡喜的告訴我們,他父親要退休了,按照政策,他可以頂班,接替父親的工作,就被招工去了工廠。其后的幾年里,雖然那個工廠基本上不開工,他也不用怎么上班,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外面打工或者干點別的什么。兩年前的夏天,他告訴我,他要結婚了。去年冬天一個大雪憤飛的日子,他又告訴我,他有兒子了,可誰也沒想到,他又一次告訴我的居然是他要下崗了。
杭州的春天不知為什么還是這樣冷,我一個人蜷縮在床上,百無聊賴的翻著書,他的消息讓我吃驚,卻似乎又覺得很合理:他事實上早就下崗了,甚至他還沒上崗就已經下崗了。我默然無語,能說什么呢?這個時代里有多少人都下崗了,比他年齡大的人也都下了,他們早都過了再找工作或學習的年齡了,還不是一樣下崗?他又有什么,大不了還可以出來打工,現在誰不是打工的?
他的語氣里似乎有些無奈,又有些黯然,說不出的傷感縈繞在我心里。因為我不知道他未來的路在哪里,他把這個消息告訴親人時,親人們會是什么反應,畢竟,有這個雖然不發工資的工作,他多少也算是個公家人,以后就得什么都靠自己了。
無數次聽過《從頭再來》這首歌,可每次聽的時候都覺得心頭有些涼颼颼的,很緊。那是一種感動吧。在這個廣告泛濫著的時代里,我們每天都要面對這些信息垃圾,無法逃避,可只有那些下崗工人的景況讓我真正的有些感觸,能矚目一下。勞動在這個世界上越來越不值錢了,流行的概念是資本,比起“阿堵物”來,資本似乎顯得更讓人覺得可怖,因為它操縱起人的命運來更加無情卻又“合理”。
有朋友說:“我靠自己的勞動生活,我不是窮人。”是啊,誰愿意承認自己是窮人?只是可惜啊,勞動似乎越來越不能養活他們卑微的生活了。她一個月的工資只有500塊錢,在材大氣粗、如今又正忙著參政的“民營企業家”們眼里,這個數字不過是請人吃一次飯的錢,而她卻要靠這點錢生活一個月,柴米油鹽,哪個不要錢,可這是沒辦法的事情,誰讓她家里沒有當管的,沒有人成為“民營企業家”呢?上帝安排她降生在一個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家庭,這些看起來似乎都是那么合理,讓人無法反駁,任何質疑都顯得很多余。她下崗的母親如今只能靠給人做飯生活,她自己初中畢業就不得不讀中專。當她新找到一個工作時,簽約所需要的證件里居然有一個就是“失業證”,我笑她還沒就業過,哪里來的失業證?可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母親下崗女失業,老爸中產兒小資”,這是多么合理的事情!
2
傳說,如今中國到了這步田地,不因為別的,就因為中國沒有強大的“中產階級”。有人熱心的四處打聽“民營企業家”們最新的政治動向,看是不是哪個老板又“進去”了,哪個老板如今又在媒體上只露出半張臉,說了什么驚天動地的豪言壯語,哪個老板又成了中央委員什么的,似乎“民營企業家”真的就是我們的救主,只要他們也參政了,我們的生活就有了希望了似的。只是我有些懷疑,這是不是有些人的一相情愿,你難道看不出,“民營企業家”們與達官貴人們在一起時得意的樣子,難道不知道如今的“民營企業家”都與政府關系不錯,有些人還經常與官員們一起打高爾夫球?他們難道真的會掉轉頭來支持你的地下民主運動,會來拯救社會?除了趕緊用憲法保護他們不知道從哪里弄來的“私有財產”之外,難道他們還有什么更深層的要求?
不過,我們的文人學士們可不管這些,不管“民營企業家”們怎樣用白眼翻他們,他們還是一往情深的贊美著、涂抹著露出來的那半張臉的中產階級。不要說別的,只要看看我們的作家們1990年代以來的作品中的場景和電視劇的背景就足夠了,“中產階級”們總是那樣衣冠楚楚、一副紳士派頭,甚至連做愛都顯得是那么的有力,從鏡頭前走過的民工和體力勞動者們的身影總是那樣單薄、齷齪、賊眉鼠眼,讓人一看就不放心,保不準哪天他就要來搶劫了似的。也因此,難怪我們可愛而固執的評論家迫不及待的就把這個時代命名為“中產階級時代”,文學、藝術作品里滿眼都是中產階級身強力壯的身影,不是中產階級時代,又是什么?
照報紙上的說法,2002年媒體上唯一一個臭了大街的詞兒不是別的,就是小資。君不見,連罵人現在都流行“你才小資呢,你們全家都小資”!網上的調查中更是有人放言:兄弟,你還小資呢?我都中產了!看這樣子,不叫中產階級時代還真是不行了,套句富人們喜歡的話說,這叫時尚,要不就太落伍了。
據說,北京申辦奧運會成功后,有人站在高樓大廈的玻璃窗后,看著在長安街上狂歡慶祝的人說:這是咱哥們的事,跟他們有什么關系?他們干嗎也這么高興!說這話的不知道是哪個級別的“領導”,雖然赤裸了一點,卻也不乏道理,辦奧運會是他們發財的機會來了,關那些傻了吧唧的老百姓們什么事!他們還不是照樣掙自己一個月那1000塊多一點,難道你明天就跟我一樣了?同樣的道理,中產階級時代來不來,關我們這些“下產階級”什么事,“民營企業家”參政了難道我們的生活就好了,明天也和他們一樣開大奔、住豪華酒店、打高爾夫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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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常想起文天祥那句詩: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寥落四周星。不知道是為什么,總是能想起來,也說不清楚這句究竟和自己有什么關系。經歷過大起大落,慷慨悲壯已成往事,當年的狀元丞相如今已成階下囚,想起往事了,傷春悲秋在所難免。“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易經》上的這句話讓他激動了一輩子,也就是所謂的“辛苦遭逢起一經”了,至于“干戈寥落四周星”,我猜想,大概是指悲壯過后的落寞與孤單吧。
作為一個業余寫字的人,能發表一篇文章,自然是件讓人十分高興的事。承蒙《書屋》雜志的祁先生幫助,拙文《反抗革命:晚清憲政改革》終于發表。我把這消息告訴自己的親戚朋友,滿以為他們也很高興,但當他們知道稿費只有那么一點的時候,卻都嘆息,一萬六千字的文章才這么點錢,靠這個生活,你肯定是完蛋了。只有一個那年和我在一個工地上做過工的朋友說:“很不錯了,那年我們出苦力一個月,牛力馬力都用上了,不也才300塊嗎?你寫這幾個字難道比我們當年抱磚頭還累?你才花了多少工夫,知足吧!”
真是迎頭冷水,高興沒幾天就被這樣打擊了。
說起韓毓海,許多人不免沖口而出:“韓毓海,不就是那個不學無術的文學博士嗎?”他的話有好些我都不贊成,尤其他還是個讓如今的清流們惟恐避之不及的“新左派”。不過,他有句話我卻始終不知該如何面對:“改革開放的成就,今天漂亮的柏油馬路、高樓大廈是怎么來的?是那些貪官污吏、達官貴人們投機倒把、炒股票、搓麻將、泡妞泡出出來的嗎?不是,是那些民工用自己的雙手一磚一瓦的壘起來的!”
我不是掠美,也不是鸚鵡學舌揀人家的剩飯,我也確實說過類似的話,結果被人指出,我有民粹傾向。我知道這個詞語在今天的語境中不是個什么褒義詞,尤其是還用了“傾向”這樣曖昧的定性,讓我誠惶誠恐。不過,我倒覺得,如果說今天富人們都可以擔心窮人們有“仇富情結”,為什么窮人不能為自己的付出要求合理的回報?難道自己用手勞動,還要千恩萬謝的感激“民營企業家”們給了我們一個 “被剝削”的機會?難道這是合理的?什么是創造,什么是高級勞動,難道那些整天沒事情干到處吃喝搞關系搞女人就叫有本事,就該比老老實實的勞動著的人們得的多?吃喝、搓麻、泡妞、睡小姐,難道這就是所謂的他們比勞動者們多付出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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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網絡,讓我認識了那么多沒有謀面卻都坦誠的朋友,聽到了更多這個時代里呼吁公正的聲音,知道了這個世界上還有人在持守可貴的良知。有一位善良的朋友說,她家住在一個城市的“高尚住宅區”里。有一次,她下班晚,天正下著大雪。當她打的回到家門口下車的時候,卻看見一些人正佝僂著腰在垃圾堆里揀拾著。她說,她知道,那里的垃圾堆里有很多玻璃渣。天冷的時候手最容易破,只要輕輕一碰都會流血,她坐在車上都冷得受不了。她問自己,難道那些揀垃圾的人不怕冷?如果他們的手碰到了玻璃渣,難道不會破?他們流的血難道不值得一點同情?她是個善良的人,我想,在那一刻,不是煽情造作,她是真的流淚了,為那些人的艱辛的生活。
正如有認識的人嚴肅的告訴我的那樣,“我本一窮人耳,談什么站在窮人這邊”。可我還是堅持,我站在窮人這邊。有人以為,我要鼓動窮人造反,或者是要讓人都當窮人。就有人勸我,要好好生活,努力的工作,多賺點錢,先讓自己變成富人再說。據說,這就是我這個“窮人的希望”。不過,我想知道,我成了富人之后呢?那些剩下來的窮人呢?要知道,我好歹也算是在大學里混過幾年,他們呢,什么都沒有,他們的希望是什么?他們的希望在哪兒?好好生活,努力工作,這能給他們希望嗎?先賢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今賢認為這不對,應該改成“窮則兼濟天下,達則獨善其身”。當我們都飛黃騰達了,坐在咖啡館冒充小資的時候,那些眼神里閃爍了驚慌的服務生站在我們面前時,除了吆五喝六,誰給過一點人格上的尊重?當民工臟兮兮的走過我們身邊時,誰不擔心自己的衣裳沾上他們身上的塵垢?當自由主義者們在論壇上義正詞嚴的發表宏論的時候,捫心自問,誰不擔心在門前修下水道的民工偷走自己晾在外面的衣服?
難道這就是所謂的“窮人的希望”?這究竟是“我這個窮人的希望”,還是“窮人的希望”?他們的希望到底在哪里?難道真的是在“希望的田野上”?
2003年3月12日寫于杭州
我們生活中的饑餓
1 失業后的生活平淡如白開水,波瀾無驚。憤怒已不復再,未來尚須時間,一切都在平靜中打發著時光,我的生命也隨著我的失業一起暗淡了下來。朋友說,你還真是個無產階級雇工。再回頭想來,去年有人說的“淚眼看人?不就是那個不得志的小職員嗎”這樣的話居然也讓我覺得有些像是安慰。 曾經在讀元曲的時候深為那些漁樵理想感動,以為只要有個合適的條件,自己就可以靜下心來老老實實的晨鐘暮鼓的過日子了。如今看來,確實這種想法于我太奢侈了。 日子一天天的在電腦里消耗,朋友處來的消息一個比一個讓人沮喪,所能做的也只有安安靜靜的讀書了。既然我的文字已被人定性為煽情、毫無內容、了無意義,那就不如索性沉靜下來,老老實實的讀書吧,不要寫讓人厭惡的文字了。什么左派的臭名,什么自由的念想,都漸漸遙遠起來了,若不是碰到什么事,大概我真的就要這樣“安心”下來了罷? 然而惡因既在自己的內心,就難保隨時跑出來。朋友叫我,去爬山吧。天氣并不很好。正是臺風的時期,一陣一陣的下雨,不大不小,空氣又沉悶,我有些不大愿意去,卻終究沒有能耐住他說有本書的獎勵的誘惑,于是去了。 雨中的山色一片灰暗,并不好看。三個人走在一起,其實就是聊天。天空還闊的胡亂扯淡,也沒什么主題,大不了是我們已經爭辯了無數次了的資本主義、我到底是什么派一類。下了山,天色尚早,就趁機會聊了一陣。他突然問我,李思怡的事情你知道嗎?我愕然不知所謂。于是他才講了。 我們的時代,悲慘已成貴人宴席上的佐酒之物,貧困不過是閑人們的談笑之資,感動已經變成了奢侈而遙遠的記憶。還有誰會感動呢?孫志剛的死去終于引起了轟動性的效應,一項拖延已久的政策終于被廢除,然而卻并未引起人們更深刻的思考,多的倒是“換位思考”的沖動。固然,從學理上說,這樣的說法也不無道理,可是,難道學理可以不顧現實,可以無視良知?在良心與學理面前,難道人們表現出來的憤怒與沖動果真只是“知識分子的道德清議”?既然都漸漸的退熱了,那就不再追究了吧,畢竟我不是魯迅,沒有資格“一個也不寬容”,更何況,我現在不過是個民工,又有什么資格去反駁一個“青年學者”呢?照某些人的說法,我算是那種需要被“啟蒙”的人,得等待著別人來拯救。只是我想知道,假若只是一個普通的民工,假若孫志剛不是大學生,還會有這么多的憤怒嗎,還會引起如此強烈的關注嗎?再換一個想法,假若孫志剛不是被警察打死,而是被一群流氓打死,還會有人如此關注嗎? 假設只是假設,我們的生活還是得靠真實。雖然我在無聊之中天天上網度日,卻把大多數時間都花在了與朋友談玄、在網上搜索一些自己有興趣的文章上面,卻并沒有關注太多的社會事件——一個民工有什么資格去憂國憂民呢?論壇上吵得沸沸揚揚的劉曉慶出獄、劉涌案我終究未置一辭,甚至連新聞頻道,我也沒有瀏覽的習慣。朋友說,一個三歲的小女孩,她母親因為小罪被警察抓了起來,母親哀求說,她的小孩沒人照看,希望能回去料理一下,卻被拒絕了。過了十多天之后,當鄰居聞見死尸的臭味再報警窗如的時候,孩子已成尸體,只有孩子稚嫩的小手抓扒留下的痕跡還在門上。 朋友很憤怒。他說,他已經與另外的一些朋友(他說的是他的朋友,我在這里并沒說是“我的朋友”)通過氣了,他們準備搞一個活動,以紀念這個孩子。我不知道他們這樣做到底是為了向誰表示抗議,而我想到的卻是更加遙遠的事情:為什么警察沒有同情那位母親?也許,警察們會辯解說,他們這樣做是不徇情枉法,也許會被另外的人們贊為法大于情的法制的忠誠衛士。 有人正在旁邊說,這種事情多的是,只不過現在的輿論環境比以前好了,所以能讓更多的人知道了而已。我們能知道說明了我們社會的進步?也許是吧,真的我們的社會都進步了,不是都21世紀了嗎?我們生活在新時代里呢! 2 杭州的房子特別貴,對一個民工來說,真的租不起。托一個朋友的面子,我終于找到了一個小小的像停車庫似的房子。一排有四家人,左邊的一家是一位江蘇農村來的中年人,帶著兒子。兒子在隔壁的醫院里做保安,每天晚上上夜班,他自己則在醫院里收些廢棄了的紙板去賣。右邊的兩家是江西來的,他們在菜場里賣魚,有個人來了已經八年了,兒子今年上小學,也在杭州讀了。無聊的時候,我常坐在院子里抽煙,借著房間里射出的燈光看書。他們也坐在院子里,有時實在太熱,干脆就在院子里放一個躺椅,睡在上面。我曾私下對朋友說,與他們聊天實在比坐在酒吧茶館或是高級酒店里更讓我能暢所欲言,更感覺舒坦。在他們平凡的生活里,我卻常常能體味到他們自有的幸福,不因為又掙了多少錢,不因為又升了職稱長了工資,只是一家人坐在月下聊天。而這樣的幸福于我,已經越來越遙遠,越來越奢侈。 對門是一棟老房子。青灰的磚瓦,格局有些老派。別的我不大懂,只見得前面兩個浮雕像不是俗物。聽別人說,民國時候,這個房子里住的好象就是浙江省的什么省主席一類的高官。鄰居有進去過的,說是里面很大,我看著卻并不大,大概是很深吧。去年春節以后,突然來了一群人敲敲打打的弄了能有一個月,終于搬來了一些人住在里面。清一色的年輕女孩子,大概都是二十歲左右,是附近的一個星級酒店的服務員們。起初也有幾個男生,其中一個還跟我下過幾盤棋。閑聊中得知,他們工作很辛苦。那時的員工不夠,他們就拿著一個月五、六百的工資每天上班十二個小時以上。我問他有沒有加班費,他一臉的茫然,恍惚這是火星人問的話。時常聽見有人稱贊“浙江模式”如何如何,其實,只有那些“民營企業”里的勞動者們才知道究竟怎么回事,超長時間勞動,工作條件惡劣,工資水平低,在浙江已是家常便飯,不足為奇的事情了。 有時晚上無聊,就買瓶啤酒坐在院子里一個人喝,心也隨著天上的星星閃閃爍爍,不知道想到的都是什么,偶爾就跟鄰居聊起他們賣魚的收入與種地的比較一類。有人號召做社會調查,其實對我來說,無須一本正經的下鄉去調查,只須坐在院子里跟他們聊了就行了。他們的歡樂、艱難就都知道了。鄰居的弟弟在另一個稍微遠些的酒店里做事,也經常跟他下棋聊天。他壓底了聲音悄悄跟我說,你知道那些女孩子是干什么的嗎?就是妓女! 我一陣愕然。想起了妹妹。她也跟這些姑娘們一樣大,倘若她也來城市里討生活打工呢,是不是也要這樣?是不是也要被人看成“妓女”?二十歲啊,正是天真、單純的年級,大學里這個年級的女生們正穿得漂漂亮亮,背著書包,和男生牽著手并排走呢,而她們的青春卻是這樣。然而她們似乎并不知道自己的青春正在被別人竊取,都很開心。時常能見到她們在外面的小店里買了水果,三三兩兩的牽著手走在一起,在樓上大聲的說說笑笑,在樓下的傳達室里看《還珠格格3》,一切似乎都很平常。有朋友說,他把這個當成一種職業,所以沒有道德評價的態度。是啊,這也是職業,有人的職業是主宰別人的命運,有人的職業卻只能是出賣勞動力,而她們,出賣的是自己的青春和身體。 日子平平淡淡的過,我心里那個“她們真的很快樂嗎”的問題越來越遠,再也不能激動起來了。有時我坐在門口看書,她們就在樓上坐著聊天,也許在她們眼里,比她們大不了太多的我還是個老冬烘也不一定。各人有各人的活法,窮有窮開心,富有富過法。這是一個朋友的話,那就當這也是她們的生活吧,我再憤怒又能如何? 一個人過本該家人團聚的中秋節,在我已是平常的事。我照例買了兩瓶啤酒,坐在院子里邊喝邊看著天上并不存在的月亮,想著自己曾經寫下的那些酸溜溜的詩,節日就這樣過去了。卻沒想到,第二天一早,我剛才起床,就看見幾個姑娘相互摻扶著進來了,手捧著肚子,不時的聽見她們在上面嘔吐的聲音。我有些詫異。鄰居悄悄告訴我,她們工作的酒店里昨天晚上給她們吃螃蟹中毒了,有二十多個人。酒店的管理層怕影響名聲,就不讓張揚,把她們從附近的醫院里抓將回來,都關起來了。 我說,這是違法的,他們知道不知道的。鄰居笑了笑,違法?他們會害怕法律?你們知識分子(他們是這樣看我的)就是傻,連這都不知道,現在的老板,誰把法律當回事啊? 3 大哥不聽話,一定要去打工,去陜西的小煤礦上挖煤,剛一去那邊就出了事,幸好他命大,沒趕上,就老老實實的回家了。 他個子矮,又瘦又小,單薄得很。大三那年回家。早上我還正睡覺,就聽見有人喊我。趕忙爬起來披了件衣服,他就進來了。比以前更單薄更瘦弱了。我問他今年的情況怎么樣。他說,債又還了三千了。結婚時欠的債,如今孩子都十歲了,是真的該還了,再不還就不象話了。只抽著煙說了一會,他就說得去鎮上上班去了。我問他這大冬天的這么冷,還在干嗎上什么班。他只是笑了笑,沒說什么,就走了。后來才聽五叔說,他在鎮上做蜂窩煤,早上八點開始到晚上八點,自己帶著饅頭吃,很辛苦呢。那次回家并不高興,發生了許多事,都是沒想到的,很快我就走了,之后再不知道他的消息。直到前一陣。 堂弟說打工并不容易,他沒找到工作,所以就回家去了。我問了弟兄們的情況,一個小我三歲的堂弟去了天津,似乎兩年了沒有回過家;大哥去了新疆,也沒回家過年;一個小時候跟我一起玩的朋友大學畢業去了青海,另一個說是要準備考研,借了很多錢帶走了。總之,他回家感覺沒什么人了。是啊,都打工去了,還能有什么人呢? 君子們奇怪我怎么跟“歷史潮流”做對,老是譴責“民營企業”,其實道理很簡單,一個無產階級雇工的兄弟,實在學不會跟在人家屁股后面嚷嚷,給他們保護私有財產也罷,給他們參政的機會也好,在無產階級雇工們說來,都是不相干的事。我們需要的不過是能按時拿到工資,不要在過年的時候坐在樓頂上表演“民工跳樓秀”,家人能夠看到我們沒有缺胳膊少腿的回家,民工還能有什么更高的要求呢?市民社會的事就讓市民操心,中產階級政治就讓中產階級出力,我們無產階級雇工需要的不過是最簡單的東西。 可是事情并不那么簡單。我們的勞動力究竟值多少錢?這是個問題。 4 快十點的時候,一個朋友突然來電話說,他要來我這里。好吧,來就來,好幾個月沒見了,也不知道他的生意做得怎么樣了。 典型的浙江人就是個子不高,瘦,但一眼就能看得出來精明。 我們買了兩瓶啤酒,坐在門口,邊喝邊聊,聊著聊著,就聊到了工資的問題。他說,剛畢業的大學生就值一個月500塊,因為這是市場決定的,勞動力也是商品,得市場定價,市場決定了是500,你給501就是浪費。 我又問他,一個畢業的大學生真的只值500塊嗎?他還是很堅定的點了點頭,說是的。 我突然想起耶穌在山上的故事來。眾人抓住了一個行淫的婦人,就把她抓去見耶穌。眾人都喊著:“砸死她,砸死她!”耶穌低著頭在地上寫字,好半天終于抬起頭來,說:“你們中間誰認為自己是無罪的,就可以用石頭砸這婦人。”眾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都走了。我不知道,要是這個故事擱在今天的中國會是什么樣子。大概會是“眾人”都舉起自己手里道德的石頭去砸那個婦人了吧,既然連“你為什么不懺悔”都說得出來,還有什么說不出來,還有什么不敢做的呢? 有人當著我的面說:“讓別人快樂就是我最大的快樂。”這話說得多好啊,跟共產主義戰士似的。可是他自己卻又說,他手下的員工的工資只有400塊一個月。要是他給他們每人加100塊錢的工資,我想他們一定很快樂,不知道他肯不肯? 我問他的話,他沒有用一分一秒去思考,就給出了答案。是的,無產階級雇工,能有什么資格要求權利呢?加班沒有加班工資,節假日不能休息,超長時間勞動,對于一個“勞動力趨向于無限供給”的國家來說,又算得了什么呢?供給大于需求,當然價格低廉,剛念過兩天經濟學的人都會背這樣的順口溜。可是,我想知道的是,這個供給和需求是怎么產生的?它們之間是否真的是蹺蹺板游戲那樣簡單?這個勞動力市場又是怎么形成的,它一開始的價格又是怎么產生的?為什么廣東那樣號稱高速發展的地方可以十年不給工人加工資,為什么大學生就業的工資要求只能是低于自己的投入的水平,為什么“民營企業家”們面對公眾時可以隱藏掉自己身后的血汗工廠堂皇的裝出一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的樣子? 也許,當經濟學已經成為帝國的時候,我們該回頭去反問他的基本假設了:勞動力真的也是商品嗎?它的價格真的只能由市場決定嗎?甚至我們還要問,既然大學生的回報與投入的正在越來越不成比例,為什么卻依然有那么多人去擠獨木橋? 市場,在今天是一個多么天經地義的借口?用了它的名義,經濟學教授可以要求中文系的人去搞漢字識別軟件,老板們可以毫無愧色的給員工開出一個月400塊的工資,工人們工作了幾十年的企業可以一夜之間被當成“包袱”甩掉,民工在城市的艱難處境可以被“合理”的接受……而這些,我們今天難道還不能回頭去問,市場真的值得我們如此虔誠的膜拜嗎?除了服從市場,真的人就沒有一點可以做的了嗎? 5 沒有朋友的日子雖很清靜,卻不好過。蚊子在房間來回的飛,等待著機會下口,書上的字一排一排的,我的生命也就這樣慢慢的消耗著。看得厭了,我就去大門外,蹲在路邊,抽一根煙,看著來來往往的人們,騎自行車的,開轎車的。街對面的咖啡館終于關門了,不再有昏黃而曖昧的燈光了,再不能看見穿著修長的的白裙的服務員。“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隔壁一家更大、燈光更暗的卻已經開業了。玻璃櫥窗里面的大大笨笨的沙發和臺子,有說有笑的人們,服務員高舉著的盤子,都在燈光中閃爍。我的朋友,我的親人,他們都在哪兒呢,他們是那些侍者嗎?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跟幾個人一起吃飯。大約是五個人,冬天的杭州有些冷,都穿著厚厚的棉衣。圍著一張桌子坐著。小餐館里很熱鬧,服務員很忙,來回的跑著,喊著,應著,我們就在這熱鬧中閑聊,等著我們要的東西。一個女服務員走過來的時候,我們中的一個人忽然對她說了句什么,我現在已經記不清楚了,但是我仍然記得自己當時的憤怒,我能用自己的良心保證,他當時有拿那個女服務員開玩笑的意思。我問他為什么這樣做,但他不承認他有什么不對,旁邊的人也都以為我有毛病,這種小事也要計較。就算是真的,對一個服務員還要那么客氣干嗎呢? 可是我不能這樣認為,我不知道我的兄弟姐妹們什么時候也要做那樣的工作,是否也要面對這樣對自尊的傷害。而我自己,已經經歷過了。在旁人,也許我當時顯得過于神經質,沒必要小題大做。然而我不能,我無法把這些看成平常的事,不因為別的,就因為我的兄弟姐妹說不定日后也要面臨同樣的處境。我今天放縱這種事情,就等于參與了對自己的兄弟姐妹的自尊的侮辱。 常有讀了我的文字的朋友說,很感動,可是我們該怎么做呢?是啊,我們該怎么做呢?我不知道,大事就讓“大人”們操心去吧,我們是“小人”,小事總是能做到的,尊重服務員應該不是太難的事情。可是,憑心自問,誰這樣做過呢?當我們在網上大談特談給農民國民待遇、要求平等的時候,我們可曾平等的對待別人,把那些服務員看成跟我們一樣的人呢?也許君子們不需要這樣做吧,在他們看來,他們是消費者,是上帝,他們去消費就是在幫他們了。然而,在我這樣的民工來說,他們需要的不僅是那點微薄的工錢,更需要別人把他們當成人來看。 6 哀莫大于心死。然而我們今天有“心”的不知道能有幾個人?起碼,我們的同情心我還沒有看出來過。 剛到杭州的時候,西湖邊還沒成建筑工地,還可以去走走。每天晚上,就一個人到湖邊去走走,不為什么,就為了看著那一池平靜的水,也讓自己稍微平靜些。然而那里并不平靜。來往的游人腆著肚子走過,照相機的閃光燈不停的閃爍,天南地北的方言里分明都是闊綽之后的語氣。而那些戴著草帽等待著顧客光臨的船工們卻又瘦又黑,得不時的拉生意。遠處斷橋邊上的燈火連成一串,像是美人的項鏈。而最掃興的卻是那些無奈的人們不時的問我“要不要去開心一下”。他們不知道,我跟他們是一樣的人,根本不是什么老板。 近處有家電影院,每次去書店都要從那里路過。每次路過,都會看見三個女的,濃妝艷抹。兩個年齡稍微大些,大約在三十五歲左右,一個稍微年輕些,估計只有二十多歲吧。每每路過那里,我都看見她們坐在門口等待著別人的光臨。我去書店里看書,從七點到九點,去的時候她們在那里,回來的時候還在那里,我不知道,她們究竟是做成一筆生意了沒有。只有一次,我看見那個年齡大些的似乎在從一個看起來衣冠楚楚的男人手里接錢。此外,再沒見過,大多數時候,她們都是坐在那里,明亮的眼影下,常常露出的卻是慌張。我不知道,她們還有沒有未來?“老大嫁作商人婦”,她們是已嫁的呢,還是未嫁?她們的家人,孩子又是如何看她們呢? 而這些,在我們的生活里已經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情了。我們的趣味甚至地下到了去窺探乞丐的隱私的地步。曾有一個朋友給我看過一組圖片,那是一個小女孩,像如今流行的乞丐那樣,她把自己瘦弱的腿放在了肩膀上,下雨的時候,她住在電話廳里。可是那些被我們當作“良心”的記者卻英勇的臥底調查了乞丐們的生活,并且出了一本書,堂皇的和被當作紀實文學來出賣,我想要問的是,真的我們的趣味已經低下至此了嗎?我們真的已經無聊到了去了解乞丐的生活的程度了嗎? 7 事實上,我們從一開始就缺乏認真思考的能力。當我們中的大多數人都在為市場經濟時代到來額手相慶時,卻不知道,危險也在逐漸到來。作為一個素稱禮儀之邦的國家,《厚黑學》這樣公開宣揚無恥之術的書居然在我們所生活的這個時代里取代了那些曾經熱鬧一時的關于哲學的書。今天,它已經光榮的隱退了,功成身退,這是我們自古以來就崇仰的一種人格,可是它并不是這樣。它是被淘汰掉了。在《厚黑學》之后,我們已經把秦始皇、漢武帝、武則天、朱元璋、曾國藩、毛澤東等一個又一個名字用“厚黑學”揣度了一遍。才短短十年,我們的厚黑學比任何一門學問都發達得更快,今天已經到了“辦公室政治”的時代了。 一個朋友曾告訴我他聽來的故事。一個病人要穿過高速公路,是夜里,車很少,時間非常緊張。可是站崗的人就是不肯,他說這是違反規定的。等到規定的開閘的時間,他們終于過去了,然而到醫院的時候人已經死了。 我們的同情心既然已經沒有了,那么,李思怡不是結果,而是開始,是我們缺乏同情心的生活帶來的后果正在慢慢顯示出來,我們還會遇到比這更加悲慘的事情。對于今天的我們來說,我們的饑餓不是因為缺少糧食,而是因為缺乏同情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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