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的動力：區域差別的城鄉政策　　

（黃鳳琳；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

縱觀世界強國的崛起，哪一國的經濟不是在社會形態變革的基礎上騰飛的。然而，西方經濟學家們往往對此視而不見，要撇開政治發展去奢談什么經濟發展。即便是制度經濟學，也不過是用經濟的理論去談政治，本末倒置。而包括馬克思在內的政治經濟學家們，要努力在制度背后尋找經濟發展的動力，結果把政治和制度一起丟了。須知，社會形態穩定時期，制度就是政治，政治就是制度。把政治理解為諸如國家、階級的集體主體間的斗爭，也不妨礙這個觀點的成立。集體主體的斗爭在社會形態不穩定時期即制度重建時期最高潮，其實踐邏輯延伸到穩定時期就變成了制度的演繹邏輯。因此，即使在穩定時期的制度，也不是靜止的，而是動態演繹的，直到釋放出所蘊含的最大的經濟發展能量。

中國建國建立了特色社會主義制度，60多年來中國的制度發展就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最抽象的概念中不斷演繹生成的。60多年來尤其是改開30年來制度演繹的經濟成果是城鄉一體化但是仍舊不平衡、還加上區域不平衡的發展局面。城鄉一體化是60年來一以貫之的政策，但是區域不平衡則是30年來的政策。不平衡的區域政策鑄就了不平衡的區域發展局面。其實，城鄉政策和區域政策是相互聯系的，不平衡的區域政策是通過區域差別的城鄉政策實現的。區域差別的城鄉政策，即城市農村之間的經濟（或自然實踐）要素流動管理實行區域差別的政策。比如，30年來國家鼓勵東部沿海地區率先發展，就在東部沿海區域設立經濟特區，經濟特區內的城鄉要素流動管理就差別于特區外尤其是中西部的。以最為重要的資源——土地為例，就是在土地向城市流動的數量、速度上施行大于其他地區的調控。因此可以說，城鄉政策是本，區域政策是用。

根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富邏輯，要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要解決區域不平衡問題，還得在區域差別的城鄉政策上作文章，其邏輯也一樣。國家在重慶和成都建立城鄉統籌實驗區，還設重慶為經濟特區，下放了一些經濟權限，就是要在要素管理上實行差別政策。差別的實現，不光是給了權限就能保證的，在發達地區的資本邏輯壓力下，中央要堅持住中國特設社會主義的邏輯，要針對區域差別的城鄉要素管理建立明確的實現目標、權力義務主體及責任機制。以土地要素為例，就要樹立不發達區域的流動數量和速度大于發達區域的目標，具體就是要在土地的征收補償機制上作文章，不光如此，還要打擊諸如以發達地區為甚的小產權房行為，這類行為嚴重妨礙了土地管理的區域差別的城鄉政策的實現，嚴重降低了這些政策所釋放出的經濟效益水平。

（2011年12月30日）

科學學學派：http://blog.sciencenet.cn/u/HuangFeng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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