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精神看毛澤東文藝思想的理性回歸　　

——謹以此文紀念毛澤東誕辰118周年　　

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的中心內容，是加強黨和政府對文化事業的領導和支持力度，大力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促進社會主義文化事業大發展大繁榮。會議作出了《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會議之后，舉國上下掀起了學習全會精神的熱潮。本人作為一名長期從事文化工作的人員，認真地學習與領會了中央會議的精神，其中感觸最深的一點，就是這次全會精神中，基本上以毛澤思文藝思想為主線，體現了毛澤東文藝思想的理性回歸。值全國人民紀念毛澤東誕辰118周年之際，試就《從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精神看毛澤東文藝思想的理性回歸》這一問題，談談個人的一點淺見。　　

一、中央深刻認識到了思想文化建設是國家長治久安興旺發達的重要保障　　

《決定》開門見山地指出：“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全面分析形勢和任務，認為總結我國文化改革發展的豐富實踐和寶貴經驗，研究部署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進一步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對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緊接著的第一條提綱挈領地強調：要“充分認識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更加自覺、更加主動地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決定》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在我國五千多年文明發展歷程中，各族人民緊密團結、自強不息，共同創造出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為中華民族發展壯大提供了強大精神力量，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不可磨滅的重大貢獻。”“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傳承者和弘揚者，又是中國先進文化的積極倡導者和發展者。我們黨歷來高度重視運用文化引領前進方向、凝聚奮斗力量，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不斷以思想文化新覺醒、理論創造新成果、文化建設新成就推動黨和人民事業向前發展，文化工作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都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中央關于思想文化建設的重要性的論述，正是沿于毛澤東的文化思想，他早在一九四二年五月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就明確指出：“同志們！今天邀集大家來開座談會，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換意見，研究文藝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關系，求得革命文藝的正確發展，求得革命文藝對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協助，借以打倒我們民族的敵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務。”“ 在我們為中國人民解放的斗爭中，有各種的戰線，就中也可以說有文武兩個戰線，這就是文化戰線和軍事戰線。我們要戰勝敵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槍的軍隊。但是僅僅有這種軍隊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五四’以來，這支文化軍隊就在中國形成，幫助了中國革命，使中國的封建文化和適應帝國主義侵略的買辦文化的地盤逐漸縮小，其力量逐漸削弱。”在這里，毛澤東把文化隊伍稱之為“文化軍隊”，文化軍隊建設的好壞，關系到革命成功與否。歷史事實，完全證明了毛澤東文化思想的正確性：在舊社會里占中國統治地位的帝國主義侵略者、封建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與其說是被共產黨的武裝軍隊打敗了，勿寧說是被共產黨的文化軍隊打敗了。因為是共產黨的文化思想武裝了自己的軍隊，感染了千千萬萬的人民群眾參加到革命隊伍中來，同心協力，前仆后繼地與反動分子進行殊死的斗爭，從而取得了革命的成功。關于這一點，許多國民黨高級將領甚至一般軍官與士兵都是這樣認為的，他們說：共產黨不是打仗厲害，而是宣傳工作太厲害。說到底，就是文化軍隊太厲害。而共產黨的文化軍隊，就是用毛澤東文化思想武裝起來的，共產黨有了這樣一支軍隊，因而能夠所向披靡，戰無不勝。　　

二、明確指出了當前思想文化領域存在的嚴重問題　　

如前所說：中國共產黨歷來高度重視運用文化引領前進方向、凝聚奮斗力量，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不斷以思想文化新覺醒、理論創造新成果、文化建設新成就推動黨和人民事業向前發展，文化工作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都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但是，無庸諱言，自從毛澤東去世之后，中央提出“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方針以來，在很大程度上放松了思想文化建設，甚至以 “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極端個人主義思想為指導，鼓勵“少數人先富”，從而導致了人們思想的大混亂，由此而產生了一系列問題，在毛澤東時代基本上絕跡了的官員貪污受賄、腐敗墮落成風，社會上黃、賭、毒泛濫成災，偷、搶、扒習以為常等現象，又沉渣泛起，死灰復燃，大有燎原之勢。因此，《決定》中指出：“我國文化領域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革，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既具備許多有利條件，也面臨一系列新情況新問題。我國文化發展同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還不完全適應，突出矛盾和問題主要是：一些地方和單位對文化建設重要性、必要性、緊迫性認識不夠，文化在推動全民族文明素質提高中的作用亟待加強；一些領域道德失范、誠信缺失，一些社會成員人生觀、價值觀扭曲，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社會思潮更為緊迫，鞏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礎任務繁重；輿論引導能力需要提高，網絡建設和管理亟待加強和改進；有影響的精品力作還不夠多，文化產品創作生產引導力度需要加大；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不健全，城鄉、區域文化發展不平衡；文化產業規模不大、結構不合理，束縛文化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問題尚未根本解決；文化走出去較為薄弱，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需要進一步增強；文化人才隊伍建設急需加強。推進文化改革發展，必須抓緊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中央領導看到了這些矛盾和問題，而且下決心要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并以中央全會的名議作出了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的《決定》，由此說明了一個問題：就是毛澤東文化思想在黨的方針、政策中已開始理性地回歸。　　

三、重新確定了毛澤東思想在思想文化建設中的重要地位與作用　　

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是被實踐證明了的千真萬確的真理，從黨的七大到十一大，一直是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與行動綱領。但是，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毛澤東思想逐步地被排擠出黨和人民的指旨思想之外，代之以鄧小平理論為指導，特別的十四大以后，在黨的會議和文件中，基本上就不提毛澤東思想了，有時提也一帶而過，作作樣子而已。而在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的《決議》中，重新確定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不僅把毛澤東思想列入總的指導思想中，即《決定》第二條中所說的“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全面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而且在整個《決定》細則條款中，也充滿了毛澤東文化思想的內容。《決定》強調：　　

“——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就是要著力推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更加深入人心，推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全面發展，不斷開創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持續迸發、社會文化生活更加豐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權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全面提高的新局面，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更大貢獻。　　

“ ——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確保文化改革發展沿著正確道路前進。　　

   “ ——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堅持繼承和創新相統一，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在全社會形成積極向上的精神追求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堅持以人為本，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發揮人民在文化建設中的主體作用，堅持文化發展為了人民、文化發展依靠人民、文化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　　

    “——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堅持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有機統一，遵循文化發展規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加強文化法制建設，一手抓繁榮、一手抓管理，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堅持改革開放，著力推進文化體制機制創新，以改革促發展、促繁榮，不斷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提高文化開放水平，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積極吸收各國優秀文明成果，切實維護國家文化安全。”　　

在《決定》第三條第（一）款中強調“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要“引導黨員、干部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系統掌握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科學分析世情、國情、黨情新變化，深入研究解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課題，不斷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不斷把黨帶領人民創造的成功經驗上升為理論，不斷賦予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鮮明的實踐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要“大力推進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建設。深入推進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實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普及計劃，加強重點學科體系和教材體系建設，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加強和改進學校思想政治教育。”第（二）款中強調：要“緊密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功實踐，聯系干部群眾思想實際，針對社會熱點難點問題，從理論和實踐結合上作出有說服力的回答，引導干部群眾在重大思想理論問題上劃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認識，有力抵制各種錯誤和腐朽思想影響。深入開展形勢政策教育、國情教育、革命傳統教育、改革開放教育、國防教育，組織學習中國近現代史特別是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歷史，堅定廣大干部群眾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心和信念。”第（三）款強調：“要廣泛開展民族精神教育，大力弘揚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思想，增強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激勵人民把愛國熱情化作振興中華的實際行動，以熱愛祖國和貢獻自己全部力量建設祖國為最大光榮、以損害祖國利益和尊嚴為最大恥辱。廣泛開展時代精神教育，引導干部群眾始終保持與時俱進、開拓創新的精神狀態，永不自滿、永不僵化、永不停滯，以思想不斷解放推動事業持續發展。大力弘揚一切有利于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社會和諧的思想和精神，大力發揚艱苦奮斗、勞動光榮、勤儉節約的優良傳統。加強民族團結進步教育，增進對偉大祖國和中華民族的認同，促進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第（四）款強調：“要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榮辱觀宣傳教育，弘揚中華傳統美德，推進公民道德建設工程，加強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教育，評選表彰道德模范，學習宣傳先進典型，引導人民增強道德判斷力和道德榮譽感，自覺履行法定義務、社會責任、家庭責任，在全社會形成知榮辱、講正氣、作奉獻、促和諧的良好風尚。”要“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等道德規范，形成男女平等、尊老愛幼、扶貧濟困、扶弱助殘、禮讓寬容的人際關系。全面加強學校德育體系建設，構建學校、家庭、社會緊密協作的教育網絡，動員社會各方面共同做好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工作。深入開展學雷鋒活動，采取措施推動學習活動常態化。深化政風、行風建設，開展道德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教育和治理，堅決反對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堅決糾正以權謀私、造假欺詐、見利忘義、損人利己的歪風邪氣。把誠信建設擺在突出位置，大力推進政務誠信、商務誠信、社會誠信和司法公信建設，抓緊建立健全覆蓋全社會的征信系統，加大對失信行為懲戒力度，在全社會廣泛形成守信光榮、失信可恥的氛圍。”　　

這些內容，雖然不是毛澤東著作原文，但其基本精神是符合毛澤東文化思想的，是毛澤東文化思想的理性回歸。　　

四、進一步明確了廣大文化工作者的職責是全心全意為人民群眾服務的方針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第一個問題：我們的文藝是為什么人的？這個問題，本來是馬克思主義者特別是列寧所早已解決了的。列寧還在一九0五年就已著重指出過，我們的文藝應當“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⑵。在我們各個抗日根據地從事文學藝術工作的同志中，這個問題似乎是已經解決了，不需要再講的了。其實不然。很多同志對這個問題并沒有得到明確的解決。因此，在他們的情緒中，在他們的作品中，在他們的行動中，在他們對于文藝方針問題的意見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發生和群眾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實際斗爭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當然，現在和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在一起從事于偉大解放斗爭的大批的文化人、文學家、藝術家以及一般文藝工作者，雖然其中也可能有些人是暫時的投機分子，但是絕大多數卻都是在為著共同事業努力工作著。”　　

早在十七屆六中全會召開之前，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部長劉云山等領導和高層人士為主，就在有關會議與報刊上發表署名文章，大力宣傳中央對文化工作與文化事業立場、觀點與方針。　　

劉云山在《為了誰 依靠誰 我是誰》一文中開宗明義地指出：“任何一個政黨都有自己的方向目標和價值追求，為誰立命、為誰謀利始終是一個根本性、方向性問題。我們黨從誕生之日起，就把實現人民解放和幸福鮮明地寫在自己的旗幟上，融入到全部的奮斗實踐中。正是因為這樣，我們黨才贏得了人民群眾的擁護支持，凝聚起巨大的前進力量。宣傳思想文化工作作為黨的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為了誰”的問題上，必然同黨的性質、宗旨相一致、相適應。早在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同志就明確提出‘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強調我們要建設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文藝要與群眾相結合、為最廣大的人民大眾服務，宣傳教育工作就是要讓群眾知道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任務。這實際上都鮮明回答了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為了誰’的問題。現在，世情、國情、黨情發生了深刻變化，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的內容、形式、任務發生了很大變化，但無論怎么變，為人民服務這個方向不能變，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這個原則不能變。”他的文章，實際上是在為中央全會的召開作輿論準備，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進一步肯定了毛澤東文化思想的正確性。　　

《決定》中強調了文化工作 “百花齊放”、“百家爭嗚” 的“雙百方針”和“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二為方向”，都是毛澤東文化思想的重要內容。《決定》第五條要求“大力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益”，第（四）款強調“加快城鄉文化一體化發展。增加農村文化服務總量，縮小城鄉文化發展差距，對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具有重大意義。要以農村和中西部地區為重點，加強縣級文化館和圖書館、鄉鎮綜合文化站、村文化室建設，深入實施廣播電視村村通、文化信息資源共享、農村電影放映、農家書屋等文化惠民工程，擴大覆蓋、消除盲點、提高標準、完善服務、改進管理。加大對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文化服務網絡建設支持和幫扶力度。深入開展全民閱讀、全民健身活動，推動文化科技衛生‘三下鄉’、科教文體法律衛生‘四進社區’、‘送歡樂下基層’等活動經常化。引導企業、社區積極開展面向農民工的公益性文化活動，盡快把農民工納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立以城帶鄉聯動機制，合理配置城鄉文化資源，鼓勵城市對農村進行文化幫扶，把支持農村文化建設作為創建文明城市基本指標。鼓勵文化單位面向農村提供流動服務、網點服務，推動媒體辦好農村版和農村頻率頻道，做好主要黨報黨刊在農村基層發行和贈閱工作。扶持文化企業以連鎖方式加強基層和農村文化網點建設，推動電影院線、演出院線向市縣延伸，支持演藝團體深入基層和農村演出。”　　

以上內容，都是毛澤東文化思想理性回歸的重要體現。　　

五、明確了人民群是文化事業發展繁榮的主體與動力　　

《決定》第四條第（一）款指出：“堅持正確創作方向。正確創作方向是文化創作生產的根本性問題，一切進步的文化創作生產都源于人民、為了人民、屬于人民。必須牢固樹立人民是歷史創造者的觀點，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熱情謳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偉大實踐，生動展示我國人民奮發有為的精神風貌和創造歷史的輝煌業績。要引導文化工作者牢記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神圣職責，堅持正確文化立場，認真對待和積極追求文化產品社會效果，弘揚真善美，貶斥假惡丑，把學術探索和藝術創作融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之中。”第（三）款強調：“要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牢牢把握正確導向，堅持團結穩定鼓勁、正面宣傳為主，壯大主流輿論，提高輿論引導的及時性、權威性和公信力、影響力，發揮宣傳黨的主張、弘揚社會正氣、通達社情民意、引導社會熱點、疏導公眾情緒、搞好輿論監督的重要作用，保障人民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以黨報黨刊、通訊社、電臺電視臺為主，整合都市類媒體、網絡媒體等宣傳資源，構建統籌協調、責任明確、功能互補、覆蓋廣泛、富有效率的輿論引導格局。加強和改進正面宣傳，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宣傳，加強輿情分析研判，加強社會熱點難點問題引導，從群眾關注點入手，科學解疑釋惑，有效凝聚共識。做好重大突發事件新聞報道，完善新聞發布制度，健全應急報道和輿論引導機制，提高時效性，增加透明度。加強和改進輿論監督，推動解決黨和政府高度重視、群眾反映強烈的實際問題，維護人民利益，密切黨群關系，促進社會和諧。”第（四）款指出：“推出更多優秀文藝作品。文學、戲劇、電影、電視、音樂、舞蹈、美術、攝影、書法、曲藝、雜技以及民間文藝、群眾文藝等各領域文藝工作者都要積極投身到謳歌時代和人民的文藝創造活動之中，在社會生活中汲取素材、提煉主題，以充沛的激情、生動的筆觸、優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創作生產出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相統一、人民喜聞樂見的優秀文藝作品。實施精品戰略，組織好‘五個一工程’、重大革命和歷史題材創作工程、重點文學藝術作品扶持工程、優秀少兒作品創作工程，鼓勵原創和現實題材創作，不斷推出文藝精品。”　　

這些內容，基本上是符合毛澤東文化思想的。　　

六、明確了由國家財政承擔文化事業發展經費的策略　　

《決定》第五條第（一）款指出：“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加強公共文化服務是實現人民基本文化權益的主要途徑。要以公共財政為支撐，以公益性文化單位為骨干，以全體人民為服務對象，以保障人民群眾看電視、聽廣播、讀書看報、進行公共文化鑒賞、參與公共文化活動等基本文化權益為主要內容，完善覆蓋城鄉、結構合理、功能健全、實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把主要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項目、公益性文化活動納入公共財政經常性支出預算。采取政府采購、項目補貼、定向資助、貸款貼息、稅收減免等政策措施鼓勵各類文化企業參與公共文化服務。鼓勵國家投資、資助或擁有版權的文化產品無償用于公共文化服務。加強文化館、博物館、圖書館、美術館、科技館、紀念館、工人文化宮、青少年宮等公共文化服務設施和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建設并完善向社會免費開放服務，鼓勵其他國有文化單位、教育機構等開展公益性文化活動，各類公共場所要為群眾性文化活動提供便利。統籌規劃和建設基層公共文化服務設施，堅持項目建設和運行管理并重，實現資源整合、共建共享。加強社區公共文化設施建設，把社區文化中心建設納入城鄉規劃和設計，拓展投資渠道。完善面向婦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殘疾人的公共文化服務設施。”第（四）款強調：“中央、省、市三級設立農村文化建設專項資金，保證一定數量的中央轉移支付資金用于鄉鎮和村文化建設。”　　

由國家財政承擔文化建設和公共文化服務經費，是毛澤東文化思想的重要內容。思想文化領域屬于上層建筑范疇，關系到黨和國家的生存、發展與長治久安的大局，國家必須嚴格把關，也必須承擔其必要的經費支出。在毛澤東時代，盡管國家經濟尚不富裕，但國家對于文化建設的投入是非常重視的，在較短的時間內，不僅國家的大中城建成了屬于人民大眾的各類公共文化場所，而且在廣大的農村，建立了縣級文化館、圖書館、影劇院、電影院，各人民公社（鎮）建立了文化站、影劇院、圖書館室，許多生產大隊也建立了大會場（兼影劇院）、圖書室等文化設施，并成立了各級各類文藝工作隊。為廣大人民群眾提供免費的文化服務。　　

但是，改革開放以來，雖然國家經濟得到了較大的發展，但國家在文化設施建設和公共文化服務方面的投入比列卻比毛澤東時代下降了很多。在一些大城市文化設施建設投入雖然有所提高，但新建的文化設施，基本上都是有償服務，一張戲票動輒幾十元、上百元，甚至數百元，廣大群眾只能望票興嘆。而在廣大的農村，縣級文化設施很少更新，而鄉村的文化設施、文化隊伍則是每況愈下，一個時期內，鄉文化站干部沒房子、沒工資、沒事作的現象非常嚴重，文化活動更是少得可憐，廣大農民群眾看戲難、看電影難、看書看報難的問題，普遍存在。近幾年來，國家對農村文化設施建設的投入雖然有一定的增加，但與廣大群眾的文化需求相比，也是杯水車薪，相差太多。之所以出現以上狀況，主要是國家在重視抓經濟建設的同時，忽視了文化建設，特別是一些素質較低的領導干部，總認為文化工作不能產生經濟效益，因而可有可無。更有甚者，他們寧肯將大量資金任意揮霍，也不愿意用來搞文化建設。　　

《決定》中明確強調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財政，必須承擔文化設施建設與公共文化服務經費責任，也體現了毛澤東文化思想的理性回歸。　　

綜上所述，毛澤東的文化思想在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上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理性回歸，這是值得高興的。但是，也存著較大的不足之處，這就是其整個內容都貫穿一個超階級的“人民群眾”概念。眾所周知，中國的社會主義國家制度雖然已建立了62年，但是，按照中央的定調，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仍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貧富兩極分化的加劇，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日益尖銳，有時甚至是非常激烈的。在這樣的社會狀況下，根本不存超階級的“人民群眾”！毛澤東曾經尖銳地指出：“在階級社會里，每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因此，在當前中國社狀態下，試圖以超階級的“人民群眾”概念來掩蓋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并建設一種超階級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即所謂“和諧文化”，實際上是難以成功的。這不是廣大的人民群眾不愿意和諧，或不想和諧，而是人民的敵人，即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反動階級及其分子，他們是不會贊成和諧的，他們在一個勁地鼓吹走資本主義道路，鼓吹多黨執政，鼓吹全盤西化。如果有誰不相信這個事實，只要去問一問茅于軾、辛子陵、袁騰飛之流，很快就會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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