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陣兒，有個叫馬國川的刀筆吏對周有光老先生進行了一次訪談，整理成文字后名曰《周有光、馬國川對話錄》。隨后，其章節陸陸續續地在一些網站上發表，并通過一些網友的博客進行了反復的轉載。實事求是地講，和馬國川以及諸多網友的贊美之情不同，我對文中記錄的周老先生的一些觀點是不敢茍同的。因為在我看來，周老先生雖然已是百歲高齡，但他看問題的出發點卻未見得高明。就說他那部被馬國川引為佐證的雜文集《朝聞道集》吧，不好意思我也是購書者之一，要說該書獲得了顯赫的銷量，那里面也有我的一份貢獻。可是正如收視率并不等同于一部影視劇的藝術水準一樣，一部書的銷量也并不等同于他的精神價值。至少我就是一個買來后覺得后悔，今后也不會再有興趣反復去讀的讀者罷。
周老先生對許多事情都有親身經歷，對許多問題都有自己的看法。這或許是很多人愿意把他的書拿來一讀的原因。可是一個人的年壽高、經歷廣，并不代表著他的境界就高，眼光就準。相反的，如果他總是一味地沉迷于自己的觀感，沒有脫離原有的層次，那他的歲數再大，認識也不過始終是在原地踏步而已。更有可能的是，隨著他對記憶的反復強化，他對自己的結論就越來越堅信不疑，以至于深陷進自己設置的牛角尖，難以自拔。此時再來上幾位吹鼓手，一起吵鬧一番，原本只是一些個人觀點的東西，就會被放大成一部分人的共識。
在這里我不妨打個比方，好比我們是跟著一個資深的導游去游覽頤和園。他會逐一給我們講解每一個景點，把每一處建筑細節都講得很詳細。但他始終是在地面上，在那么一塊地方打轉轉，所以如果只是第一次聽到，我會很新奇，如果第十次還聽的是這些，我就會感覺很無趣。這時候我需要的是站在高處，甚至于坐上直升飛機，對頤和園的全貌來一個完整的了解。
這兩天又看到了上述對話錄的最新一部分章節，網上推出的名字叫《知識分子要堅守科學與民主》。出于嚴謹的態度，我還是先從頭到尾地讀了一遍，然后依然想結合這個問題與周老先生展開商榷。
自從陳獨秀為中國文化界引入了“德先生”和“賽先生”以后，這二位“先生”就在中國的知識分子心中樹立起了高大的形象。許多人激動地發現，中國之所以落后挨打，正是由于我們的文化精髓里缺少了民主與科學的精神，于是很自然地就把它們運用到救國的實踐中，這就是后來所謂“實業救國”、“憲政民主”以及隨之延伸出的“文學救國”和“教育救國”等提法的思想基礎。從那以后，的確是有許多知識分子以此為最高境界和最終使命，畢生都在追求科學與民主的實踐，但是我們不得不說，通過多年之后我們對于新文化運動的反思不難發現，處在那樣一個災難深重的中國，知識分子們出于民族衰亡的緊迫性和激憤感，當時給出的中國為什么會落后挨打的答案其實并不完全準確，因而對于中國文化的批判也就多了些狂熱沖動的感性，少了些冷靜客觀的理性。并且他們之后得以進行科學與民主實踐的土壤，依然來自于他人革命活動的成果。這種主從地位的反映，也許正是源于知識分子與革命領袖之間，對于什么是終極目標在理解上的偏差。而為人慷慨激昂的陳獨秀，其實也并沒有看清科學與民主的本質，也就說，他并沒有搞清楚西方意義上的科學與民主，究竟是一種工具性的理論，還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這種偏頗，同樣體現在陳獨秀對于馬克思主義的認識上。一開始他狂熱地在中國宣揚馬克思主義，可后來遇到復雜和困難的局面，他就迷茫了，而且最終還走向了革命初衷的反面。這正好說明，陳獨秀在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上是實用多于鉆研，并沒有從根本上理解吃透馬克思主義的精髓。
為了說明科學與民主只是理論工具而非終極目標，我們必須搞清楚科學與民主的本質是什么。我們先說科學。美國前著名經濟學家弗蘭克·奈特曾經在一次演講中說到：“科學的基本規則——真實與客觀，本質上是一個道德原則，它反對任何形式的自利。客觀的先決條件是正直、能力和謙虛。”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弗蘭克·奈特的這番話針對的是80年代美國經濟學界不顧經濟活動的客觀實際，盲目進行各種新奇理論推導的現象。但它同樣說出了科學的本質——基于道德的求真。也就是說，科學本身不是真，它只是求真的手段。而為了盡可能地觸摸到真，除了必要的能力和謙虛的態度外，最根本的是要出于正直——也就是道德。無數的證據都為我們表明了，那些假科學之名行卑鄙之實圖骯臟之利的行為，正在資本逐利的驅使下，泛濫于這個世界。那么，知識分子一旦離開了道德良知，這份對于科學的堅持難道不可怕嗎？
我們再來看民主。無論我們如何界定民主，都應該搞清楚一點，民主只是手段，民生才是目的。我們采取的各種權利分享和制衡機制，最終都是為了讓大多數人過上美好的生活。如果一種民主形式只有利于一少部分人或者一少部分國家，那么它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主，也就不是什么普世意義上的制度。許多人，甚至包括一些學者，都認為民主本身就是一種普世價值，這就搞混了目的和手段的關系。這就如同把車的好壞當成了目的，而開車去哪兒倒不重要了。還有比這更荒唐的邏輯嗎？
因此上我們說，民主和科學的態度是必要的，但僅有這些還不夠，還需要有一種超越民主和科學之上的意識。也只有認清了什么是人類社會的終極目標，才能識別出一種工具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否則只能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陷入到盲人摸象的窘境中。
正如我們需要站在萬壽山上，或是有機會上到空中，才能夠理解頤和園中為什么會在這兒建一組建筑，那兒筑一道堤岸，或是搭一座橋梁，以及那些看起來很獨特的建筑形式，究竟好在哪里了。而如周老先生那樣的導游，就算是把微觀世界總結得再深入，也終究缺乏了一點宏觀的視野和寬廣的胸懷。如今的知識分子們，固然應該堅持科學與民主的精神，但更重要的是堅持道德標準，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天地良心。離開了這一點，只談什么科學與民主，難免會像毛主席總結的那樣，“只要路線錯誤，知識越多越反動”了。這個道理其實很簡單，給不給你槍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拿槍打誰。因此上我想提醒周老先生，還有這位馬國川和發表激烈言辭的網友們一句，知識分子最該堅持的，應該是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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