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變化中的中國社會(之四)
“新的超富階層”正在步入政壇并發揮影響力
這些新富階級(新資產階級),正千方百計的進入政壇。而進入各級人大、政協,則是他們最易達到的目標,因此也是他們的首選的目的之一。從全國政協的情況看,1993年,就有23名民營企業家首次進入;2003年,新階層委員的人數擴大到56人;今年,新階層委員的規模發展到160多位,甚至有了新階層委員出任政協常委和專門委員會的負責人。 2009年重慶開展的打黑活動,一批犯罪分子及其保護傘,多是各級人大、政協的官員或者是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他們進入這些國家的機關、甚至是權力部門,一是為自己發財提供方便,二是為爭取 話語權。正如前面引述的 “許多商人選擇加入共產黨,設法成為與共產黨有關聯的團體的成員,以便為企業擴張鋪平道路”。為進入人大、政協,他們不惜行賄。這已經是公開的秘密。據《嘹望東方周刊》2008年第4期(作者黃志杰)報道,衡陽私企老板為賄選人大代表一個晚上就送二百八十個紅包。每個500元。 500元x280個=14萬元,如果加上之前請客送禮的近3萬元花費,則有17萬元左右。這個數額不能不說是驚人的。 賄選也隨后出現在市人大代表選舉省人大代表的過程中。一些省人大代表候選人也采取了在選市代表時的模式。他們將信封、香煙或者購物卡、充值卡按照每個代表團的人數,集中給該代表團的某一個人或者兩個人,再由他們分發。 衡山縣代表團市人大代表老c(化名)向記者透露說:候選人送來的紅包他總共收到約3萬余元。每個紅包的數額多數在1000-2600元。 ’
一個不容忽視的現實是:在市、省人大代表的結構比例中,最大的兩塊是擔任領導職務的職務代表、企業老板代表。(摘自《嘹望東方周刊》2008年第4期作者黃志杰)( 轉自《報刊文摘》 2008-2-1 第一版)
這則報道,不過是“冰山一角”,這已經是見怪不怪的事情了?! ?/p>
這些已經進入各級政協甚至是政府部門新興的資產階級,正在影響黨和政府的政策走向。就是那些“在野”的“大愕”們,政府也拿它們沒有辦法。受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中國的房地產業受到一定的影響,中國各級政府紛紛出面,拯救房市,十分賣力氣,有的市長甚至說,買房就是愛國,并帶頭買房。這政府官員為房地產大亨服務可以說真是夠積極的了。但是,在從近幾年的政府和房地產的大亨們的關系中可以看出另外的一種情形。在這之前,中國的房地產一直的扶搖直上,在這種情況下,卻是另外一種情形。2006年,香港一篇關于內地房價邊調控邊上漲的文章說:房地產商公開叫板政府,已不是第一次了,在一輪又一輪漲聲中,房地產商這個腰纏萬貫的“丫環”,早已在市場經濟中擁有越來越大的權力。面對彎腰就能撿錢的房地產市場,房地產商不惜使用各種手段與管理層的調控政策對抗。最典型的一次是2003年成功反對央行的“121文件”,自中共建國以來,一個利益集團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影響甚至改變政府的重要政策,這還是第一次。而恰恰是這次房地產商的勝利,導致了2004年房價的扶搖直上。2005年,更加關注房地產熱社會后果的中國當局終于連出重手。房地產商則暗中施展渾身解數,2005年5月中旬的一天,中國大房地產商聚會,最終達成的共識是不降價,“都要挺著,圈子里就這么定了”。從一波高過一波的房價看,房地產商的確如愿以償。在中國目前的背景下,利益集團的行動要真正取得效果,最有效的辦法是與權力結盟,事實上,地產商正是與某些地方政府聯手化解了調控的效力,才最終導致了調控政策未能達到預期目的。(2006年1 1月28日 《參考消息》第15 版 港刊文章《內地房價為何邊調控邊上漲》香港《星島周刊》 11月27日 一期文章)
一些有正義感的政府官員披露,他們明顯地受到房地產大亨們的威脅。據2008年3月18日《羊城晚報》報導,由于在多個場合呼吁平抑房價、通過增加土地供應量建設廉租房、經濟適用房,全國人大代表、廣州市市長張廣寧被稱為“房價市長”。他在接受記者專訪時披露,自己確實承受了不小壓力,因為觸動了利益集團的利益。他們千方百計地通過某種途徑.借用一些力量和關系對他施壓。對此,有人評論說:并非所有城市主政者都能象廣州市市長張廣寧這樣的強硬地“頂”住壓力或誘惑。據司法機關介紹,在這以前的5年中被查處的14名省部級高官中,就有9名栽于房地產開發商之手,如原山東省委副書記、青島市委書記杜世成,原河南省委常委、鄭州市委書記王有杰,原江蘇省委常委、南京市委書記王武龍,原北京市副市長劉志華。其跌倒方式相似:先是沉淪于開發商無孔不入的腐敗攻關,繼而墮落為開發商的權力保護傘,最后變成房價必漲論的堅定擁護者、鼓吹力推者。利益集團軟化并左右了公權力,挾公權力以壟斷經營牟取暴利,造就了老百姓的住房難、住房貴噩夢。 I(大連晚報 2008-3-19 A6版) l
新的資產階級左右政權,在農村表現尤為突出?!恫t望》新聞周刊2009年第30期刊登記者王曉明、譚劍撰寫的專稿說,近年來鄉村治理出現“灰色化”現象。一些地方農村家族勢力,一些刺頭、混混,以及宗教勢力等特殊群體,在農村潛移默化擴大著影響力,“發言權”越來越大,對一些地方農村穩定提出嚴峻考驗。
記者在吉林、湖南等地采訪發現,家族勢力在農村的影響開始深化,從最開始的左右換屆選舉,村、組干部的“家族化”到目前影響村干部的工作方式和態度,在有關村內公共事務的決策上,宗族背景強弱直接影響到村干部的發言權與決策權?! ?/p>
在吉林省德惠、扶余等產糧大縣采訪途中,記者感覺到近幾年農村的小教堂、小廟越來越多。德惠市夏家店辦事處四平川村農民秦貴成說,教會通常周一、周三、周五小聚會,周末大聚會時有二三百人。 “感覺現在信教的確實比原來多了,我們這周邊4個屯子大約200戶,信教的估計超過40戶。 ”
還有農村的一些刺頭、混混等,他們一方面向農村基層組織滲透,同時部分鄉村干部由農村政治精英向黑惡勢力蛻變?! ?/p>
有專家透露,他有一個親戚是衡陽市某鄉鎮有名的地痞流氓,經常在街上打架,惹是生非,可前兩年突然有一天當上了村委會主任,后來又成了黨員,聽說往往鎮里面很多事情,還都需要他去擺平。( 《 報刊文摘》2009.08.03頭版)
本文是張興德著《對社會發展史幾個重要理論問題的反思——兼評中國的歷史走向》書中的一節(全書已由國際文化出版社出版 28字 定價 38元 書已出版 贈閱 和出售 消息 聯系電話 13352207795 電子信箱 [email protect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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