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制片人楊偉東先生就中國政治問題采訪司馬南筆錄之十一
司馬南：不知道哪個深刻的大人物講的一句深刻的話：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我理解這句話的意思是，人有自然屬性，這是一種源自于本能的東西，但是自從動物社會脫離出來形成人類社會以后，就接受了一套不得不遵守的交往規則，經過歷代演化就變成了大家約定俗成的東西，這就是所謂的道德文明。
文明用在具體的人和人的關系上，最高境界就是被稱為“道德金律”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孔夫子講的那套道德仁義原則。但是這事說來容易，真正實行卻不容易。即便你做不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傷天害理還是可以做到的，這就是最基本的規則。我理解的人性，就是一個人在不損害別人的前提之下，可以有一點小的自私，但是大的過錯、跌破底線的做法不可以有，否則就不稱其為人了。
比方說這幾天很熱鬧的肖傳 國先生，如果方舟子罵你罵錯了，你反過來罵他。可以理解；你反駁他，當然更可以理解；你告他，也是你的權利。但是花10萬塊錢雇兇，譴人長時間埋伏在方舟子家門口，撲捉機會出羊角錘襲擊，這不行！這叫跌破文明的底線！
就一般人性而言，我們會把知識分子當作社會文明的一個晴雨表，把知識分子當作社會良知的代表，因為你知書達禮文而明之，接受過教育，是老百姓敬重的先生啊。但是，像肖傳國先生這樣的人，人性墮落，跌落到獸性、跌到黑社會了，如何教人尊敬你呢？
著實說來，黑社會也是有規矩的，罵了大哥也不一定要殺頭的。
山東有一個高官，一個女人跟他睡了10年，老跟他要錢，于是他叫小舅子找了幾個人，“遙控爆炸”把那個女人爆碎了。一個和臺灣竹聯幫有聯系的大哥聞聽之后，就非常憤怒：怎么可以這樣做呢？黑道大哥也不可以這樣做的，有人以為我們竹聯幫、黑社會沒有規矩，我們黑社會也是有規矩的。那個女人你可以不給她錢，你可以痛打她一頓、教訓她一頓，但你居然把她炸碎了……怎么可以炸碎呢？
看看，這是涉黑道的大哥的朋友的說法。就是說，盜亦有道，連黑社會都不屑的做法，我們今天某一些人身居顯赫高位差點當了工程院院士的人居然做出這樣的事來，就是沒有人性嘛。
沒有人性，那是什么？就是獸性。其實獸性還沒有人性惡。獸是這樣，包括高端動物都是一樣的：為了維持生存我要吃掉你，但是我并沒有額外的貪欲，我吃了你就完了，吃飽了就不再吃了，如果我是金錢豹、是老虎、是獅子，我把這個羊吃飽了就算了，但是我不會把這一片羊都咬死，然后每只羊只吃眼睛；我更不會把海洋中的鯨魚全拉過來，給魚的那個魚鰭片下來，吃紅燒大鮑翅。
今天某些人喜歡炫耀，以為自己的人性更高尚。你把鯨魚鰭割下來，天天紅燒大鮑刺，還有的身上穿那種特值錢的小貂皮，自以為高人一等，其實不見得就高尚了。人性的東西，不能用世俗的標準來理解，只能用一個標準，就是所謂的德行，對這個社會、對別人，對他人、對我們生物鏈、對這個地球到底構成了什么東西。
檢驗一個人人性還是不人性，趙汀陽的書里提出一個標準，叫做“可復制原則”。如果你認為你很人性，你認為你的德行很好，別人卻未必感冒，檢驗這個行為人性否，你可以看看，這個行為可不可以復制，能不能夠經得起復制。
假如一個行為可以復制，大家都這么干，對大家都有益，對社會很有益，至少無害，那就是人性的；假如你這么干了，別人也像你這么干，有人痛苦，他人受不了，這個地球就不能承受，那就是不人性。
按這個標準來檢驗，今天美國的汽車模式就不人性，中國今天發展小汽車，別看我們汽車現在銷量、產量都是全世界第一，那也是不人性的政策。現在北京為什么這么堵？因為在學習美國不人性的產業政策啊，每個人開小汽車，路上堵的都是車，北京天天造橋、造路，但是趕不上車增加得快。據說開了小汽車就是現代文明，可是資源受不了，中國要大量進口石油，油價要漲，都像美國那樣擁有大量的汽車，地球受不了，氣候受不了，那么這個政策就是一個錯誤的政策。中國13億人，在今天這樣的資源瓶頸條件下，應該優先發展公共交通事業，北京今年投入15個億大力發展公共交通事業，我覺得還不夠，發展汽車你投的錢更多。
別以為那些吃香喝辣的，天天穿得柳綠花紅，趕會泡吧高檔會所一擲千金，動輒紅燒大鮑翅的家伙比我們老百姓更人性，相反，白菜豆腐保護平安，平平常常的居家過日子，可能更秉承了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道德，他們的生活模式中這里可能富含了體現了更多人性的具體內容。
司馬南：1949年新中國建立之后到1979年，對于資產階級人性論的批判，今天看來值得重新做一個評價，但是我不同意張世英先生說的1949年到1979年是不講人性的說法。
我們同樣是講人性的，但是剛才我所說的人性，對人性的那番解讀，和張世英先生所說的在內容上不同質，是不一樣的。這就好比都叫二狗子，叫的人可不一樣，對不對？都叫張文革，叫的人可不一樣，名字一樣，內容是不一樣的。
1949年到1979年的那個年代，人民政權剛剛誕生，在整個西方的強勢包圍之下，被打倒的階級試圖反抗，所有被推翻的勢力都要恢復他們的天堂，在那個時候我們講他們的所謂人性，就包含著不再堅持斗爭，就有政權得而復失的危險。而被打倒的階級，他們在臺上的時候不講人性，而被打倒在地，他們忽而講起人性了，就是“我與你一樣”了，怎么可能會一樣呢？
1949年新中國成立的時候，全國還有一些地方沒有解放，如果我們停止追擊，湘西不再剿匪，西南不要解放，不要打過臺灣海峽……是不是就人性了呢？國情十周年準備炮擊天安門的特情小組，國民黨反動派潛伏下來的天津站的李涯們，在周恩來出席國際會議時飛機安放炸彈的國民黨特務，我們都不抓，是不是就人性了呢？
當然不是。共產黨是不能講這種“人性”的！革命者不能講婦人之仁，我們要將革命進行到底，我們要講階級斗爭，要把人民因為新政權的建立而迸發出來巨大的積極性、創造性調動起來，依靠有積極性的人建設一個充滿進取心的偉大的時代。所以在那個時候人性不時髦，而講階級性、講同志、講建設社會主義奮發圖強時髦。今天的理解，就叫代表先進文化。一句話，那個時代的主旋律是對的，有其歷史必然性。
有一些小資，酸酸的知識分子，回過頭來懷念人性。比方說《色戒》，里面那種對人性的宣傳，有人說，要是在改革開放之前，那絕對是“漢奸文學”。《色戒》的調子，到底是不是漢奸文學的調子？我們今天可以心平氣和地討論了，我個人認為，《色戒》所宣揚的那些調子疑似也漢奸文學。之所以疑似，就是因為講人性——在日本人打進來對我族群進行“三光政策”，大規模地屠戮抗日軍民的時候，你在后方與漢奸講人性、調情。我說的對嗎？電影里那個男人是什么人？個漢奸啊，歷史上有名的漢奸啊，我們的媒體大肆宣傳那一套亂七八糟的東西，不就是為了票房嗎？那叫人性嗎？我橫看豎看那都像獸性。因為大陸幾乎看不到這么多的床上的獸性，所以有的人買了票跑到香港專門去看那個獸性全版完整版。您說，該種人性是什么時髦的玩意嗎？
至于你說的馬克思講共產主義就是人性的全面回歸，不但如此，馬克思還對做了進一步的具體闡述。馬克思說，所謂共產主義，是一個“自由人的聯合體”——每個人都是獨立的，不再依附于人，沒有人壓迫人，沒有人欺負人，“每個人的存在可以是其他一切人存在的條件”——這條令人神往。
很小的時候，對共產主義的理解，主要是聽一些簡單的口號，電燈、電話、樓上、樓下，這對于農村的孩子來說，當然是有吸引力的。后來說“各盡所能、按勞分配”，我就覺得這個事行，有點意思，但不是特別地向往。
當我到了一定的年紀，閱讀了《哥達綱領批判》，我才知道所謂共產主義，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描述下，那是“一切自由人的自由聯合”，“每個人的發展是一切人發展條件”的時候，我看了就拍巴掌，此等共產主義，才是我等向往之主義，是我確立共產主義世界觀、社會主義信念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思想拐點。直到今天，我仍然認為我是社會主義者，是共產主義者，因為我們信奉的共產主義，就是包括您剛才所陳述的這樣的“人性回歸的主義”。
不得不在老板手下干活，那個老板居高臨下，牛烘烘自大狂，這能叫共產主義嗎？相反，假如那個老板跟我一樣平起平坐，我與之享有平等的尊嚴，社會有基本的公正或完全的公正，這個主義多好！我不想壓迫人，也不想欺負人，我對權力沒有追求，恰恰相反，我骨子里有本能的社會主義平等觀，我看他人受欺負我就受不了，我骨子里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也就是說，我是人性的。
今天對于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妖魔化司空見怪，很多的共產黨員已經羞于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了。一個國家偉大的歷史敘事，已經失掉了政治目標感，只留下一些好好先生一樣的哄人的話。像先生這樣提出問題，把馬克思關于人性的全面的回歸作為共產主義的一個標志的有能力的思想者已經很少見了，所以閣下 點題我很認同。你這個問題提得非常有高度，給我墊了一個話，給我提供了一個平臺，讓我有機會來公開表達對共產主義的理性理解和深情向往，即對人性回歸的深情向往，并借此機會澄清某一些人對于人民共和國剛剛誕生之后那種蓬勃向上社會風氣的誣陷。
最人性的社會，在未來，那就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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