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沒有倒退

高連奎

近年來中國開始流行兩個論調，一個中國改革停滯論，一個是中國經濟改革完成論，筆者認為這兩個論調都不靠譜。

中國改革停滯論認為從1997年之后，中國的改革就停滯了，但是仔細看看這幾年事實并非如此，中國的金融改革是前幾年完成的，中國的銀行大多是在2007年上市的，中國的文化體制改革也在進行，中國的事業單位改革也在啟動，這些都是改革的難點，另外中國的新醫改也在醞釀，住房新政也已經成型，這些都是這幾年在做的事情，應該說中國改革一直在進行，而且進行的很迅速。

吳敬璉、張維迎曾經是中國的智囊，他們提出中國改革停滯論，其實不是中國改革在停滯倒退，而是中國的執政者這幾年不再就改革問題向他們咨詢了，當然這并不是因為他們給中國改革捅出了簍子，讓政府失去了民心，造成了被動，而是新的改革他們并不懂，不是他們的專長，而隨著金融改革、稅收改革的推進，李稻葵等新的政府智囊聲名鵲起，張維迎、吳敬璉等人備受冷落，發幾句牢騷也是正常的。

另外中國經濟改革完成論，更是不靠譜，中國經濟改革完成論的潛臺詞是中國的經濟改革已經改完了，剩下的改革就是政治改革了，其根本目的還是維護原有改革措施的正確性，也就是他們指導下的改革是完全正確的，已經很好了，別人不能做任何的改動，但是中國的經濟改革真的很好嗎？社會上的主流看法是中國房改、醫改、教改三個改革都失敗了，而這些改革必須重新進行改革，如果說中國經濟改革完成論，那也是完成了一個錯誤的改革，現在需要進行更正。民眾住不上房，看不起病，是張維迎和吳敬璉要的結果，但不是民眾要的結果，中國的經濟改革遠沒有結束，近期中國自然壟斷型國企的公益化改革近日也提了出來，中國的改革推進的非常迅速，而現在的改革也越來越順應民意，污蔑中國改革停滯是在說謊，而認為中國經濟已經改完了更是在掩蓋自己的錯誤。

改革本身就是個可進可退的性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改革，讓全社會實現共同富裕也是改革，誰也沒有指定中國改革一定就是照搬美國模式，況且美國也在改革中。

張維迎不是思想先鋒，而是時代的落伍者，是政治失寵者，張維迎代表的是不思進取，是幾十年知識都不更新，他只知道市場如何好，但他從不說市場失靈，張維迎要打破壟斷，但從不知壟斷的原理。

張維迎的專業是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但張維迎的公開演講中從來不提這兩門學問，好像這跟他沒什么關系一樣，其實是不敢提，博弈論囚徒困境的出現就已經證明了市場失靈，而信息經濟學中信息不對稱理論也是在說明市場失靈，其實西方經濟學與我們想象不一樣，西方經濟學的核心從來就不是一直在宣傳什么自由主義，而是發現市場失靈，并解決市場失靈，這才是西方經濟學的研究路徑，張維迎不會不懂這些吧！

張維迎最近又迷上了奧地利學派，但這一學派從來不是什么新鮮事物，筆者在以前的文章中已有說明。

其實中國有個潛規律，那就是中國一流的學者在金融界，二流的學者在政府，三流學者混企業界，張維迎整天混跡于企業界，張維迎強調最多的就是企業家精神，而企業家精神只是人之貪欲的代名詞，貪欲并非是壞事，但這是人之天性，不用天天歌功頌德，如果總是盛贊企業家精神反而有拍馬屁的嫌疑。張維迎、吳敬璉這些東西在正規的專業經濟學刊物上是沒有市場的，他們只能在一些民粹主義報紙，和一些企業家論壇上繼續忽悠。

其實真正的企業家需要的不是別人給自己拍馬屁，而是為他們答疑解惑，中國企業需要走出去，需要應對國際經濟形勢，而只有郎咸平、宋鴻兵這樣的學者才能解決這些問題，這也是這兩位學者在中國出場費最高的道理，企業家是最精明的，他們更知道能幫助他們的才是有價值的，而張維迎現在也只能在一些房地產商那里獲得認同。

我們也應該慶幸，在中國發展的關鍵時刻，這些人海派學者帶著他們的金融知識回到了中國，及時的啟蒙了中國人。用一個前國家領導人的話說，就是讓那些有心賣國的人及時收手了，讓那些視中國為人才沙漠的美國金融大鱷們不敢再欺負中國無人。

其實我們簡單回顧一下，就會發現，在宋鴻兵之前，中國人何曾知道世界上還有貨幣戰爭這回事，人們的觀念僅僅停留在模糊的經濟戰或是金融戰上；在郎咸平之前中國人何曾知道還有“金融定價權”這個游戲規則，而在周亞斌之前誰又知道在美國內部還存在白人胡蜂集團和猶太“咱們一伙”之間的斗爭，而今天這些已經成為常識。

中國的企業可以分為四類，一類是以地產為代表的暴利行業，一類是中低端制造業，一類是高科技企業，一類是金融業，在這四類企業中，從事制造業的企業家對張維迎沒興趣，高科技企業張維迎不懂，金融業對他那膚淺的經濟知識更是不屑。在中國只有地產商和煤老板喜歡他，這些人大多從事暴利行業，過慣了好日子，做制造業嫌麻煩，高科技搞不來，金融業又不懂，因此只能盯上壟斷蛋糕，希望能到壟斷行業中繼續撈取暴利。張維迎已經淪為“以地產商為主的一小搓中國商人的代言人”，這些人只能稱為富豪或是商人，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家。

近來中國房地產新政切斷了地產商的壟斷暴利，張維迎馬上就急了，開始暗示政府掠奪企業家，什么“自由和財產得不得保護”等等，表面上都是學術性分析，其實就是暗指中國的房地產新政。大家仔細想想，對于真正的從事制造業或是高科技的企業，中國政府一直是大力扶持的，何曾打壓過他們。

其實在中國數千萬家企業中，央企也還僅剩百十家，而在全國數百個行業中，而真正壟斷的不過那么三五個，從資本上，這些都是大型企業，中國早就有清醒的市場派學者指出，中國現在不能將壟斷行業民營化，因為中國現在缺乏相應的民營資本來接盤，中國地產商這點資本根本就不夠接盤，一旦民營化，必然導致外資化。

另外中國學者一直使用“國有、民營”這樣的二分法來看問題，而實質是“國有、民營和外資”三分天下。外資在大部分行業中都處于了主導地位，中國的民營企業要做的是大膽的與外資搶地盤，而不是覬覦著到那三五個自然壟斷性行業去撈金。

當前中國如果要擺脫中等收入國家陷阱，除了要預防美國的金融洗劫外，最重要的就是要在產業上發力，拉美、東南亞不少經濟體沒有走出中等收入國家陷阱，其原因一言以蔽之，就是“殖民地經濟模式”，仆人的收入永遠超不過主人，  打工仔的工資不可能超過老板，看不透這一點，中國經濟再上一個臺階很難。

筆者近日閱讀《中國財富圈》一書，該書從中國富豪俱樂部的角度揭示中國商業生態，閱讀中，筆者發現有兩個問題，一是中國深圳并沒有非常知名的富豪俱樂部，其次在這些俱樂部中絲毫看不到金融高管和科技精英的影子，其原因是深圳大多是金融和高科技企業，而這兩個行業都很忙，沒什么閑工夫搞這些富豪俱樂部，大家什么時候看到任正非游走于各種論壇和富豪俱樂部呢？但只有華為這樣的企業才是中國的希望。

中國學者需要先鋒學者，而不需要極端學者，極端學者大多是知識太少的緣故。中國需要以公共利益為準繩來發言的知識分子，而不需要利益集團的代言人。

張維迎等學者在政治上主張精英治理，反對民主；在民生上主張市場原教旨的小政府主義，反對公共服務型政府，這些不是社會進步的方向，不應該成為社會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