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要保障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是一個很古老的話題，無論是古希臘哲人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還是中國古代哲人孔子，都發表過對教育公平的看法。正因為如此，現在對于教育公平歧見紛呈，不同的學者因為價值觀、倫理觀不同，對教育公平的目的和力度觀點不同，是很正常的事情。

依筆者之見，教育公平實際上是一個國家戰略問題。通過對歷史的實證研究和總結可以看出，世界歷史大致是一部以族群為單位、以文化（這里取廣義）為手段（或者用進化論學者理查德道金斯的話來說，以文化為“延伸的表型”）開展的自然選擇史；現在所謂的“國家競爭”，說到底只是族群競爭的現代版本。國家戰略的目的，因而不外乎保證國家在國家競爭中能居于合理的生態位，從而使構成國家的族群能夠免于在族群競爭中因居于劣勢而被淘汰。

而之所以說教育公平是國家戰略的一部分，是因為它可以從兩個方面提升國家的競爭力。第一，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一部分。人類天生有追求平等的心理。在社會生產力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如果社會的不公平程度太高，大眾的幸福感會受到極大的影響，國家的合法性也因此會嚴重削弱，這顯然會降低國家的競爭力。因此，現代國家在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必須建立有效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才能保證足夠的競爭力。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國家之間的文化競爭，在現代越來越表現為科學知識的競爭。需要說明的是，這里的科學不僅僅指自然科學，也包括社會科學。美國著名戰略學者小約瑟夫奈曾經提出國家實力可分為“硬實力”和“軟實力”，其中自然科學對硬實力的貢獻居多，但如果沒有心理學、傳播學、管理學等社會科學的參與，自然科學本身是很難成為硬實力的。至于軟實力，就更離不開社會科學的支撐了。

然而，科學堪稱人類創造出來的最復雜、最深邃的知識體系，如果不經過長時間的系統教育，就不可能具備進行尖端科研的能力。因此，國家必須保證把高智商的人搜尋出來，鼓勵他們學習科學知識，為提升國家競爭力服務。然而，智商并沒有很強的遺傳性，高智商的個體不可能通過代代通婚的方式集中到少數家族，而總是散落于全民之中。如果教育不公平，那么處于社會中下層的高智商個體就可能因為不能利用足夠的教育資源而導致才華被湮沒，這對于國家來說當然是嚴重的損失。因此，出于匯集高智商人士為提升國家競爭力服務的目的，也需要實行教育公平。

由此我們便可知作為國家戰略的教育公平的兩個目標，一是提升社會的公平程度，從而提升大眾的幸福感，二是盡量把高智商個體篩選出來，鼓勵他們通過掌握科學知識成為精英階層。顯然，這兩個目標也正是衡量一國教育公平政策合理性的標尺。

美國肯定性行動的經驗教訓

談到教育公平的具體實施情況，美國的“肯定性行動”（affirmative action）肯定是必須予以第一位考慮的案例。

所謂肯定性行動，嚴格地說，指的是在教育、就業等方面，對在膚色、種族、原籍、宗教、性別、性取向等方面居于弱勢地位的群體予以照顧。但是，由于肯定性行動是美國政府在美國黑人的“民權運動”的壓力下采取的政策，因此這一政策主要惠及黑人。

肯定性行動誕生的年代，正是美國民權運動方興未艾的時代。二戰對于美國的興起是極大的契機，美國借此一躍成為建立在制造業等實體經濟的雄厚基礎之上的世界第一強國。制造業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因此原本聚居于美國南部的黑人大量向制造業集中的北部和西部遷徙，進入城市定居。然而，這些懷抱著自由、平等之類“美國夢”而向北、向西遷徙的黑人發現他們在新的居住地仍然要受到白人的歧視，而且這歧視還有法律依據，這顯然讓他們心懷怨恨。因此，20世紀50－60年代，既是美國黑人大遷徙的年代，也是美國種族沖突愈演愈烈的年代。要求廢止一切針對黑人的法律歧視、保障黑人和白人擁有平等機會的“民權運動”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展開的。

當時，美國和蘇聯的冷戰對抗正熾，世界范圍的左翼社會運動也如火如荼，美國國內的種族歧視不僅危及社會安定，而且嚴重損害了美國的國際形象。因此，美國政府終于痛下決心，決定實施平權政策。平權政策實際上有兩部分內容，其一是廢除一切法律規定的歧視，其二就是肯定性行動，也即對過去遭受歧視的弱勢群體采取補償措施，給予他們一定的“特權”。

為什么美國政府會在一些白人精英的建議下，采取了肯定性行動這樣多少有些激進的政策？除了因為這些白人精英對黑人的負罪感外，還因為他們相信通過教育上的照顧，黑人可以有效提高自己的經濟水平，而一旦大量黑人通過提高經濟水平成為中產階級，獲得了白人相同的經濟地位，種族平等也就水到渠成了。

那么，包括肯定性行動在內的這些平權措施的客觀效果如何呢？首先，法律歧視的廢除，實現了民權運動的基本訴求；肯定性行動的實施，更使一大批黑人通過接受良好的教育加入殷實的中產階級行列，還在政治上形成了不容小覷的勢力，可謂“錦上添花”，這使很多黑人以為斗爭已經勝利，是開始享受成果的時候了。民權運動由此衰落，在美國黑人中再也未能形成當年的高度團結的力量。

然而，美國的普通白人本來就不像白人精英那樣有很強的負罪感，很多人對肯定性行動一直頗有微詞，甚至有人認為這根本是反向歧視。因此，在1978年終于發生了著名的加州大學董事會訴巴基（Bakke）案。盡管該案的最終判決仍然維護了肯定性行動的基本原則，但是已經開始有所后退了。

到了20世紀90年代，美國的國內國際氛圍更有了很大的改變。一方面，冷戰結束，蘇聯轟然倒下，東歐變色，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陷入空前低谷，美國取得了無可爭議的世界霸權。與此同時，互聯網泡沫經濟成就了90年代中后期美國的持續繁榮。這時候，作為美國核心價值觀、崇尚個人競爭的保守主義少了左翼思潮的掣肘，開始反攻倒算。

在這種氛圍之下，不僅白人對肯定性行動的不滿越來越烈，甚至一些受過肯定性行動之惠的黑人成功者也反對肯定性行動，不愿意被別人視為非靠國家照顧不能取得成就的懦夫。與此同時，以亞裔為主的其他少數族裔的抗議也逐漸顯現——在肯定性行動造成的“黑白之爭”中，他們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只是以前一直沉默而不為政府重視罷了。這時候，肯定性行動不僅不再增進社會公平，反而損害了社會公平，降低了大眾的幸福感，它的衰落也就自然而然了。

至于肯定性行動在減少種族歧視方面的效果，則并不理想。由于文化不同，價值觀不同，即使有了肯定性行動數十年的照顧，美國黑人的教育水平和經濟狀況仍然遠遠不如白人。如果說民權運動時期的黑人因為還沒有在法律平等的條件下和白人共同生活的經驗，還憧憬著一個自由的、黑白融合的美國社會的話，到了上世紀90年代，很多黑人已經在現實的打擊下對此不抱希望，自愿和白人隔離。

綜觀肯定性行動從實行到衰落的30多年的歷史，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肯定性行動針對黑人等弱勢群體在歷史上遭受的歧視而提供補償，這種“補償正義”是合理、有效的，因此，肯定性行動在總體上還算成功，至少是完成了歷史使命。然而，肯定性行動最終治標不治本，未能幫助美國實現真正的種族平等，更不必說種族融合。目前這種自愿的種族隔閡，很可能比強制性的隔閡更可怕。在國家經濟沒有陷入全面危機的時候，還可能保證表面上的相安無事；而一旦國家經濟崩潰，也許就會爆發可怕的種族沖突。

因此，肯定性行動留給我們的最主要教訓就是，在教育方面簡單地基于族群身份照顧某些弱勢群體，并不一定能真正實現社會公平。這對中國的少數民族政策無疑是重要的警示。

簡評中國高等學校的招生政策

上述對肯定性行動的評價，不僅有助于我們明了目前針對少數民族的高考加分政策的成效，也有助于我們把握中國教育公平的真正應然的發展方向。

有關中國高等學校招生的一大爭論是，中國應該像美國一樣，實行高校自主招生，還是實行全國統一的高考制度？在筆者看來，答案是非常明確的：堅決應該實行全國統一的高考制度，同時向貧困地區適當傾斜。

美國的高校自主招生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高等教育資源豐富，而且高水平的學校多，考生首先不愁沒有學上（能不能上得起是另一個問題），其次不愁沒有好學校上。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可以容忍高校自主招生中存在一定的偏袒行為。事實上，美國高校的自主招生有時候是非常不公平的。以耶魯大學為例，該校作為美國最優秀的“常春藤學校”之一，竟然為校友的子女留出了40%的名額，完全是赤裸裸的門閥作風。

相比之下，在十幾年前，中國還是一個高等教育資源十分短缺的國家，以致大學生被視為“天之驕子”。近十幾年來，通過“教育產業化”帶動的高校擴招，高等教育資源有較大的擴充，但是高水平的學校卻仍然屈指可數。以2011年上海交通大學發布的世界大學排行榜為例，在世界排名150－200的高校中，中國高校只有清華大學入榜；在世界排名201－300的高校中，中國高校也只有北京大學、浙江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等6所高校入榜；在世界前500名的高校中，只有23家中國高校。在這種情況之下，如果濫開高校自主招生之風，那么不可避免的偏袒行為將極大扼殺“寒門”進入優秀高校的機率，這是中國社會絕對無法容忍的不公。

事實上，從2003年開始嘗試的自主招生制度，現在已是弊端重重，最大的問題就是過于偏袒城市學生，而對農村學生極為不利。有人不無諷刺地說，自主招生已經是城市學生的“小高考”。而且，這種偏袒主要表現在招生條件和流程之中（如2011年東南大學的自主招生報名資格竟然把夏令營活動也算在內；而很多學校的筆試、面試地點都在大城市，邊遠地區的學生很難參加），一旦制度化，是極為可怕的。

相比之下，人民大學等學校的“圓夢計劃”就合理得多。這一自主招生計劃面向農村考生，主要招收在縣及縣以下地區學校就讀的優秀學生，并且要求直系的三代之內無大學生。從歷史角度來看，正如肯定性行動是白人考慮到黑人過去遭受的歧視而給予的補償，“圓夢計劃”也是城市人口考慮到過去長期剝削農村人口的事實而給予的補償，是具備正義性的。與肯定性行動不同的是，“圓夢計劃”針對的不是種族，而是地域、階級，被補償的群體所具備的價值觀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和主流價值觀一致的，因此不會出現肯定性行動那樣的治標不治本的問題。

“圓夢計劃”看上去和美國學者理查德D卡倫伯格（Richard D. Kahlenberg）在1997年出版的《補救：階級、種族和肯定性行動》（The Remedy: Class, Race, and Affirmative Action）一書中的觀點類似，即以經濟地位而不是種族或民族為因素實行傾斜、照顧政策。這種辦法成效如何，尚有待中美兩國若干年后的實驗結果的檢驗，但筆者相信它是很有可能成功的。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