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摩羅 先生的眼光看魯迅
文＼趙國勝
我不是因為《恥辱者手記》開始關注摩羅先生的，是因為喜歡魯迅先生從而把目光投入到這位以另一種目光和視野研究魯迅出名的的學者的。后來的日子里，隨著閱讀摩羅先生著作的數量的增加，慢慢地從骨子里開始喜歡上這位有擔當有抱負的學者，不過今天的目的在于談談魯迅先生，日后會專門作文說摩羅先生的創作的。
談到另一種眼光和視野，我們首先來說這么一個怪現象。進入新世紀以來，伴隨著國際國內一系列巨大事件的發生，中國面臨著又一個變化莫測的社會轉型期，在這一轉型期里的社會“陣痛”是必然的。而中國的精英階層從以前團結一致到如今也四分五裂產生了所謂的新“左”派.“自由主義者”等等幫派，各種知識分子面對中國社會當下發生的事件都會給予及時而且犀利的批判和爭論，當然這里面更多的是爭論。可是我們發現無論是新左派還是自由主義者，無論是精英專家還是公共知識分子，這些所謂的民意領袖在辯論時都會提到一個人-----魯迅，都打著魯迅的旗號來反擊對方，都刻意從魯迅著作里面咬文嚼字來論證己方掌握“真理”的唯一性。我想問難道魯迅是個精神分裂癥嗎，為啥意見相左的人可以用同樣的事例來得出不同的結論，這里面除了反應魯迅作為中國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思想家和文學家對當下中國的影響力外，另一個側面也讓人們看出魯迅的豐富性和我們認識魯迅的淺薄。其實用一句時髦的話說：“你愛還是不愛，魯迅就在那里，不變不移”。
新世紀初社會上曾經出現過“魯迅爭議”的現象。以葛紅兵教授、王朔等一批社會名人對魯迅進行了一番肆意的批評，這里面有中肯切實的意見，但更多的卻是無中生有的人生攻擊和無謂炒作。這么多年過去了，那次的爭論竟造成對魯迅研究的有一個高潮，各種關于魯迅先生的問題被提出來，研究思想的深入和論題范圍的廣闊都是當初沒有想到的。不過，一個不可否認的現實就是，盡管魯迅研究得到了更多的肯定，魯迅作為中國20世紀知識分子杰出的代表得到來自官方和民間最大限度的褒揚，可是社會中一些異樣聲音還是會不時的出現。這里面有純屬搗亂型的，比如上面提到的葛紅兵教授；也有嚴肅探討型的，比如摩羅先生。
說起摩 羅 先生對魯迅的批評，不僅僅像劉震云那樣的社會知名作家學者不相信，就是像我等初出茅廬涉世不深的大學生也懷疑自己是否聽錯了。畢竟摩 羅 先生在把年代末是十分推崇魯迅的，他自己的“摩羅”筆名就是取自魯迅的《摩羅詩力說》，而他的那本給他帶來巨大聲譽的《恥辱者手記》更是秉承著 魯迅 先生“批判國民劣根性”的思想來寫作的。而如今摩 羅 先生的《中國站起來》、《中國的疼痛》更多的是對魯迅的批評和指責（或許有點嚴重）。雖然我們不能說批評一個人就代表否認一個人，可看似如此不搭的轉變還是給人一種異樣的感覺。不過，正如劉震云所說，摩羅態度的變化僅僅是由于社會現實的變化和研究問題的深入導致的，作家內心深處那種天生的“為民請命”敢于承擔的精神沒有變過，那種不辭辛苦為勞苦大眾爭取權利的努力沒有變過，而這也是我喜歡摩羅的原因。
摩 羅 先生從宏觀的角度來重新審視五四那一代知識分子的價值內涵，面對著如今國家國內紛繁復雜的社會現實，以敏銳的洞察力指出魯迅或者五四那批知識分子思想深處對中國底層大眾的無情批判和諷刺很可能中了西方人的圈套。這個圈套就是西方社會在19世紀到20 世紀全球侵略擴張中建構起來的那套“人文學術體系”，在這個體系里面西方人掩蓋住自己本國的一系列黑暗現實和他們殺人如麻的強盜面目，心懷不軌的提出了“啟蒙”“科學”“民主”等西方人認同的普世價值，在這里我們先不必討論由西方社會建構的這套“普世價值體系”有無全球不分種族部分國家地區的適應性，單單從西方社會本身出發就會發現這里面存在巨大的貓膩和虛偽。可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知識分子在摩 羅 先生看來恰恰就心甘情愿接受了這個圈套，并且用之來實現自己改造中國國民性、促進中國社會進步的武器。并且，直到如今，這種動輒就提出諸如“中國人民的素質就是低”話語的現象還是層出不窮，在摩 羅 先生看來，這恰恰也是無四造成一個問題之一。
針對這個問題我想說，首先我們應該回歸到當時中國的社會，十九世紀中期以來的中國在對外戰爭一次次失敗，一次次割地賠款，國家主權一步步喪失，百姓生活一步步跌入水深火熱之中。中國的知識分子為了挽救民族危機進行多方面的嘗試，從洋務運動到戊戌變法再到辛亥革命，從武器改革到資本改革再到民主共和，從林則徐、魏源到康有為、梁啟超再到孫中山、黃興，變化莫測的19世紀末期社會上都會有知識分子為民為國為天下奔波的勞碌身影，可殘酷的現實一次次擺在面前，半殖民本封建的社會性質沒有絲毫改變。等到以魯迅為代表的新一代知識分子登上歷史舞臺時，殘酷的現實讓他們只能把求得民族解放、社會進步的任務放在思想革命上。
摩 羅 先生說魯迅這樣做是有點崇拜西方抑或有西方奴性的，其實不然，作為一個有著強大個人獨立性情結的魯迅是不干也不會甘心做西方人或者西方文化的奴隸的。不過我們反照當初，除了這條“以批判國民劣根性求的社會進步”外還有什么道路，當時的西方縱使有著難以遮蓋的兇殘本性可西方社會經濟進步、民主自由的優勢還是比較明顯的，作為一個有擔當本性的魯迅內心深處是極其渴望中國社會也發展到西方水平的，而愛之越深恨之越切的慣例也只能讓 魯迅 先生選擇“批判國民性”這條道路。至于說這是否就意味著 魯迅 先生對中國底層社會的勞苦大眾的全盤否定我看未必，我們在魯迅作品里也會發現大量的魯迅對底層群體的關照和熱愛，比如《一件小事》里面的車夫。
而我認為摩 羅 先生提出的魯迅一直對自己屬于精英階層這一社會群體感到可恥倒是值得討論和研究的方向，我們根據摩 羅 先生的文章得出魯迅曾經作文多次對精英階層做過批判和粉刺，而這也是 魯迅 先生的偉大之處。當時的知識分子不免有種“自我崇拜”情結，認為自己作為精英有著天生的優勢，他們可以任意對底層群體進行肆意或者扭曲的侮辱而不含同情，魯迅的偉大恰恰在于他是含著深情祈求底層群體覺醒的目的來從事國民性批判的。而他自己也看出了當時社會上大多數知識分子普遍毛病并且給于了批判。
至于說摩 羅 先生說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無情諷刺有著嚴重后果，這讓我想起前些年有些人提出的“魯迅割裂的中國傳統文化”的聲音。一方面就像老師說的，如果魯迅幾句話就可以割裂中國傳統文化那未免有點杞人憂天，那樣的話中國的傳統文化也太不堪一擊了。不過反過來我們發現社會上一些不懷好意的人一方面在說著魯迅的巨大影響對中國文化的傷害的同時一方面又在否認著魯迅的偉大，這可真是讓我不知所以然。
不過實事求是地說之所以造成這樣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在學習魯迅是有著巨大的空白，我們把過多的精力放在魯迅成名后而忽略了成名之前，我們連魯迅大小就學習四書五經和中國傳統文化的事實， 魯迅 先生就是到了留學歸來后的十年時間里還在研究佛經、碑拓等中國傳統文化，這難道能說 魯迅 先生不愛中國傳統文化嗎？我想 魯迅 先生之所以那樣說出了一腔憤懣外更多的還是希望國家進步的渴望。
最后我們再說無論如 何摩羅 先生也沒否認魯迅作品本身的偉大，單單的文本形勢和內容就足以讓 魯迅 先生在中國20世紀最杰出偉大的文學家的寶座上穩如泰山。而摩 羅 先生提出的批評也大多在 于魯迅 先生的思想對于當下的影響上說的。其實我們發現，如今的中國早已不是清朝末年的狀況了，隨著綜合國力的提升和國際影響力的擴大文化上我們也應該有強大的自信心和自尊心，至少不必再在文化上對西方俯首帖耳唯西方文化是瞻，起碼也應該是平起平坐的姿態來看待當下中國的現實和國家的形勢。
不過，就算如此我們還是會發現 魯迅 先生的文章在當下還是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力和批判力，這是 魯迅 先生的偉大之處也是中國社會的可悲之處。而我們應該如何正確運用魯迅給我們帶來的知識來面對和處理當下中國社會的問題就成為一個很棘手的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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