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晚年為什么會“犯錯誤”》釋疑　　

悟實蜃輝　　

《毛澤東晚年為什么會犯錯誤》　2011年5月28日　發表在烏有之鄉網站，同時被做成了手機版，　5月30日　被人轉發到搜狐社區軍事天地欄目，經過稍許文字修改后　7月17日　發表在毛澤東網摘網，　8月14日　修改稿被網友青山道人轉載到中華網“中華雜談”欄目，網友殘陽古道轉載到人民網強國社區，還有一些網站進行了轉載等。

毛澤東晚年“犯錯誤”了嗎？為什么？文中說：“歷史已經證明并將繼續證明，毛澤東一生都是高瞻遠矚、偉大和正確的，有些人說他晚年犯有‘錯誤’，與遵義會議前他‘屢屢犯錯’一樣，不是毛澤東有‘錯誤’，而是他們判定正確與錯誤的標準有錯誤——毛澤東一直都是正確的！

“而且，所謂毛澤東的‘錯誤’，不僅不是錯誤，事后自來還是毛澤東高瞻遠矚的戰略行動，是保證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勝利的戰略制高點，我們今天仍然得益于他這些具有遠見的偉大戰略。只是，有些人可能沒有理解他的遠見卓識和偉大戰略，另有一些人出于某種目的在進行別有用心的宣傳。”

在所有看過此文的人中，雖然多數人支持文中的結論，但還有相當一部分人有疑問，這些人有反對毛澤東的，也有擁護毛澤東的。反對毛澤東的人疑問主要有：1、“大躍進”中的“浮夸風”和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人”的問題； 2、“文革”的必要性、對中國文化造成的“破壞”與“整死人”的問題；3、前30年中國經濟“瀕臨崩潰”的問題；4、文革讓人不讀書，“文革耽誤了一代人”的問題；5、不進行計劃生育造成中國人口“過多”的問題；6、“閉關鎖國”問題和“個人獨裁”問題等。擁護毛澤東的人疑問主要集中在一點上：7、毛澤東“唯一錯誤是沒消滅走資派”，沒有選好接班人，沒有阻止資本主義復辟。另外，有代表性的觀點是烏有之鄉網站上網友“雁過無影”的評價：

下面，筆者就如上疑問進行一些必要的解釋。

一、“大躍進”中的“浮夸風”和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人”的問題　　

實際上，這兩件事有一定的因果關系，“大躍進”中的“浮夸風”是造成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人”的原因，“餓死人”是“大躍進”中“浮夸風”造成的結果，“浮夸風”最嚴重的地方也是“餓死人”最嚴重的地方。

那么，責任應該是誰的呢？我們應該進行具體分析。“大躍進”期間“浮夸風”和“餓死人”的現象雖然全國不少省都有，但最嚴重的三個省是河南、四川和安徽。當時，這三個省的省委第一書記分別是吳芝圃、李井泉和曾希圣。1960年8月23日　，四川在沒有事先公告的情況下，突然全省范圍內發行新版四川省地方糧票，還對中央封鎖消息，百姓手里的舊版糧票不予兌換，全部作廢。理由是發現有人制造假糧票。一段時間內，所有食品店、館子都關門。請注意：用如此手段搶劫老百姓的口糧，與餓死人難道沒有關系嗎？但李井泉有一句名言：“中國這么大，哪朝哪代沒有餓死人！”李井泉從未因四川餓死人受過任何處分，“十大”當選中央委員，后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顧委常委。吳芝圃部抗戰期間已經歸屬劉鄧指揮，是鄧的老部下。“信陽事件”發生后，吳芝圃對中央嚴密封鎖消息，甚至出動武裝力量截堵逃荒——這不是明明逼老百姓活活挨餓嗎？（ “信陽事件”指的是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發生在信陽地區的大批農民非正常死亡的事件。）事件發生的主要原因是河南省委主要領導大刮“浮夸風”和“虛報糧食”產量，五類分子（帝富反壞右）對黨和人民的反攻倒算。中央內務部、中央監委先后派人到信陽調查，毛主席還專門為此做了批示，在中央一線工作的劉少奇主持對信陽事件做出處理。當時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就“信陽事件”先后三次向中央檢討，承認信陽地區出現大批非正常死亡，承認自己“對河南人民犯了大罪”。文革運動中，群眾批判吳芝圃，有說死了 300 萬，有說 200 萬。河南造反派把吳芝圃從四川抓回鄭州批斗，稱他是“屠殺河南人民的劊子手”。

是的，“毛澤東時代餓死了許多人”。但餓死人最多的河南、安徽、四川省直接責任人是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李井泉和曾希圣。我們需要思考的是，為什么“浮夸風”最嚴重和“餓死人”最多的三個省的省委第一書記都跟鄧關系最密切？為什么這幾個人都受到鄧的保護？許多人餓死并不是國庫無糧，而是地方當局把農民口糧征調一空冒充“政績”：農民絕糧，附近的國庫卻是滿的。這種做法是標準的“修養黨”、“精英黨”“黨性”的產物：絕對服從上司要求，寧可老百姓無糧餓死，也不向上級要求開倉放糧，而且嚴密封鎖消息，攔截老百姓逃荒求生，以免有損“大好形勢”，妨礙他們的“政績工程”。這與今天寧要GDP節節高升、不管人民死活的做法有什么區別？

中共中央批轉的中共信陽地委　1960年12月22日　的報告披露說，信陽地委第一書記路憲文，在吳芝圃的支持下，將五類份子組織起來（指當時被劃為敵人的地、富、反、壞、右），吃得飽飽的，打黨員，打貧下中農，提出“寧要一斤糧，不要一個共產黨員”，“打死一個黨員，拿出一斤公糧”要表揚。反瞞產已經反得農民沒有飯吃，還不準寫信、不準要飯、不準逃荒、不準挖野菜、不準冒煙；食堂不開伙，活活將人餓死，一個小孩，餓極了，爬到食堂門口，被人撞死在墻上。槐樹店的公社黨委書記糾集一群人，打農民，打一下，喝一口酒，以人的慘叫聲為樂趣。打死了父親，又打死了十多歲的兒子。一個生產隊長獨占上面下發的80斤救命糧，還狂言要70人餓死50人才開伙。一個縣百多個村莊的貧農大都被活活餓死。各種慘絕人寰的反革命暴行，各個縣、社幾乎都有。河南省委為什么會允許這么做？　　

實際上，“大躍進”過程中存在著毛澤東路線與五類分子（帝富反壞右）路線的較量。早在1958年，毛澤東就提醒吳芝圃：“要把膨脹的腦筋壓縮一下，冷靜一下”。然而，吳芝圃置若罔聞。在看到吳芝圃沒有改正的意思后，毛澤東很生氣：“吳芝圃，你對，你搞得快，可能你是馬列主義，我是機會主義。”并逐漸改變了對吳芝圃的看法，說“這種人表面上‘左’，實際上是形‘左’實右，缺乏經驗，不深入群眾。”1959年2月，毛澤東在鄭州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提出重點解決人民公社管理體制和具體政策問題，調整國家和農民的關系。吳芝圃仍津津樂道于幾年內過渡到共產主義，毛澤東不客氣地對他說：“不要一扯就扯到共產主義……。你說十年就過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毛澤東提出人民公社要“三級所有，隊為基礎”，而吳芝圃卻堅持大隊為基礎，毛澤東對他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你不要再這樣搞了，還是以生產隊為基本概算單位好”。——“大躍進”的路徑到底是毛澤東的路徑，還是吳芝圃之流的路徑？1960年底，毛澤東又派身邊的幾位工作人員到信陽地區去調研，但吳芝圃卻把他們安排到了許昌地區的鄢陵縣，不讓他們看到信陽的真實情況。對于吳芝圃的所作所為，黨中央和毛澤東提出了嚴厲的批評，認為他“破壞民主、堵塞言路，‘左’傾蠻干，死不回頭”。問題是，如果中央沒有人作后臺，吳芝圃何以敢如此放肆？　　

有人說毛澤東時代曾經出現的浮夸風和假大空，都是毛澤東造成的。但是我們知道，毛澤東時代大部分時候是實事求是的。根據因素分析法，如果一現象與某因素有因果關系，相關因素消失后則相應現象隨即也會消失。那么，毛澤東死后，中國社會是實事求是消失了還是浮夸風、假大空消失了？當國家統計局公布2009年的房價上漲1.5%的時候，看一看公眾的反應就知道了。　　

2008年金融危機后，政府宣布2009年的ＧＤＰ要“保八”。網友說，2008年四季度，GDP增速是6.8%，這個數字放在全世界也是超高速了，但在這種“增速”下，國內卻是企業經營艱難，行業衰退，工人、職員大量失業，大學生就業困難…… 在超高的“增速”下卻出現了經濟衰退，世界經濟史上都是奇聞！可能也是一個中國特色。2009年早些時候，有個經濟專家說中國GDP的增長率在8%以下就相當于歐美的負增長。網友說，那中國8%不就等于0%么？這個“8%”算不算一個浮夸數字？　　

綜合上述情況，“餓死人”是毛澤東的責任嗎？如果是，只能說明毛澤東由于退居了二線，沒有能夠控制全局，讓混在領導隊伍中的投機分子及其追隨者有了可乘之機。因為根據中央的部署，劉少奇從1953年12月起已經開始主持一線工作并于1959年4月當了國家主席，鄧小平1956年當了中共中央總書記，毛澤東已經退居二線并于1957年辭去國家主席，而且當時實行民主集中制，毛澤東無法一人說了算，否則就會有更多的人說毛澤東“獨裁”了。然而，在發現“餓死人”的嚴重問題后，毛澤東卻立即出面解決并替一線同志承攬“主要責任”，多么襟懷坦蕩、義薄云天！但是，“餓死人”事件發生多年后，今天卻沒有人追究主持一線工作的劉少奇和鄧小平的責任，而是去追究雖然處于“二線”卻發現問題最早、糾正錯誤最早、并替一線同事承攬責任的毛澤東的責任，豈不是別有用心？

另外，我們知道，中國歷史上每次餓死人都會引起人民起義的，可毛澤東時代餓死了那么多人為什么沒有發生人民起義呢？根據原香港英文報紙《南華早報》駐北京記者站主任、在北京住過15年、《餓鬼——毛時代大饑荒揭秘》（初版于1996年，2004年又出了增訂版）一書作者賈斯柏‧貝克說：在寫作這本書的時候，很多被采訪者斷定，在那個時候，廣大農民對共產黨很信任，所以他們做不出反抗的行動來。農民們相信共產黨決不能讓老百姓餓死，相信毛主席會來救他們。有些農民認為，寧肯餓死也不能搶糧庫，國家的糧食一粒也不能動，如此等等——當時老百姓之所以寧愿餓死也不起義，是因為他們相信毛主席一定會派人來救他們的！這說明什么？說明一點：廣大人民對毛澤東是真心擁護和愛戴的，寧肯跟著他餓死也不反抗他。那么，到底“餓死”多少人呢？有說一千萬的，也有說三千萬的，還有說六千萬、八千萬的。由于目前沒有國家提供的確切原始數據，人們都無法得出準確結果。但是，根據山東大學兼職教授、數學專家孫經先　2011-10-19　發表在烏有之鄉上的研究結果，三年“困難時期”非正常死亡人數在400萬左右。但按照美國駐南京政府最后一任大使司徒雷登的記載，國民黨時期每年餓死的人都在300-700萬之間。這就是說，僅僅中華民國39年的時間里餓死的人就在二億左右，這還不算因戰爭、瘟疫等疾病死亡的人數。北京《京華時報》　2011年5月12日　A4版一篇報道稱：“本報訊（記者李秋萌），今天是我國第三個防災減災日。昨天，中國紅十字總會訓練中心主任辛寶山表示，排除不可預見的自然災害和人力不可抗拒的重大事故外，我國每年死于非正常死亡的人數逾800萬，其中八成是可以避免的。”有人評論，這個數字對我們同舊社會與三年困難時期的非正常死亡是一個很好對比，對那些借死人問題攻擊毛澤東、誣蔑大躍進、人民公社和社會主義制度是絕好的諷刺。　　

與解放前相比，更能說明問題了。自1820年到1949年，130年間中國人口一直在4.26億至到4.5億間徘徊，而毛澤東時代，中國人口超過了10億，30年間翻了一番半。我們需要思考的是，難道這6億人口是“餓”出來的嗎？為什么解放前130年人口增加不了？ 筆者問詢過許多老年人，解放前是否也搞“計劃生育”？是不是人民“富”得不愿生孩子了？都不是。那時一對夫婦都生育十個左右的孩子，有的甚至十幾個，但由于生活條件太差，都“餓死、病死”了，能夠養活大兩三個也就不錯了。兩相對比，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解放前130年間人口沒有增加，主要是因為“餓死、病死”，毛澤東時代人口增加，是因為生活和醫療條件轉好，避免了那么多人“餓死、病死”。30年間人口增加6個億，就是與解放前相比，30年少“餓死、病死”6個億！與解放前相比，每年少“餓死、病死”2000萬！然而，沒有人追究解放前中國人被“餓死、病死”的如此大罪，單單去對毛澤東時代“餓死”人的問題大呼小叫，而且不具體追究真正的責任人，把責任都堆到避免中國人每年少“餓死、病死”2000萬的毛澤東頭上，誰能說不是別有用心？　　

二、“文革”的必要性、對中國文化造成的“破壞”與“整死人”的問題　　

“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認為他一生中所干的兩件大事之一，（另一件是在他帶領下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挽救了四分五裂的中國），原計劃三年，一年開始，二年勝利，三年休整。但后來就像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收不住了，結果一下搞到毛澤東逝世。那么，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呢？有沒有必要呢？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做出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問題的決議》，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說“文化大革命被說成是同修正主義路線或資本主義道路的斗爭，這個說法根本沒有事實根據，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論和政策問題上混淆是非”。“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資派是黨和國家各級組織中的領導干部，即社會主義的骨干力量，黨內根本不存在所謂以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由此看來，文革有沒有必要，關鍵在于黨內是否存在一個資產階級的司令部，他們走沒走資本主義道路。這是判斷的標準。實話說，當時這個問題還真不太明顯。然而，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人們逐漸認識到，黨內的確有一些人熱衷于搞資本主義的那一套，公然要“補資本主義的課”，而且是“惡補”。結果，正如美國知名投資家吉姆·羅杰斯在2009年8月接受媒體采訪時所說：“現在的中國越來越像資本主義，而美國反而越來越社會主義。從全世界來看，這是一種巨大的轉變。”今天，資本主義的外資經濟占國內GDP已超過40%，私人經濟占國內GDP約30%，而代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只占國內GDP的27%，這嚴重違背了憲法規定的公有經濟占主導地位的規定。兩極分化出現了，新資產階級出現了，于是廣大干部民眾，包括認同鄧小平理論的干部民眾，認為資本主義復辟了，于是他們才重新認為毛澤東的文革理論是正確的。難怪在紀念《決議》座談會上，《中國稅務》雜志社原社長張木生說：“改革開放最大錯誤，明明搞資本主義卻不敢告訴人民”。　　

201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秘魯作家略薩說：“目前中國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會，貧富差距超過了其他任何一個國家，而中國也許是唯一接受百萬富翁和億萬富翁加入共產黨的國家。”他問道：“這是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國家嗎？”西班牙外交官布雷戈拉特的《中國的第二次革命》一書說：中國已變成“專制的資本主義社會”。　　

由此看來，“文革”不是“錯誤”，只是“不成功”，沒有阻止資本主義復辟，沒有阻止修正主義上臺。　　

但是，這并不能說“文革”沒有作用。要知道，廣大人民群眾通過“文革”的預防針，已經對資本主義復辟和修正主義上臺有了一定的預防意識，這就在修正主義者與外國合謀在中國推行“顏色革命”時能夠進行自覺的抵制，使之難以成功。這也是“顏色革命”在蘇聯和東歐成功后，中國依然飄揚著五星紅旗的原因。　　

“文革”對中國文化的“破壞”，主要是對中國幾千年的文化進行批判性地繼承和發展，破除封建迷信和奴仆思想等糟粕，繼承寬厚仁慈禮義氣節等優良品質，同時建立民主思想和主人公思想等等。例如在舊社會曾泛濫成災的娼妓、賭博、吸毒、搶劫、偷盜及黑社會活動在新中國成立不久便迅速滅絕的基礎上，建立了以政治為先導的革命文化，筑就了社會主義的主流價值，使初創不久的共和國政權的鞏固與黨的長期執政獲得了不可或缺的文化支撐。主要表現是官民平等、男女平等、互幫互助、互諒互讓、尊老愛幼、先人后己等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建立，以及由此造成的全社會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拾金不昧、無名英雄等現象成為常態，打造了人類文明理想社會的雛形，產生了全世界為之敬仰的“雷鋒精神”。毛澤東時代，中國各民族空前團結，齊聲歌頌共產黨好、社會主義好，共產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空前提高，社會治安空前穩定，社會犯罪率很低，賣淫、嫖娼、吸毒、賭博絕跡。群眾不知黑勢力為何物，幾乎家家夜不閉戶。人們不知道啥叫“防盜門”。偶爾抓一個犯罪分子或在干壞事的地富反壞右，嚇得向人民群眾求饒。但是“文革”結束后，進行“改開”了，這些中國文化的優秀部分才真正被消滅了，不用舉例，看看今天的中國現實就知道了。官員貪污腐敗、貪贓枉法，信譽喪失、爾虞我詐，社會丑惡現象充斥各個角落，社會上人人自危、怨聲載道。國家與人民的關系也惡化了，群體性事件此伏彼起。　　

那么，“整死人”又應作何解釋？“文革”本來就是兩派之間的政治斗爭，斗爭中的沖突是在所難免的，激烈的時候雙方都可能有人犧牲，這也是難以避免的。雖然毛澤東要求“文斗”，但對方難道一定會聽毛澤東的嗎？如果都聽了毛澤東的，哪里還有“兩派”？因此，一方聽毛澤東的，即毛澤東派，另一方卻可能堅決與毛澤東派用“武斗”，這就不可能避免有犧牲；這種情況下站在毛澤東派立場上的人也可能采取與對方同樣的“武斗”措施進行自衛，雙方都會造成人員傷亡。　　

然而，這里與斯大林統治期間蘇聯因為整肅而致死許多人的問題有一定區別。蘇聯很可能有肅反擴大化的情況存在，但中國“文革”不算擴大整肅。而且不能因為肅反擴大化就認為不應該肅反。試想，如果肅反會削弱蘇聯的力量，蘇聯在抵御法西斯侵略時又怎么能顯示出如此的強大呢？應該這樣來理解，一個國家也就像一個人一樣，只有強壯的身體才能更有力量。有些人在一個國家中就好比一個人身體里的病毒細胞，雖然它也是一條生命，但如果國家聽任其發展，就可能危及整個國家的健康甚至生存。只有對這些危害國家健康的病毒進行制裁，以致消滅了，國家才能變得更為強大。否則，像赫魯曉夫那樣的修正主義病毒如果不加清除，發展下去就會形成戈爾巴喬夫那樣的毒瘤，導致蘇聯這個新時代的巨人產生癌癥，轟然死去。與蘇聯的肅反手段相比，斯大林使用的是“西藥”，猛烈但能迅速治標；毛澤東使用的是“中藥”，溫和但能夠標本兼治。　　

三、前30年中國經濟“瀕臨崩潰”的問題　　

下面是2010年1月出版的《中國新政》的一段內容：“在毛澤東等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的領導下，新生的共和國僅用1/4世紀的時間就把一個世界上最落后的農業國家迅速地建設成為一個初步工業化的國家，這一成就舉世矚目。數據顯示，在新中國的第一歷史階段，全國工業總產值與1949年前相比增長了30多倍，其中重工業總產值增長約90倍。從1952年到第一階段結束止，工業產量以平均每年11．2％的高速度增長。1953年至1957年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增長最快，當時工業增長率平均每年高達18％，使中國的工業生產力翻了一番。其后一些年份里增長的速度盡管不穩定，但仍然保持著快速增長的勢頭。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雖然造成了很大的破壞，但工業生產仍繼續以平均每年超過10％的速度增長。”　　

新中國在“一窮二白”的土地上，在帝國主義的軍事經濟封鎖中，又處于出生率高漲的嬰兒潮時代，從1949到1978年，不但國內生產總值達到年均增長7.3%，而且建立了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物價穩定。不但有了自己制造的第一輛汽車、第一架飛機、第一個現代化鋼鐵廠、第一個重型機械廠……還有了“兩彈一星”核武器，打破了超級大國的核壟斷和核訛詐。建國3年后，國民經濟恢復后的1952年，新中國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除個別的以外，都超過解放前國民黨統治時期經濟發展最好的1936年，工業農業產值比1949年增長了77.5%（按1952年不變價格計算，下同）,其中現代工業增長178.6%，農牧副業增長了48.5%。僅在“一五”期間取得的經濟成就，就超過了舊中國一百年（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從1953年到1957年，1953年工農業生產總值比1952年增長14.4%，1954年又比1953年增長9.4%，兩年平均增長11.9%，超過計劃規定的年均8.6%的增速。1957年，工農業總產值比1952年增加60%以上）。1952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679億元，1978年達到3645億元，26年增長5倍多。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資料，中國、蘇聯，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同是二戰勝利國）比較，1951到1980年30年工農業產值平均每年增長率如下表，說明社會主義國家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快，中國是最快的：　　

（引自張宏志《還清白于毛澤東》續集第122頁）　　

解放前后的老一輩人，把火柴叫“洋火”，煤油叫“洋油”，自行車叫“洋車”，肥皂叫“洋堿”，鐵釘叫“洋釘”……為什么都帶個“洋”字呢？漂洋過海過來的——中國不會制造！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從19世紀60年代搞了七八十年，到1949年解放時連一架飛機、一輛汽車、一臺拖拉機都不能制造。1949年人均國民收入只有27美元，不足亞洲平均44美元的2／３，不足印度57美元的一半。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后，美英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中國的死敵，千方百計貶損中國的成就。但是，它們還是對新中國所取得的成就進行了一些客觀報道。如在新中國建國10周年大慶前夕，美國《紐約時報》說：“從物質方面來說，這個國家改變得幾乎讓人認不得了。從中國回來的外國人發現，他們記憶中的在舊中國所做的既危險又有趣的旅行似乎是屬于史前時代了。他們說，他們坐著準時出發的火車旅行，乘著安全的飛機飛到遙遠的地方去，而且甚至在邊遠地區都住在清潔的新旅館中。他們沒有看到什么蒼蠅，沒有看到乞丐。”“中國盡管被自由國家宣布為非法，但目前在世界政治中卻享有一種由于恐懼而產生的尊敬。”在新中國建國20周年時，英國報道：“今天中國是值得考慮的一支力量，不僅在經濟上是如此，在世界政治中也是如此。阻礙小國完全屈服于兩個超級大國的這一個或那一個的，是人民中國。阻礙人們的頭腦完全屈從于超級大國的哲學的也是中國。中國革命使其他正在斗爭中的人民懂得了自力更生的意義。”在新中國建國30周年時，日本人說：“從四千年的悠久歷史來說，三十年不過是短暫的期間，但在這段期間里，中國擺脫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狀態，并已達到憲法上所謳歌的‘初步繁榮的社會主義國家’。” 　　

有人說毛澤東時代不講民生，人民生活很窮，改革開放后才開始講民生，人民才富有了。但我們知道，毛澤東時代中國人沒有工作住房之憂（國家包管給每個人安排工作，參加工作的同時分配住房）、沒有生病和子女就學之憂(基本免費)，即使一家五六個、七八個孩子都能夠上得起學、看得起病、住得起房。現在講民生了，富有了，但絕大多數人卻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供應不起孩子上學了，別說一家七八個孩子，一個孩子都養活不起了。難道我們要的民生和富有就是住不起房、看不起病、養活不起孩子、供應不起孩子上學？這種富有和民生是不是有點“民不聊生”的味道？實際上是，在這三十年里，整個經濟發展水平雖然還相當低下，但比解放前已經大大提高，基本醫療衛生工作甚至被一些國際機構評價為典范。而且社會風氣良好，助人為樂的雷鋒精神蕩漾在社會空氣中，無處不在。人民精神煥發、意氣昂揚、和睦相處、其樂融融。想想看，如果真的不講民生，能夠達到這種效果嗎？與解放前相比，更能說明問題了。解放前130年間人口沒有增加，不是因為限制生育，也不是因為老百姓不愿意生孩子，而是生的孩子因為生活條件太差餓死、病死了，長不成人！能夠僥幸長成人的也因為有病沒錢治、社會混亂或戰爭等原因活不大年紀。如果沒有毛澤東，即便父母能夠生下你，也缺乏把你養大成人的能力。（解放前，中國人民的平均壽命只有35歲，1949到1976年，世界人均壽命從47歲上升到58歲，中國則從35歲上升到70歲，到2001年5月，在毛主席逝世后的二十五年里，我國人口的平均壽命已經由原來的70歲下降為62歲。）　　

有人說，現在就是比毛澤東時代生活水平高，經常有肉吃。不錯，但是這只是表面現象。毛澤東時代，實行不限制的生育政策，一個人掙錢，要上養老、下養小，而且有很多婦女沒有參加工作，是家庭婦女。多的，一個人要負擔10余人的生活，少的也要負擔3、4個人，3口之家很少，特別是2人掙錢的3口之家更少。撫養人口過多是當時生活水平低的主要原因。今天，如果讓你也養七八個孩子，你的生活水平還有那么高嗎？還能經常有肉吃嗎？很可能，不但沒有肉吃，連草根樹皮也沒得吃，小孩會餓死一大半，這不回到舊社會了嗎？反過來說，那時候也像今天一樣生養這么少的孩子，生活水平遠比今天要高。改革后，由于計劃生育控制小孩出生，要負擔的撫養人口大幅度減少，特別是城市，大部分是2人工作養活一個孩子，甚至包括上一代4人掙錢養活一個孩子，也是能夠提高生活水平的因素。比較一下，即使同等條件，1人工作撫養5個人與2人工作撫養1個人生活條件會一樣嗎？更別說當時的經濟基礎比今天要薄弱得多了，而今天的經濟基礎還是毛澤東時代奠定的。　　

因此，比較生活水平高低，還要看多少勞動力負擔多少人的生活，在同樣的負擔條件下進行比較才合理。再說，生活水平的高低還與當時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大局有關。首先，毛澤東時代是從舊社會工農業底子非常薄弱的基礎上開始的，“一窮二白”，資金有限。第二，怎樣使用這個有限的資金對國家最有利呢？一個國家，沒有強大的工業，在現代社會是無法立足的，而工業又分輕工業和重工業。發展輕工業可以更好更快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如果沒有強大的重工業體系，輕工業就缺乏強大的后盾支持，無法獲得可持續的發展，因為輕工業所需要的機器設備設施是由重工業提供的，這也是舊中國一直生活水平不高的一個原因。再說，還要全力發展軍事工業，因為，沒有強大的國防，就無法抵御帝國主義的軍事威脅，更不能保證我們的革命果實和國家建設。因此，建國后國家從長遠和全局出發，決定先重點進行重工業和國防建設，這就無法同時把輕工業快速發展起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就無法快速得到提高。然而，正是由于當年建立了完整的重工業體系，才為后來迅速轉向輕工業建設、生產滿足人民生活的輕工業品奠定了基礎，而強大的國防是所有這一切得以實現的保障。如果沒有毛澤東時代建立的軍事工業和重工業體系做支撐，我們的生活水平會迅速提高嗎？恐怕還跟解放前一樣。　　

這里可能有一種誤解，認為手里的錢少，就是貧窮，錢多了，才是富有。實際上，貧富的標準不是你手里的錢多少，而是你手里的錢能在多大程度上滿足你的生活需要。在新中國建立之前的　1948年12月1日　，中國人民銀行在河北省石家莊成立，并發行第一套人民幣（現稱舊幣）。1951年底人民幣成為中國唯一合法貨幣，除臺灣、西藏外全國流動。　1955年3月1日　發行第二套人民幣時進行了貨幣改革，使第二套人民幣與第一套人民幣的比率為1：10000，即第二套人民幣的1元相當于第一套人民幣的10000元。原來你一個月的工資是人民幣30萬元，現在只能領人民幣30元了。那么，是不是說你的收入就降低到原來的1/10000了呢？不是，因為你所領取的新幣30元相當于舊幣30萬元，其購買力是一樣的。當時農村集市上一碗丸子湯就要500元，一本《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定價1.2萬元。第二套人民幣發行后，一碗丸子湯就只要5分錢，一本《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就只要1.2元了。“新中國第一貪”河北省石家莊市委副書記劉青山、河北省天津地委書記張子善二人貪污總計達171.6億元，就是新幣的171.6萬元。　　

這次人民幣改革后，人們手里的錢確實變少了，但由于這個錢在滿足人民的生活需要方面與之前并沒有變化，絕大多數人還是能夠住得起房、看得起病、養活幾個孩子上學，這除了因為那時物價低外，還是因為國家包攬了民眾絕大部分必要的生活開支。今天你手里的錢比那時可能多得多，但絕大多數人已經住不起房、看不起病、連一個孩子上學也供應不起了，這一是因為通貨膨脹，貨幣貶值，物價比那時上漲太多，二是國家把原來基本包攬的醫療、住房、教育等社會福利又重新甩給公民自己了，三是大部分國家財富被少數人侵吞，貧富懸殊急劇拉大，你相對貧困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一般工人的月工資只有三十元左右，但這三十元可以養活一家人，五六個、七八個孩子能養得起，不擔心住房、看病、孩子上學的問題。現在，給你三千元的工資你能養得起五六個、七八個孩子嗎？恐怕三萬元你也養不起八個孩子而且不擔心住房、看病、上學的問題了。這說明什么呢？說明現在的三萬元沒有那時三十元頂用。再說，現在有幾個工人能夠每月領到三萬元工資呢？　　

2011年初，有人按照實際購買力將毛澤東時代的工人工資與當今的工資進行了比較。由于工資有地區差，數據是以上海某地區的工人1976年工資計算的。說1976年上海某地二級工工資38.87元，相當于2011年初的5617.55元；三級工48.5元，相當于2011年初的6608.78元；四級工56元相當于2011年初的7629.95元；七級工97元，相當于2011年初的13216.20元；八級工111元，相當于2011年初的15123.65元；工人全國月平均工資51.25元，相當于2011年初6982.77元；全國工人年平均工資615元，相當于2011年初的83793.16元。反過來說，2011年初的工人工資與1976年相比又是多少呢？3500元相當于1976年的25.69元；3000元相當于當時22.02元；2500元相當于當時的18.35元；2000元相當于當時的14.68元；1500元相當于當時的11.01元；1200元相當于當時的8.81元；1000元相當于當時的7.34元；800元相當于當時的5.87元；600元相當于當時的4.40元；150元（有的是最低保障費）相當于當時的1.10元。那么，改革開放后與毛澤東時代相比，工人的工資是增加了還是減少了？用這個數據一比較就明白了。　　

毛澤東時代，從1950年到1972年，工人工資漲了1倍，如果把三十年來工資的漲速也按漲1倍計算，現在職工的工資應該是：1976年二級工41.23元×2＝82.46元，現在應該是11235.10元；三級工48.5×2＝97元，現在應該是13217.56元；四級工56元×2＝112元，現在應該是15259.90元；七級工97元×2＝194元，現在應該是26432.40元；八級工111元×2＝222元，現在應該是30247.30元；全國職工月平均51.25×2＝102.50元，現在月工資應該是13965.546元；全國職工年平均工資615×2＝1230元，現在應該是167586.32元。但是今天有幾個工人能夠達到這個標準呢？　　

此外，毛澤東時代人們還享受著公費醫療、義務教育和福利住房，這些福利相當于今天的多少錢呢？這里不說醫療和教育，單是住房這一項，大城市一套需要500萬，中等城市100萬，小城市50萬，即使全部按照小城市計算，工人們兩個人一生的收入都不可能購買一套住房了。也就是說，毛澤東時代人們享受的公費醫療、義務教育和福利住房超過今天的50萬元甚至100萬元。　　

從建國到改革開放，中國不存在“失業”現象，國家包管每個人的就業問題。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使這個勞動就業制度逐漸瓦解了。1986年，《企業破產法（試行）》頒布實施，大批國有企業職工開始出現失業問題。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發表后，市場化改革進入實質性階段，國家要砸破“鐵飯碗”、“減員增效”，大批工人下崗，失業者弱勢群體大量涌現。今天我們需要考慮的是，“增效”一定要“減員”嗎？一定要砸破“鐵飯碗”嗎？學者認為，“一個基本的事實是，一個人他只要就業，不但國家不需要補貼他，他還為國家創造財富。但是一旦失業以后，他不但不能為經濟增長作貢獻，國家還必須給予困難補貼，這一進一出差距是很大的。” 但這只是說出了表面問題。實際上，砸破“鐵飯碗”的同時，工人們的國家主人公地位也被砸掉了，當你重新“上崗再就業”后，已經是資本家的奴隸了；而那些不能“再就業”的人，連奴隸都做不成了，成了社會上“多余的人”，任你死活，也沒人管你了——難道這是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政府做的事情嗎？　　

美國軍事作家、評論家拉瑞斯約本海默說：中國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是當時世界上唯一既無外債又無內債且物價穩定的國家，她有相當的財政儲備，國民經濟比例搭配基本合理、門類齊全、工業布局較為均衡、GDP增長一直高居世界之首，綜合國力居于世界前茅。……我們很多經濟專家發現：如果沒有毛澤東時代的工業革命，80年代的中國經濟變革開放就無從說起。……文革時期的科技，依中國中科院年統計，千年來重大科技成就，文革十年最多，有氫彈、核武及原子彈、衛星、胰島素、雜交水稻、哥德巴赫猜想等，現在神州號的主要關鍵技術也是那時的。軍事上打敗了美、蘇、印度、南越，捍衛了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當時社會安定，據統計數據顯示，經濟幾乎年年高速增長。　　

“我們外國人不了解什么叫‘國民經濟瀕臨崩潰’？但當時的中國沒有企業破產或不景氣, 沒有工人下崗失業, 沒有發不出工資, 沒有通貨膨脹, 沒有銀行不良資產, 沒有內債外債, 沒有拖欠工資、沒有兩極分化、沒有假冒偽劣、沒有剝削、沒有販賣活人、沒有買官賣官、沒有上不起學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的‘三座大山’、沒有……工農業產品產量和財政收入都大幅度增長, 我們很奇怪：世界上哪有這樣的‘瀕臨崩潰’？1979年人均占有糧食比2003年的人均數量還高。而現在的中國，卻需要大量進口糧食和石油等等民生資源。” 　　

反觀在改革開放、“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環境中，在嚴格控制人口出生率的情況下，1978到2008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9.8%，還有8%的水分。工業和經濟形成了嚴重依賴外國的局面，而且物價上漲了50倍左右。同時“河流受到污染，天空蒙上陰霾”，生產安全惡化，礦難頻仍，媒體稱這個ＧＤＰ是“帶血”的，許多人還認為是“被增長”的。老百姓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上不起學。　　

在建國60周年大慶之際，埃菲社說：“專家認為，在新中國誕生后的頭30年，中國經濟獲得了飛速發展，因為當時的經濟基礎過于薄弱，經濟政策就顯得更加有效，因為‘將1元變成2元比將100萬變成200萬要容易得多’。”這話顯然是在降低新中國前30年的政策對國家經濟發展的作用，因為它不能解釋舊中國為什么在經濟基礎一直“過于薄弱”的情況下所采取的經濟政策就是“沒有成效”，但它曲折地肯定了新中國前30年經濟政策的有效性和經濟建設的成就。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亞洲研究中心教授、《當中國統治世界時》作者馬丁·雅克說：“1949年對中國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年份。在之前在近百年的時間里，中國飽受外國侵略，嘗試過種種革新都沒收到好的效果。而在毛澤東的帶領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為之后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西報也認為：“新中國的政治和社會根基是在毛澤東時代建設而成的。” 　　

下面是2010年1月出版的《中國新政》的一段內容：“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中國已能生產自己的噴氣式飛機、重型拖拉機、鐵路機車和現代海船。與此同時中國還實現了核強國的夢想，1964年中國第一枚原子彈試驗成功，1967年爆炸了第一枚氫彈，1970年中國首顆衛星成功發射。還完成了洲際彈道導彈的發射。這些成就無疑代表了今天中國發展所需的重要經濟條件和實力基礎。應該看到，這一階段取得巨大的經濟成就，幾乎都是圍繞政治任務展開的，都是運用計劃經濟體制實現的，這一體制雖然能夠在較短的時間內傾其國力和積聚社會力量，快速完成既定的國家任務與目標，但在創造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內在動力和人民生活消費水平的提高方面明顯欠缺。可是，這些問題的存在并不能因此否認該時期所取得的巨大經濟成就。”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楊帆說：“一度曾有過對計劃經濟的全盤否定，把60年的成就全部歸功于后30年的市場機制。這不僅對歷史不公，也不利于反思市場經濟帶來的問題。”建國后的前30年，國家進行了大規模的工業化原始積累，奠定了國家繁榮的基礎，“國家工業化原始積累給市場經濟提供了物質基礎和技術人員。中國革命消滅了地租，低地價成為房地產業超額利潤的來源。計劃經濟為經濟增長積累了財富，市場經濟把潛在的財富變成了現實的財富。” 　　

四、文革讓人不讀書，“文革耽誤了一代人”的問題　　

因為文革要把一大批知識分子改造為普通勞動者，許多人受到沖擊。因此文革結束后流行的一句話叫：“文革耽誤了一代人”，說文革讓人不讀書，沒有接受教育。然而事實更具有說服力。從文革時期及其前后中國教育統計數據看，正是文革才讓更多的人能夠讀書，正是文革的革命路線才讓更多的人，尤其是工農子弟有機會接受中等教育。1949年，中國初中招生僅34.1萬人，高中僅僅7.1萬人。1950年達到初中50.1萬，高中10.8萬。文革前的1965年，初中招生人數達到299.8萬，高中招生人數達到45.9萬，與1950年相比，15年分別增加到近6倍和5倍。到了1968年，初中招生人數已達648.5萬，高中招生人數達63萬；1969年初中招生人數達1023.4萬，高中達103.6萬；1976年初中招生人數是2344.3萬，高中招生人數是861.1萬。文革結束時與文革前的1965年相比，10年之間，初中招生人數增長近8倍，高中招生人數增長近20倍。文革爆發前的1965年，教育系統為國家培養出的高中畢業生僅有36萬人，初中畢業生僅有173萬人，而到1976年，教育系統為國家培養出的高中畢業生達到517萬，增長了14倍；初中畢業生達到1200萬，增長了7倍，基本實現了為國家培養有知識有文化的勞動者的戰略目標。1977 年初中招生人數為2367.7萬，高中為993.1萬。到了1990年，初中招生人數為 1369.9萬，高中為249.8萬。文革結束14年后，初中招生人數下降近一半，高中的招生人數下降了近3/4。　　

上面還只是從學生數量上說的，在教育的思想和效果上區別更大。有人把毛主席時代的教育與今天作了一個對比，說毛澤東時代重視德育體育，向工人、農民學習技術，活學活用哲學，“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現在是“好好學習，出國留洋”；毛澤東時代“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現在學生都是胖墩，個個戴著眼鏡；毛澤東時代“提高警惕，保衛祖國”，現在是“爭先恐后，移民美國”。　　

由于毛澤東時代對知識分子進行了改造，不少知識分子對毛澤東十分痛恨，并在1985年將教師節由　5月1日　移到毛澤東逝世的第二天（　9月10日　）進行慶祝。然而，毛澤東真的壓制了知識分子嗎？我們通過給知識分子的待遇可以看出，毛澤東是十分優待知識分子的。早在延安時期的1938年，規定的津貼為：士兵（班長）1元、排長2元、連長3元、營長4元、團長以上一律5元，毛澤東、朱德也是5元，而文化名人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徐懋庸每月10元，冼星海每月15元（均為延安邊幣）。建國后，實行工資制，　許多名　教授、大學者、老作家、著名表演家、高層民主人士的工資都高過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如　葉企蓀　教授每月收入460元，馬連良1800元，梅蘭芳2000元，而毛澤東只有404.8元。即使在三年困難時期，還對中級以上知識分子按月特配黃豆、雞蛋、食糖等營養品——這在那十分講究平等的年代，實屬不易。有些人只記得文革期間被罵過知識分子“臭老九”，卻忘記了毛澤東講過“老九不能走”，忘記了知識分子的工資高過公務員與那個時代對他們的種種特殊照顧。烏有之鄉網上有一篇文章《讓我們如何信任你們呢？——讀<人民日報：官員對百姓都不信任，又如何奢求被信任>有感》，說老百姓本來是十分尊重專　家　教授的，即便是在他們被打成“臭老九”的時候，人們仍然尊重那些具有真學實才、熱愛祖國的專　家　教授；如今專　家　教授被稱為“磚家叫獸”，媒體和記者被老百姓稱為“美蹄和妓者”，比之“臭老九”的說法更難聽，已經使得“斯文掃地”了，他們卻不去追究讓他們陷入這種境地的責任人，可見他們痛恨毛澤東是另有原因的。　　

再說，思想改造是針對那個時代所有人的，并不限于知識分子。因為先進的世界觀不是天生的，需要在陳舊的世界觀上不斷改造才能形成。毛澤東在　1976年3月3日　下發的中共中央文件中寫有這樣一段話：“誰都需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們。工人階級也要在斗爭中不斷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變壞呢。”凡是有志于革命到底、為人民服務的人，都需要把思想改造當作一個人追求進步、積極向上的自覺行動。只是有一點，毛澤東歷來走群眾路線，對上嚴，對下寬，對干部嚴，對群眾寬，對資產階級、帝修反以及容易蛻變為這種貨色的人嚴，對無產階級、工農大眾以及堅定的共產主義者寬。這就不可避免地遭到被嚴格要求的人反對。然而，正是這種思想改造，才保障了革命隊伍的基本純潔和社會的總體健康，保障了社會的和諧發展，欣欣向榮，蒸蒸日上。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助人為樂、無私奉獻的理想社會狀態也只能出現在這種情況下。　　

筆者建議，由于毛澤東對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偉大貢獻，他逝世的　9月9日　及其后的三天（9—11日）要規定為國家和民族的忌日，全中國人民和全體華人在這三天里都要對毛澤東的逝世進行哀悼紀念，禁止一切娛樂和慶典活動，如有違反者嚴懲不貸。　　

五、不進行計劃生育造成中國人口“過多”的問題　　

有人說，毛澤東時代不進行計劃生育，造成中國人口激增，給中國的發展造成了負擔。這完全是一種污蔑。要知道，正是毛澤東時代生育的這些人，才給今天的經濟發展提供了大量勞動力，給今天中國的發展帶來了“人口紅利”（能夠參與經濟活動的15至65歲的“生產年齡人口”比率較高的國家往往具有增長潛力，這稱為“人口紅利”）。今天，當年撫養的孩子都成為勞動力，工作人口大幅度增加，“人口紅利”出來了，大量創造社會財富。　　

文明的生命力取決于人口的絕對數量。人口資源是國家的根本，也是安全的根本，是國家的“硬件”。正常的人口繁衍是國家安全的保證。從某種意義上說，一個國家或民族人口相對于其他國家或民族人口發展的速度，還反映這個國家或民族的文明相對于其他國家或民族的發展速度（興旺還是衰落），反映這個國家或民族相對于其他國家或民族的強大程度。古代中國由于人口眾多創造了輝煌文明，獨領風騷上千年。近代英國將人口從400萬發展到2億多，主導全球歷史兩百年，并且在可預見的未來仍將主導世界歷史。毛澤東時代中國人口發展速度世界第一，中國就在反侵略戰爭中戰無不勝。　　

在1500年，法國人口是英國（400萬）的4倍（1600萬），德國是英國的3倍。到了1800年，英國人口增加到4.1倍（1630萬），法國才增加到1.7倍（2740萬），德國達到4.7倍（2900萬）。1900年，英國達到4160萬（10.4倍），法國3190萬（1.99倍）。而且英國外移人口遠比其他國家多。1800年美國530萬人口中80%是白人，而白人中80%是從英國來的，只有20%來自歐洲大陸，加上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南非等英國后裔，現在保守也有2.15億，而法裔全球只有9640萬。也就是說，500年以來，當初英國的400萬人增加了53.5倍（其中本土增加到16.2倍），當初的1600萬法國人增加不到6倍（其中本土增加到3.8倍）。1800年英國本土人口加上移民約為2000萬，從1800年到2006年，英國人口增加10.7倍，法國只增加到3.5倍。原本是歐洲一支方言的英語也發展為世界語言，而原本輝煌的法語卻面臨被淘汰的危險。同期，中國人口增加到3.25倍（從4億到13億），相當程度還要歸功于毛澤東時代將嬰幼兒死亡率大大降低和中國人均壽命大大延長。俄羅斯1500年人口也只有600萬，到1900年達到1.33億，1990年達到2.89億，增加48倍。　　

我們可以看到，從1500年以來，英國人口增加53倍，產生一個超級大國美國；俄羅斯人口增加48倍，產生一個超級大國蘇聯；在這兩個超級大國的較量中，人口發展更快的英國人（美國）把人口發展較慢的俄羅斯人（蘇聯）擊敗了。新中國建立后的30年間，人口發展速度世界第一，因此也取得了反抗外國侵略的全部勝利，并由此扭轉了100多年來遭受侵略、掠奪、蹂躪的屈辱歷史，將“東亞病夫”打造成了“戰無不勝”的巨人形象。　　

據英國殖民當局統計，1901年整個印度殖民地（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爾、不丹等）人口為2.38億，中國4.26億，2006年印度10.95億，孟加拉1.47億，尼泊爾0.28億，不丹0.02億，加起來14.4億，而中國13億中還有4千多萬水分。盡管印度政府十多年來一直在采取人口控制措施，2011年的人口還是比10年前增加了17.6%，達到12.1億。1982年，中國人口出生率達到2.09%的最高點，2010年，則降至0.57%。中國人口已接近負增長，而印度人口還會再增長幾十年。而現在，中國每年出生的女孩不到600萬，而印度卻有1200萬，這意味著印度人口再生能力是中國的兩倍。考慮到中國的生育文化破壞嚴重，而印度生育文化保存較好，那么中國今后每年生育人數將不到印度的1/3。臺灣《全球中央》2010年 10月號報道，到2100年，印度人口將會介于18.53億和21.81億之間，可望成為全球唯一突破20億的國家。據測算，根據現行政策，至2100年，中國的人口將減半到6.7億，即不到印度的1/3。　　

自唐朝以來，中國人口一直世界第一，約占全球40%左右，直到19世紀初，中國4億，全球10億。但之后隨著中國在世界上地位的下降，中國人口占世界的比例開始降低。20世紀初，世界人口達16億，中國仍是4億，占世界人口25%。100年中，世界上外國人口由10-4＝6億增加到16-4＝12億，增加一倍，中國卻沒有增加。2005年，中國13億，全球65億，中國占20%。10年后，中國人口將只能占15%左右。有一本書《大國空巢》說，計劃生育使中國減少3億人口，使得世界60億人口日延緩4年到來。中國要是減少10億人口，世界60億人口日不過是再延緩幾年而已，而中華民族可就滅亡了。這種當人進化到非人時候才會有的大公無私思想竟然成為現實！在我們嚷著人口過多時，中華民族占全球人口的比例下降了一半！　　

有人說，我們中國就是人太多，必須實行計劃生育，控制人口增長。那么，如果與印度相比，中國人口算不算多？印度面積只有297萬平方公里，不到中國的三分之一，可人口已經很快超過中國了，印度人不但沒有嫌自己的人口多，反而是其國內和國際上都因印度的人口前景而看好印度的未來。老齡化問題在世界上名列前茅、自稱全球老齡化“大本營”的日本認為，與中國相比，印度的人口結構“老中青分布合理，變化速度緩急適中，前景相對樂觀”。為什么單單是中國嫌自己的人口多？我們是不是中了別人的奸計？　　

人力資源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資源，人口資源是人力資源的源泉。德國和日本國土面積都只有30多萬平方公里（德國35.6、日本37.7），人口密度都超過中國許多倍，但這兩個國家都已崛起為世界性大國。秘訣何在？在于他們將不斷增加的龐大人口資源轉變為人力資源。德國、日本本身都足以養活其龐大的人口。日本1937年人口不到7000萬，感到人口壓力大，需要擴展地盤；目前已經達到1.27億，生活水平比1937年要高多了，卻在千方百計鼓勵生育。　　

新中國成立之初，美國艾奇遜暗示說，中國政府解決不了自己的糧食問題，中國將永遠是天下大亂，只有靠美國的面粉才有出路。毛澤東針鋒相對：人是世界上最可寶貴的東西，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都可以創造出來。結果在美帝國主義的極力封鎖下，中國不但解決了自己的糧食問題，還取得了兩彈一星等高科技成果。　　

19世紀德國的崛起得益于人口增加，將不斷增加的龐大人口資源開發成人力資源是德國崛起的秘訣。而中國1979年以來的道路卻剛好相反：一方面通過獨生子女政策減少新增人口資源，一方面又大幅降低對教育和科技的投入比例。　　

人口宣傳是一種國家戰略。西方國家一方面大力宣傳要大家控制人口，一方面自己則反其道而行之，大力發展自己的人口。1798年，英國人馬爾薩斯出版《人口原理》，導致英國的最大殖民競爭對手法國人控制生育，造就了一個日不落大英帝國；1968年美國人保羅·Ｒ·埃利希出版《人口爆炸》，導致美國最有潛力的政治對手中國1979年出臺了斷子絕孫、走向自我滅絕的“一胎”生育政策，許多人成為沒有戶口的“黑戶”，而美國規定，只要在美國領土、領海或領空中出生就可以獲得美國戶口。　　

這里需要提一下美國1974年出爐的“減少世界人口計劃”。為了保證地球資源不會枯竭，又要維持美國等發達國家（準確地說是盎格魯-撒克遜人）窮奢極欲的富裕生活，必須將世界人口限制在一定范圍內——即控制世界人口。為此，美國出爐了高度機密的備忘錄——《國家安全研究備忘錄200號》，其主旨就是要實施“世界人口行動計劃”以大幅降低世界人口數量。目前，有案可查的行動方式和結果有3項：1、通過接種“免費疫苗”造成婦女隱性流產。恩道爾在《糧食危機》一書中披露，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連同世界衛生組織在墨西哥、菲律賓等國進行了大規模破傷風疫苗接種活動，一個由信奉羅馬天主教的非神職人員所組成的組織對此行動的動機產生了懷疑，決定測試疫苗，結果發現，這種疫苗能使女性無法維持妊娠，造成女性隱性流產。2、通過轉基因食品造成致死、致殘、得怪病、慢性病、癌癥或短命，體質下降直到下一代生育基因壞死，幾代后斷子絕孫。在轉基因食品面世的20年間，因食用轉基因食品而中毒致死、致殘的有數十萬人，得怪病或短命的上千萬，得慢性病或癌癥的上億。目前可通過控制基因而控制的疾病有十幾種，而且有100%的遺傳性，這些疾病表現為：一是轉基因食品使用者思維減緩，變得呆笨，以致下一代智商嚴重降低或短命；二是導致慢性病，可控制下一代體質降低或缺乏某種抗體，以致讓下下一代生育基因壞死，經歷幾代后，就導致斷子絕孫。歐盟通過間諜得知“人口減少計劃”后，立即全面禁止并搗毀轉基因作物。針對轉基因食品可能對人類帶來的嚴重后果，日本從2000年開始，決定以玉米為原料的大型食品加工企業必須全部用非轉基因玉米原料；斯里蘭卡政府不顧美國的強烈反對，明令禁止種植轉基因作物；非洲一些貧窮國家則表示，寧愿餓死也不接受美國的轉基因玉米援助……但是，中國卻反其道而行之，大力推廣轉基因作物、轉基因食品！這不是在中國執行美國的“人口減少計劃”嗎？3、通過“衛生保健”手段讓育齡婦女永久性絕育。例如巴西，是美國實施“人口減少計劃”中13個人口控制“重點國家”之一，在育齡婦女中實施了絕育計劃。實施該計劃14年后的1991年，巴西政府公布的調查顯示，已有44%的14-55歲女子永久性絕育。

另一個大問題是，不合理的人口結構也會導致一個國家的崩潰和滅亡，特別是在與敵對國家的較量中。比如蘇聯與美國的較量。美國的迅速強大與美國的人口迅速發展和保持良好的人口結構不無關系。1776年美國獨立后只有250萬人口，1800年達到530萬。得益于高生育率和移民，1900年達到7621萬，1915年突破1億，1967年突破2億，1990年達到2.49億，現在已經超過3億了。從1915到1990年，美國人口增加到2.49倍，而且移民多是青壯年，大大提高了年輕人在人口中的比例。而蘇聯人口從1917年的1.846億到1990年的2.886億，只增加到1.56倍。雖然這時蘇聯人口仍然比美國稍微多一些，但蘇聯人口結構嚴重畸形，由于生育率低，沒有外來移民，老齡化嚴重，勞動力人口不夠，甚至不足以支撐2.89億人口的大國，在與美國進行較量中崩潰是很難避免的。因此合理的人口結構十分重要，無論人口多少，如果沒有合理的人口結構，都很容易崩潰。為此，俄政府在2007年至2010年間撥款60億盧布（1美元約合25.9盧布），給2007年1月1日后出生的非頭胎孩子的家庭，發放數額為25萬盧布的一次性國家育兒補助。凡是生育二胎以上的孕婦，每生一胎便可獲得相當于5000英鎊的獎勵，這對每月平均工資僅150英鎊的俄羅斯百姓而言的確是一個不小的誘惑。生三個孩子以上甚至還會有榮譽，給你建設住宅的土地。2011年2月，俄羅斯宣布新的養老稅法，恢復俄羅斯1941年制定、已經中斷18年的無子女稅，20至50歲的無子女男性和20至45歲的無子女女性，每月應向稅務部門交納工資額的6%。　　

衛國戰爭時期，俄開始對無子女家庭征稅，20-50歲的已婚男性公民和和20-45已婚女性公民若非出于健康原因而未生育子女，需交納相當于其月工資6%的無子女稅，再加上“英雄母親”等其他生育政策，使得蘇聯的生育率在1987年一度達到了2.19%。可是，蘇聯解體之后，20世紀90年代，“無子女稅”這一和前蘇聯領導人斯大林聯系在一起的有違西方所謂“人權”理念的政策，被理所當然地廢除了。　　

計劃生育未必完全就是壞事，但凡事都有一個“度”，超過了“度”，就會“過猶不及”。“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這個政策已經實施了三十多年了。從某種程度上說，正是由于中國控制了人口出生率，中國的經濟發展才得以更快的速度進行，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為中國經濟的起飛起到了輕裝減負的促進作用。但是，由于僵化的計生政策，已經產生了中國人口資源的潛在危險。問題之一是人口老齡化。通常，65歲以上的人口比率超過總人口的7%，就被稱為“老齡化社會”，而超過14%就稱為“老齡社會”。中國在2001年就進入了老齡化社會。能夠參與經濟活動的15至65歲的“生產年齡人口”比率較高的國家往往具有增長潛力，這稱為“人口紅利”。普遍的情況是，如果對人口結構問題應對得當，充分利用人口紅利就可以趕上發達國家。中國內地的人口紅利開始于1965年至1970年。預計將于2015年結束。日本于1990年代已結束，韓國和臺灣地區也將于2015年結束。但韓國和臺灣地區已經達到發達國家水平，而中國大陸2009年人均GDP尚不足4000美元。也就是說，中國在成為發達國家之前，人口紅利就將結束。一些經濟學家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中國有能力在衰老之前讓自己富裕起來嗎？”中國將出現一個世界前所未有的“在低收入階段進入老齡化”社會的狀況。2010年世博會前，外媒說：“看一看上海世博會的工地就會發現，獨生子女政策導致的城市勞動力不足已經徹底改變了社會結構，少了農民工城市將無法運轉。”　　

2005年，中國年齡在30-35歲之間的人口為1.35億。到2020年后，他們將步入老齡行列，中國的勞動力儲備將出現缺口。2006年，中國60歲以上人口已經超過1.5億。2030年后，曾經帶動經濟增長的凈勞動人口將轉而起負面效果。據德意志銀行估計，從2010年到2030年，印度的勞動人口將增加2.4億。目前印度12億人口中，25歲以下人口已經超過一半。到2035年，印度人口將超過中國達到15億，其中65%的人口處于工作年齡，這將使印度的勞動人口數量居世界第一位。　　

目前，中國已經出現了許多“　4-2-1　”型家庭，繼續下去就會出現“8-4-2　-1”　型。由于醫療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還會出現“16-8-4-2　-1”　型。也就是說，兩個年輕人可能要負擔超過10-30個人的生活。這比蘇聯的人口結構畸形得多，必將導致中國社會更容易崩潰。有人把這稱為“民族自殺”。我們需要警惕的是，這種“民族自殺”只有漢民族，因為中國56個民族中其他民族不需要如此“計劃生育”，世界其他國家和民族更沒有這么做。難道漢民族氣數已盡？ 　　

這里還有一問題是，男女比例嚴重失調。僅僅2005年，中國出生的男嬰就比女嬰多出110萬。2009年4月發布的一份報告說，中國的男孩比女孩已經多出3200萬。20歲以下的中國公民中，性別比例最失調的是1-4歲，達到124:100，農村地區甚至達到126:100。在嚴格實行獨生子女政策的省份江西與河南，超過了140：100。第二胎生育的性別比例失衡情況更為嚴重，達到143:100，其中浙江達到192:100。然而，獨生子女政策最為寬松的西藏和新疆性別比例屬于正常范圍。目前已經導致拐賣婦女兒童犯罪猖獗，造成社會問題。　　

實際上，這是我們中了別人為消滅中國而設計的圈套。“一胎政策”只局限于漢族，而漢族人口占中國總人口的90%以上，足以讓中國的人口“硬件”與外國相比急劇下降，大大削弱中國的硬實力；同時，還能夠引發漢族與其他50多個少數民族的矛盾和沖突以致內亂，給敵人消滅中國創造機會。　　

媒體認為，“亞洲的崛起也許最終是一個幻想。……由于奉行獨生子女政策，中國的人口在迅速老齡化。老齡化構成了嚴峻挑戰，因為中國可能沒有足夠多的工作人口供養老年人口。……中國將未富先老。……結局將是災難性的。”2009年11月下旬，清華大學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在《經濟參考》上發表《“一對夫婦生一個孩兒”該結束了》的文章。說到2020年，中國60歲以上人口將占到總人口的16.7%，2050年將升至31.1%，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國15至59歲勞動力人口自2020年將開始減少，到2025年，中國的人口將比印度還少。但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一位官員在2010年2月說，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在“十二五”期間(2011年-2015年)將維持不變。更有政府官員表示，至少在2033年前將仍然執行這一政策。我們不應該默認只會“集體失語”的情況繼續下去。　　

哪種人口政策是為了中國和中華民族的興旺發達？哪種人口政策將導致中國和中華民族滅亡？以上內容給出了一個答案。為了國家和民族的未來，為了國家和民族未來的可持續發展，避免已經迫在眉睫的災難到來，我們必須恢復毛澤東時代的生育政策，立即停止現行的“一胎”生育政策，規定每一對育齡夫婦都有生育三至五個以上孩子的義務，因為只有達到這個數目才能保證人口的正常更殖。同時，國家要保證給予每對夫婦都有撫養這些孩子長大成人的條件，如果條件不足，國家要給予補貼。　　

相反，如果有哪個中國人再認為中國人口太多，我們就讓他（她）先自殺，帶頭為中國減少人口做一份貢獻！　　

六、“閉關鎖國”問題和“獨裁”問題　　

軍事打擊和經濟制裁是帝國主義對待社會主義國家的常用手段，從社會主義出現開始，資本主義勢力就進行瘋狂的武裝鎮壓。1871年建立的巴黎公社是歷史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政權，僅僅存在了兩個多月就被資本主義血腥絞殺了。早在1918年俄國十月革命剛剛勝利后，英國作為資本主義世界的盟主，就同美國、日本、意大利等國對蘇聯進行武裝干涉，直到1920年底才被趕走。1946年秋，希臘共產黨領導的民主軍取得節節勝利，由英國扶持的右翼反動政府岌岌可危。1947年，美國接手英國的盟主地位，領導鎮壓希臘共產黨，1949年終于推翻希臘臨時政府。同時對共產主義世界開始冷戰。為了遏制社會主義的發展，　1949年4月4日　，美國組建了“北約”軍事同盟。為了消滅中國共產黨，它出錢、出槍、出飛機坦克、出戰爭顧問幫助蔣介石，挑起中國內戰。當蔣介石敗退臺灣后，它又發動了同樣目的的朝鮮戰爭、越南戰爭。與此同時，帝國主義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經濟封鎖。看看今天的朝鮮、古巴就知道，這種手段一直在使用，你想“對外開放”，“開放”得了嗎？況且，國家之間的博弈以國家的生存為第一要義，誰也不可能以犧牲自己國家為代價進行“對外開放”。否則，如果在沒有把握好時機的情況下“開放”自己，就會像薩達姆、卡扎菲一樣把自己的生命和整個國家“開放”出去，造成難以估量的損失。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毛澤東提出要靠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戰略打破帝國主義的封鎖，建立社會主義中國。直到世界大形勢轉變得對我們有利，中國人在人類作戰史上第一次用導彈打下了美國的高空偵察機，美國不得不鄭重承諾，駐臺灣的美國軍隊保證在規定的期限內撤出臺灣。美國、法國、日本更是對中國人民“守誠信”，不賣武器給臺灣，不接見臺灣和西藏的分裂主義分子，沒有誰敢欺負中國人。1971年，世界人民不顧帝國主義的堅決反對，將中國“抬入聯合國”，1972年帝國主義的“霸主”美國的總統尼克松“屈尊拜訪”中國之后，毛澤東才同意逐步與資本主義世界打交道。這是綜攬全局，占據主動，穩扎穩打，把握適度分寸，屹立不敗之地的一個戰略家的選擇，一個超級領袖的戰略布局。　　

從1970年負責主席家里財務和主席日常生活的吳連登同志說，那時候國際上對我們實行封鎖，現在說毛主席“閉關鎖國”，這純粹是胡說！其實，還不僅僅是胡說，是一些人出于某種目的在進行別有用心的誤導式宣傳。

關于毛澤東“獨裁”“不民主”的問題，現在已經演變為“一黨獨裁，無法實現民主”了，因為在毛澤東之后，“獨裁”“不民主”的問題并沒有從中國摘掉，如果只有毛澤東“獨裁”“不民主”，毛澤東死后就不應該再有“獨裁”而且“民主”了，可事實正好相反。這說明說這個問題的人不僅是說毛澤東“獨裁”“不民主”，而是說共產黨“獨裁”“不民主”，毛澤東只是共產黨“獨裁”“不民主”的一個領導人而已。那么，毛澤東有多么“獨裁”不“民主”？共產黨有多么“獨裁”“不民主”？下面一一說說。

關于毛澤東的“獨裁”和“不民主”。從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看，毛澤東在黨內從未占據過主動地位，從未當過黨的總書記，而且一直是“少數派”。遵義會議前由于自己的見解與中央不一致多次被“清除出”中央，只是到了革命危急關頭大家覺得離開毛澤東的智慧就無法將革命進行下去的時候才將他再度“起用”。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是“利用了”毛澤東才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的，不是毛澤東控制了“中國共產黨”實施自己的個人意志的。需要指出的是，是否能夠在黨內進行“獨裁”，區別的標準就在于你是被黨“利用”還是你“控制”了黨而達到自己的個人目的。建國后，毛澤東在黨內還不是多數派，由于黨內實行“民主集中制”，在重大事情的表決中還有不少失利的情況，并迫于壓力同意起用一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自己則于1953年就提出“退居二線”，1957年辭去國家主席職務。然而，由于國家的需要和對人民的高度責任感，在看到國家陷入困境時毛澤東還是挺身而出力挽狂瀾，糾正黨和國家政策方面的失誤。毛澤東在所有一切行動中，都是從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出發（這才叫真正的“民主”）的，找不到一點個人目的或企圖。沒有“控制”黨、也根本沒有個人企圖，更不用說“達到”個人目的了，哪里叫“獨裁”？因此，說毛澤東“獨裁”的人是別有用心，要污蔑他老人家，給他老人家抹黑的，居心不良。

美國軍事作家兼評論家拉瑞斯約本海默先生撰寫的被美國列為禁書的文章說：“毛澤東同志一生憂國憂民,他憎恨壓迫憎恨剝削憎恨貪腐,同情弱小和勞苦大眾，始終與廣大勞動人民心連心。面對兇殘的帝國列強貪官污吏和帝國列強的走狗以及寄生蟲，毛澤東同志的確是一位‘　暴　君’；但面對人民面對真正的同志，他完全是一位仁慈多情的兄長或父親。” 　　

這里說一下共產黨的“獨裁”“不民主”。前面說過，說毛澤東“獨裁”“不民主”實際上是說共產黨“一黨獨裁”“無法實現民主”的。那么，共產黨一黨專政有多么“獨裁”和“不民主”呢？其實，民主與幾黨制沒有任何關系，區別民主與獨裁的標準不在于黨的多少，而在于是否讓廣大底層人民說話，是否以維護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為執政宗旨。一黨制可以實現民主，多黨制也可導致獨裁。在沒有外力干涉的情況下，實現民主的國家能夠穩定和諧發展，逐步走向繁榮昌盛；走向獨裁的政府則容易引發社會對抗，阻滯社會發展甚至導致社會倒退。　　

中國的一黨制是符合中國國情的。一個國家的政黨制度需要與國家的社會文化基礎吻合，否則就會產生混亂，影響社會穩定和執政效率。比如蘇聯，列寧曾設想實行社會主義多黨制，但政治博弈的結果是布爾什維克黨把其他政黨逐出了政治舞臺，確立的還是一黨制。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臺后決定實行多黨制以“躋身最先進國家之列，成為21世紀現代化發展中社會的楷模”，結果卻導致國家分裂崩潰，偉大的蘇聯也葬身改革，“國家變成了竊賊和匪徒的巢穴，道德淪喪，自卑心理嚴重……”。戰后日本，在美國的主導下實行多黨制，但最后出現的是一黨獨大制（自民黨長期單獨執政，其他政黨弱小，不能制約自民黨）。2009年由于自民黨長期追隨美國嚴重威脅日本利益而下臺，民主黨等其他政黨無力支撐政壇，日本陷入政治動蕩。東歐原社會主義國家在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也由一黨制變成多黨制，結果使得一些國家長期處在政治紛爭和社會動亂中，南斯拉夫也從地圖上消失。相反，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雖然使其他政黨只有在“委任反對派”的名義下才有能力在國會中獲得席位，被西方國家屢屢責斥為“一黨獨裁”，但卻創造了“新加坡奇跡”。　　

從整體上說，一黨制比多黨制執政效率更高，更能團結民眾，抵抗敵人，發展生產，促進社會進步。新加坡奇跡、新中國60年能夠取得巨大的成就，都足以說明了這一點。但一黨制一旦變修，或被外國控制，也更容易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導致國家更快覆亡。蘇聯的迅速強大和突然滅亡是最好的例證。事實上，并不是一黨制就一定不好，也不是多黨制就一定好，評價政體好壞的標準不是幾黨制，而是是否能夠全心全意地為廣大人民服務。只要是全心全意為人民報務的政體，幾黨制都一樣是好的；如果不是全心全意為人民報務，幾黨制都一樣壞。但現階段，由于存在國際帝國主義侵略干涉勢力，只有無產階級政黨即共產黨才能保證在抵制國際帝國主義侵略干涉的情況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而如果不能抵制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干涉，一個政府也就無法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因為它要服從帝國主義的霸權戰略），這種情況下，共產黨以外的政府即是國際帝國主義的附庸和幫兇，披著共產黨名義專政的政府就是修正主義法西斯政府。　　

在亞非拉許多地方，大多數國家追隨多黨制浪潮，并沒有得到好處。由于發展中國家生產力落后和急需加快發展，多黨制則使這些國家長期處于政治紛爭和社會動亂之中，不但影響了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還給外國干涉內政留下借口。而一些國家強行要求這些國家實行多黨制，則是為干涉這些國家、使這些國家長期陷于貧窮落后和政治混亂，從而淪為自己的附庸做準備。中國有些人附和這種觀點，如果不是沒有搞清楚歐美資本主義國家顛覆社會主義中國、消滅中華民族的險惡用心而中了圈套，就是被歐美國家收買的民族敗類準備里應外合消滅自己的國家。對于前一種人，我們要耐心進行教育引導；對于后一種人，則要嚴懲不貸。　　

《紐約時報》說，中國缺乏民主是一個優勢，讓它可以作出不得人心但必不可少的變革。怎么理解呢？由于中國的精英們近年來奉其外國主子的命令行事，不再讓中國廣大底層人民說話，不再以維護中國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為執政宗旨，他們就可以做出不得中國人民的人心但對西方急欲滅亡中國必不可少的變革。這也是中國目前面臨的最大危險。　　

有人說，法治就是比人治好，我們解放后實行人治就是獨裁，現在實行法治就是民主。實際上，法治和人治相比不能說哪個就一定好一點或民主一點，因為真正好不好或民主與否，不是要看是法治人治，而是要看怎樣做能夠讓更多的人表達自己的意見，維護更多的人的利益，對社會發展更有利。解放后我們雖然制定的法律不多（1979年以前中國只有《婚姻法》、《土地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三部法律），被有些人稱為人治甚至獨裁，但那時候更多的人能夠表達他們的意見和建議，社會內部矛盾大大減少，人民心情舒暢，意氣煥發，斗志昂揚，團結互助，和睦相處，幸福感很高；改革開放后我們制定了許多法律法規（據說現在已經成為世界法律條文最多的國家，超過世界第二的美國10倍，美國的法律條文有3.9萬條），為了實現民主建立了法治社會，但許多人已經找不到說理的地方，冤假錯案層出不窮，人民有冤無處伸，有苦無處訴，社會內部矛盾急劇激化，群體性事件風起云涌，同時互相為敵，互相傾軋，成為亞洲（實際上也是世界上）最痛苦的國家。2011年４月蓋洛普公布的對2010年全球幸福度調查發現，中國只有12%的人認為自己“生活美滿”（全球平均為21%，經濟危機中的美國則高達59%），高達71%的人認為自己生活艱難。是法治了，但民主實現了嗎？如果說實現了，只能說是少數人（精英）的民主可能實現了，可絕大多數人民的民主被剝奪了——這本身就應叫獨裁。　　

這里有一個問題我們需要清楚，就是任何社會要達到真正的民主，必須達到社會權利的平衡。有一句話說：“武力是解決問題的最后手段”，這句話在實現民主方面也是適用的。政府人員有行使管理公眾秩序的權力，公眾則需要擁有制裁政府人員胡作非為的權力。這在資本主義國家表現為公民具有持槍權，可以申請持槍，社會主義國家則是政府發給每一個擁有民事權利的人槍支，以備不時之需。從某種程度上說，公民擁有槍支（除正規軍人和警察外）的比例與一個國家的民主程度成正比，即能夠擁有武力的公民越多，這個國家的權利也就越平衡，權利越平衡的國家也就越民主，越平安、穩定、團結、和睦。要達到真正的民主，全體人民都應該擁有解決問題的最后手段：武力（槍支）。因為只有他們擁有了這種手段，才能威懾侵犯他們權益的行為發生，即使發生了也可以迅速制裁；而一旦喪失了這種手段，就只能任由別人的強行宰割卻再也無力抵抗，更不用說制裁了。在毛澤東時代，全民皆兵，家家戶戶都可以有槍，因此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相反，如果收繳了人民的武器，政府人員濫用權利時就無法得到制衡，社會權利就失衡了，必然導致一部分人的權益受損而且無法得到補償，這部分人為了追求公平公道又必然會想盡一切辦法進行反抗，社會就無法平安了。政府相信人民，就讓人民擁有武器，讓人民監督官員，制裁官員的胡作非為和濫權。可以說，當人民的持槍權被取消時，獨裁就開始了。目前，由于人民對毛澤東時期建立的魚水關系，還相信政府是為自己服務的，因此還對政府殘存一絲信任。但紙是包不住火的，人民早晚有一天會發現，政府背叛了自己，自己已經成為政府的敵人和專政壓制的對象。　　

毛主席說，修正主義上臺，就是資本主義上臺，而且是最壞的資本主義，是法西斯主義；如果這樣的共產黨不是為人民服務，而是掛著羊頭賣狗肉，那么人民就要自發組織起來，以武裝的革命堅決打倒假共產黨！推翻其在中國的罪惡統治！并全部、干凈、徹底地消滅一切附著的這個奸偽集團上的官僚買辦漢奸勢力！看看今天的現實，我們就知道中國為什么出現了“獨裁”“不民主”的情形。　　

任何一個社會都有它的文化基礎，怎樣實現民主要依據它的文化基礎來確定，法治可以實現民主，人治也可以實現民主，而且有時候只有通過人治才能實現民主：經歷過資本主義制度錘煉的社會，人民有較強的抵御爾虞我詐和陰謀手段的能力，也更能夠自覺維護自己的權益，法治的效果就相對較好；從殖民地半殖民地社會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國家和地區，人民抵御爾虞我詐和陰謀手段的經驗和能力就不足，自覺維護自己權益的意識還沒有建立或成熟起來，即使制定再多的法律，也缺乏應用的意識和能力，照樣不能利用它來維護自己的權益，在這種時候，只有通過制定和執行強有力的保證民主的政策才能讓人民真正享有民主，比如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這種情況下，制定的法律法規簡單一點、少一點，也更易于為人民把握和使用。　　

因此，為了實現真正的民主，為了國家和民族的未來，必須達到社會權力的平衡，給任何一個有民事能力的公民擁有武力（槍支）的權力。為了保證這一點，建議將來修改憲法時加上一條，即國家保障任何公民擁有槍支的權力，免費提供槍支給每一個擁有民事能力的公民；如果有任何人不愿意這樣做或要收繳公民的槍支，都要被視為民主的敵人，任何人都有權力和義務誅殺他（她）；誅殺不愿意給公民武力（槍支）、收繳人民槍支的人要自動樹立為民族英雄，國家要對其進行隆重表彰。　　

七、毛澤東“唯一錯誤是沒消滅走資派”，沒有選好接班人，沒有阻止資本主義復辟問題　　

這是一部分毛派或左派網友的觀點，認為毛澤東沒有消滅走資派，以致修正主義上臺，讓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這要從毛澤東作為一個偉大的戰略家的角度來解釋。

作為一個偉大的戰略家，毛澤東深深地知道，修正主義需要消滅，走資派需要消滅，就像國民黨反動派需要消滅一樣。要不，怎么提出要“反修、防修”呢？但怎樣消滅？這卻是一個需要斟酌的問題。首先要知道走資派的力量有多大，社會基礎怎么樣，然后才能針對性地制定政策措施，消滅它。這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文化大革命計劃是先“引蛇出洞”，摸一下走資派的底，然后再采取措施消滅它。然而，“牛鬼蛇神”一出來，毛澤東發現，敵人的力量比預想的大多了，一下子無法消滅，于是展開了長期的斗爭，直到他逝世也沒有勝利地結束。　　

有人說，把人一殺不就行了嗎？作為一個戰略家，毛澤東有他的考慮。戰略家之所以被稱為戰略家，就是比常人考慮得多，考慮得遠，考慮得全面、周到。舉個例子，“西安事變”后為什么不殺死蔣介石？要知道，那時候想殺死蔣介石簡直是易如反掌，而且蔣介石雙手沾滿中國共產黨的鮮血，“寧可錯殺一千不能放過一個”，多么狠毒！毛澤東有好幾位家人死在蔣介石手下，自己也差點被殺，毛澤東、共產黨與他有血海深仇啊！但是，毛澤東認為，留著他對中國抗戰有利，因為在那樣一個混亂的時期，留著他有利于中國打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而取得抗戰的勝利對中國人民、中華民族是有利的。也就是說，毛澤東考慮問題總是以中國人民、中華民族的利益為出發點的。因此，經過討論，毛澤東與周恩來等領導人作出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決策，而且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后把共產黨的軍隊編入國民黨領導之下，成了“八路軍”、“新四軍”。再舉個例子，外蒙古問題。外蒙古于1945年11月進行“全民公決”獲得“獨立”，1946年2月民國政府外交部與蒙古代表互換照會承認蒙古獨立，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不承認蒙古的獨立，要求收回蒙古主權。但新中國“一窮二白”，缺乏資金發展經濟，又處于美帝國主義威脅之下，鞏固新生政權成為國家主要矛盾。在此情況下，新中國選擇與蘇聯結盟，以獲取蘇聯的資金和技術支持。而蘇聯堅決要求中國新政府放棄外蒙古地區的主權。在當時的條件下，新政權的生存是國家主要矛盾，中國政府不得不答應這個屈辱的條件。這一點在偉大領袖的心中是一個永遠的痛，也是20世紀60年代中蘇關系破裂的起因。偉大領袖做出的這種妥協，為中國贏得了生存、發展和強大的機會，但并沒有放棄國家的統一，只是把國家統一的希望寄托給了國家以后的強大時期。

沒有殺人，也是出于同樣的考慮。在當時的情況下，由于對方的力量太過強大，即使殺死一兩個代表人物，也不能夠消滅對方的實際力量，他們還會推出新的代表人物，而且還有可能推出更壞的人來，采取更慘無人道的手段對待自己派別的人，國家可能因此陷入戰亂，外部力量還可能趁機插入，導致國家崩潰，那樣損失就更大了。有些人雖然壞，但畢竟跟隨毛澤東許多年，毛澤東對他還是了解的，知道他也不過就這么壞了，再壞也就是這么樣了。而且，當時的情況下，認識不到修正主義力量的人還很多，不認可黨內存在資本主義復辟危險的人也很多，毛澤東找不到足夠的支持者戰勝對方。因此，從長遠考慮，毛澤東只能在保持國家統一穩定的前提下，將社會主義思想深深打入中國人民心中，讓國家在保持統一的情況下繼續發展，給人民留下思考和壯大的時間，讓人民在發展中覺悟，同時也是對對方實施的“釜底抽薪”，以便于重新發展和積聚革命力量，重回社會主義道路。　　

我們知道，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建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礎上，即不成熟的資本主義基礎上的，經濟特別是文化基礎十分脆弱。如廣大人民對資本主義金錢控制社會造成道德墜落、嚴重社會問題、社會不公等等弊端認識不清，缺乏有力的應對辦法等。再加上鴉片戰爭后，中國人民遭受屈辱和蹂躪長達一百多年，自信被摧毀，中國整個社會的心理已經太脆弱了，經受不起任何引誘和打擊。因此，很多人容易產生右傾思想，為了眼前利益而討好強大的敵人；還有一些人則由于封建思想產生嚴重的依賴和被動性：自己是平民百姓，國家大事不是自己應該考慮的，因此對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的行為或視而不見，或聽之任之，半推半就，甚至隨波逐流，至多發發牢騷，而不知道國家民族利益被出賣事實上是關系著自己切身利益的，應該堅決果斷地采取行動去阻止，即使有一半個人想行動，無奈廣大人民沒有覺悟，不知道響應，無法形成社會力量，不足以與賣國勢力作斗爭。相反，如果經歷過資本主義社會的錘煉，人們就會知道，任何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的行為，都會影響自己的利益，立即會自覺行動起來。由于這樣的人很多，很快就會形成社會力量，將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的勢力消滅。我們很多人不理解美國作家海明威所寫《喪鐘為誰而鳴》的真正涵義，雖然很多人都讀過這篇文章。　　

八、結論　　

下面所做的結論，也是對烏有之鄉網站上網友“雁過無影”的觀點的解釋。“人非圣賢，孰能無過”。這話不假。“人無完人，金無足赤”，是至理名言。要知道，孔子者，圣人也，尚不能與小兒論日；諸葛者，智者也，尚有街亭之失。“圣賢”都不是“完人”，毛澤東就是“完人”了嗎？肯定不是。那么，毛澤東“過”在何處？我們必須為這個“過”找到一個界線或標準。由于每個人給毛澤東是否有“過”確定的界線或標準不一樣，結果肯定不會一樣。

但是，如果說毛澤東真的有什么過錯的話，宇太老師所說的根據，可能大家比較認可：就是毛澤東在打了江山之后沒有沿襲封建社會改朝換代的老路，立即轉換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和雖然跟隨他打天下但卻是起源于自私的人們需要的“皇帝”，讓他們靠著毛澤東的天才“分一杯羹”，“分享天下”，得到“實惠”，“分封諸侯”、“分封特權”，讓他們“當官發財”，而是讓他們“為人民服務”，當“人民的公仆”，“當官”卻“發不了財”！人民生活困難，他們也得一塊困難，誰都無法享受特權和照顧。他們心里憋氣呀，可是有苦說不出，因為毛澤東自己在率先承受清貧的生活。“老子跟你毛澤東打天下，保你當皇上，打了天下卻享不到福，你愿意吃苦，老子不愿意吃苦”！于是他們對毛澤東在戰爭年代的真心佩服與崇敬，立馬換成了內心深處的詛咒和憤恨，因為毛澤東成了他們謀求個人特權與享受的過程中不可逾越的大山！

然而，如果毛澤東沿襲封建社會改朝換代的老路，建國后立即轉換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和雖然跟隨他打天下但卻是起源于自私的人們需要的“皇帝”，讓他們靠著毛澤東的天才“分一杯羹”，“分享天下”，得到“實惠”，“分封諸侯”、“分封特權”，讓他們“當官發財”，這就不是毛澤東了，“人民領袖毛澤東”也就無從說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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