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沒辦法，那些別有用心的資改派們總是拿著徐向前元帥當棋子，妖魔化毛澤東，我也只能據此來揭露和反駁了。說心里話，我們真的佩服資改派們的無恥與卑鄙，即使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把戲，他們也會像撈到救命稻草一樣，在網上大貼特貼，看來，他們的心與希特勒是相通的，不僅相信而且死心塌地地踐行著“謊話說一千遍就會成為真理”丑行。
出自最高級別的黨史研究機構的《徐向前元帥揭秘毛澤東用兵真如神原因何在》的帖子，在各大網站上已經連篇累牘地鼓噪已久了。最近像新華、人民、環球、鳳凰等中國頂級網站又以‘正面宣傳為主’的理由吧，不厭其煩地狂貼出來，其目的大概是繼續落實歷史決議，深入否定毛澤東吧。
他們的這一招很陰險，也算毒辣。因為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最不好否定的，就是“用兵真如神”的馬列主義軍事思想。這一點，連他們的祖師爺在建國后的歷史決議中也未敢涉足。但資改派的徒子徒孫們對其祖師爺的全面否毛的意圖還是心領神會，并有所‘創新’的，或者他們是遇到了與祖師爺們更大的政治挑戰與需要。于是，狗膽包天地又把全面否毛的明槍暗箭對準了毛澤東的軍事思想。
《徐向前元帥揭秘毛澤東用兵真如神原因何在》的帖文把矛頭直接對準了毛澤東軍事思想和軍事實踐的‘神來之筆’——四渡赤水。其根據還是讓我們引述他們的話來說更客觀些。我加的黑體字，是為了顯示他們的中心論點，即——丑惡目的。
一、就當時紅軍‘改變路線，不去湘西，折向貴州’，文章說：“對這一問題王稼祥的夫人朱仲麗也有回憶，她這樣寫道：當時毛澤東對王稼祥說：‘我們從已得到的情報中獲悉，貴州方向敵人兵力不多，更沒有壁壘工事和設防體系，我們滿可以乘虛而入，改變路線，不去湘西，折向貴州，讓蔣介石白白地操勞撲空。’王稼祥點頭說道：‘這個情報我也知道了。’可見，紅軍突然轉向貴州也是以情報為依據的。”
二、就遵義會議為何開的從容，文章是這樣說的：“通道轉兵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但并不全面。可以說，情報工作起到了更重要、更直接的作用。據當時擔任紅軍總部作戰參謀的呂黎平回憶：‘從（負責偵聽敵臺的）總部二局破譯的敵人電報中得知，追擊紅軍的薛岳兵團的兩個縱隊雖然已經入貴州，但尚未渡過烏江。蔣介石圍攻遵義的部署亦尚未完成。黨中央與中革軍委立即利用這一空隙時間，就地休整擴大紅軍。’”
三、二渡赤水后的桐遵之戰，文章是這樣說的：“遵義會議后的第一仗是土城之戰，這一仗之所以沒能打好，實在是因為情報工作出現了失誤。繼土城之戰的是二渡赤水后的桐遵之戰。這一仗之所以勝利，情報的準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為紅軍截獲了“剿匪軍第二路軍總司令”云南省主席龍云《作戰方略》的電令，了解到敵人對紅軍包圍圈最薄弱的部分是黔北的軍閥王家烈部，因此決定回師東進殺個回馬槍。”比較土城之戰和桐遵之戰，不難發現情報的準確與否往往直接決定戰斗的勝負。
重慶地下黨很快就獲取了蔣介石剛制定的行動計劃并傳給了紅四方面軍，而后者又立刻傳給了中央紅軍。這一機密情報顯然對紅軍領導層決定放棄建立黔北根據地的計劃而南下貴陽起了重要作用。
面對危局，剛剛重掌軍事指揮大權的毛澤東充分表現出一個成熟統帥的膽略，一個大膽的軍事行動已在胸中醞釀成熟，他巧妙地利用蔣介石即將到達貴陽的情報開始了至今看來仍令人贊嘆不已的“斬首行動”，命令紅軍秘密地第四次渡過赤水南下貴陽。
毛澤東先是指揮紅軍作出進攻遵義而不打算南下的假象，在得知蔣介石已經到達貴陽后的幾小時就立刻命令紅軍迅速南下，晝伏夜行，很快就兵臨城下，迫使蔣介石調出守衛云南的滇軍以“護駕”。在電臺監聽到滇軍出動東進的消息后，紅軍立刻繞過貴陽城向西南疾進，如入無人之境，長驅直入云南。
聶榮臻在回憶1935年4月9日紅軍通過貴陽城郊那天時是這樣寫的：“我對蔡大姐說：快些走！現在我們的左邊有龍云的五個團，駐在龍里附近，右邊駐貴陽的是蔣介石的大部隊，蔣介石本人也在貴陽。這中間只有約三十里寬的一個口子。我們要趕緊插進去。否則兩邊一夾，我們就暴露了。”紅軍對敵情了如指掌，從而保證了自己的行動神出鬼沒，蔣介石要想圍住紅軍無疑是天方夜譚。
四、強度金沙江之戰，文章說：“在渡金沙江時，情報也起了關鍵作用。據長征中做電臺偵聽工作的鐘夫翔回憶：‘二局情報掌握得好，我們才有可能順利地甩掉敵人渡過金沙江。當我們離金沙江邊還有三天行程時，敵人在我們的后邊只有一天的路程。敵人前面是十三師，師長萬耀煌怕死要保存實力，蔣介石問他前面有沒有共軍，他謊報情況說前面沒有共軍，就在原地等了一天，又向回走了一天，再返回來又要3天，這樣就和我們的距離差了6天，所以我們才有時間把一軍團從龍街渡、三軍團從洪門渡都調到皎平渡順利渡江。’從這一情況來看，當年紅軍對戰場變化了解得如此清楚，國民黨軍隊確實是無密可保。”
······
五、徐向前元帥的結論，文章說：“對于這段歷史，當時紅四方面軍的主要軍事領導人徐向前曾給予高度評價。當時擔任紅四方面軍情報工作負責人之一的羅青長在2001年11月12日的《解放軍報》上撰文說：‘我永遠不會忘記徐帥和我最后的一次交談。那是1976年的深秋，我踏著落葉步入徐帥的小院。徐帥精神矍鑠，坐在藤椅上等候著我。我向徐帥稍致問候之后，徐帥就跟我談起了黨的情報工作。我當時任中央調查部部長。徐帥說：你們的工作很重要，在歷史上是立了大功的。《長征組歌》中不是有這么一句嗎，‘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錯，毛主席用兵確有過人之處，但他也是以情報做基礎的。中央紅軍四渡赤水河時，中央負責情報工作的是總理、伯承、劍英、克農和陳賡、曾希圣、王諍等，對敵情了如指掌。紅軍之所以敢于在云貴川湘幾個老軍閥的防區內穿插往返，如魚得水，就是因為我們在龍云、王家烈、劉湘、何鍵的內部安插了我們的人，并且我們破獲了他們的密碼。因此，我們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在這方面，情報工作功不可沒。”
不需要一一例舉，作者及其帖文的轉載者們狐貍尾巴就露出來了。借徐向前元帥之口，以‘情報決定論’，否定毛澤東的‘用兵真如神’的正確軍事思想及其戰略戰術。為達此目的，他們幾乎是不擇手段的。
情報與用兵的關系，是辯證法中的主客觀因素，也即是說，情報對于軍事指揮員來說，是客觀因素，是使軍事指揮員實施正確指揮的，贏得戰役、戰爭勝敗的諸條件中一個條件，其他條件如戰役指揮員對主要指揮員戰略戰術的貫徹與發揮，戰斗員的勇敢機智，地形地勢的選擇與具有，武器的先進與落后等等。
而統帥部以及各個梯層指揮部的取決定作用的指揮員的膽略、戰略、謀略等的正確與否，則是贏得戰役、戰爭勝敗的主觀因素。在這對對立統一的兩個因素中，情報工作是戰爭勝敗變化的條件之一，而指揮員的膽略、戰略、謀略等的正確與否卻是贏得戰役、戰爭勝敗的根據，這也就像雞蛋與石子一樣，同樣的溫度，雞蛋可以變成小雞，而石子卻不能變成小雞。
難道國民黨圍剿紅軍的反對軍隊的情報機械和水平不比紅軍先進得多、高得多嗎？為什么在圍剿沒有電報手段的朱毛紅軍的一二三次反圍剿中卻屢屢失敗呢？難道李德、博古等中央領導指揮下的中央紅軍不是和毛澤東一樣也掌握了電報的情報手段了嗎，為什么在于國民黨圍剿軍隊的交戰中卻屢屢失敗，最后不得不進行戰略轉移呢？徐向前元帥指揮的紅四方面軍情報工作做的更好啊，還有條件為中央紅軍提供消息，為什么會被反對軍隊打得落花流水，一敗涂地，最后只有幾個幸免于死的指揮員跑到延安才又東山再起，一酬壯志，出人頭地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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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徐向前元帥說的是很客觀的，只是那些利用其說法妖魔化毛澤東的不肖子孫們太無恥也太愚蠢了罷了。毛澤東的軍事思想連國內外反對派都不敢否認，可這些人們的膽子比國內外反動派要大得多。這只能有一種解釋：他們對妖魔化毛澤東已經黔驢技窮，已經山窮水盡，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只有睜著眼睛說瞎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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