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之心如何度得了大慶工人的君子之腹

[臭蛋]在他的造謠帖《“鐵人”王進喜是如此“出爐”的？》中還想當然地胡說—— 
 
“篝火下學馬列”的事情雖然有，但并不是工人們的“思想覺悟”有多高，而是因為工人們太苦了，早上頂著星星出工，晚上伴著月亮回到窩棚，卻只給菜窩窩團子吃，工人們吃不飽，怨氣很大。于是領導強迫大家學馬列。

在這些想當然鬼話的字里行間，露出的恰恰是[臭蛋]們的小人心態，這樣的小人之心如何度得了大慶工人的君子之腹。

大慶打的是一場石油勘探和開發大會戰。為什么要打這樣一場大會戰。原大慶市委書記，原大慶石油管理局黨委書記，會戰時任工委秘書李智廉說：1959年，我國原油產品總銷售量為505萬噸，國內自產僅205萬噸，自給率僅占40.6%。民用油中最多的煤油和柴油庫存量一年比一年下降，原油及其產品產量遠遠不能滿足需要。高級航空油全部需要進口，不足地方都是通過香港資本家從西方偷運過來的，風險非常大，經常被滯留。那時候我國由于嚴重缺油，首都北京的公共汽車背上了煤氣包。河南等地因缺油，汽車燒起了酒精、“老白干”和煤炭。中國的老百姓靠洋貨生活，用“洋火”、“洋蠟”。連國防建設都受到了很大的影響，軍隊訓練、國防巡邏、執勤、武器的制作，裝備的更新，都受到了限制。朱德總司令曾深有感慨地對時任石油部副部長的康世恩同志說：“沒有油，坦克、大炮不如打狗棍，打狗棍拿著還可以打狗，坦克、大炮沒油就不動啊！”可見當時的中國處在一個什么樣的形勢之中。

在1960年那樣艱苦的條件下來打這樣一場大會戰，當然不是去享福而是去創業的。《余秋里回憶錄》中寫到——

三四月份的薩爾圖，還是天寒地凍的季節。職工們一無房屋，二無床鋪，有的寄住在牧場的牛棚馬圈里，有的擠在自己修的地窩子、馬架子里。吃的也很困難，少糧缺菜，連鍋灶、炊具都不夠。不少職工用鋁盔盛飯，臉盆熬湯。生產上設備不配套，汽車、吊車嚴重不足，鉆機設備在鐵道兩邊一躺就是好幾天運不走。沒有工業水源，靠農村的土井連生活用水都保證不了。生產用水只能到水泡子里破冰取水。公路不通，電話不靈，組織指揮生產常常要靠步行。在這種情況下，職工隊伍思想上也存在不少問題。部分干部對組織石油會戰心存疑慮，有的擔心靠石油部有限的人力、物力，能不能把這場會戰打下來。有的到了現場之后，面對著艱苦的環境和困難的條件、種種非常規的措施和辦法，感到這里的一切都是亂糟糟的，埋怨會戰不正規，不像個搞工業的樣子。有少數同志怕艱苦，怕受累，挑工種，講待遇。個別干部一下車，不管隊伍，不問設備，不關心工作任務，先打聽中灶食堂在哪里。還有極個別職工開了小差，當了逃兵。

　　我們認為，面對錯綜復雜的各種矛盾和困難，從領導思想上不能就事論事，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必須透過現象，看清本質，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主要矛盾解決了，其他問題就會迎刃而解。

　　我們分析了當前面臨的許多矛盾和困難，既有主觀上的，也有客觀上的；有物質上的，也有技術上的。具體說，就是人力不足，資金不足，設備缺乏，材料缺乏，生產設施不配套，生活條件差，氣候嚴寒，隊伍技術素質不高，缺乏勘探、開發大油田的實際經驗，等等。在這些矛盾和困難中，生產、生活條件上的矛盾和困難，相對來說是暫時性的，在黨和國家的關懷，以及各地方、各部門的支援下，只要把群眾發動起來，經過努力，是可以逐步解決的。而從長遠來說，從影響油田命運來說，起決定作用的主要矛盾和最大困難，則是如何搞清油田地下情況，掌握油田客觀規律，科學地開發大油田。這個問題，只能由我們自己來解決，別人幫不了什么大忙。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大油田可能看成小油田，好油田可能認為是差油田，高產油田可能搞成低產油田，在勘探、開發中，就會成為盲目的、不清醒的糊涂人。過去，我們在這方面是有經驗教訓的。在大慶會戰中，要避免重蹈覆轍，必須解決認識論和方法論問題，解決指導思想問題，用科學的理論來指導我們的實踐。

　　這樣分析以后，頓覺頭腦清醒多了，進一步明確了今后工作的方向和重點。我由此想到，如果組織油田的職工學習《實踐論》、《矛盾論》，以“兩論”為武器，結合實際，分析和解決在會戰中的各種矛盾和困難，對于做好各項工作，奪取會戰的勝利，必將起到重要作用。當前工作千頭萬緒，最重要的是要用毛澤東思想武裝會戰隊伍，統一職工思想。我把這個想法和康世恩等同志談過以后，他們都表示贊成。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當時石油會戰黨的臨時辦事機構石油部機關黨委于1960年4月10日作出了《關于學習毛澤東同志所著〈實踐論〉和〈矛盾論〉的決定》。這個決定是大慶石油會戰中的第一個決定，發表在1960年4月13日會戰機關報《戰報》的創刊號上。《決定》指出：

　　我們正面臨著會戰——大規模的生產實踐，在會戰中，把別人經驗都學到手，但又不迷信別人的經驗，不迷信書本，我們要勇于實踐，發揚敢想、敢說、敢干風格，闖出自己的經驗。同時，我們在實踐中要不迷失方向，就要掌握馬列主義的理論武器，把實踐經驗上升到理論，包括正確認識油田規律，使我們的實踐具有更大的自覺性。

　　為此，部機關黨委決定立即組織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干部學習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和《矛盾論》，并號召非黨職工都來學習這兩個文件，用這兩個文件的立場、觀點、方法來組織我們大會戰的全部工作。

　　學習要根據理論結合實際的原則，采取邊讀、邊議，邊議、邊做的方法。……各級黨委要訂出學習計劃，并列入向上級黨委匯報內容。

　　掌握武器，勇于實踐，認識油田規律，這是我們的學習目的。我們號召參加大會戰的職工，立即掀起一個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高潮，為開展技術革命、生產革命，做好思想革命。

于是，在石油大會戰中掀起學習“兩論”的熱潮。“會戰領導小組把學習‘兩論’當成一件大事來抓。一開始，沒有那么多書，就到安達縣新華書店去買。縣書店的書賣光了，就派人到哈爾濱、北京去買。石油部從北京買了幾萬冊《實踐論》和《矛盾論》的單行本，派專人坐飛機送到哈爾濱，再運到薩爾圖，發到職工手中，基本上做到了人手一冊。干部讀，技術人員讀，工人也讀。人人學，人人議，人人用。職工把‘兩論’帶在身上，放在枕邊，有時間就讀一段。技術人員下現場、到工地，都隨身帶著小書包，里邊總是裝有‘兩論’。”李老回憶當時的情況。

　　學習“兩論”，成效是顯著的。幾萬名會戰職工掌握了毛澤東的哲學思想，學習、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分析會戰中的種種困難和矛盾，形成了統一的思想，堅定了搞好石油大會戰的決心和信心。

　　不久，會戰黨委在油田第一次政治工作會議上，提出了“三要、十不”，并寫進了《大慶石油會戰情況的報告》指導會戰。“三要”是：一要甩掉石油工業落后帽子；二要高速度、高水平拿下大油田；三要在會戰中奪世界冠軍、爭集體榮譽。“十不”是：不講條件、不講時間、不計報酬、不分級別、不分職務高低、不分你我、不分東南西北、不管有無命令、不分部門、不分男女老少，齊心協力為會戰。

通過學習，建立起了一支有高度思想覺悟，有一定技術素養，干勁大，作風好，有組織，有紀律，能吃苦耐勞，能打硬仗的“鐵人”式職工隊伍；逐漸形成了“人拉肩扛”精神、“干打壘”精神、“縫補廠”精神、“五把鐵鍬鬧革命”精神、“回收隊”精神、“修舊利廢”精神等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勤儉節約的大慶精神，并且成為在廣大干部、職工、家屬思想中深深扎根 的傳家寶；同時還建立起一套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嚴格的、科學的企業管理制度和一個從實際出發，建設工農結合、城鄉結合的新型礦區。最后，精神終于變成物質，大慶人一舉拿下了大油田，創造出中國的工業建設的奇跡。所以，大慶人總是自豪地說：我們是靠“兩論”起家的。

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老一輩的大慶人為開發建設大慶所做出的努力和奉獻是感天動地可歌可泣的。他們的杰出代表王進喜通過北京街頭公共汽車上的“煤氣包”知道國家缺油的嚴重程度后，在“群英會”期間聽說東北發現了大油田，就主動要求參加會戰。回玉門得到批準后，就連夜趕到大慶。他說自己是憋著一口氣來的，恨不得一拳頭砸出一口井來。下了火車一不問吃，二不問住，先問鉆機到沒到，井位在哪里，這里的最高紀錄是多少。鉆機到了以后，他帶領全隊靠“人拉肩扛”、“臉盆端水”打完第一口井。在往第二口井搬家時，他右腿受傷，比較嚴重。他告訴全隊戰友要替他保密，帶傷去參加“五一”萬人會戰誓師大會。在大會上，他因腿傷就聯想到，拿下大油田肯定得流血犧牲，不豁出命來干不行。所以他就面對萬人宣誓：“ 我寧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王進喜一諾千金，實踐著自己的誓言：拿下大油田，卻在47歲的時候就離開了大家，最后真的少活了起碼20年。

老一輩大慶人的這種精神這種心懷在任何民族任何國家都是會得到肯定和贊揚的，像[臭蛋]這樣的小人卻狼心狗肺地對他們進行無恥的攻擊和污辱，如此的卑劣的東西可以說，在全人類都是少見的。奉告這些無恥的小人，你再沒有工作也不能干這種工作，再缺錢也不能去賺這種出賣良心傷天害理的錢，還是及早的懸崖勒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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