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管理是政府職能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廣義上的社會管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它還包括其他主體以及社會自身的管理。作為政府職能之一的社會管理,是指國家通過制定一系列社會政策和法律規范,對社會組織和社會事務進行規范和引導;培育和健全社會結構;調整各類社會利益關系;回應社會訴求;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公正、社會秩序和社會穩定;維護和健全社會內外部環境;促進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自然協調發展的一系列活動以及這些活動的過程。廣義上的社會管理則是多元主體以多樣化形式進行的上述活動以及這些活動的過程。
社會管理創新,是指在現有社會管理條件下,運用現有的資源和經驗,依據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態勢,尤其是依據社會自身運行規律乃至社會管理的相關理念和規范,研究并運用新的社會管理理念、知識、技術、方法和機制等,對傳統管理模式及相應的管理方式和方法進行改造、改進和改革,建構新的社會管理機制和制度,以實現社會管理新目標的活動或者這些活動的過程。社會管理創新既是活動,也是活動的過程,是以社會管理存在為前提的,其目的在于使社會能夠形成更為良好的秩序,產生更為理想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效益。
目前中國的社會問題明顯增多,這是一個我們不用去否認的事實。為何會如此?有人說這是部分黨員干部不作為、甚至亂作為所導致的。固然我們的黨員干部在加強社會管理方面確實存在很多問題,甚至有些問題還是比較嚴重的。但是據此就把社會問題叢生的責任全部推給黨員干部是不公平的。其實,一個社會的社會問題出現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是社會發展與社會治理不同步導致的一種客觀存在。胡錦濤總書記在專題班上說 “我國社會管理領域存在的問題,是社會發展水平和階段性特征的集中體現”,講的就是這樣的意思。那么目前中國社會呈現出一些什么樣的“階段性特征”,這些“階段性特征”將會引發什么樣的社會管理問題呢?
傳統中國社會的社會階層結構是相當單一的,就是“兩個階級一個階層”,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階層。在計劃經濟的背景下,他們之間的利益是高度趨同的,不僅沒有根本性的沖突,甚至直接的沖突都幾乎沒有。但這些年來中國社會新的社會階層和利益群體紛紛出現,新的社會階層與傳統社會階層之間,新的社會階層內部由于利益獲取模式的不同往往會發生各種沖突與糾紛,這些沖突與糾紛極易引發社會問題。像前段時間出現的農民工因討薪而自焚跳樓、土地拆遷中的暴力爭端等等社會性事件,背后其實都是階層利益在沖突。
而且,伴隨著階層分化,社會管理結構也發生了變化。過去社會中的每一個人基本上都要屬于一個“單位”,干部在機關、工人在工廠、農民在生產隊。按單位管理,政府好管也省事。但現在社會上出現越來越多的自由人,不再是“單位人”而成為了沒進入麻袋的土豆。對于這些人,僅僅依靠單位模式是想管也管不住了,就算把他們吸納為臨時工,臨時工已經沒有必要也沒有動力像“正式工”那樣本分地聽話了。
目前我國有超過2億的流動人口,在中國的東西部地區之間、城市與農村之間流動。這種流動對社會管理提出很大挑戰。傳統的戶籍管理是一個蘿卜一個坑,蘿卜就在坑里邊,而人口流動,西邊的蘿卜跑到了東邊,導致東邊的一個坑里可能有幾個乃至好幾十個蘿卜。相應的社會福利保障、公平正義訴求以及由此而引發的社會治理等等一系列問題就產生了。比如,農民工建設了城市,但卻很難在城市中居住下來,只能像候鳥似的飛來飛去。如何調動流動人口建設流入地的積極性,保障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的各項社會福利,讓流動人口不至于因心態失衡引發行為失控,已經成為了城市化發展不能回避的緊迫問題。
人口流動好歹還能看得見,信息的傳播與擴散是看不見摸不著的。信息開放與信息封閉狀態下的社會管理方式是截然不同的,難度更是天壤之別。在信息不暢通的情況下,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先捂住再慢慢應對。可是互聯網讓信息迅即甚至呈幾何級數傳播,往往“網下剛冒煙,網上已燃燒”。本來一個小事情根本就不是什么問題,信息一傳播到網上,馬上情緒激憤。加之,互聯網還有強大的組織功能,它可以把全世界各地看似一點聯系也沒有的人在不知不覺間組織在一起形成集體行動。
更近一步看,在信息化環境中,人的社會交往已經不僅僅是實體的交往,不僅僅是面對面的交往,而變成了網絡的交往與溝通。一個人足不出戶并不意味著孤立無為,閉門也能造車,網上也可以開店。現在社會上的一些宅男宅女很可能是社會中交往關系最復雜、最廣泛的群體之一,據說目前中國網民已經超過4億人。虛擬社會不同于現實社會,但它又與現實社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虛擬社會的所作所為都有著強烈的現實指向。提高對虛擬社會的管理水平,既是社會管理創新的嶄新要求,又是社會管理創新的緊迫任務。
這些年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速度很快,跨越了溫飽,實現了小康。但是,在老百姓吃飽穿暖的同時,對政府的意見也不斷增多,群眾與干部間的矛盾也越來越凸顯出來了。為什么啊?社會訴求在提高,群眾愿望在升級。我們黨員干部在實現群眾經濟小康方面成就很巨大,但讓群眾精神小康方面準備不足。可是,準備不足,群眾就會聚集起來和你要、和你鬧。尤其是隨著社會公眾權利意識不斷增強,過去不是問題的問題今天成為了大問題,過去理所當然的事情今天越來越理不直氣不壯了,過去堅不可摧的合法性基礎今天越來越有些靠不住了。鄧小平晚年的時候說過一句話:我們過去總認為發展慢了不行,現在看來,發展起來之后,發展快了問題更多、更棘手、更復雜。后鄧小平時代10余年后重溫這句話,確確實實讓我們感受到了什么是偉人的高瞻遠矚。
社會發展可以突變,社會價值觀的培育卻不能一蹴而就。中國社會用30余年走過了西方社會數百年的歷程,既有價值觀已經失去了共識,新的價值觀又沒有真正形成。而一個社會只有存在共同的價值觀才可能產生一致的行動。當出現價值真空的時候,一切行為都將自以為是,都將無所顧忌,都將不可預期。有權的“官二代”信奉贏者通吃,自鳴得意而視法如無法;弱勢群體則絕望無助,看不到過上好生活的希望便鋌而走險非理性殺人。就算那些自詡為只是“打打醬油”的群體,在其貌似超然的背后何嘗不是一種無奈與憤懣,這使得他們往往是“無直接利益沖突”的肥沃土壤。當一切都不再相信、一切都不敢相信、一切都不能相信的時候,謠言就會主宰社會,恐慌就會降臨社會、動蕩就會席卷社會。前些天的“鹽慌”背后并不僅僅是經濟投機,更多的是社會性的焦慮與迷茫。
沒有社會的穩定,就不可能有經濟政治的繁榮發展。面對這些新的社會管理問題和管理要求,我們用慣了的、會用的、曾經很管用的、數十年來延續下來的一些社會管理模式與管理方法越來越不適應、越來越力不從心了。如何在新的發展背景下,有效地協調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解決社會問題、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公正、應對社會風險、保持社會穩定,社會管理創新成為了必由之路與不二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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