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本特征。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怎樣堅持按勞分配的原則,是一個需要認真研究的重大問題。對此做一些初步的探討。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涉及到按勞分配主要有這樣一些論述:
“如果我們把‘勞動所得’這個用語首先理解為勞動的產品,那末集體的勞動所得就是社會總產品。
現在從它里面扣除:
第一,用來補償消費掉的生產資料的部分。
第二,用來擴大生產的追加部分。
第三,用來應付不幸事故,自然災害等的后備基金或保險基金。”
“剩下的總產品中的其它部分是用來作為消費資料的。
把這部分進行個人分配之前,還得從里面扣除:
第一,和生產沒有關系的一般管理費用。
和現代社會比起來,這一部分將會立即極為顯著地縮減,并將隨著新社會的發展而日益減少。
第二,用來滿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學校,保健設施等。
和現代社會比起來,這一部分將會立即顯著地增加,并將隨著新社會的發展而日益增加。
第三,為喪失勞動能力的人等等設立的基金,總之,就是現在屬于所謂官辦濟貧事業的部分。”
“在一個集體的,以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為基礎的社會里,生產者并不交換自己的產品;耗費在產品生產上的勞動,在這里也不表現為這些產品的價值,不表現為它們所具有的某種物的屬性,因為這時和資本社會相反,個人的勞動不再經過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為總勞動的構成部分存在著。”
“顯然,這里通行的就是調節商品交換(就它是等價的交換而言)的同一原則。內容和形式都改變了,因為在改變了的環境下,除了自己的勞動,誰都不能提供其它任何東西,另一方面,除了個人的消費資料,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成為個人的財產。至于消費資料在各個生產者中間的分配,那么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價物的交換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則,即一種形式的一定量的勞動可以和另一種形式的同量勞動相交換。”
“雖然原則和實踐在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換中,等價物的交換只存在于平均數中,并不是存在于每個各別場合。”
根據馬克思的上述論述,按勞分配概括地說有這樣幾個主要特點:第一 ,按勞分配是以生產資料全社會公有制為基礎的;第二,按勞分配的對象是做了各種必要的扣除之后的消費資料;第三,按勞分配的依據是勞動者提供的勞動,這個勞動直接就是社會勞動。
根據馬克思的上述論述,還可以看到按勞分配有兩個主要環節:第一,在分配之前要對社會總產品進行各種必要的扣除,以確定用于按勞分配的消費資料的總量。第二,在分配時要對勞動者提供的社會勞動進行計量,以確定個別勞動者在用于按勞分配的消費資料總量中可以領取的份額。
必須看到我們所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與馬克思當時設想的社會主義社會至少存在兩條重要差別。首先,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除了生產資料全社會所有的全民所有制經濟之外,還存在其他各種所有制經濟成分。第二,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不僅沒有實現全社會范圍的對總勞動(社會資源)的集體調節和安排,就是在全民所有制經濟內部也不可能集體對社會資源的配置進行統一的調節和安排。全民所有制的國有企業與其他企業一樣在市場經濟中運行,市場調節在資源配置上同樣對國有企業起基礎性作用。
這兩條差別對按勞分配有重大影響。
第一,按勞分配不可能在全社會范圍實行,只能在全民所有制經濟中實行,嚴格地說,只能在全民所有制的國有企業中實行。因為只有全民所有制的國有企業才具備實行按勞分配的基礎條件。馬克思說:“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因此,以為在社會主義社會非公有制企業也可以實行按勞分配是不現實的,不能一廂情愿地擴大按勞分配原則的適用范圍。
第二,即使是全民所有制國有企業的勞動,也并不直接就是社會勞動的一部分,也必須經過產品的交換,“經過迂回曲折的道路”實現價值,才能成為社會勞動的一部分。在這個過程中往往會產生差異,實現的價值有時會大于有時會小于國有企業提供的勞動。正如馬克思所說:“在商品交換中,等價物的交換只存在于平均數中,并不是存在于每個各別場合。”國有企業中勞動者的勞動一般來說直接是企業勞動的組成部分(因為企業內部的勞動調節和安排有高度的統一性),但顯然不會直接成為社會勞動的一部分。
在這種現實情況下要在全民所有制的國有企業實行按勞分配必須回答兩個重要問題:第一,怎樣對社會總產品進行必要的扣除,以確定用于按勞分配的消費資料的總量。因為這種分配只能在全民所有制經濟中進行,在這里所說的社會總產品只能是全民所有制經濟的總產品。第二,怎樣計量、確認個別勞動者提供的勞動,以確定每個勞動者所應分配到的消費資料的數量。當然,在這里所說的勞動者是指國有企業的勞動者。
關于第一個問題。從馬克思談到的六個方面看,社會總產品的扣除涉及到再生產、積累和消費的關系、社會儲備和社會保險、社會管理和公共消費、社會福利和社會救助等問題。這些都是事關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全局的問題。雖然全民所有制經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不是國民經濟的全部,但全民所有制經濟畢竟占很大的比重并且發揮著主導作用。因此,必須從全民所有制經濟整體的角度來考慮和決定這些扣除問題。從單個國有企業的角度是無法考慮和決定這些關系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全局性問題的。至于各方面扣除的比例和數量,要研究方方面面的情況,進行綜合平衡(這方面的內容不是本文的研究對象)。
在進行了必要的扣除之后,就可以確定全民所有制經濟整體用于按勞分配的消費資料的總量。這個總量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應當是一個確定的資金量。根據這個資金量可以得出所有國有企業全體勞動者每個人的平均的按勞分配所得。據此還可以算出任何一個國有企業的按人均數計算的按勞分配資金總量。應當根據企業的特點(主要是企業的技術含量及必需的職工的文化技術素質)對按勞分配資金總量進行必要的調整。比如,劃分不同的檔次,有的企業高一些,有的企業低一些。由此得出的某一國有企業的按勞分配資金總量應當是這個國有企業進行按勞分配的資金總量的基準。
關于第二個問題。首先來看企業勞動與社會勞動的關系。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企業勞動與社會勞動產生差異的原因是市場調節在資源配置中其基礎性作用。由于市場調節在配置資源的同時對企業有積極的促進和激勵作用,因此,必須肯定和承認這種差異(當然,前提是國有企業必須滿足人民的需要,維護人民的利益)。當企業實現的價值高于企業的勞動時,企業應當按高于基準的按勞分配資金總量進行分配;當企業實現的價值低于企業的勞動時,企業應當按低于基準的按勞分配資金總量進行分配。至于怎樣進行判斷,使用哪些效益指標,變動的幅度多大為宜,是需要另行研究的具體問題。從理論上說,這樣以來每個國有企業都可以確定一個與社會勞動(即實現的價值)掛鉤的按勞分配資金總量。
下面再來研究企業內部的分配。必須看到,企業勞動與社會勞動差異的產生主要取決于企業的經營管理人員和技術骨干,而較少地取決于一般職工。因此,不能讓一般職工無辜地承擔責任,也不能讓一般職工無辜地得到報酬。應當按照本企業基準的按勞分配資金總量合理確定企業內部各個崗位的工資標準。各個崗位的工資標準應當有一定的差距,但這個差距只應和提供的勞動的質量和數量相關,不應當包括其他因素。因此不可能太大。在此基礎上對職工的勞動進行考核計量。國有企業一般職工的勞動所得應當基本取決于其提供的勞動。因為一般來說企業職工的個別勞動直接就是企業勞動。由企業勞動與社會勞動差異引起的按勞分配資金總量的變動,則應由相關責任人承擔。在這里需要注意的是企業的經營管理人員不能以企業勞動與社會勞動的差異為由領取過高的報酬,特別是不能只負盈不負虧。國有企業經營管理人員的報酬是否過高,是否符合按勞分配的原則,可以用國有企業經營管理人員報酬的平均數來考察研究。當然,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平均數也會提高,但提高的不僅應當是經營管理人員的報酬,而且應當包括一般職工的報酬。
綜上所述,按照按勞分配的原則,國有企業一般職工的報酬不是在市場競爭中被壓低的勞動力的價值,而是對社會總產品做了必要的扣除之后確定的那部分消費資料在國有企業職工中的分配;國家委派的國有企業經營管理人員的報酬本質上與一般職工沒有不同,只不過要根據企業勞動與社會勞動的差異做適當的調整。因此,堅持按勞分配的原則有利于在國有企業內部縮小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對于全社會縮小收入差距、提高勞動者的消費能力、實現共同富裕也會產生積極的影響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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