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3月24日　，時任總理朱镕基同志在北京中南海主持召開國務院第一次全體會議上有這樣一段即席講話。會上他情緒激動，慷慨激昂，真誠懇切，其中講話要點之一，就是直指“落實難”的問題。

他說：“我到國務院工作八個年頭了，深刻地感到，出個主意是非常容易的。主意可以出得很多，可以天上地下，博古通今，引經據典；定個政策也不是很難，只要你虛心聽取各部門的意見，群策群力，也可以出臺一個好政策，但是要落實就難得很。那不是你寫一大篇批示，下面就會照著做，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最難就在于落實。我八年來的體會，就是要辦一件事，不開八次、十次會議就沒法落實。如果發一個文件，能兌現20%就算成功了，不檢查落實根本不行。部委作出的任何決定、政策，也要下去檢查、落實，反復地講，反復地考慮。比如新疆的棉花，根本銷不掉，幾百萬擔壓在國家庫里面，不收上來也不行，農民就不種棉花了。為新疆的棉花，國家財政作出了很大的貢獻。由于新疆的棉花價格比國外高，大家都愿意用進口棉花，我們自己棉花多了，卻還拼命地進口棉花，走私猖獗。對這件事情我用過經濟和行政辦法，也不知開了多少次會，落實了沒有呢？落實了，到目前為止，才賣出去幾十萬擔新疆棉花。難哪！

“所以，同志們，要落實、落實、再落實，你的文件發下去以后，你不下去跟著檢查，沒有多少人理你。

“第三條，除黨中央、國務院統一組織安排的活動外，國務院領導同志一般不出席各部門、各地方、各單位召開的會議。我們要剎一下‘會議風’，什么都開會，講的都是空話，最后還是不落實。”

（在這短短的三段講話里共出現11處“落實”兩個字）

其實，落實難的惡習在中國官場早就生根發芽，遠的不說，就比如晚清末年，當時社會動蕩不安，政府腐敗無能，清廷的末日已是指日可待了，但是末代皇帝愛新覺羅和一群新政倡導者們不甘沒落，渴望力挽狂瀾，以中興朝廷。于是1901年新政啟動，提出了一系列的革新：改革官制、整頓吏治，改革兵制、訓練新軍，改革學制、提倡新學，獎勵工商、興辦實業，實現君主立憲制。應該說，這些愿望是美好的，但是清廷的希望與要求每每落空。朝廷要求各地建設新學校，地方政府就乘機盤剝百姓向民眾攤派，同時又向上級的要經費；朝廷要求成立警署，以維持地方秩序，地方政府反而趁機向民眾征收保護費；朝廷鼓勵各地重視商業開發實業，地方政府也借機向商戶征收各種名目的苛捐雜稅。總之，任何好的政策到了基層便被濫用，成了地方干部的生財之道，新政不僅沒有產生制定政策者所想象的效果，反而加重了各地百姓的負擔。至此，新政的結局不言而喻了。

中國官場歷來有“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不良風氣，為了地方和個人的利益常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導致 “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等政令不通的現象屢屢發生。如今，有些領導靠的是跑官買官要來的官位，這種人，你叫他會真真心心踏踏實實地干好事嗎？他們在大會上多半會信誓旦旦地表態一定抓好落實，但是，說完就完了，該干嗎的還干嗎，一切按原來的方式方法辦，“以會議落實會議，以文件落實文件”，或者干脆當當“收發室”和“傳聲筒”，大概就是他們工作作風的寫照。

比如說吧，中央強烈要求各地不能強制拆遷，但在《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嚴格征地拆遷管理工作切實維護群眾合法權益的緊急通知》于2010年5月公布實施之后，依然出現有的地方頂風違法違規強制拆遷。又比如，中國有號稱世界上監督機構最多的國家，我們有人大監督，有紀檢監督，有政協監督、有司法監督，有監察機關監督，有新聞媒體監督，在監督法規上也制定了各種名目具體的監督措施和方法，但是眼下卻是建國以來腐敗問題最為嚴重的時期，為什么？這就是相關監督機構沒有真正落實監督的職責。

為什么落實難？因為有教條主義、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的盛行，有地方政府保護主義勢力的普遍存在，有領導干部欺上瞞下的不良工作作風，有干部庸懶散漫作風，過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嘛，落實什么！再者，一旦上面來檢查，只要做好“文字游戲”和“吃喝玩拿”這兩篇文章，你怕他什么檢查，什么巡視！

然而不落實或難落實的問題一旦長久持續下去，就會形成一種非良性的循環，將導致政府的工作效率不斷下降，領導干部的官僚主義也會越來越滋長，因為沒落實，群眾對黨和政府的信任度和滿意率就會越降越低，社會問題也會越積越多，一旦累積起來，最終就會導致社會的不穩定，不僅損壞了黨和政府的形象，長期以往更會影響國家的長治久安。

而要真正落到實處，我看還得從源頭入手，切實進行制度改革，讓人民群眾來監督，說到底了就是要讓國家真正實現民主化和法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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