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對外開放至今,我們似乎早就錯過了產業發展的大好時機。當初,港澳臺地區承接國際產業分工,主要以代工為主,在中國大陸開廠搞生產。以臺灣為例,這些企業大都為歐美企業代工OEM及后來的ODM,依附在國際產業鏈上生存和發展,比如,人盡皆知的富士康。即使有少數企業自主創新求發展,但大都不為外界所知。當時,大陸的工業企業主要是以合資或鄉鎮企業為主,對中國的產業發展并沒有太大的推動作用。這些年,由于產業環境發生巨大的變化,港臺企業開始從大陸退出或向內地發展,歐美跨國企業從市場研發到制造加工逐漸主導甚至壟斷中國市場的產業發展,雖然本土民營企業開始不斷涌現,但大都是山寨型工廠,真正有實力的創新企業并不多。值得慶幸的是,中國還有聯想、華為和中興等優秀的企業,能夠在新興或者前沿的產業方面參與全球化市場競爭與合作。
到了今天,新興的產業開始形成和發展,市場格局也發生了極大的變化。比如,云計算的出現,蘋果的崛起等,也給中國企業和市場帶來了巨大的機遇和挑戰。民營企業先天不足,往往有自已生存變通的法則。對中小企業的支持和發展,事實上很難行得通。真正需要支持的是沖出市場重圍的“強者”,也讓真正有實力的創新企業迎難而上。如果有強大的實體企業,中國企業才能找到并拓寬產業發展的路徑。以云計算為例,美國的企業走到了最前面,而中國的企業敢于做、能夠做的很少。如何支持中國企業在云計算方面的發展和突破,值得研究。說到這里,不能不說中國的航天工業,這足以啟迪今天的人們汲取卓越的戰略思想促進產業發展。至于有些文人學者嘮叨的市場化自由競爭,大都脫離全球化市場的實戰情況流于空談,不僅無益于中國企業推動產業發展,反而無意間淪為國際化產業分工的低端。
促進中國產業發展,繞不開這些年市場改革與創新的手法。比如,能源和金融行業的改革創新。以石油為例,油價漲勢異常,最終引爆了利率和匯率之變,惡化了國內通貨膨脹,而銀行的變革,則以”市場化“的名義加劇了國內財富轉移和流失。多年前,朱總銳意改革,強調“不干預”。以當年處理廣東國際信托公司的債務為例,應該來講,有關方面希望企業能夠真正順應市場敢于負責,而且要依法明確投資和風險的責任和義務,但是,最終卻演變成“讓老板做主、讓洋大人做主”,有些法學人員卻又盲目拜倒在西方市場下面呼喊“法治”精神,給人們留下的印象是市場太混帳有點亂。
三十年來的發展,中國市場需要清晰的思路和明確的說法,才能闖出科學發展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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