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我認為看文章或論文,只要梳理好其邏輯關系就可以了,是不怎么管數據的;因為寫出的數據畢竟是處理過的,有沒有使用篩子甚或造假呢?這些都是問題,所以就當它是真的好了,省心些。當然,這種陰暗心理也不是只我一個人有,比如張五常在《經濟解釋:讓我們做弄潮兒》就說:“作為一個副產品,技術和統計學的巨大進步也帶來了一種危機:它們為‘讓事實說話’提供了某種巧妙的和表面上有說服力的方式。”
可是,對于某些人而言,他們的數據連表面上的說服力都沒有。明白這一點,我要感 謝余斌 先生,是他的文章敲醒了我。
第一個例子是張五常的。他在《經濟解釋》中為了說明復息的威力,為我們計算了1776年£1.8的2001年所值:
年息率 2001 值 上升倍數
2% £162 90 倍
4% £14, 586 8, 103 倍
6% £1, 312, 949 729, 416 倍
8% £118, 187, 944 65, 659, 969 倍
說這數據有錯誤,你會相信么?但是,仔細的 余斌 先生一核算,說錯了!我趕緊按按計算器,果真錯了!而且四組都錯。天呢,張五常的計算器有系統誤差?再一看, 余斌 先生的《經濟學的童話》是2008年出版的,引用的《經濟解釋》是2002年出版的,而我看的《經濟解釋》是2010年出版的。看來張五常是沒看過余斌的書了,這也正是其作風了。
第二個例子是科斯的。大家知道,科斯有篇很著名的論文《社會成本問題》,我在“科斯定理的神話”一節曾談及過,但并沒留意數據上的矛盾。一句話就是, 余斌 先生發現:按科斯給出的數據看,農夫在種地凈收益只有2美元的情況下,卻愿意向養牛者支付3美元以請求其少養牛,那么結果就是,農夫的凈收益成了-1美元!真的搞不清楚,是農夫白癡還是科斯白癡?
第三個例子是張維迎的。這個例子就復雜了些,出現在張維迎的《企業的企業家——契約理論》一書中,就是張維迎推導出了一個“由潛在的放款人所施加的企業家個人財富的下界”公式。公式我們就不寫出來了,我們直接引用火眼金睛的 余斌 先生的結論:“通過重新設定經營收益,我們發現,張維迎的結論意味著,越是收益好的項目,越借不到款;而收益率僅相當于市場利率的項目,卻是人人爭相放款的香餑餑。”一句話就是,放款人都是白癡。我在“由張五常想起錢鐘書”一節說,“經濟學教授們在堅持理性人假設的同時,往往又會把一部分人當白癡:比如馬歇爾把地主當白癡,科斯把種麥子的當白癡,阿爾坎則直接搞個白癡理論,并且被張五常發揚光大……”現在則又多了個 張維迎 教授,把放款人當白癡。經濟學里白癡還真是多啊!
第四個例子是林毅夫的。但是這個例子和上面的有些不同。林毅夫在《集體化與中國1959-1961年的農業危機》一文中說:“然而,公社化運動導致1959年至1961年間嚴重的農業危機。……與Sen(1981年)說描述的因食品的取得權(Entitlement)而引起的災害不同,這場估計約有3000多萬人超常死亡的危機,是作物失敗的直接結果(Ashton et al,1984)。”也就是說,林毅夫認為死人是因為作物失敗減產,而不是食品的取得權或者說分配的問題。我認為林毅夫的這個反駁是很無力的,因為他并沒有給出任何的論證。為了 向余斌 先生學習,我也決定研究下 林毅夫 先生文中的數據,看是否支持他的觀點。相關數據如下:
年份 人口(百萬) 糧食產出(百萬頓) 人均糧食(頓)
1958 659.9 200.0 0.303
1959 672.1 170.0 0.253
1960 662.1 143.5 0.217
1961 658.6 147.5 0.224
1962 673.0 160.0 0.238
1963 691.7 170.0 0.246
其中最后一列是我根據原有數據計算添加的。從上面的數據,尤其是1960-1962年的數據中不難看出,人均糧食最低的1960年并不是人口最低的一年;當然,如果說當年的糧食主要是用于下一年的話,這個矛盾可以化解。但從1960年到1961年,人均糧食增加了7公斤,人口依然減少3.5百萬;而從1961年到1962年,人均糧食增加了14公斤(如果考慮糧食后移效應,增加更少),人口卻增加14.4百萬。那么小的人均糧食變化,居然就是幾百萬的人命,如果糧食是平均分配的話,我們無法解釋人口的增減!難道說,那時人們的生命對那點糧食是那樣的敏感?我認為,數據并不支持林毅夫的觀點,恰恰相反,這場估計約有3000多萬人超常死亡的危機,正如Sen所說是因食品的取得權而引起,直白了說就是人禍!
好像是蘭小歡博士,曾引用一個諾貝爾醫學獎得主的話說:鐵打的數據流水的假說。如果林毅夫文中的數據都是真的話,那么他的結論真的是很“流水”的;至于前三個例子,連同數據都是很“流水”的了。呵呵,一笑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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