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專欄
這些年來,主流經濟學界一直有人在呼吁建立“好的市場經濟”,但在我看來,“好的市場經濟”只有建立在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基礎上才是可能的。如果以私有制為主體,最大的贏家一定是賣假藥的,美國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本質上還不是因為“賣假藥的”玩得太大,無法收場造成的嗎?
在被譽為“2011年口碑第一強片”的電影《鋼的琴》中,從未露面的“賣假藥的”可以說是真正強有力的人物。他君臨一切,法力無邊,不僅奪去了主角陳桂林年輕美貌的妻子,還假陳妻之手,奪去了陳桂林最心愛的女兒;他不僅擁有財富,還要壟斷藝術,不僅占有了現在,還要控制未來。面對“賣假藥的”給自己造成的不能承受之重,陳桂林盡管絞盡腦汁,四處求援,甚至挖空心思鑄造“鋼的琴”,但仍然無法避免人財兩空的命運。
毫無疑問,“賣假藥的”不乏上世紀90年代強勢崛起的“新階層”當中的佼佼者,是當時的“財富英雄”。到了新世紀,他應該是各類富豪榜上的??停f不定還有了政協委員之類的頭銜呢!
那么,“賣假藥的”究竟是如何賺取了自己的“第一桶金”呢?陳桂林對自己的老父親揭開了謎底:“你知道那假藥是怎么做的嗎?就把那爐果(一種東北點心)拿搟面杖碾碎了,然后再把撲熱息痛也給碾碎了,二斤爐果兌一片撲熱息痛,用破膠囊殼子裝起來,撐不死人,也藥不死人,錢也不少賺……”
顯然,在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賣假藥的”不制造任何“蛋糕”,卻巧妙分到了一大塊“蛋糕”。我們可以設想,假如他單賣爐果,則無非是一個路邊小販而已,如果單賣撲熱息痛,也發不了財。但他把這兩者合成了一種“新藥”,結果就發了財。
消費者又為什么會心甘情愿地為這種“新藥”傾囊呢?政府監管的乏力,加之消費者并不了解那些“破膠囊殼子”里究竟裝的是什么。在這場“自由交易”中,我們會發現真正有價值的信息被精心遮蔽起來了,從“賣假藥的”那里流向消費者的信息完全是虛假的、誤導性的,而消費者卻無力打破這種信息遮蔽。退一步說,即便消費者最終了解了真實的情況,又該如何呢?“賣假藥的”早已賺夠了錢,成功“轉型”成了上市公司老總,沒準還成了慈善家呢。
“賣假藥的”的“成功經驗”,其實在無意中戳穿了主流經濟學的一個神話:在市場上,通過“看不見的手”,理性經濟人對私利的追求,會自動導致社會利益的最大化。中國向市場經濟轉軌,主流經濟學家對私營企業(我不愿意使用“民營企業”這個刻意誤導的概念)狂熱推崇,都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判斷的基礎之上。
不過,假如我們認真思考一下,我們就會發現,主流經濟學的這一判斷又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假設——在市場上,信息是完全透明的,并且可以免費獲得——的基礎之上的,而“賣假藥的”獲得成功的事實證明:如果“信息完全透明”這個因素缺位,主流經濟學的神話就會徹底破產,自由交易在很大程度上,就變成騙子和傻子的游戲,市場則變成了“賣假藥的”呼風喚雨的所在。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西方主流經濟學界流行的理論一直假設信息是完全透明的,市場也因此是完美的,甚至萬能的。經濟學家阿羅和德布勒據此合作發明了所謂“阿羅-德布勒定律”,阿羅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也與此有關。這種匪夷所思的狀況一直持續到上個世紀70年代,斯蒂格利茨通過自己的一系列論文與專著,創立了“信息經濟學”,才顛覆了所謂“阿羅-德布勒定律”,斯氏也因此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現在看來,給斯氏帶來巨大榮譽的“洞見”也不過是一種常識而已,“賣假藥的”早就了然于胸,這就是:利用、制造信息優勢,可以賺錢?;蛘吒苯亓水數卣f:在市場上,只要你善于欺騙,你就可以發財。并非偶然的是,在上世紀90年代,當中國的主流經濟學界賣力地從西方販進“市場經濟”理論時,斯氏及其理論卻受到了刻意的冷落,這和提出“看不見的手”的亞當•斯密以及提出“產權理論”的科斯的被熱捧,形成了鮮明對照。
對一個普通的消費者來說,最大困惑在于,當市場上充斥著“賣假藥的”的時候,究竟該怎么辦?依靠消費者個人是完全沒有希望的,因為沒有任何個人有可能具備這樣的能力、知識來洞悉市場上琳瑯滿目的“破膠囊殼子”里裝的都是什么。固然消費者可以依托消費者協會之類的機構依法維權,但要知道,當維權開始的時候,損害往往已經造成了,比如在三聚氰胺事件中,對那些過早夭折的“結石寶寶”們來說,維權不維權,又有什么意義呢?
主流經濟學家們開出的“藥方”是:依靠市場的反復博弈,這個問題就會自動得到解決。這個“藥方”其實和“賣假藥的”所賣的假藥一樣,除了誤事外沒有什么其他用處。因為今天的市場并不是鄉村集市,而是一個全球規模的超巨型系統,大量存在的是一次性交易,根本就不給你“反復”的機會。如前所述,當你“反復”的時候,巨大的危害已經造成了,最后盲目地信任市場博弈,還會導致“劣幣驅逐良幣”。因為“賣真藥的”一開始就會因為相對成本過高而敗下陣來——簡言之,放任市場博弈,無疑等于對“賣假藥的”縱容,對普通老百姓來說這簡直就是圖財害命了。
信奉凱恩斯的學者,通常指望通過強化政府監管來解決這個問題,這比完全依靠市場博弈要靠譜一點。但要知道,強化政府監管的成本往往是巨大的,而且政府監管也并不總是有效的,比如地溝油的問題、轉基因食品的問題、各種非法添加劑的問題,相關部門的表現都令人相當失望。因為政府在市場進行監管時,面對的困境一是以寡敵眾,二是政府也存在難以打破信息不對稱的難題,三是腐敗問題——所有這一切,都讓政府的監管不盡如人意。
其實在我看來,有一個簡單的辦法,那就是用公有制企業來取代“賣假藥的”私營企業。這里最大的區別在于,公有制企業沒有“賣假藥”的動機,私營企業卻很難遏制“賣假藥”的沖動。公有制企業追求的是全民利益的最大化,在性質上是要把整體利益放在企業利益之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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