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做出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問題的決議》，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這標志著黨在指導思想上撥亂反正任務的完成。此后文革被徹底否定這一概念深入人心，不僅貫穿于黨政軍干部隊伍中，也深入到廣大人民群眾中，就連那些文革中的造反派們也鴉雀無聲，他們有的迷茫，懷疑過去的確干了壞事，有的頑固分子盡管不服，也找不到市場，被孤立了起來。可以說形勢一片大好，而且隨著農村改革的順利推進，形勢愈來愈好。

但是，到了90年代末期，形勢發生了變化，引起變化的主要原因就是國企改革，再往后，教育改革、醫療改革、住房改革、養老改革讓形勢發生了逆轉，人們發現，改革與文革形成反比，即改革越深入文革越吃香，一路軌跡是否定—懷疑—認可—主張再來一次，刮起了一股文革翻案風。這個過程只有短短的10年間，若從《決議》通過之日算起至今30年整，正可謂三30年河東，30年河西。

不過，對于文革翻案風的影響應有客觀的認識，既不必夸大，也不可低估。在體制內，這股風并沒有刮起來，這是因為組織紀律約束和既得利益使然。在體制外，被改革觸動切身利益的群體中，文革翻案風卻有一定的市場。一些人為此寢食難安，8月27日在北京舉行的紀念《決議》發表30周年座談會上，就集中表現出他們的惶恐情緒。參加座談會的有政治、經濟、理論、法學、新聞界人士100余人，其中40多位專家學者作了主題發言，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之子，現任全國政協常委胡德平主持會議。他們對文革翻案風產生的原因發表了如下看法：一是認為《決議》對文革控訴的不夠。胡德平說：“決議總結歷史失誤，留有余地，沒有過頭話，只有說得不夠的話，有的話沒說透。現在有人懷念文革一些做法，這是一種倒退”。他還說：“30年前的決議，自我批評是不夠的，決議批判否定文革的底線不能突破，近來有人想利用文革再搞文革”。清華大學教授李楯說：“文革為什么還能沉渣泛起？因為很多該否定的沒有否定”。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蔡霞說：“中共對文革反思不夠，黨內有政治企圖的人會利用群眾實現個人目的”。二是認為貶毛、非毛不夠。中國政法學家，《決議》起草人之一的郭德輝主張“開放對毛澤東的討論”，重新評價毛澤東。

平心而論，我能理解這些右派精英的心情，對于他們來說，文革畢竟是利害相關甚至性命攸關的事，人民日報前評論員馬立誠就說：“否定改革開放的勢力不能小看，國家舉什么旗？如果縱恿毛左，國家將有大難”。所以，他們怎能不生焦躁，不害心病？然而焦燥常常讓人迷失方向，病急往往讓人亂投醫。按著他們的思路，如果繼續去控訴文革，人民群眾很難再被發動起來，自已有唱獨角戲之虞；如果加大貶毛非毛力度，甚至是反毛，人民群眾不但不答應，還有把毛澤東變成神的可能，所以，右派精英們是在南轅北轍。那么怎樣才能剎住文革翻案風，讓《決議》否定文革的底線不被突破呢？依我之見，只要把握住問題背后深層次的原因，對癥下藥，方法其實很簡單：

一、及時回歸社會主義

《決議》說：“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的實際。這些論點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文化大革命被說成是同修正主義路線或資本主義道路的斗爭，這個說法根本沒有事實根據，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論和政策問題上混淆是非”。“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資派是黨和國家各級組織中的領導干部，即社全主義的骨干力量，黨內根本不存在所謂以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由此看來，文革應不應該被否定，關鍵在于黨內是否有一個資產階級的司令部，他們走沒走資本主義道路。這是判斷的標準。老實說，在當時這個問題還真不太明顯，特別是作為基層的廣大干部群眾對于高層的內部斗爭，不知就里，既覺得毛澤東公說公有理，又覺得鄧小平婆說婆有理。然而，俗話說：“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人們逐漸認識到，黨內的確有一些人熱衷于搞資本主義的那一套，公然提出中國要“補資本主義的課”，而且是“惡補”。通過惡補資本主義，目前資本主義的外資經濟占國內GDP已超過40%，私人經濟占國內GDP約30%，而代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只占國內GDP的27%，這違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公有經濟要占主導地位的規定。這是不爭的事實，難怪在紀念《決議》座談會上，《中國稅務》雜志社原社長張木生就說：“改革開放最大錯誤，明明搞資本主義卻不敢告訴人民”。公道自在人心，面對鐵的事實，人民群眾自然而然地會對文革重新審視，重新評價，于是為文革鳴不平就在所難免。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還要堅持杜絕為文革翻案，唯有調整方向道路才行，那么，向社會主義回歸，向資本主義告別就是不二選擇。什么是社會主義？簡單說就是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既然如此，公有經濟所占比例肯定不應是27%，而應在50%以上，社會財富應按勞分配為主而不是按資分配為主。

公有經濟如何壯大？最好不去和私人企業競爭，因為民族企業是保護對象，而應該實施“國進外退”。為什么？理由有三條：一是外資壟斷了中國28個行業中的21個，給國家的經濟安全埋下了隱患，對民族經濟的發展構成了威脅。二是占領中國市場卻不賣給中國技術，只準中國開放，拒絕自已開放，違背了公平交換的原則。三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愈演愈烈，中國要筑起防火墻，離開是非地，免遭列強的算計。如何讓外資撤退，就是用我們龐大的外匯儲備收購它們，并先從對我不良的外資企業開始。

二、要做的比毛澤東更好

對于毛澤東，中國人民可以說充滿了深厚的感情，人民把他比做太陽，稱呼他為大救星。人民對毛澤東的這份感情，主要緣于他老人家對人民的恩澤，譬如他領導下的共產黨解放了全中國，搬掉了壓在人民頭上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三座大山，讓人民當作主，他創建了社會主義制度，讓人民過上了精神物質雙文明的幸福生活，他建設起強大的國防，研制兩彈一星，捍衛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等等。特別是近些年來，人民通過實踐，更加認識到毛澤東的偉大，更加欽佩毛澤東的英明。所以，毛澤東熱在中國一浪高過一浪。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要徹底杜絕為文革翻案，就必須要做得比毛澤東更好才行。怎樣才能比毛澤東做的更好呢？我認為須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一是民生方面。我們要搬掉壓在老百姓頭上的新“四座大山”，實現免費教育，免費醫療，制定合理的購房收入比和實現養老保險全覆蓋。二是民主方面。我們從憲法中取消了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四大自由”和罷工自由，但又沒有出臺新的替代辦法，所以導致了腐敗的滋生漫延，對黨和人民構成了最大威脅，這種局面要盡快扭轉。我們要實行無產階級的新型民主制度，讓人民擁有民主選舉的權利，這種制度是對毛澤東民主思想的繼承與發展。三是主權方面。當前，世界列強對中國虎視眈眈，完成了對我C型包圍，東南亞列弱，趁火打劫，刮分南中國海島海域。我們必須要停止奉行韜光養晦政策，實施絕地反擊，收復失地，捍衛主權，為此，要采取政治的，經濟的，外交的手段，甚至不惜一戰，做一個有尊嚴的大國，讓人民揚眉吐氣。

總之，只要及時回歸社會主義，就說明“補資本主義的課”是權宜之計，而非根本目的，同時也證明《決議》沒有錯，也沒有過時。人愛懷舊亦愛喜新厭舊，往往是現在好就喜新厭舊，現在不好就懷舊。所以，只要做的比毛澤東更好，老百姓就不會懷舊，更不會借古諷今。如此一來，還怕文革不被“徹底否定”嗎 ？                         

 2011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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