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韓德強老師的悖論
★郭松民
韓德強老師是我尊敬的學者,我永遠也忘不了,2010年,我們一起參加大學生社會實踐,和同學們觀看一部反映毛澤東時代英雄故事的紀錄片時,他那張被感動得滿是淚水的臉。所以如果要讓我歸類,韓老師應該被歸為“仁人志士”之列。
但仁人志士,并不等于就不會犯錯誤。在我看來,韓老師在“首富進中央”的問題上,就犯了錯誤,這種錯誤不僅是政治錯誤、理論錯誤,甚至還是簡單的邏輯錯誤。
比如韓老師在“就《我支持梁穩根進中央》答復網友”一文中,做了兩個基本的判斷,第一個是“黨的性質已經改變”,第二個是“中國面臨四分五裂的嚴重危險”,由這樣兩個基本判斷出發,韓老師得出結論:“我目前的心態,是當一段理直氣壯的改良派”。
先說第一個判斷。首先這個判斷并不符合事實,否則的話如何解釋“重慶模式”?當然,重慶模式還在發展變化過程當中,還有很多不確定性,但它的橫空出世,至少證明黨內還是有健康力量的,黨內出現社會主義復興運動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中國共產黨是一個7千萬黨員的大黨,難道這些人都放棄了社會主義理想?如果真是這樣,那又如何解釋南街村現象?如何解釋魏巍、馬賓、李成瑞等革命老人的行為?如何解釋烏有之鄉以及各紅色網站以及他們身后成千上萬紅色網友的存在?如何解釋方興未艾的“毛澤東熱”…..
從邏輯上說,假如韓老師真的認為“黨的性質已經改變”,那就應該選擇做一個“革命派”而不應該做“改良派”——在“改良”的可能性已經不存在的情況下,仍然選擇做“改良派”,那和做“投降派”又有什么區別呢?只有認為黨的性質仍然在變化當中,仍然存在兩種可能性的情況下,選擇做改良派才是合乎邏輯的。
舉一個例子,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國民黨也可以說是一個革命黨,但到了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先后叛變革命之后,“國民黨的性質已經改變”,這個時候如果革命者選擇繼續留在國民黨內當“改良派”,那和投降國民黨反動派又有什么區別呢?我想問韓老師,如果現在就是1927年10月,您將如何選擇呢?請直截了當地回答我。
再說第二個判斷“中國面臨四分五裂的嚴重危險”。從蘇聯、南斯拉夫等國的教訓看,這種危險是嚴重存在的,我也認同這種判斷。
但問題在于,認同這種判斷,我們就被這種前景嚇得渾身發抖,放棄爭取社會主義復興的努力,把黨中央的領導權拱手讓給資產階級嗎?如果認定堅持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基本立場,就會導致國家四分五裂,那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主張又有什么錯誤呢?
事實上,蘇聯、南斯拉夫之所以陷入分裂和內戰,不是因為這些國家內部存在堅持社會主義立場、反對改變黨的無產階級性質的政治力量,恰恰是因為不存在這樣的政治力量,或者這樣的中政治力量過于弱小。是“黨的性質已經改變”導致了國家分裂,而不是堅持社會主義立場的政治力量導致了國家分裂,為了避免國家分裂,天下大亂,我們應該更加努力進行維護黨的無產階級性質的斗爭——韓老師在這個問題,表現出了令人痛心的糊涂和混亂。
韓老師在“答復網友”一文中說我是“關門主義”和“取消主義”,這我不能接受。首先,我一向主張泛左翼的大團結,一切愛國者的大團結,談何“關門主義”?但我同時認為,在這種大團結中,堅持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立場的人,應該掌握聯合陣線當中的領導權,應該堅持原則和底線,否則“團結”就會變成“投降”的同義詞;至于“取消主義”就更談不上了,我主張團結黨內外一切健康力量,推動社會主義復興,談何取消?如果說改良,我認為這才是真正的改良,而韓老師的錯誤在于,他把“投降”誤認為是“改良”了。
韓老師犯的雖然是邏輯錯誤,但如果深究起來,其實也還是有理論根源的。概括起來說,恐怕是“兩個過了頭”——一是唯心主義走過了頭。韓老師一向有文化決定論的傾向,這次更認為既然毛澤東式的純粹的革命者找不到,那就干脆讓資產階級搞算了,說不定還能混成個“宗主國式的資本主義”;二是國家主義走過了頭。國家主義在今天當然是有積極意義的,但我們支持國家主義是有條件的,那就是國家必須照顧到大多數人的利益,也就是說國家必須具有社會主義性質。對“國家”捍衛國家主權、民族利益的行為,我們應該支持,對“國家”侵害工農大眾的行為,我們就應該反對。
目前美國爆發的“華爾街革命”正方興未艾,美國神話已經破產,這本來是一切左翼愛國者反擊西化賣國勢力,爭取社會主義復興有利時機,但韓老師發起的這場爭論,卻迫使大家不得不轉向內部的爭論,分散了反擊的火力,這是令人痛心的。
最后我想說,韓老師一向是我所尊敬的,我一直認為他是中國經濟學界最具有獨創性的經濟學家,但在政治問題上,卻沒有達到同樣的水平。韓老師犯的錯誤,不影響我對他的尊敬。我推薦韓老師有空讀一讀《丘遲致陳伯之書》,其中“迷途知返,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悠高”幾句,細細品味,定有收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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