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太懂現在大學里的學位課程。一個年輕人以前是我同事，目前在北京某著名大學讀傳媒專業的研究生，應該是兼職的那種。當初考研究生的時候就來咨詢過我。現在要寫論文了，學校老師出了題目，又來向我咨詢。老師出的題目是德國哲學家阿多諾關于“文化工業”論斷的分析和評價，倒也適合傳媒專業。我與年輕人談了兩個小時，不知對其論文有多大的幫助。
    西奧多-阿多諾（西歷1903-1969）是法蘭克福學派第一代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著有《啟蒙辯證法》、《新音樂哲學》、《多棱鏡：文化批判與社會》、《否定的辯證法》等。最近看到不少人在傳一句話：“奧斯威辛之后，寫詩是野蠻的”，就是這位阿多諾說的。阿多諾經歷過二戰，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他就開始批評“文化工業”，他的主要觀點可以這樣表述：技術進步導致大眾文化被操縱，在資本的控制下，藝術的狂喜與苦行被娛樂和欺騙代替，文化工業傷害了民主，大眾意識形態被控制，人們被洗腦，技術進步使得統治者更便于施加影響，文化工業成為統治的宣傳工具。
    在學術上，人們常將阿多諾的觀點與本雅明的觀點放在一起討論。瓦爾特-本雅明（西歷1892-1940）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重要代表，也是法蘭克福學派的先驅。他比阿多諾大11歲，西歷1923年便與20歲的阿多諾相識。著有《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德意志悲劇的誕生》、《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品》、《單向街》（或譯“單行道”）。本雅明《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品》于西歷1936年出版，他認為技術復制為政治進步和群眾藝術創造了可能性。阿多諾的一些觀點實際上是針對本雅明提出的。西歷1938年，阿多諾便多次批評了本雅明的觀點。然而，身為猶太人的本雅明于西歷1940年自殺。此后，阿多諾對于本雅明觀點的批評，只能成為獨角戲，兩人未能形成充分的爭論和交鋒。
    不管怎么說，兩人關于機械復制時代大眾文化的觀點形成的爭論是有價值的。簡單說，本雅明代表對技術進步的樂觀，阿多諾則表現了對技術進步可能造成新的統治的恐懼。由于個人經歷，阿多諾特意提到了希特勒利用廣播而導致對大眾的洗腦，他的另一個批評對象則是美國的電影。
    阿多諾指出：“資本已經變成了絕對的主人，被深深地印在了在生產線上勞作的被剝奪者的心靈之中；無論制片人選擇了什么樣的情節，每部電影的內容都不過如此”。“對大眾意識來說，一切也都是從制造商們的意識中來的。不但顛來倒去的流行歌曲、電影明星和肥皂劇具有僵化不變的模式，而且娛樂本身的特定內容也是從這里產生出來的，它的變化不過是表面上的變化”。“所有這些細節，都像其他細節一樣，是早就被制定好的陳詞濫調，可用來安插在任何地方；在完成整個計劃的過程中，這些細節完成的都不過是分配給他們的任務。它們得以存在的全部理由，就是作為計劃的組成部分來證明計劃”。“在資產階級的意義上，娛樂已經被啟蒙了”，等等。
    對兩人的觀點展開充分的研討，對我來說沒有必要，我并不想就此搞一個論文、混一個文憑。與年輕人討論了兩個小時，說了多少，自己也不記得了，只能擇要說幾點。首先，阿多諾的擔心和恐懼并非沒有道理，反而有強烈的現實依據。就阿多諾的經歷來說，希特勒利用現代技術造成廣泛而強大的思想控制，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而美國的好萊塢電影也是技術控制大眾意識形態的典型。只不過在阿多諾的年代，電影還是最先進的工業技術，阿多諾沒有看到今天的網絡技術和數字技術。如今，數字時代的機械復制比兩人當年的唱片、電影、廣播等等要更加快捷和便利。面對如今搭乘技術的翅膀無孔不入、滲透到每一個神經末梢的大眾文化，如果阿多諾在世，他會有怎樣的批評呢？如果本雅明在世，他又會有怎樣的夸獎和期許呢？所以，他們爭論的問題，至今也沒有解決。
    其次，阿多諾批評技術進步造成對思想的控制，并非只有資本主義時代才有，并非只是現代西方社會的特征。雖然阿多諾贊許古典時代的藝術，但是，阿多諾批評資本主義社會的每一個觀點，事實上都可以用來批評“前資本主義”時代，例如，在歐洲最典型的就是中世紀的宗教文化。套用阿多諾自己的話說，歐洲宗教文化與資本主義文化不過是“細節”上差別，本質上都是為了完成對大眾洗腦的計劃。歷史上的“宗教啟蒙”，后來變成“人本啟蒙”，現在變成“娛樂啟蒙”，核心都一樣。宗教是少數統治者傳播的意識形態；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同樣是少數人向大眾傳播某一類觀念；到今天，依然是少數人借助更先進的技術，通過娛樂，傳播有利于統治者的意識形態。
    第三，阿多諾的觀點源自于西方一種理想主義的傳統，即，認為有一種真正的、絕對的、不受干擾、不受污染的思想自由。事實上，這種觀念是不現實的。人類歷史已經這么漫長了，已經積累了那么多文化了，任何人都不可能擺脫歷史和已有文化的影響，即便阿多諾陶醉的古典時代也一樣，充其量只是“細節”不同而已。那種絕對自由、絕對個性化的觀念，雖然主要源自于啟蒙運動，但根本上就是宗教感的另一種表述方式。只不過原先被上帝控制，現在被“自由”控制。恰如有人問：有沒有甘愿為奴的自由？盧梭說：必須強迫他自由！儼然是一個強制頒發自由的獨裁者。
    第四，從文化傳播的意義上說，本雅明對技術進步的期許是有道理的，這也是我早就堅持的觀點。有人經常批評我說：你既然不認可資本主義，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好，那么你就不要用電腦、不要上網，只寫毛筆字好了。說實話，這種批評真的比較適合阿多諾。我始終認為，既然我們反對的某種觀點正在借助強大的技術而傳播，那么，我們也應該利用這一技術傳播我們自己的主張。技術進步只是工具的進步，本身并不是內容。憑什么技術進步只能傳播讓我們感到惡心的觀念和信息？憑什么我們就不能利用技術傳播讓他們悲痛欲絕的主張？所以，互聯網既可以傳播色情，傳播資本主義虛偽的價值觀，也完全可以傳播另一種不同于資產階級的價值觀，關鍵在于被誰掌握。
    第五，阿多諾的觀點對我來說有一個反例，就是中國的傳統文化。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中，紙張、印刷都是技術進步，它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播，對于中國古代社會的繁榮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之所以說這是“對我來說的一個反例”，是因為我相信，一定有人反對，一定有人像阿多諾一樣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也是像現代資產階級文化一樣，是為統治者服務的。這個問題的爭論是一個更大的爭論，然而，我們不可否認的是，中國早已發達的技術進步，使得中國古代相當長的時期內民眾普遍文化水平比歐洲高得多，這也成為中國古代民主程度比歐洲高得多的現實基礎。
    第六，技術本身不是問題，借助本雅明的觀點，我們必須考慮一個問題：在技術進步的前提下，究竟應該傳播哪一種文化？我認為這個問題的答案已經超出了阿多諾與本雅明爭論的范圍，它也造成兩者的爭論最后沒有結果。如果本雅明沒有在48歲時自殺，阿多諾的獨角戲變成兩人的“二人轉”，他們有可能會涉及到這個更大的話題。但是，就目前來說，阿多諾與本雅明的爭論，只能是一個遺憾。就民主來說，社會成員如果沒有文化，沒有辨別是非的文化能力，一群愚民的民主毫無意義。因此，像中國古代那樣隨著技術進步帶來的文化普及，是民主的前提。阿多諾認為，當技術被私人壟斷控制的時候，意識形態也會被控制，雖然他的觀點是對的，但這并不是反對技術的理由。問題只在于我們應該如何利用技術，如何借助技術進步傳播對社會廣泛有利的文化。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古代社會顯然是做的最好的，否則，我們無法解釋為何中國文化延續了幾千年，并長期領先世界。這也是我在《超越利益集團》一書中的觀點，文化、話語權應掌握在“超利益”者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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