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中宣部長劉云山先生在“全國文明辦主任培訓班”上有一個講話，講話稿經整理后，取了一個醒目的名字《為了誰，依靠誰，我是誰》，很多媒體都轉載或報道了這篇文章。劉云山的這個講話及文章，主旨上延續中國共產黨的一貫主張，即群眾路線。文中提到毛澤東曾經指出的“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也提到胡錦濤主席在建黨90周年講話中“來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務人民”的內容。因此，從文章內容說，并不新鮮。但在現階段這樣明確地提出“為了誰？依靠誰？我是誰？”的問題，在時代背景下，的確有值得重新解讀的地方。
    毛澤東當年寫《中國社會各階層的分析》就是為了分清“為了誰，依靠誰，我是誰”的問題。在革命戰爭年代，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它關系到生死存亡，關系到你死我活。因而，在與廣大基層群眾建立魚水深情的同盟關系時，還需要與手握屠刀的敵人勢不兩立。這一革命戰爭、武裝斗爭年代形成的敵我關系，后來被雷鋒稱為“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對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樣火熱，對待個人主義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對待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我認為，武裝斗爭年代的群眾路線與和平時代并不一樣，不能簡單套用。在和平時代，“群眾路線”雖然同樣關系到政權的生死存亡，但是，對于“群眾”的理解應該有新的內涵。
    戰爭年代的“群眾”基本上是指工農兵，群眾路線也大多是指占絕大多數的工農兵。能夠被統一戰線囊括的社會其他成員，也是同盟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則是敵人。和平年代的上述觀念應有所變化。鄧小平指出，知識分子也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雖然概念還是過去的概念，但已經把群眾的含義擴大了，這是對的。此后，私營業主也能入黨，同樣是群眾概念變化的體現。這一變化本身，我認為是和平年代的必然。畢竟，和平是人們的向往，戰爭不過是迫不得已的最終選擇。所以，當今中國強調“群眾路線”是正確的，但對于“群眾”的認定，要避免簡單沿用戰爭年代。
    劉云山的講話中提到“服務大眾還是服務小眾、服務多數人還是服務少數人的問題”，這個提法應該引起重視。“大眾”和“多數人”就是民主的基礎，就是政權的生存之本，然而，在和平年代，“小眾”和“少數人”不能簡單認定為“敵人”，不能簡單采取“殘酷無情”的手段。另一方面，當知識分子、私營企業主也成為“群眾”的一部分，由于他們擁有話語權和資本的力量，政權也不能輕易地倒向他們，從而遠離基層普通群眾。在和平年代，除非顛覆國家政權，嚴格來說，應該沒有敵人，只有法律意義上罪犯。罪犯雖然要受到懲罰，但未必是敵人，這是需要注意的。毛澤東當年對于戰犯的做法，實際上就是和平年代“群眾”內涵發生變化的體現。
    在提倡群眾路線時，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民主。“為了誰”的提法，往往會給人“替民做主”的聯想。一些信奉西方普世價值的人會說，民眾該自己做主，“民主”不需要別人代為做主。也就是說，我自己管，不用你代我管。這兩種觀點常常會產生對立。簡單說，“為了誰”是自上而下，民主是自下而上。但這種簡單理解容易造成錯覺，即把兩者對立起來。一些僵化的思維常常會認為，要么就是自下而上的“民主”，要么就是自上而下的“做主”，兩者不可融合，前者是善，后者是惡。我不得不說，這兩種極端都是不可取的，一個合理的社會，一定是是兩者的結合。
    劉云山所言的“為了誰，依靠誰，我是誰”其實包含了西方的所謂“民主”，“我是誰”是非常重要的一點。當我們說“群眾路線”時，只有“我是誰”的答案是“來自群眾”，才能體現自下而上的精神。“為了誰”、“依靠誰”則更多體現自上而下。西方民主最突出的一點是，以選票的方式，在程序上體現自下而上，但同樣不能避免自上而下的決策。因此，如果以為借助自下而上的“程序正義”就能解決一切，那就大錯特錯。如果自下而上的程序能夠解決一切問題，美國也不會發生占領花兒街的長期性群體性事件。雖然“占領”行動可以看成是自下而上，但真正解決問題，還要靠美國政府自上而下。否則，把花兒街的辦公室、計算機統統交給街頭群眾不就完了？
    西方“民主”的幼稚在于，以為自下而上能解決一切，因而在理論和制度上缺乏對自上而下的約束，使得少數人能夠利用自下而上，為私利服務。中國政治的高明在于，2000多年來想了很多辦法，既兌現自下而上的實質，例如科舉，又不必過于強調自下而上的程序，而是要確保自上而下的正義性。如何確保此種正義？群眾路線、大多數人是一種表述方式。按照西方概念，還應該再加一句，維護大多數人的利益應該避免“多數人暴政”，讓少數人也有生存空間。在中國的政治概念中，還應再加一句，為了多數人的利益，也要避免政權像西方那樣被少數人綁架。換句話說，自下而上、自上而下都需要，這是一個平衡，是一個中庸。這一平衡和中庸的核心就是超越利益集團。
    中國政治的復雜還在于，超越利益集團也需有所認定。我在《超越利益集團》一書中，結合宋朝政治的內涵指出，“義利之辨”中的“義”是整體利益，而非一部分人的利益。不管這部分人是多數人還是少數人，某一部分人的“利”都不是“義”。所以，“群眾路線”從概念上說是正確的，要落到實處，還應該注意細節，避免簡單化，尤其要避免極端化。如何把握分寸，這需要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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