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

陸興華

    下面這幾句是想與善意的想要開放和實驗地討論哲學、政治和歷史的朋友討論，不是寫那些錯亂的、一聽到“文革”兩字就像歇斯底里的老處女聽到sex一字后的反應的朋友們看的。

    我對文革的態度？我生得晚了一點，所以不能判斷1966年到1967年2月中國發生的那一段的實況——但我也不相信有這樣掌握著實況的人。由于專制高壓，身在其中的人，實際上也不一定能全面了解這段“歷史”，也就是他們的記憶、敘述或檔案，往往不可靠，而后者，我們都知道，福柯說了，都是我們人類的主體知識的詭計，不好全信的。歷史是多個故事糾纏在一起，你講了一個，漏掉的總是大半。

    我總是從討論當代政治的角度來說“文革”的，我沒有舊案要翻，我也支持一般意義上講的反思中G搞的那場假文革真暴亂，它的當前版是XX。

    巴迪厄說，十月革命到1968年和中國文革，是人類平等-解放政治的最近一個序列，中國文革表現出來的這種反對黨內資產階級化的傾向，意義深遠。但他說文革在1967年派軍隊鎮壓上海公社時就已結束，可能從未開始，因為這是執政黨及其領導人不會允許的；他認為文革的兩面不是毛與他的領導層之間的斗爭，而是工人、學生與執政黨、黨政官僚集團和軍隊之間的斗爭。中國的這個殘局對于未來世界政治的影響將會很深遠。

    這方面最近齊澤克有個看法是：與在中國目前大搞的全球資本主義大爆炸比起來，一次1966-1967年在中國發生的半學生運動半工人運動的事件，太雞毛蒜皮了。所以，否定了N次之后仍要否定“文革”的人，是得了一種政治神經病：已經心臟病發作了，你卻在抱怨自己的文革狐臭（這文革狐臭實際上是你自己身上的，卻老要去徹底否定別人身上的文革）洗不干凈，希望通過再多洗一遍自己的狐臭，來抵抗心肌梗塞。“文革”和“生態災難”都是這樣的神經病癥狀。大多數時候，我是就這些癥狀來評論，其實我又不是既得利益者，我對我們到底要把那場具體時、地的“文革”怎么樣，也沒什么特別的看法，你要否定、反思和重搞，隨你去，因為我管不了這些。

    我使用過這樣一些概念，毛澤東想搞的文革，巴迪厄他們作為理論概念的“文革”、真正的文革、我的文革、“中國文革”（別的國家也應該搞的在中國算是搞了一下的文革）、全球文化大革命、世界文化大革命、全球文化大空間里的革命等等。在具體語境下，我這樣說，常常是隱喻的和反諷的。

    我自己對文革的理論態度，實際上比指責我的人認為我有的那種態度還要激進得多。我取布萊希特-巴爾特的立場：文革不光是應該將共產黨推入共產主義運動，反對一黨獨大和國家專制。文革更必須徹底毀滅我們這個現行文明的根基，像尼采說的那樣，將至今天為止的唯物主義歷史一折兩段，扔進火爐，對廟宇和經書都可以持這種態度。為什么呢？因為，巴爾特說，當我們抱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宏大氣度時，我們是想要像尼采的扎拉圖斯特拉那樣“下山”，那樣地去成為“新人”了，而不是像中產階級家的孩子那樣搞搞學運，是為了撒嬌。這個時候，大革文化命，是必須了。

    毀滅？是的，因為我們對自己的重建有信心，才敢這樣毀滅。

    回到1946年：在解放區的天空下，故宮的比例是不對的，后來的人民大會堂的比例也是不對的，南宋埋在杭州的皇宮就更不要說了，你的國家大劇院是更不用說了，沒有器局，失去正義，這種有形的東西，都是做小了人類，是對我們自己的污蔑。新的還來不及造好？這太好了！這樣留著待造？太好了！我們寧愿一切重新開始，也不愿被溫水煮青蛙。

    崔衛平、陳丹青、許紀霖、徐友漁這些狗屁不通的錯亂的小資藝術家和知識分子，都是頭痛醫腳的要“徹底否定文革”的政治神經病患者。他們沒有經過認真的理論訓練，不通哲學，哪怕邏輯和語法都是錯亂無度。他們要把文革A或者B，其實隨他們去好了，他們會終老于自己的錯亂里的。這是對于他們是最好的埋葬方式。

    他們的錯亂是：中國當前的亂局，是因為我們沒有徹底否定文革。這個邏輯是相當腦殘的。從好個方面來理解，我們今天所能搞的那種“文革”，就是要來動員錢云會和張妙和夏俊峰他們，一起來搞一種新的平等-解放政治。我其實是不愿意這樣說的：治理現在的陳丹青們不愿意看到這種中國亂象，且且須是一場新的氣象下的文革。而陳丹青們這樣的小資錯亂，且且是我們現在應該在藝術界應該小搞搞的輕型、點對點的文革先應去拔除的毒釘。

    這些狗屁的知識分子和藝術家還有一個常玩的花招是：你看人家德國，他們反思納粹多有力！這是典型的屁話。任何懂德語會讀德國報紙的人都會知道，他們在大眾媒體里的反思到底徹底在哪里，他們的知識分子的反思，為什么總也落入“余秋雨，你為什么不懺悔”的余杰式句型里。當然，這只是這些把德國放在嘴上的人的唬人口頭禪，我們馬上可以叫德國知識分子來說說那里的事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

    我們來聽齊澤克對文革和納粹運動所作的區分：納粹運動且且是不肯搞土改和文革的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什么都搞了，很兇了，動搖這個等級、金融、權力、道德秩序的事，哪怕一點點，也是不做。是的，納粹只是戀物的歇斯底里的紅衛兵，把抽象的猶太人當作了敵人。今天的小資知識分子和藝術家上下而求索，但任何會動搖這個統治秩序的基礎、會影響他們地位和飯碗的事，他們是死命不做的，當作“文革”來害怕的。

    這與今天的知識分子和藝術家想把“文革”當作抽象的歸咎對象，是一個道理：政治上無能、因而戀物最后就歇斯底里：什么聽上去有點激烈了，就懷疑它是“文革”。

    我們為什么就不能在理論實驗句里以各種方式開放地來討論“文革”？為什么討論它一下，哪怕在強烈地反思它，你也要害怕呢？

2011-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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