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人類思想危機問題，已經從各個方面反映出來。新加坡大學東亞所長鄭永年算一個像不是中國知識分子思想被西化殖民，有點清醒的一個。

新知識體系產生的背景是新的時代，信息時代不僅中國，歐美同樣需要新的知識體系，來解釋世界，改變世界。所以，知識體系危機是世界范圍的，不是中國獨有的。這是老鄭想不到的。

中國知識體系危機有一個自己的特色，就是30年來學習西方，已經出現了教條化的局面。新的西方形而上學式的學習，盲目華，極端化，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中國目前的各類社會危機恰恰反映這個狀態。

關于擺脫知識體系的依附問題，鄭文僅僅提到中國擺脫西方。實際上還有一個西方社會知識界擺脫過去的思維慣性，進行知識體系創新問題。這個問題就是全球化下地球村人的觀念更新。

人類知識體系原創能力向來不會丟失，文藝復興時代的思想者不是經院哲學出來的教條主義學閥而已。新思想者在新的土壤中，在用新哲學橫跨東西縱橫古今有志之士身上，他們不是用科研經費堆出來，也不是各類大獎將出來滴。恰如資本論不是科研經費支持的。道德經不是科研要求，文藝復興各類思考靠國家支持滴。

圈子內部喊叫、焦慮、爭論，圈外有冷眼旁觀者。

嗚呼哀哉。。。

                 老賈又論 2011-9-28

中國為什么沒有自己的知識體系

作者：鄭永年

無論從內部世界還是外部世界來看，中國缺失自己的知識體系的現狀令人擔憂。從內部來看，因為沒有自己的知識體系，無論是執政者還是知識精英，無能解釋自己的社會，對社會的發展趨勢認識不清，更不知道如何解決越來越多的問題。很自然，官方意識形態已經和社會現實嚴重脫節，政府官員在普通人民眼中正在失去合法的統治基礎。意識形態是內部統治的軟力量，缺失了有效的意識形態，中國的統治成本在迅速提高。

就外部世界來說，隨著中國的崛起，人們對中國抱有越來越巨大的不確定性。其中，對中國的誤解起著關鍵的作用。這種誤解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之前達到高潮。從前，外界對中國的誤解多半是因為中國的封閉。但現在改革開放已經數十年，中國已經相當開放。當然，中國體制運作很多方面仍然很不透明，這種不透明在繼續阻礙著世界對中國的客觀認識。透明度越高，越能幫助外國人理解中國。中國在這方面的確還有很多的空間需要改進。

但是，透明度提高并不能幫助中國本身產生自己的知識體系。現實的情況是，知識體系的缺失使得中國的國際“軟空間”非常狹小，和中國所擁有的硬實力（如經濟力量）毫不相稱。中國的決策者也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這些年來，在很多方面下手，狠抓中國的“軟力量”建設。孔子學院和媒體“走出去”是其中兩個顯著的例子。不難理解有關方面的這種努力，同時這個方向也是對的。中國不僅自己要了解外在世界，也需要外在世界了解自己。不過，情況不容樂觀。

從總體上看，中西方之間的誤解不僅沒有在減少，反而是越來越深。無論是孔子學院還是媒體“走出去”，都具有工具性，即中國所說的“外宣”。不過，外宣方面的空洞無物是盡人皆知的，在很多時候反而起到了相反的效果。當然，這個責任也并不在外宣部門。在沒有自己的知識體系的情況下，中國不可避免要面臨一個“對外宣傳什么”的問題，而知識體系的創造責任并不在外宣部門。如同內部統治，如果中國在國際社會的“軟空間”繼續收縮，其對外交往的成本會繼續提高。

沒有自主知識體系導致話語權喪失

“軟空間”缺失的因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根源在于中國缺失一個可以說明和解釋自己的知識體系。中國有古老的文明，有當代的最優實踐，但沒有知識體系來解釋。對中國歷史傳統和現實經驗的解釋權，似乎永遠在外國人手中。

沒有知識體系的一個嚴重結果，就是中國沒有自己的國際話語權。中國努力借用外在世界的尤其是西方的知識體系來認識自己，解釋自己。借用他人的話語權來向他人推廣自己，這是中國知識界所面臨的一種困境。很多人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經濟學家意識到了西方的經濟學解釋不了中國的經濟實踐，社會學家意識到了西方社會學解釋不了中國的社會實踐，政治學者發現了西方政治學解釋不了中國的政治實踐。但是在實踐上怎樣呢？他們不是努力去發展中國自己的知識體系，而是繼續使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論。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生存著無數的西方經濟學家、西方社會學家、西方政治學家，但卻沒有自己的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結果呢？大家越說越糊涂，越解釋越不清楚。當然，也有一些人想關起門來，搞知識層面的“自主創新”。其結果也只是自說自話，說一些除了自己之外誰也聽不懂的東西。

這是一種什么樣的現狀？簡單地說，這是一種思維、思想“被殖民”的狀態。從“五四運動”以來，中國就一直處于這樣一種狀態。進入近代以來，中國傳統國家被西方所產生的新形式的國家所打敗。遭受連續的失敗之后，中國的精英開始向西方學習，即所謂的“向西方尋求真理”。西方就是真理，就是科學，這是一個根深蒂固的心理狀態。學習西方，便是政治上的正確。在這一點上，中國的政治精英并沒有大的分歧，他們的分歧在于向哪一個西方學習，或者向西方的哪一個方面學習。總體上說，自由派學歐美，左派學蘇俄。很顯然，無論是自由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都是西方的產物。盡管在一定的歷史時期，也有類似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意識運動，但這里主體還是西方，而不是中國。視西方為真理，為科學，那么非西方的包括中國本身的就是“非真理”，“非科學”了。長期以來，知識界那些追求“非西方”的知識的努力，被視為是政治上的“不正確”。

改革開放不僅沒有改變這種趨向，反而變本加厲。無論左右派，都想把一些西方的教條道德化。左派主張公平正義，自由派主張自由民主。不管他們的思想有如何的對立，都是從西方進口，在中國的知識市場上競爭。這類似于在經濟領域，中國本身沒有什么技術創新，而是基于西方技術之上的各種產品在中國的市場上競爭一樣。所不同的是，知識界往往能夠站到更高的高度，把一些西方的概念提高到價值觀層面，這樣就可以毫無止境地“妖魔化”其它一些價值，無論是西方的還是中國的。中國的很多知識分子只知道、也只會用他們所認同的價值觀來評判中國的實踐，而不是經驗地研究中國實踐。很多人像是被西方的知識體系洗了腦一般，非常滿足于思維、思想被殖民的狀態，掌握了幾個西方概念就老是覺得掌握了真理。真理在手，就高人一等。用西方概念來訓斥人，是很多中國知識分子的高尚職業。

馬克思曾經強調過，哲學家有兩件任務，解釋世界和改造世界。解釋世界是改造世界的前提。但在中國，知識分子都想充當公共知識分子，都想改造世界。他們沒有能力來解釋世界，卻有高度的自信來改造世界。結果呢？越改造，這個世界就越糟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很多的問題和很多的政策失誤，決策者要負責，但提供知識體系的知識界也有一份很大的責任。

難有原始創造力

一個文明，如果沒有自己的知識體系，就不可能變得強大。自近代以來，西方文明是隨著自己的知識體系的出現而開始強大的。任何一個知識體系都是基于自身的實踐之上。正因為如此，其有能力解釋自身，有能力聚合各種力量。實踐是開放的，知識體系也是開放的，這就決定了基于實踐之上的知識體系具有無限的創造能力。在國際舞臺上，則表現為強大的軟力量。

人們所看到的近現代知識體系由西方產生和崛起。社會科學中的“西方中心論”成為必然。“西方中心論”說明了近現代知識體系起源于西方這個事實，其本身并沒有錯。當人們說“社會科學”時，這里的主體是社會，而科學只是認識這一主體的工具。同樣產生于西方的科學方法，幫助了西方人確立了自己的知識體系。然后，西方學者也開始用他們的知識體系來解釋其它社會，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不可避免的。意識形態、文化、習慣等因素都會影響西方學者對其它社會的看法。

不能過分譴責西方學者對中國的偏見，主要的責任在于中國知識界本身。解釋自己生活的世界是自己的責任，而不是他人的責任。不過，很顯然，只要中國的知識界生存在思維和思想的“被殖民”狀態下，就不可能產生這樣一種知識體系。要生產和發展這樣一種知識體系，首先要意識到“被殖民”這一點，然后，再努力從這種狀態中解脫出來。

現代中國的大轉型，并沒有造就中國自己的知識體系，這應當是中國知識界的羞恥。也很顯然，在能夠確立自己的知識體系之前，中國沒有可能成為一個真正的大國。單純的GDP成就不了中國的大國地位。更重要的是，沒有自己的知識體系，可持續發展也會受到制約。沒有自己的知識體系，中國可以應用，但不會創新。一個嚴酷的現實是，一旦涉及到創新，人們在中國看到的最多的是山寨文化，山寨概念和山寨理論。抄襲知識、復制知識，做大量毫無附加值的知識復制，是中國知識界的大趨勢。這和中國制造業的情況沒有任何差別。實際上，知識和知識的實踐（制造業）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只有擁有了自己的知識體系，才會擁有真正的原始創造力。

擺脫知識體系的依附本質

要擺脫思想“被殖民”的狀態，政治是關鍵。“被殖民”狀態本來就是政治的產物，也必須通過政治而得到解放。中國傳統上就沒有知識創新的能力。中國數千年所擁有的，只是一種依附性的知識體系，即一種依附于王權的知識體系。秦朝統一中國之前，中國產生了百家爭鳴的局面，確立了中國的思想體系。但是，秦朝統一中國之后，這種思想體系很快就演變成為王權依附體系。數千年里，只有當王朝解體的時候，或者當皇朝控制不了社會的時候，才會導致一些新思維和新思想的出現。

而在近代“向西方尋求真理”以來，王權依附就演變成為西方知識依附，知識體系的本質并沒有什么變化。無論是哪一種依附，本質是一樣的，就是維持政治在意識形態方面的控制。對統治者來說，相比之下，前一種依附要比后一種更有效。前者畢竟還是基于自身政治實踐的知識體系，盡管保守，但為社會所接受，因此能夠實現有效的軟性統治。后者呢，作為一種外來的知識體系，既不能解釋現實，也不能為社會所接受，因此在實現統治過程中反而扮演著負面的角色。這也就是當代中國的統治權表現得越來越剛性的主要根源。

很顯然，要創造知識體系，創造者就必須擺脫政治因素的控制，政治控制從思維領域退出變得不可避免。作為當政者，不應當也不可能來有效控制人們思維的空間。當然，這并不排除用法治形式對思想領域進行規制。這一點連自由主義也是承認的。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的自由，那些可以對公共生活產生非常負面的影響的思想領域，必須加以規制。只有規制，才能確立知識的社會責任。傳統社會，因為其他的控制較少，意識形態的控制（表現在一種統一的文化和價值）對政治統治來說就變得非常重要。但是，在現代社會，統治者擁有了包括組織在內的各種現代化控制機制，就再沒有必要通過思想的控制來實現統治權。

一旦當思想成為物質利益的奴隸的時候，思想就不再是思想；一旦當思維被控制的時候，不管是被政治權力所控制，還是被物質利益所控制，就不再具有想象和創新能力。這里的邏輯就是：國家越富有，統治者掌握的金錢就越多，思想就越貧乏，文明就越衰落。這是中國的現狀。今天，當人們開始討論起中國文化體制改革的時候，中國的決策者是否可以直面這個現狀的癥結呢？現實是，如果文化體制的改革不能促使中國擺脫這個邏輯，那么創新便是空談，建設自己的知識體系便是空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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