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書》是“中國方法”的理論來源嗎？　　

前幾天，讀了韓教授“作為‘中國方法’的《大同書》”一文，略有不同看法，草就此文，商討之。　　

韓教授此文較長，大意是說：　　

歷史上,西方的“固有之政治傳統”，即“政道”與中國是不同的。　　

西方以是否能夠代表﹑維護秩序為政治好壞的標準，而中國，檢驗政治好壞的根本標準是“關懷和響應民生疾苦”。作者分別以康德和黑格爾的學說，以及儒家(孔子及康有為)的學說為例來支持他的這一論點。　　

韓教授認為，儒家的“天道”，“落實在政治實踐中﹐這就叫做“政道”﹐而這樣的政治﹐也就是文明的政治”，是“正道”。　　

康有為的《大同書》是中國“固有之政治傳統”的發展。 “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整理﹑批判和繼承”，也是“對歐洲近代文化的整理﹑批判和繼承”——是 “中國模式”、 “中國道路”— “特別是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淵源（后一句話雖然作者沒有直說，但隱含的意思還是很清楚的）。　　

一，“19世紀降臨的‘現代世界’﹐是西方列強軍事擴張和資本主義金融壟斷的產物。　　

正如安東尼.吉登斯所說﹐這個“現代世界”的發生﹐標志著人類文明的‘大斷裂’”。　　

“現代世界”是什么？是資本主義世界，資本主義取代封建主義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怎么說是“大斷裂”？ 資本主義文明較之封建主義文明是歷史的進步。把西方“現代世界”說成是人類文明的“大斷裂”，無非是為了突出后面要表達的：現在的“中國方法”、“中國模式”、“中國道路”是中國“固有之政治傳統”的繼承和發揚這層意思。無非是為了為了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并為作者自己杜撰的歷史觀打開一扇門而已。　　

二，“在西方，政治的基礎是法，法的基礎是理念，因此檢驗政治好壞的標準，自然便是看它是否規范化﹑是否理性化﹑是否專業化﹑程序化，是否合法 — 一句話，是否能夠代表﹑維護秩序”。　　

所謂西方以是否能夠代表﹑維護秩序為政治好壞的標準是哪家之言？韓教授舉了康德和黑格爾的理論。 “康德所關心的是確立世界的秩序，他關心的并不是人民的疾苦，在他看來，好的世界就是有秩序的世界，至于人民對于秩序的感受，秩序對于普通百姓意味著什么，這并不是他所要關心的”。　　

“黑格爾所提出的更為基督教化的方案，則是進一步將基督教的上帝作為‘自由精神’的基礎，將世界史解釋為‘世界精神’和‘絕對精神’，以歐洲民族國家即西方列強的世界擴張‘為工具’，以世界為舞臺的異化運動”。　　

因此，韓教授認為，康德、黑格爾最終并沒有為“現代世界”提供所謂“文化合法性”。 康德和黑格爾是西方唯心主義先驗論的代表，但西方還有唯物論的學說，為什么避而不談？西方各思想流派中難道就沒有以“關懷和響應民生疾苦”為政治好壞標準的？為什么不舉費爾巴哈、狄德羅、伏爾泰、車爾尼雪夫斯基等。我國歷史上的法家難道就不是主張“法治”主張“秩序”的？　　

三，“而在中國，檢驗政治好壞的根本標準，不是一般地維護和維持秩序，而是‘化生’，即關懷和響應民生疾苦”。　　

“在中國，政治凡符合百姓的好惡，凡回應民生疾苦，這就是符合‘天道’的‘正道’，這也就是好的政治，而這便是所謂：“政者，正也”。 　　

歷史上的中國，檢驗政治好壞的根本標準是“關懷和響應民生疾苦”嗎？是誰認同了這個標準？是歷代統治者嗎？是韓教授給予肯定的從孔夫子到康有為的儒家嗎？　　

當做一種專制官僚統治手段來看的儒家學說，有以下內容：（一）天道觀念。（二）大一統觀念；（三）綱常教義。 “天道”是什么？其字面含義是天的運動變化規律，實質是王權神授。什么是“大一統”？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就是專制政體。 “綱常教義”是什么？即所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王亞南先生說，“其目的不在使全國的人都變成一家人一樣的互相親愛，而在使全國被支配的人民都變成奴隸一般的馴順”。　　

韓教授說，“中國思想家中，對這個問題有極好論述的是康有為”。但康有為的思想為當政者普遍接受了嗎？為什么當時“戊戌變法”就失敗了呢？可見，“關懷和響應民生疾苦”的所謂“政道”，不是歷史上統治階級認可的“檢驗政治好壞的根本標準”，也不是作為專制官僚統治手段來看的儒家學說的本義。　　

韓教授舉了一些支持他觀點的例子，但在階級社會里，有多少階級就有多少個“理論”，相反的例子多的是。為什么只把康德、黑格爾這樣的唯心主義先驗論者作為西方的理論代表？把康有為等作為中國的理論代表？無論西方還是中國，不同階級有不同“政治傳統”，離開階級說“政道”不過是“普世價值”的翻版而已。西方同中國的“政治傳統”確有不同，那不過是“法治”同“人治”的不同，如何愚弄百姓的手法不同，但“關懷和響應民生疾苦”的“政治傳統”，西方沒有，中國也沒有。中西之間的差別遠小于不同階級之間的差別。　　

大凡執政的統治者都講“秩序”，都講“維穩”，被統治者都希望“關愛民生”。舉那么多歷史典故，列那么多繁文褥語，就是不舉與其立論相反的例子。任何時代都有不同的學術流派，都有不同的“執政理念”，但統治階級的“執政理念”同被統治階級的“執政理念”的差別才是本質上不同的“執政理念”。用“中西”差別掩蓋階級差別，用所謂中國“固有之政治傳統”來引證“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合理性，用儒家所謂“關懷和響應民生疾苦”的學說，來暗喻“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是歷史“正道”，作者最終目的是忽悠年輕人。　　

四，“在觀察中國政治史時﹐還有一個重要問題須得注意﹕近代西方的‘自由’是從‘上帝’推出來的﹐而近代中國的自由﹑平等這些范疇﹐卻是由‘天’推演出來的；故西方之‘人權’，即上帝所賦，為教權演化而來，而中國之‘人權’，則是自然‘天成’”。　　

西方的“上帝”同中國的“天”有本質區別嗎？　　

五，中國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但非中國獨有“固有之政治傳統”。西方不也出了圣西門、傅立葉和歐文嗎？　　

六，韓教授要用康有為的“大同”思想取代馬克思的共產主義——要用空想忽悠民眾繼續沿著“特別是”道路走下去。　　

作者是怎樣把康有為的“大同書”捧上天的呢？請看：　　

“不追求‘大同’，‘小康’社會就不能保持﹐不改造世界，中國的復興也沒有可能，沒有‘大同世界’的愿景，中國的‘和諧社會’也就不能實現”。　　

“以‘天道’（或曰‘太平與大同’）為基礎，重建新的中國認同和‘現代世界’認同，再造人類新文明﹑再造文明的政治”。　　

“《大同書》開創了現代中國改革和革命的道路，它使得‘中國模式’﹑‘中國方法’﹑‘中國道路’，第一次成為可能 — 而這就是《大同書》的歷史意義所在”。　　

毋用置疑，《大同書》在中國近代史上有其歷史意義，但韓教授在這里說的不是它的“歷史意義”，而是它的現實意義了。        　　

毛主席說，“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唯一的路是經過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
　　（見《毛譯東選集》第2版，第4卷，第1471頁）　　

革命導師馬克思將社會主義由空想變成了科學。《共產黨宣言》比《大同書》如何？是引導青年按照《共產黨宣言》所指引的方向走，還是用《大同書》忽悠青年按照資改派指引的方向走？以《大同書》為基礎，重建新的中國認同和世界認同？還是以《共產黨宣言》為基礎，重建新的中國認同和世界認同？　　

舍棄馬列毛，用《大同書》為“中國模式”﹑“中國方法”﹑“中國道路”作理論鋪墊，不是引導人們走向“大同”，而是引導人們走向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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