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誤的路線是會害死人了的，“路線不對，腦袋掉了還不知為什么。”這是毛澤東說的。我們看《水滸傳》就能真真切切地體會到這句話的含義。水滸中的宋江修正了晁蓋的“聚義”宗旨，走的是一條投降的“招安”路線，結果把梁山泊的108條好漢害得只剩下27人，后來連自己的小命也不保了。這是幾百年前的歷史預演。

《水滸》是中國的四大名著之一，敘述了北宋末年官逼民反，梁山英雄聚眾起義的故事。宋仁宗時，天下瘟疫流行，官府無道，官逼民反。在梁山泊聚起了晁蓋一幫好漢，樹起了“替天行道”的義旗。打州劫府、濟困扶貧、嚴重震撼了北宋朝廷的統治地位。當晁蓋戰死，宋江繼位后，滿腦子“要改邪歸正，為國家臣子”的“草寇”宋江，便將晁蓋的“聚義廳”改為了“忠義堂”。他的這個“忠”是要忠于朝廷，是要忠于“天子”，與晁蓋的“替天行道”的含義，替上天主持公道是二碼事，不是在一個道上跑的，是二條路線。　　

自此，梁山泊中的這一班好漢就被宋江埋下了悲慘的結局。而后的宋江，不但在思想上向梁山泊的弟兄們灌輸“招安”的概念，而且還有意識地安插一些被梁山俘獲的有招安愿望的官員到梁山的重要崗位上。把一些富豪權貴“逼”上梁山，為日后“招安”鋪平道路。　　

宋江常說：“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閉塞，暫時昏昧，有日云開見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擾良民，赦罪招安，同心報國，青史留名！只愿早早招安。”宋江常對那些不滿他的招安“思想”的梁山好漢開展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我們受了招安，得為國家臣子，不枉吃了許多時磨難，方成正果！”　　

他的這種思想改變了梁山“聚眾起義”的宗旨，把來梁山聚義好漢的行為來了一個180度的轉彎，使梁山泊的一支造反的有生力量，反倒充當了皇權的專政工具。是宋江的個人路線硬生生地把梁山好漢們針對貪官、皇權的刀槍板過來針對另一些反抗義軍，準西的王慶，河北田虎，江南方臘就這樣被宋江鎮壓了，結果兩敗俱傷，皇帝、貪官漁翁得利。成千萬、成百萬的百姓受戰火蹂躪，命斷黃泉。老百姓又重新步入“歷史的周期循環”，生生息息地受壓迫、受剝削，受凌辱、欺侮。這就是“路線”錯誤的悲劇。　　

大凡“路線”問題，都是主要當權者的問題。梁山泊如果沒有宋江，那么108位好漢的命運就要改寫，準西的王慶，河北田虎，江南方臘的歷史也會改寫。宋江要“招安”，李逵、武松、魯智深、林沖一幫人反對也是沒有用。假設梁山中108位好漢占大多數都反對“招安”，其結果也會是撲朔迷離的。如果在梁山核心人物中占大多數的公開反對“招安”，那么其結果就會出現二種情況，一是梁山泊出現分裂，二是制止了“招安”。所以說，“路線”問題是當權派的核心問題。假設梁山中的宋江被眾好漢制止住了“招安”，那么宋江這一代過去了，盧俊義當權，梁山好漢能不能又制止住這個當權者新的“招安”攻勢呢？！還會不會有李逵、武松、林沖、魯智深這樣的人存在呢？這種上層路線問題就是這樣復雜、就是這樣困惑！就會牽涉到千千萬萬人的生命，就會牽涉到一個群體的整體利益，整個社會的發展方向。

500多年以后的毛澤東用辯證法方法來解決這個路線問題。當無產階級建立政權以后，面臨著走什么道路的問題，他采取了“路線斗爭”、“群眾路線”這二個方法來保證黨和國家不變色。他通過“文革”廣泛發動群眾，改造“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用繼續革命的理論教育群眾。讓全體人民懂得黨是會變修的，國家是會被“和平演變”的。毛澤東的立足點并不是當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是能保證千秋萬代的時候，每當出現“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時，群眾能夠有充分的認識，和應對的手段，自下而上地制止復辟勢力。錯誤的路線是會害死人了，如果進行了必要的斗爭，制止住了錯誤路線的發生，既使當時黨和國家受到了一點損失，那么這種斗爭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必需的！

　2011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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