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7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學習導讀》。
      這個導讀，面面俱到，什么都講到了，唯獨遺漏了恩格斯這個講話的至要之點。
      導讀說：“《講話》指出，馬克思首先是一個革命家。斗爭是他生命的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樣滿腔熱情、堅忍不拔和卓有成效地進行斗爭。”云云。
      一查，恩格斯講話的原文是：“馬克思首先是一個革命家。以某種方式參加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及其所建立的國家制度的事業，參加賴有他才第一次意識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識到本身解放條件的現代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這實際上就是它畢生的使命。斗爭是他得心應手的事情。而他進行斗爭的熱烈、頑強和卓有成效，是很少見的。”
      “從一滴水看海洋。”從人民日報發表的如此“導讀”，人們就可一目了然：多年來，像煞有介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究竟在搞些什么名堂；所謂“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究竟是些什么東西？
      恩格斯這個講話指出，正因為他所說的原因，“所以馬克思是當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誣蔑的人。”
      1949年8月14日，毛主席在《丟掉幻想，準備斗爭》一文中，所說的也正是這個道理。他指出：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公開說，要‘鼓勵’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者擺脫所謂‘外國的羈絆’。這就是說，要推翻馬克思列寧主義，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制度。因為，據說，這個主義和這個制度是‘外國的’，在中國沒有根的，是德國的馬克思（此人已死了六十六年），俄國的列寧（此人已死了二十五年）和斯大林（此人還活著）強加于中國人的，而且這個主義和這個制度是壞透了，提倡什么階級斗爭，打倒帝國主義等等，因此，必須推翻。”
      “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
      我們已經熟知的毛主席的這個拷問，既說明了新中國的來之不易，更說明了新中國于我們何其珍貴。
      毛主席在世時領導新中國27年過程中，始終堅持著被帝國主義者認為“壞透了”的“這個主義和這個制度”，提倡階級斗爭，打倒帝國主義，反對機會主義與修正主義，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了艱難曲折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在中國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制度，開創了中華民族復興史的嶄新紀元。
      他從來沒有認為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完成了”，而是始終認為要“不斷革命”，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
      1963年3月6日，他與巴西共產黨主席阿馬佐納斯交談時說：“馬列主義者就是要搞革命。不革命算什么共產黨？不革命的，在人民看來，同資產階級政黨沒有多大差別。這樣的黨沒有存在的必要。”（《毛澤東國際交往錄》，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年1月第2版）
      他也從來不認為中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已經“確立”了。相反，他認為，由于中國既有的社會條件，“林彪一類如上臺，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
      他之所以發動“文化大革命”，就是因為：
      “我多次提出主要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我很擔心，這個班交給誰我能放心。我現在還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做法，我以及許多先烈畢生付出的精力就要付諸東流了。”
      “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再走回頭路。”（《毛澤東傳（1949——1976）》）
      直到1974年12月26日，他81歲生日，他與周總理最后一次徹夜深談時，除人事問題外，談的還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問題。
      當然，作為偉大馬克思主義導師，無產階級革命領袖，毛主席更是有著自知之明。前美國總統尼克松，在其《領導者》—書中寫道，1972年2月21日，他與毛主席交談時，“我說他的著作推動了一個民族并改變了世界。毛回答說：‘我可沒有能夠改變世界。我只不過能夠改變北京附近很少的一些地方。”臨終前，他與華國鋒等談話時，明確講到：他“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件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以后如何交班，“只有天知道”。

（二）

      毛主席離開我們，已經35年了。
 35年來，恰恰因為歲月流逝，恰恰因為那幫子“非毛”“反毛”“去毛”者喪心病狂的倒行逆施，毛主席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開天辟地、頂天立地、翻天覆地、驚天動地的豐功偉績，越顯光輝燦爛，越顯彪炳千秋。
      前一陣子，紅底白題的《中國震撼》一書風頭很健。
      出版者說：“這本書顛覆了一些學者思想上根深蒂固崇拜西方模式的看法。”（2011年4月27日東方早報）就該這樣。但即便如此，此書對“中國崛起”與“中國模式”的一些論述，可能還是言過其實，經不起實踐檢驗。
      很有意思的倒是，在此書結語的結語中，作者張維為說：
      “寫到此，我不禁想起了當代最負盛名的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他曾對世界不同文明體系作了詳盡的比較和研究。1973年他被問及：‘如果再生為人，您愿意生在哪個國家，做什么工作？’他思考了一下，然后回答：‘我愿意生在中國。因為我覺得，中國今后對于全人類的未來將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要是生為中國人，我想自己可以做某種有價值的工作。’他接著補充說，‘就中國人來說，幾千年來，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幾億民眾從政治文化上團結起來。他們顯示出這種在政治、文化上統一的本領，具有無與倫比的成功經驗。這樣的統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絕對要求。’”
      “上帝啊”！1973年！那不是被“徹底否定”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嗎？那個年月，湯因比此番見解是由何而來的啊？
      “三十八年過去，彈指一揮間。”湯因比對當今“中國崛起”和“中國模式”，又將會有什么觀感呢？因為他已經故世，我們無法得知了。
      但是，無巧不成書。
      同在1973年，大名鼎鼎的基辛格竟也有和湯因比類似的答問。
      據是年4月2日參考消息，3月26日，美國新聞周刊外事編輯克萊因的文章說：“最近有人問基辛格：‘你對中國為什么那樣神魂顛倒？’這位前教授回答說：‘因為他們有世界觀。而我們其他人則迷失了方向。’”
      38年后，今年7月4日，德國《明鏡》周刊刊登了對剛過88壽辰的基辛格的專訪。一開始，他就笑言，要是他早兩年出生，“那么今天我就和中共同庚了。”記者緊追著問：“中共到底還有理由叫共產黨嗎？中國——您剛剛出版了一本關于它的書——還是共產主義國家嗎？”基辛格答曰：“中國不再是歷史意義上的共產主義國家。……中國領導人在上個10年的初期推行了改革，著手通過這些改革來擴展黨的理論基礎。但就黨保持著對權力的壟斷而言，中國仍是共產主義國家。”又說：“上世紀60年代，我認為中國及其執政黨比蘇聯更有活力，而且在意識形態上也更令我們感到危險”。
      “問：上世紀70年代，你多次會見毛澤東。他會怎么看待當今的中國？
      答：毛澤東更為在意的是他對中國意識形態上純潔性的構想，而不是中國的經濟發展。在我們的談話中，他其實從來不想談及與西方的經濟合作。我估計，他會覺得當今中國過于物質主義。
      問：‘純潔性’——這真的是您用來描述毛澤東的概念嗎？
      答：他給純潔性下的定義與西方不同。許多中國人敬仰他，因為他兌現了自己將人民團結起來的承諾。
      問：中國人是不是覺得，毛澤東曾有理智的構想，但有時偏離了目標？
      答：上一代人將文化大革命視為不堪設想的災難，我也這么看。但今天在中國還有人認為他的政策有意義，盡管這種政策走得太遠了。”
      湯因比并非馬克思主義者。基辛格更是反共反馬克思主義的老手。但在1973年，他們對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對處于“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中國，竟不約而同地有如此相似看法，而且確實抓住了事情的本質：“幾億民眾從政治文化上團結起來”；“他們有世界觀”。這實在是意味深長，耐人尋味。
      而38年后，基辛格又以“過于物質主義”一語鑒定“當今中國”，不也是一針見血，發人深省嗎？

(三)

      1921年10月，列寧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書中響亮宣告：
      “讓垂死的資產階級和依附于它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豬狗們，用層出不窮的詛咒、謾罵、嘲笑來攻擊我們在建設我們蘇維埃制度中的失利和錯誤吧。我們一分鐘也沒有忘記，我們過去和現在確實有很多的失利和錯誤。在締造前所未有的新型國家制度這種全世界歷史上新的事業中，難道能沒有失利和錯誤嗎！我們一定要百折不撓地糾正這些失利和錯誤，改進我們把蘇維埃原則運用于實際的方法（我們的方法還遠遠不夠完善）。但是，我們有權自豪，我們自豪的是，我們有幸能夠開始建設蘇維埃國家，從而揭開全世界歷史的新時代、新階級統治的時代，這個階級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里是受壓迫的，如今卻到處都在走向新的生活，去戰勝資產階級，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使人類擺脫資本主義的桎梏和帝國主義戰爭。”（《列寧選集》第4卷第568—569頁）
      連湯因比和基辛格這樣的西方資產階級頭面人物，還從處于“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中國，看到了西方舊世界中不具備的新東西，因之以為“中國今后對于全人類的未來將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有許多人，卻如老百姓所說，“良心叫狗吃了”，“瞎了狗眼”，不僅對此視而不見，卻三十多年來，一個勁兒地在那里“用層出不窮的詛咒、謾罵、嘲笑來攻擊我們在建設我們蘇維埃制度中的失利和錯誤”，于今尤烈，還要變本加厲地延續下去。
     2006年10月26日英國《經濟學家》周刊就有文章認為：“世界第一大共產黨國家中國看上去不像是馬克思所希望建立的那種社會，倒像是他所批判的那種社會。”那么，現在呢？往后呢？
      美帝國主義毋需一兵一卒，不費一槍一彈，就這樣，順順當當地讓“中國回來了”，與之“同舟共濟”“攜手并進”了，正在向著“共同價值觀”和“志同道合”的目標奔進。

      1991年末，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大國蘇聯，經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三十多年的經營，“輕易地自取滅亡”了。20年后的今天，世界上獨大的“共產黨”（有專家稱其黨員數占全世界共產黨員總數85%以上）領導的堂堂中華人民共和國，就這樣地推翻了原有的“壞透了”的主義和制度，“改弦易轍”，“融入世界”，成了“國際社會”“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起到了美帝國主義任何一個“鐵哥們”都起不了的作用。列寧寫下《十月革命四周年》90年之后，他領導的俄國工農兵開創的“使人類擺脫資本的桎梏和帝國主義戰爭”的偉大事業，也就這樣被打回到了有待“重新出發”的境地。
      這種無法言狀的歷史大倒退，這種無以復加的至大罪惡，令每一個有良知者都痛心疾首，義憤填膺。但是，在“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嘴里，卻都成了開創歷史的蓋世功勛，在那里大吹大擂得忘乎所以。
      7月1日環球時報頭版社評《用90年回望中共與中國》，竟然宣稱：“迄今為止，世界上無其他一個政黨長期執政的成功例子，蘇聯共產黨執政60年時，衰跡已現。但中共跳出了世界政治迄今編寫的全部程序和情節，它執政62年的成績單，正在把西方關于‘政黨必須輪替’的所謂‘政治定律’，重新打回成‘西方內部的經驗’，甚至‘一家之言’。成功是最好的理論，再玄妙的理論都無法與它爭辯。如果中共引領人民最終建成繁榮、民主、文明的世界一流發達國家，那么中國社會不僅在沖破西方宣稱的‘法則’，他們也在創造一種歷史的新法則。”
      7月22日該報社評《“難得糊涂”對現實社會的提示》，也是大言不慚：“比如我們搞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有人非議它是‘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光這一個話題大概100年也爭辯不清。稍微‘糊涂’一點，是對非搞得明明白白的叫停。”“馬克思主義是真理，然而中共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是不是也算‘修正主義’？別較真，成功就是對的。”
      這正是個“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別人已經大聲警告，卻依然要“邁出新的步伐，實現新的突進”哪！這等作為，需要何等“巨大的政治勇氣、理論勇氣、實踐勇氣”啊！一路平安吧！
      綜上所述，“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是否一無是處了？
      倒也不是。1958年10月2日，毛主席同一些外國友人談話時說：
      “有一個蔣介石比較好，是不是？你們覺得有一個好還是沒有好？沒有蔣介石中國人民就不能進步，就不能團結起來，也不能武裝起來。單是馬克思主義是不能把中國人民教育過來的，所以我們除了馬克思主義者的教員以外，請了另外一個教員，這就是蔣介石。噢！這個人在中國可做了很有益的事情，一直到現在還在盡他的歷史責任。他的歷史任務現在還沒有完結，他還在當教員，他很有益處呀！不拿薪水，美國人發薪水給他，我們一個錢都不花，可是他給我們當教員。（《毛澤東外交文選》第355頁）
      可不是嗎？“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不也是在那里給我們當這種教員嗎？
      呵！“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
      “世界將走向進步，決不是走向反動。當然應該提起充分的警覺，估計到歷史的若干暫時的甚至是嚴重曲折，可能還會發生；許多國家中不愿看見本國人民和外國人民獲得團結、進步和解放的反動勢力，還是強大的。誰要是忽視了這些，誰就將在政治上犯錯誤。但是，歷史的總趨向已經確定，不能改變了。這種情況，僅僅不利于法西斯和實際上幫助法西斯的各國反動派，而對于一切國家的人民及其有組織的民主勢力，則都是福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65年前，毛主席在黨的七大所作的這個判斷，已被實踐反復證明了是顛撲不破的馬克思主義真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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