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召開期間，一家外國媒體報道了一個數據：中國2987名人大代表中最富有的70位，財產總額為751億美元。美國535位參眾兩院議員中最富有的70位，財產總額為48億美元。美國的人均GDP是中國的10倍。這個數據的言外之意無非是說，中國政治已經進入有錢人的“富人政治”，甚至比美國的“富人政治”還要厲害。這條消息在微博上被轉發一萬多次。有人對這一統計數據的真實性表示懷疑，這里暫且不去深究數據的可靠性，說一點我對這一消息的看法。
    中國的政體與美國的政體不同，用時髦的話說，中國模式與美國模式不同。中國古代傳統的政治模式排斥富人介入政治。因此，中國傳統政治中，如果官員里出現非常有錢的富人，一般都是貪污腐敗的結果，例如嚴嵩、和珅，最終都很難有好下場。從經典的中國傳統政治出發，中國模式不允許掌握權力的精英太有錢。所以，人大代表中有很多富人，是中國模式的現代變異。
    從權與錢的關系上說，中國傳統政治是權大于錢，美國政治是錢大于權。因此，現代中國政治為了表現廣泛性，將很多有錢的富人都納為代表，這一現象在中國的含義是：權力允許有錢人發表意見和看法。而在美國，由于錢大于權，因此，它不是權力允許有錢人參政，而是有錢人尋找代理人參政。換句話說，美國政治是：有錢人讓自己的代理人去掌握權力。
    在中國，陳光標可以成為人大代表，政權希望陳光標這樣的人也能參政議政。但在美國，比爾-蓋茨這樣的人很少會去做議員，比爾-蓋茨只需要用自己的錢，選擇自己需要的議員。反過來說，如果比爾-蓋茨是中國人，他基本上也會是人大代表，他只能在政府的框架下參政議政，而不能像在美國那樣，充當幕后老板，用金錢去影響政治。再推導一下，如果美國采取中國的政治模式，那么，喬丹、杰克遜、老虎伍茲、好萊塢最富有的明星、巴菲特等華爾街富豪、喬布斯等高科技精英，都有可能成為代表或議員。然而，美國的政治模式不是這樣。因此，在中國，各種富豪榜上的富人很容易成為代表，但在美國不會。美國富豪榜上的富人，只喜歡在幕后。
    針對這樣一條外媒報道，國內有人評論說：有錢人不能有權，有權人不能有錢。此話是得了中國傳統政治的精髓，但實踐起來比較復雜，此處不多說。然而，這句話用在人大代表中的“有錢人”身上，多少也有點不合適。因為，“有權”在中國是指政府官員，人大代表的權力有限，他們只是參政議政，而非“施政”。代表中的絕大多數都是兼職的，有自己的本職工作。因此，人大代表中的富人，并不是當官所得的錢，而是當官之外的本職的收入。相比較而言，美國議員的權力比中國人大代表的權利大得多。如果從美國議員只是有錢人的代理這個角度看，有錢人在中國和美國的不同地位就能看的很明顯。中國的有錢人參政議政，只是政治的輔助，權力有限。而美國的有錢人指定代理人從政，權力卻大得多。由此也可以看出美國政治是真正的“富人政治”。
    中國人大代表中有較多的富人，實際上是向美國學習的結果，但還沒有完全學到位。現實中很多人都對這一現象有意見，但有意見的目的截然不同。有些人認為，中國的“富人政治”只是擺設。比方說有人指出，劉翔等代表只是“學習委員”，從不上交提案，遠遠不夠達到美國“富人政治”的程度，應該更進一步。在這個方向上，我們也的確能看到一些國內的企業家、有錢人，正在朝擁有真正權力、擺脫擺設的方向努力。但在另一個方向，中國還有一些人認為，人大代表中的有錢人已經太多了，按財富分配的比例，有錢人如果在人大代表中比例過高，等于富人對中國政治的影響力更大。我傾向于后者，這是一個大問題，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討。預計下個月，本人的新書《超越利益集團》將正式出版，其中對此問題有展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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