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網上時可看見施曉渝的論述,他即不齒那些五十年代被批判過的老右派以及這些年蠢蠢欲動的中右、小右,也區別于傳統左派。他欣賞的大體就是過去所說的“民主主義新階段”。
上月,老施發文談當今知識分子的毛病,酣暢淋漓,入木三分。他所指的知識分子是指那些外國人榜上有名的“中國100名公共知識分子”為代表的一幫子天天忽悠普世價值向共產黨要權要地位的自由主義文人——新老右派們,都是當今文化思想領域中呼風喚雨的時尚達人,社會人文學科類,某些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政治學家、作家、記者、律師、翻譯乃至畫家等等。至于從事理工農醫類的,只是靠手藝掙飯,與工匠差不多,基本不在此列。
自“改開搞”以來,本黨給右派文人平了反,還一個勁地為過去“被整”的文人賠禮道歉,做了天大的虧心事似的。文人們也老實不客氣,不依不饒,今天這個“冤枉”,明天那個“苦難”,將“社會良知”“民族脊梁”的高帽往自己頭上戴,反正自己都正確,一點毛病也沒有,錯誤都是共產黨的。叨叨了三十年。還嫌不夠,對共產黨手中的權力垂涎三尺,盯著不放,做夢也盼著共產黨下臺,巴不得趕快來場顏色革命(讓年輕學生打頭陣,他們躲在后面)。你說當年對這樣的老兄們定為右派有什么可冤枉的?本身就是右派么。老鄧文革后說過:當年右派可是殺氣騰騰的,反右沒錯。(只是錯在擴大化了)老鄧這話說的一點沒錯。
其實還是其中的茅于軾最有種,老先生登高一呼:——“當年我被準確地打成了右派!”振聾發聵,擲地有聲。
文人們還給本民族定了判斷是非的標準,就是耳熟能詳的“對待(公共)知識分子的態度標志著一個民族的文明程度”。他們自己定的這個標準也看似沒錯。但是反過來他們對普羅大眾是什么態度?幾千萬工人下崗生活無著落,他們說好好好,說否則就沒有另一部分人的幸福生活;有人私分公共財產,他們說應該應該,發明“冰棍理論”做幫兇;市面上貪污腐化四溢,他們說那是社會進步的潤滑劑;本國老百姓窮得叮當,有人卻將大把大把的錢借給美國,他們說救美國就是救中國;你在抗震救災,他說這是中國人被“天譴”;更口出“解散中國”與“做三百年殖民地”之類的惡心話……
總而言之,“改開搞”新時代以來幾乎所有的壞事后面都有這些“公共知識分子”的餿主意,你說說,放在當年整整這類人是不是很解氣?無怪乎施曉渝在文章首句開宗明義:“看知識分子今天的表現,我覺得老毛整知識分子大有合理之處”。
還比如民運旗手劉曉波先生。他當年在廣場上“有刺激、有觀眾、有名聲”,但是即便在那種場合也不忘“在廣場上與其他女人調情”(劉曉波:《末日幸存者的獨白》)。海外民運們也根本不買劉先生的帳,去年一再給諾貝爾委員會發函,反對委員會給劉氏發獎的決定,認為這個獎項非歸海外民運莫屬。再有如“著名”公共知識分子朱X可與艾X末[注1]在聚會中為女人打架,然后在各自的博客中隔空叫罵……
你看看,就這樣的人,他們想掌權,何德何能?沒有人品、沒有能力、沒有公眾基礎,自私自利亂哄哄,即便給他們權力管理國家,他們能管成什么樣子呢?
自古文人多無行,百無一用是書生。面對這些大大小小的忽悠們,百姓們都應該學得加倍理性,不要輕易跟著跑,避免上當。
附:施曉渝文(節選)
談當今知識分子的毛病(節選)
文/施曉渝
1.不要反向向往權力!
對毛澤東最大的指責就是整知識分子,但看今天的知識分子的表現,我覺得老毛整知識分子大有合理之處。你看今天的知識分子的確像老毛說的,只知道指手劃腳,不把自己等同普眾看待,個個都是戀權僻,自戀狂,只知權力的用處,不知權力是怎么來的。辦事情吧,自己又做不來,大事做不了,小事做不來,說批評吧,又說不出子曰,說別人不對又指不出不對的原因和錯在哪里,更提不出治理解決的方式以及為啥要用這種方式,而且對使用這種方式效果結果也做不出評估分析,只會說,把權交給我來搞我才搞得好,這樣怎么服人?
中國的知識分子,不管是正向的,或反向的,或折衷的,都拼命向往著最高權力,那來什么真正的獨立知識分子?或有也不被當回事。注意,我講了30多年就是講不要反向向往權力!常說,愛有多深,恨才有多深,你不愛我黨政府手中的權力,怎么會罵得那么狠?這個社會那么大,人那么多,你就找不到你的活動空間了,為什么非要拿他的權力為我所用?他干他的,即黨政府干黨政府的,你有可干你的嘛,你就不會創造權力?黑社會都可創造權力,何況你還有道義在手。
2.所謂啟蒙是只想別人理解你,沒想去理解別人
一次次的沖擊政權失敗說明什么?說明不能抽像的向我黨要權,爭權,更不能靠成天給統治者講國家該怎么管理,絕大多數人成天在那里啟蒙國家執政人,有用嗎?我國執政的就不懂民主,自由,人權,憲政?
特別是很多民運人,對我黨的每項政策都支持,卻又要我黨交權,既然你都說他的政策對了,你還要我黨交權干什么?如國企私有化,你都支持了,你再要在國企私有化的基礎上要我黨交權再進一步搞三權分立,就是說你們都是同路人了,只不過你的路走得遠些,就是你們內部的事了,與民眾關系就遠了,還有必要要普眾的支持或能爭取到普眾的支持嗎?擺不正自己、執政者、普眾的關系,只想理想模式,沒想怎么辦到,所謂啟蒙是只想別人理解你,沒想去理解別人。只知大家照我說的辦肯定能行,不知怎么讓大家按你說的辦,跟精神病人差不多。
我說黑社會都可創造權力,難道你就不能另起爐灶干點自己的事?路徑是人想出來的。我認為搞民主要從具體事例入手,要靠對具體事例的分析,剖析其民主執政和極權執政的利弊,才能開啟民智。要選好題材,選好載體表述自己的思想,這也不是簡單的維權,如房價高,你怎么維權?反腐敗,怎么反?事發前你不知道,事后你也參于不了。說制度吧,越說越空談,結合不起來。
3.(節選)這點是肯定的,要搞中國民主必須在肯定毛也造過反的基礎上,那種把毛和蘇式體制混為一談,如張鶴慈[注2]是超低水平。很多人對共產黨又變態的仇視,如說起那三年餓死幾千萬人就說是共產黨搞的,說起文革,也說是共產黨搞的,說起當官的欺負老百姓,也說是共產黨搞的,等,其實這些問題共產黨的領導也在想改……。變態的攻擊共產黨是失敗的根本原因。六-四為什么完蛋,就是六-四前,甚至迄今都是張鶴慈這類水平極度下流的人當道,他們完全不懂中國怪圈和跳出中國怪圈是樣怎么回事。不如陶淵明的歸隱之道。這個道理我講了30多年,就沒一人能聽懂過。
4.談談80后知識分子和40、50、60后知識分子的差異
白鶴一鳴(注:網友網名)轉來的文太好了,千名海內外學子公開信怒斥民運份子亂搞[注3],他們說:“是你們這一代人曾經的瘋狂讓我們的成長與教育蒙上了太多的陰影,是你們這一代人當下的整體失敗讓我們的生存與未來變得舉步維艱!”
這說明80后知識分子開始說話了,他們關心的是生存問題,而40、50、60后民運知識份子關心的是奪權問題。所謂飽暖思淫欲。40、50、60后知識分子吃社會主義的飯吃得太飽了,崔衛平[注1]這些難道不是在吃社會主義的飯么?
40、50、60后民運知識分子期待80后知識分子助他們奪權,而80后的知識份子卻發現了是你們40、50、60后知識分子捷足先登,水平并不高,廢話連篇,搶占了我們的飯碗。
40、50、60后民運知識分子,雖反-黨政府,但你們無非是占先機,搶先吃到了黨政府的飯,在80后知識份子看來你們不過是內斗而已,80后希望你們都讓出點空間先解決我們的生存問題再說。
注釋
[注1]朱X可、艾X末、崔衛平都在外國排列的“中國100名公共知識分子”榜上有名,專業分別為文藝批評、建筑藝術及當代中國先鋒文學等。
[注2]張鶴慈,著名哲學家張東蓀(1886-1973)之孫,現旅居澳大利亞。1965年與郭世英(郭沫若之子)、孫經武(總后衛生部長孫儀之子)及葉蓉青等人結成地下組織“X詩社”,案發后被勞動教養。該案是文革后少數幾個維持原判的學生組社案件之一。張東蓀當年做為第三方代表參與北平和平解放談判,1951年與美國特務王志奇聯絡,事發后被開除出民盟,1973年死于北京秦城監獄。
[注3]指最近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孔靈犀等一千多名中國留學生簽名的給張思之、錢理群、胡舒立、崔衛平、于建嶸、劉軍寧、易中天、蕭瀚、陳子明及劉曉波等十名公共知識分子的公開信。信中說:“因為是你們這一代人曾經的瘋狂讓我們的成長與教育蒙上了太多的陰影,是你們這一代人當下的整體失敗讓我們的生存與未來變得舉步維艱!”(全信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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