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持續大一統體制與孔子關系不大　　

Ty889網友寫了個帖子說：“二千多年來中國歷經劫難還能生存至今，沒有變成歐洲那樣數十個小國，要歸功于有這種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仁義禮智信；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儒家文化的存在”。認為五四運動“打到孔家店”是“極其錯誤的口號”。貧道認為889網友的分析缺少相應根據，看法過于偏激。　　

一個地區在歷史過程中存在幾個國家，一個國家采用分權還是大一統體制，會牽涉很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因素不是意識形態，而是地理因素、民族因素和經濟因素。意識形態統一并不見得國家就統一，而意識形態不統一也不見得國家不統一。　　

比如歐洲中世紀，意識形態是統一的，所有國家都統一在基督教教義上，而基督教教義也講“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仁義禮智信”，無非是說法不同罷了。當皇帝的要愛護百姓，當大臣和被分封的貴族要忠于皇室，父子關系和一般倫理觀念與中國差別并不是很大。起碼很難找到基督教教義與儒家思想完全相反的證據。如果說有差別，就是基督教教義中有異教徒思想，對不同意識形態的人和族群的處置更加殘酷和不人道而已。但這種想法和做法對大一統都是有利的而不是不利的。因此，很難找到基督教意識形態體系會促進分裂的合理邏輯。　　

還有一點很重要，儒家的系統思想主要在知識分子、官員中流行，一般農民并不了解和尊崇。這與基督教在中世紀對歐洲普通老百姓的影響要小太多了，也比伊斯蘭教對普通信眾的影響小很多。儒家思想是統治階級圈子里占主導地位，而民眾中道家、佛家思想的影響還更大。比如媽祖崇拜屬于道教范疇，在東南民眾影響要遠大于儒家思想。把一個僅僅為統治階級思想的思想體系看做中華民族的思想體系，并不客觀。現在當然能找到幾句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孔子的話，但列舉一堆流傳在民眾中的佛教、道教教義的話恐怕還更多。　　

其次，儒教對維護國家實現大一統并沒有很明確的支持。子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也就是說孔子對政治制度的主張是集夏商禮制之大成的周朝，但最大可能是指西周，也就是分裂前的那個分封體制。商的政治制度現在比較清楚，就是實際上商朝更接近一個中心國家和附屬小國的體制，周統一后實行的是分封制，接近西方中世紀的政治體制。這兩種體制都有中央控制的意味，但比起后來秦以后的政治體制，大一統味道就差很遠了。東周分封諸子功臣，是后來分裂的前提。這一點早在秦始皇統一后儒家與法家在選擇政治體制的爭論中就辯論得很清楚。孔子復周禮，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踐上都不是促進統一的思想。　　
　 　
儒家講華夷之分，是比較溫和的國際關系理論。儒家主張對其他少數民族政權，只要不侵害漢族農耕區域，都和平共處，沒有一定要占領并統治的思想。這種思想與基督教對異教徒地區民族的做法不同。其實，這一點并沒給中國幾千年帶來什么福分。中國北部游牧狩獵民族的生存方式就包含掠殺農耕民族財富人口的內容。只要這些民族強大并依舊以游牧狩獵為主，就一定與農耕的漢族發生激烈沖突。這一點無論孔子還是后來的儒家都沒看出來。因此歷代儒家都是和平主義者，對制止北部民族的襲擾基本不起作用。貧道這里并不是要求孔子早在3000年前就對中華民族后來面臨的生存環境說點什么，但對后來占統治地位的儒家一直一籌莫展表示不屑。尤其在大清王國遭受西方列強入侵時候，還是什么“以夷制夷，外須和戎”理論。　　
　 　
分裂后要有統一的理論，被異族統治后要有民族反抗理論和說法，這是保證中國大一統的理論基礎。但是很難看到孔子有什么可以提得起的主張。儒家思想主要是規范上下、君臣、父子、華夷等地位，統一意志可以，怎可以創業開國或保國安民？但是，所有中國古代大家都認為，中國歷代實際治國策略都是“外儒內法”“儒表法里”“法道互補”。《周書》說武王伐紂正，武王理由為：“逆取順守，保大定功， 安民和眾”。《尚書》贊：“湯順天應人，逆取順守”。但《論語》中孔子對此評價為：“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而道家主張“逆取順守”。”《三國志》里劉備以儒家的寬、仁、忠理論抗操，龐統笑曰：“主公之言，雖合天理，奈離亂之時，用兵爭強，固非一道；若拘執常理，寸步不可行矣，宜從權變。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湯、武之道也。若事定之后，報之以義，封為大國，何負于信？今日不取，終被他人取耳。主公幸熟思焉。”玄德乃恍然曰：“金石之言，當銘肺腑。”　　

儒家思想在蒙古人統治時期和滿族人統治時期都沒有提出有效的反抗思想，沒有成為反元起義和反清起義的理論武器。反元的思想體系是與道教相結合的明教，而反清的理論更多是來自西方的。相反，儒家理論無論對那個異族統治都是適應的，眾多儒生很快適應異族統治甚至成為他們的幫兇，儒家思想甚至能成為異族統治的意識形態（如清）。　　

因此，儒家思想只能與法家、道家和佛教理論一起維護中國大一統的存在。單說儒家主張秩序、主張寬厚，結局就是誰主政就安定，那中國不僅至今還可能是異族統治，或者假如哪天美國占領后依然能成為主流意識形態。　　

　 　
歐洲之所以分裂，與歐洲本來就是多種語言和多種文明構成的。滅亡羅馬帝國的是包括汪達爾人、哥特人、勃艮第人、盎格魯·撒克遜人、日耳曼人和其他被匈奴等西遷游牧民族趕壓來的其他民族。這些民族在語言、文化上不同，當年接受強大的羅馬統治還可以，但讓一個與自己相當的民族統治就很困難。于是他們先后分別形成西班牙、法國、英國、德國和一系列東歐國家。一大堆螃蟹攪在一起，誰也不能吃了誰，任何兩國間戰爭都沒有勝利者，因為旁邊還有別的黃雀在后面等著。所以除了羅馬教皇在思想上統一了歐洲，政治上誰也無法實現統一。尤其是中世紀各國都是封建制，國王也就是個大貴族，國家被分裂成幾十塊甚至上百塊獨立的經濟體，一個國家的關稅、度量衡都不統一，還談什么整個歐洲統一。一個分封的小國因為某種原因鬧獨立，其他大國甚至會摻乎進去支持，一些歐洲小國就是這樣形成的。這種情況同中國周朝的結局很近似。　　

那么中國為什么會大部分時間處于大一統狀態？因為中國自長城以南、天水以東、珠江流域以北的廣大地區都是比較適合農業耕作的地區，而且具有連續性，沒有地理天塹。因此，早在新石器晚期從長江到內蒙再到黃土高原的早期文化就有共性，與祭祀有關的玉文化在這么廣大的區域都一致，現在考古發現的陶器等都有共性。這同歐洲文明的發源地——地中海沿岸被半島、大山和沙漠阻隔形成文化迥異的民族特性很不一致。四川盆地在中國屬于比較隔絕的地區，因此只有四川會在早期存在與其他地方比較有差別的文明。差異很大宗教信仰（當時主要意識形態存在方式）和文明特性的部族實現融合就困難，接近的信仰和文明特征的部族就容易。因此上述地方就比較融合成一個語言接近、文化接近的族群并最終形成漢族。這是東西方在剛進入文明社會時就存在的差異。　　

促使漢族一直趨向于大一統的另一個原因是地理和氣候。中國受西北冷空氣和印度洋、阿拉伯海的西南暖濕氣流兩股相差萬里的氣流的對抗來控制，因此穩定性很差。今年旱明年澇，三年兩災。加上北部河流含沙量都大，因此治水和度災是中國人生存的一項內容。治水和度災都不適合分裂體制，大一統才好實施。因此春秋戰國時期齊桓公第一次會盟，盟約就有“無曲防、無遏糶”。水利系統安全和度災條件對大一統的意義，恐怕比什么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大得多。　　

還有一點就是中國早在秦統一后就形成了發育充分的市場經濟，任何割據對立都會破壞這個經濟，對誰都不利。而西方封建莊園自給自足，是割據分裂的經濟基礎。　　

貧道并不一般化地反對孔子和儒家，但儒家幾千年來對中國經濟、技術、軍事、對外關系等各方面起的作用確實有很多負面東西，有些甚至是致命的。五四打碎孔家店，其實就是認為儒家思想不能救中國才提出來的。就算不談政治，單純從思想解放角度說，儒釋道三家，獨尊儒術，不是什么好事。況且歷史上凡是主流尊孔，都是有別的想法的。　　

一個多月前強壇就有右派說，反對立孔子像在天安門的也就鬧幾天，但現在似乎越來越熱乎起來了。也就是說，立孔子像起碼沒有制造和諧氣氛，反而鬧起了事端。難道這是立孔子像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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