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務派若躲過了甲午戰爭，是否就沒有了百日維新的“戊戌變法”？難以為繼的洋務運動是否還會硬著頭皮玩下去？八國聯軍是否懾于滿清的虛胖肥大就不敢攻入京畿重地了？歷史不能假設，但在相同元素作用下的中國歷史有時候是在驚人地重復著。滿清如果能夠再來一次，它是否會變得聰明一些：與其戰敗而割地賠款，不如主動納款稱臣？對外納款稱臣，屁顛屁顛地爭做一個小跟班，對內全力維穩，全民叩拜孔老二，在如此屈辱荒謬的內外國策下繼續勉為其難的巧取于民而強推洋務改革，滿清是否就能再造般地和平崛起？

     對于滿清，無論和戰，歸于滅亡是唯此一途別無它路的，這是由它封建大地主大官僚的政權性質和帝國主義資產階級侵略本性決定了的。

     照理說，有了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切膚之痛，就會避免第二次鴉片戰爭吧。有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的京城陷落之慘痛，就會避免甲午戰爭之奇恥大辱吧。有了甲午之奇恥大辱，就會避免1900年的八國聯軍之再陷京城吧。六十年內四次動搖國本的大敗戰，滿清難道是如此的不智？實在是有不戰則不足以茍延殘喘的理由在。

     但滿清卻是當時世界上最愛好和平的。中法戰爭中的鎮南關大捷充其量只是給滿清的“和”之國策提供了更大的空間。“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這是滿清愛好和平的肺腑之聲。但移山填海般的舉國奉送也絲毫不能遲緩列強亡華的腳步。“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薪不盡火不滅，無論是戰是和還是屈膝事人，列強根本就是不容華族的。

     狼狽的滿清無時無刻不在尋找救亡圖存之秘訣。1904年，新起的日本在中國東北戰勝老牌的俄羅斯，風雨飄搖、一力維穩的滿清好似一下子找到了治病良藥，主動開始了西化的憲政改革，預備立憲提到了急迫的議事日程。但殘剝民眾的改革，與民眾利益背道而馳的改革卻是越改越涼，以至冰涼。開礦山、辦鐵路、興教育、建工廠等等所謂的富國之舉卻成了弱民奪民之實，最終把自己埋葬，為資產階級的辛亥革命鋪平了道路。

     就窮途末路的滿清而言，西化的憲政改革是否就是其救命的稻草？辛亥革命成功，西化的黨派議會民主在中國總算落地了，中國應該是融進了世界主流吧。但袁世凱可以逼退孫中山，可以重兵圍困國會而搞出不選出袁大總統就不許吃飯的把戲，可以一腳踢開國會干脆去做洪憲大皇帝，中山先生的護法討袁也只能一敗再敗。黎元洪當大總統時，段祺瑞的北洋政府可以公然改散國會，趕走國民黨的黎大總統，讓自己的安福系重組國會，選出自己北洋系的大總統徐世昌，南方軍政府的護法討段又能若何。國會議員，豬仔而已。黨派民主政治，滑天下之大稽。沒有代表廣大民眾利益的黨派民主，對內徒然給軍閥割據紛爭提供了借口，對外亦不能爭國權。

     段祺瑞的北洋政府時期是有總統、國會、黨派選舉的，這應該是與西式政治接軌了吧。段政府又小心翼翼地追隨列強，在一戰中以數萬勞工之尸骨僥幸站準了隊，但1919年的巴黎和會上，戰敗國德國在華利益卻被轉手給了日本。西方列強何曾拿正眼覷過你？它還記得你曾經給它輸送過海量財富？它在乎你與它政治接軌而躋身到了民主國家之列？它在乎此舉會讓你以身相許的友好政府垮臺而亡？由此可知，滿清憲政改革若能成功，亦擺脫不了滅亡之命運。

    1912年的袁世凱以北洋勢力要挾孫中山就范，1925年的段祺瑞執政府拒絕北上的孫中山之和平倡議，1946年的蔣介石拒絕共產黨的聯合政府之要求，都徹底證明了滿清所接受的西化憲政改革亦不過是禍國殃民的大忽悠。

     北伐之能成功，中國之能統一，在于中山先生改組了國民黨，采取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在于共產黨人發動了廣大工農大眾，實行了真正意義上的黨派民主，即全民大民主。國民黨，走議會道路，失敗，武裝討袁，失敗，武裝討段，失敗，而一經國共合作，以區區兩廣之力北伐，卻能橫掃千軍，勢如破竹，所向披靡，實乃因為最廣大民眾的力量得到了充分發揮。然蔣介石的叛變，黨派民主政治的中途而亡，使得北伐虎頭蛇尾，中國之統一也就僅僅只是統一在形式上了。

     任何形式的政治，只要排斥或者犧牲廣大工農民眾等勞動階級的利益，其結果都會是死亡，這是一百多年來中國歷史的鐵的事實。滿清犧牲義和團，不久就被內外合力推進墳墓；蔣介石叛賣革命，屠殺代表工農利益的共產黨，最終被工農送終。過去如是，將來亦如是，封建階級如是，資產階級如是，任何欺世盜名的理論都救不了，孔老二更加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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