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在咒罵毛澤東的聲浪里，餓死多少人的問題出現了。我感到困惑的是，當時全國人口6億，如果餓死了3000萬，也就是平均每20個人就要餓死1個。為什么部隊里那么多年那么多來自五湖四海的農村戰士居然沒有強烈反應？如果真的是這樣，那么，在1961年到1963年,全國怎么會有城市職工1800萬人（含家眷2600萬城市人口進入鄉村，他們吃什么？……為什么有關部門一直沒有公布這個數字？ ...華岳論壇 - "http://washeng.net"
這個困惑，今天終于得到了答案。跟各位報告，早就有機構在調查這個問題。時間是1963年到1971年。可是他的結論，一開始被認為是“夸大陰暗面，思想右傾”。而到了1985年，在一個高級會議上又被結論為“掩蓋極左路線的錯誤”。
根據這個機構長期全面的實地調查，三年困難時期，全國因為饑餓人死去的人口數字是：大約20萬。
該資料來自學科學學區歷史論壇：2005-09-21 22：00。
據這位提供原始資料的干部說，他當時不顧個人政治風險，給毛主席寫過一個專題報告。現將原帖全文附下。

《三年困難時期，全國餓死人在二十萬之內》

作者：春天的驚雷

毛主席說，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
毛澤東當年號召下的社會調查表明：“餓死三千萬人”是一個夸張。自從網上有人載文說，在中國，上世紀60年代初，餓死三千萬人，我就在找一個當年同我有過頗深接觸的人。因為，這個人，自1963年——1971年，曾先后多次在安微等地調查過此事。根據這個人自已要求，這里不公布他的名字。但對下文中的事實，他表示，絕對愿承擔法律責任。
特別有意思的是，這人曾因調查過當年餓死人的事，并一直堅持實話實說，三十多年來，遭遇過兩種指責，截然相反——頗具戲劇性——的指責。三十年前，被某些人說為：夸大陰暗面，思想有點右。1984年后，卻被另一些人批評成：思想較左，掩蓋左傾路線下的錯誤。也算是“皇天不負有心人”，幾經周折，我如愿以償，找到此人。遺憾的是，這人今已年邁，耳雖聰，目卻完全失明。——這是一個視共產黨人的道德、品質為生命的人；一個說真話，——不管在什么人面前，都不曾有“李銳式的”、“捏一把汗”后怕的人；也是走到那里，都能鎮邪懾鬼的正人。有人說他應“官居大位”，他爽然大笑，說“和平的開拓年代，要的是老黃牛，鋪路石和拓荒者，有時要甘當‘眾矢之的’——冷靜理智的‘眾矢之的’，或說‘為人民——這個拳王——當陪練’”。
他常有驚人之見，也算是多遭誤解和某些不公正，但他自已決無“蹲牛棚”的命運夸張和悔怨。他認為，這太正常了，共產黨人要奮斗，要斗爭，會有犧牲，只要做得正，成就也好，犧牲也好，都對別人有好處。他同時說，實際上，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也未曾有過那么多的人蹲牛棚。中國哪有那么多牛棚，人蹲了牛棚，牛放那里呢？！
鑒于他有知有識、脫出塵俗的境界，近幾年，圈內有人同他開玩笑，說他是“活脫脫，一個小毛澤東”。對此，他一般這樣否論：“不！我們是毛澤東的‘孝子賢孫’”。

下邊，是他對1963年——1971年若干次調查的歸納性回憶。

我按他原話整理，——并經過他確認。

毛澤東從來都主張，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任何結論只能產生于調查研究的未尾，而不是它前頭。1958年的大躍進和1962年經歷三年嚴重自然災害后，毛澤東尤其強調，全黨要下大力氣調研。毛澤東本人就多次走出紅墻，來到人民群眾中。 ...華岳論壇 - "http://hua-yue.net"
響應毛澤東的號召，我們當時也去過很多的地方。自1963年——1971年，我先后同我的同事們，在蘇北，浙江，安徽，河南，四川和云南等災情較重的地區，搞過19次，累計280多天的調查。根據我們的調查，加上其他人的數據，當時全國農田受災面積，最重的為1961年，全國16億畝耕地有9億多畝受災（后來國家公布為9億畝）。其中江蘇、安徽是全面遭災。次者，是1960年，再次是1962年，受災面積為5億畝左右。至于餓死人，是有的，據我查析，人數不是當時某些干部匯報的“寥寥幾個”；更不是今天極少數極度夸張的“以千萬計”（這太離譜了）。1963年的調查宗旨是救災和恢復生產。對餓死人情況，我們采取的“循大追多”法，即，哪里這方面情況嚴重，就到哪里調查，并且，順著群眾提供的線索去追尋。
就省而言，安徽省，河南和四川，這方面的反映最多。我們就選擇了安徽和河南。就地縣而言，天長、銅陵和鳳陽為最，我們就選擇鳳陽和銅陵。我們摸索到一個這方面情況最慘重的大隊（由幾個自然村落組成），餓死達7人（后幾年的調查，沒有突破這一數字）。在河南的駐馬店、蘭考和杞縣，調查情況都好于鳳陽。在蘇北，濱海縣的五汛路建、東海的馬陵山，銅山縣，我們也分別查實了1、3、3例餓死人。在后來的四川和云南調查中，餓死人的事，比之安徽，也輕得多。
由這樣一個摸底，我曾以一個黨員干部的名義，報過一個材料給中央和毛澤東。反映基層干部的脫離群眾的問題。因為，當時我們缺乏更大的力量；調查統計知識又相對不足；手段也落后，無法作得更全面和精確。幾年下來，我們幾個人粗概地估算，三年困難時期，全國餓死人在二十萬之內（這在當時，也是個驚人數字啊！要知道，這是餓死啊！）。
就是這樣一個數字，——戲劇性事情便開始了。文革前一兩年，我安然無事。只是到了1971年，不知是誰漏出了前幾年調查情況。秋天，即有一個領導找我談話，說“那個餓死二十萬人的調查”，太夸大了，對共和國的形象有影響。我和氣而平靜地說明其客觀性。領導也是無話。不過，從此也就決定了我的個人前途（這無所謂）。
而到了1985年，情況發生了根本性逆轉。在一次會議上，有一個會議負責人，在批評大躍進帶來的困難時，居然說上世紀60年代初，中國餓死上千萬人。我在驚訝的同時，指出這一數字的不可靠性，——二十萬就了不得了。隨即遭到一幫人頗為尖酸的批判，說這是為左傾……掩錯。……哦！現在，又變成“餓死三千萬” 了！
……這就是這個年邁老人的回憶。
隨后，他讓他的家人遞給我一疊材料，當年調查的筆記。今天，我已將其復印件保存。讀了以上文字，不同的人，感想一定各異。但毛澤東的忠告，很多人是揮之不去的，這就是：凡事都要“實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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