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北京人”、“外地人”及其他

陶冶　　

本月20號上午我到北大承澤園“社會科學與研究中心”聽“錢學森與社會主義”研討會林炎志的報告，下午回來時要到東大橋一卡通取退卡余款（我的公交卡折損不顯示了），到三環就換乘300路給我拉到雙橋北，我只好過天橋到對面坐28路。在我走下天橋的時候，小區與三環路交口處圍著一群人。按說我這個年齡段的人，尤其是過路人是不該湊熱鬧的；可是卻讓耳邊響起的一個女人的怒斥的話吸引了我，我不得不駐足觀看。
“……你知道不？我這車是剛買的，是搖號搖來的，那么容易嗎？你就給我撞成這樣，雖然損傷不大，可我看著惡心。我跟你要500塊錢還多嗎？”
聽得出，這是有人把人她的新車給撞壞了。我就到車上找創傷，看是多大的損毀。左尋右找才看到，其實就是后左燈的燈罩有點兒細微的隱紋，不細看都發現不了。在車后有個30多歲的女人，扶著自行車哭喪著臉，已經沒了主意，我料定她就是那“肇事者”。
這時一個高個男人，也就40來歲，雖然沒有　1米　80（跟我比的），也夠魁梧的，就逼問那”肇事”的女人：“你賠我們500元錢就了事，你沒有錢就上車跟我們走，回家拿錢啊！這不很簡單的事嗎，你怎么就不認可呢？”
那女人說她沒有錢。
那男人又說：“你家沒錢，你就沒有熟人，不好跟他們借嗎！”
我著急往東大橋趕，不想介入，也盡量控制自己愛管閑事的毛病，可是在我轉身想走的時候，左邊那個壯男人的旁邊有個20多歲的姑娘也發泄了，之后右邊一個老頭（年齡比我能小點兒）也在說那肇事者的不是。我端相了一下這四個“受害者”，判斷他們的關系。從長相和身材看，這個老頭和那個壯男人是爺倆；那個居高臨下、盛氣凌人的中年車主可能是老頭的兒媳婦；那個姑娘臉盤不大也不豐滿，說不準是他們的什么人了，如果是老頭的孫女，她跟那個車主不像母女，跟那個壯男人也不像父女。但不管他們究竟是什么關系，但都是車上的人了，他們四個人的攻擊目標都是那個“肇事者”。
看這咄咄逼人的架勢，我就勸那個沒了主意的女人：“人家是優勢（我還沒說是“強勢”），你是弱勢，你說不過人家……”我的意思是提醒她報警。可是那車主就沖我來了：“你知道情況嗎？你這樣說！”顯然，這是個惹不起的主，犯不上跟她磨嘴。
我轉身走了。
這時我立刻想起了去年年底看見的電視報道，一個剛滿18歲的青年騎個電動自行車，撞了一輛面包車，面包車上的老太太（也就60多歲）可能由于司機急剎車把頭部撞壞了（也是輕傷），就讓那小青年賠4萬元。小青年剛到一個飯館打工，聽到這4萬元賠款都懵了，車主就逼迫他上車找家里人要錢。他不敢領車回家（其實家也不在那個城市），就到親屬家，親屬家也沒弄到錢；車主就讓他打了4萬元的欠條，約定半月后交錢。不到半個月，這個青年失蹤了。等車主找他要錢時，他已經投河死了好多天了。這個孩子是在親屬家住的，是他什么人我忘記了。這個親屬就是他在那個城市里的唯一的親人了。這個親人在別人的提示下起訴了車主，但是得到的是訴訟被駁回：“這個孩子的死，跟車主無關。”
我想起這樣的一件事例，盡管28路車來了，我也沒上，。我又回去了。，我不愿意讓類似的“肇事者”遭到類似的“待遇”。這時，我看見一個30來歲的男人在規勸肇事者：“你是追尾，你是有責任的。200元確實不多了，你就認了吧！”
由500元降到200元了，“原諒”的程度也算夠說了。那女人說，200元也拿不出。我看她那為難的樣子，快過年了，是夠可憐的。因為我給手機充值了，又給公交卡充了值，手里不到200元了（我沒有多帶錢的習慣），否則我都想替她賠償了，讓她獲得“解放”。這時那個壯男人也“為難”了：“你說你們這些外地人可真讓人沒辦法，從500降到200你也不認可，那我們的車就白讓你撞了？”
我一聽他說“外地人”，而且是鄙視的口氣，我就抱不平了。我就想：“多虧外地人大量地涌如北京，北京才發展起來，你才有錢買車。外地人是不如你們這樣的北京人，還會開車，有的外地人連坐車都不會（多是坐反了方向），有的外地人還不會上廁所，甚至走路都不會走；。可是他們能會吃苦，肯出力，甘于受累、受苦，作為北京人應該感謝他們的奉獻、受憋和委屈。有些北京人居住的房子一拆遷就獲得數十萬上百萬的補償款，立刻改變了生活質量。我住的是遠郊區，可是隨著要建設北京新城區的規劃出臺了，就是通州李莊一個普通農家小院就獲賠二幾百多萬，光給補償房就給了3套，可“牛”了住房！他就是個農民，在拆遷后臨時租住我家樓下，是他親口跟我老伴兒炫耀的，并且希望我們替他宣傳以便出租。北京。這些發展和變化，沒有外地人來北京出勞力搞建設能成嗎？
我在兩年前我就發表了《“北京人”、“外地人”及其他》，我已經說過了。如果從歷史上找，真正的北京人不在北京城，而是在周口店。北京城這個地方也是蠻荒之地，即使有人居住了，也不叫北京人。因為那時候時侯還這里還不叫北京。到元朝的時候征服者他們建都也不是北京城，而是北京城北面的元大都。是明朝的朱棣篡位之后從南京把明朝遷都北京的，建立了北京城（今二環路以內）。北京人自己也知道并常說“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現在說的“老北京（人）”其實就是清朝的八旗后裔，他們是從東北過來的，也是外地人，住在現在的二環（城墻）以內，稱為北京城。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真正的北京人是不存在的。現在說的北京人就是有北京戶口的人。“改開”之后很少有正式調入北京工作的人了，多都是“漂”來的。所說的“北漂”族就是這伙在北京工作而沒有北京戶口的人，不僅僅只是從商和務工的外來人。只有高級官員們進京工作或養老了，才能落戶北京的。一般到北京求職的人是不會花錢買戶口的。我就知道人民日報和中央電視臺有好多這樣的年輕人，在那里都成了業務骨干，可是他們還多是沒有北京戶口。就是那個在奧運出盡風頭，為北京做大貢獻的“老謀子”工作關系還在原單位廣西電影制片廠，他也屬于“北漂”族的。現在大講“與時俱進”，怎么在這方面就不能與時俱進呢？“改開”已經30多年了，第一批北漂族的孩子也該都娶妻生子了，他們的父母是外地“漂”來的，不算北京人，他們那么，這些北京生北京長的首批“北漂”族的后代們算不算北京人？他們的兒孫輩將來算不算北京人？難道這也要“一百年不動搖”嗎？
“改開”把計劃經濟否掉了，那么，為計劃經濟提供保證的戶口制度怎么還牢不可破，絲毫不改呢？不是總講“配套”或“相適應”嗎？計劃經濟的計劃供應已經不存在了，供糧卡、糧票、布票、肉票、副食票等早都成了古物了，那么戶口還有什么作用呢？掌握和控制人口有身份證不就可以了嗎？現在戶口的唯一職能就是區分30年前你在哪里居住？30年前的東西還制約今天的事情是適應客觀發展的需要了嗎？有的人不是都認為毛澤東思想，甚至馬列主義都過時了嗎？現在的“特色社會主義”已經在高舉的旗幟中去掉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事實就表明我們當任的領導人已經接受了這樣的認識。為了搪塞輿論還說是馬列主義的“中國化”、毛澤東思想的新“發展”，是“與時俱進”的“創新”。而實際就是在揚棄和取代。中國共產黨用以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共產黨宣言》在中國的結果，她離不開馬列主義。中國共產黨是毛澤東等人發起成立的，是經過毛澤東的思想挽救和指導走向勝利成為執政黨的。這個認識已經被我們黨領導的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證明了的。建國后又被抗美援朝、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以及三大革命（階級斗爭、生產斗爭、科學試驗）的偉大實踐所證明了的。一句話：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離不開毛澤東思想。當年蔣介石發動的對紅軍的五次圍剿，我們黨照毛澤東的主張辦了，反圍剿就勝利了。當毛澤東的主張被否定后，也就是毛澤東的思想領導（當時還沒確定毛澤東的最高領導地位）被取代后，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得勝了，紅軍的反圍剿失敗了。于是不得不“跑”。嚴酷的現實教育了我們黨的幾位領導人，他們認識到了毛澤東思想主張的正確性和必要性，才在遵義急急忙忙召開了緊急會議，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和毛委員在黨內的領導地位。在長征中靠毛澤東思想展轉反復，避險趨安，擺脫蔣軍的追殺，犧牲了大量的紅軍官兵，到陜西會寧只剩一小部分。這個損失是慘重的。倘若我們黨在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后不揚棄毛澤東思想的領導，就取得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勝利。紅軍就立住腳了，就不至于跑了，也就不會跑了25000里，也就不會損失了那么多兵力的。
今天看，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勝利了，社會主義建設也已經取得了輝煌的成果。共和國的60年歷程已經反復證明，毛澤東思想是不可棄之的。奔向共產主義大目標要靠毛澤東思想，現在認為共產主義太遙遠了，｛注：建議刪去這句話。只要遵循毛澤東思想，共產主義并不遙遠。｝建設小康社會也好，構建和諧社會也好，離開毛澤東思想恐怕難以成功。有的人把希望寄托在孔子和大佛身上，那簡直是笑話！孔子存在了2000多，佛教傳入中國是從唐朝開始的，如果他們都起維護統治的作用，為什么一個個王朝被推翻，一個個外族入主中原，改朝換代到今天？河南把身高　108米　連同基座　208米　的世界第一大佛立在魯山，名曰中原大佛，大概是乞求佛教保佑中華民族長興不衰，從這個意義上看，全國人民應該感謝河南領導人的。｛注：此句這樣說，不妥。建議刪除｝不管是公家還是私人能投資12個億真是夠慷慨的。聽說為了中原大佛的建立，還有流血死人的，這樣死去的人該是怎么樣的結論啊？能算烈士嗎？我還不知道，但我也不想知道了。如果大佛能保佑所有的人都平安的話，他們（據說不是一個）能死嗎？可能也有人怕光立大佛不保險，就在河南修建大佛之后就在天安門廣場東北角立了　9米　5的孔子銅像，期望用儒釋保佑自己。在一片非議聲中又聽說山東方面要在曲阜興建第一大教堂，遭到當地（可能是孔家人）群眾的反對。因為是道聽途說我不好較真，只能等著瞧吧！
毛主席一再告誡我們，對任何事情都要問個為什么。我不能不對前面說的事情問問為什么？可是越問我越糊涂了。
實踐已經證明毛澤東思想揚棄不了、也取代不了的，卻不重新揀起來。為什么有的人居然把不該過時的說成“過時”了，而已經過時的還抱著不放呢？。不該變的，不管人民群眾什么意見，說變就變；該變的，竟然要保持多少年不變。他們口口聲聲實事求是，我不能不問：這是從實際出發，這是實事求是嗎？
要把北京變成或建成國際大都市，還不想發展北京的常住人口（即有戶口的）；準許外地人到北京發展（眼下不說發財），準許他們買房子，卻不讓他們“常住”，說得通嗎？最近北京出臺個政策，目的是控制私家車的數量，緩解地面交通，一位小老鄉跟我抱不平，北京市為了治堵（車行擁堵）竟然出臺了外地牌照車在7點至9點不準進五環路。他主張進五環收擁堵費。他說，日本城市汽車的擁有量比北京市大多了，人家就是靠收取擁堵費解決的。你不想出擁堵費就不出車或出車走輔路；你有急事要辦，就不在乎那點兒擁堵費了。不管是本地車還是外地車，是平等的。
對于行車的事情我不熟悉，因為我沒車也不開車，但是他說的學生入學的事情我是熟悉的，因為我當過老師，從小學當到中學乃至大學。到現在我還習慣別人叫我“陶老師”。他說他的大孩子（女兒）是靠拿借讀費上的北京市范圍內的小學。借讀費都上萬啊！等到他兒子上學時政府不準收取外地人孩子借讀費了，學校有學校的辦法，收取“捐資助學金”，他還拿一萬元，其他有的拿幾千元。其實我明白什么叫“助學金”？若說“助學金”的話，應該是學校發給學生的，怎么成了收取學生的呢？真的是倒轉乾坤了！而這“捐資助學金”關鍵在于“捐資”，捐資干什么？是學校用了。那就應該改叫捐資辦學金。既然是“捐資”，那么就在于“捐”了。誰都明白，捐獻是自愿的，而不是硬性規定的。再說，捐獻為什么北京人的學生家庭不捐獻，只讓外地人的學生家庭捐獻啊？這就是不平等。不平等對大人來說，已經認可了。誰讓你是外地人了？誰讓你來北京了？如果你返回當地，你不就不是外地人了嘛？活該好喪！但是，對于孩子們來說，這就是他們一生的自卑。他們從小就被老師和同學成為外地人、借讀生。他們還不是這個學校的主人，他們是二等學生，要負擔超學生的費用才能跟一等學生同堂上課學習。一個剛剛懂事記事的孩子，心靈上留下這樣的創傷，有利于他的健康成長嗎？我想，他們對這樣的學校是很難熱愛的。如果他們明白，這是北京市的領導給他們造成的，他們恐怕要牽怨北京市的，他們對北京市能熱愛嗎？倘若他們明白這不單純是一個北京市的問題，這是社會問題，是國家現行制度造成的，那么他就要牽怨于社會甚至是國家。他們長大了，不崇洋媚外才怪哩！讓他們愛國自然就難了。由此我說眼下不趕緊打破北京人和外地人的界限將后患無窮！
北京市出臺的我知道的是另一個“治堵”的規定，就是這個受害車主說的搖號買車。搖號也是限于北京人的。外地人需要連續納稅5年，有房居住5年，而且確實無車的人才可以去參加搖號。第一條就把你給否了，能在北京市內創業是很不容易的，不經過幾次失敗、幾番折騰（“不折騰”那是一廂情愿）很難一帆風順（這只是個愿望）。所以不中斷，能連續的太少太少了！就連前面說的那個車主都感覺到“不容易”了，你說對于外地人來說，那不就更不容易了！不公平，極大的不公平！胡主席這次訪美還向美國人承諾說“美國的企業家到中國投資辦企業，可要享受正常的國民待遇”。那么到北京從商或打工的外地的建設者怎么就不能享受正常的北京市民的待遇呢？北京人打防疫針，外地務工、從商人員沒份，如果他們得病了不照樣傳染給北京人？嗎！北京人65歲的老人乘車、逛公園免票，在京的外地人同齡的就沒份。公交車是北京市的，那么公園也是北京市私有的嗎？天安門城樓是北京自己的嗎？鳥巢是國家的，是向各省市酬錢興建的，還是北京人自己的嗎？照實說北京是全國人民的北京，不只是北京人的北京。現在我不知道，在計劃經濟時代，北京是全國的重點保護和維護對象，北京的快速發展是全國人民大力支持的結果。作為北京人是不該忘本的！到了新時期沒有外地人的涌入，建筑那么多高樓北京人住得了嗎？有必要建樓和擴建新城區嗎？再說建樓房也好，修路建橋也好，修地鐵也好，你到工地上看看，有幾個北京人？就連北京市的政協委員吳江都承認：“現在的北京基本就是外地人建設起來的……”作為北京市的高官都正視和承認了這樣的現實，難道普通北京人就揣著明白裝糊涂理直氣壯鄙視外地人、蠻不講理欺負外地人嗎？

有些事情真是很難讓人想通的！北京人瞧不起外地人，根由就在于此，他們得了大便宜，卻又（盡管是少部分）心態不端：外地人在北京發財了，嫉妒人家；外地人不如他了，又鄙視人家。有的下崗、失業了，還認為外地人奪了他們的飯碗，還有的認為外地人使北京的交通緊張了（政府出臺的“治堵”措施就表明了），使社會治安成問題了。當然，也確實有外地人不干好事的。人群就是有良莠之別嘛，難道北京人就沒有違法犯罪的嗎？何況當今社會治安的問題都沒有往深層次追究，那是一個簡單的外地人進入的問題嗎？“改開”之后，不僅僅是外地人了，連外國人都跟走平道似地“開進來”了，本國的外地人就是問題了？我最近從電視上看到，外國人以考古和旅游的名義，到我們軍事要地竊繪地圖。其中有不少的所謂“國際友人”就干間諜活動。看了之后，我真為國家的安全擔憂。我一直在擔心：“北京歡迎您”的奧運會期間，有沒有類似的“國際友人”竊取了我們國家的什么機密？我想，倘若有也不能說啊，因為不好說，咱們要做出大國樣子的，別讓世人小瞧了！
治堵也好，治安也好（包括維穩），我想應該借鑒國醫治病的辦法。中醫治病常說是治本。我覺得這里的本不單是標本的本、根本的本。本就是本身，是自身，是自身的免疫力。中醫是治得病的人，西醫是治人得的病。中醫靠調理病人抵御疾病的能力，讓病體自身的免疫力戰勝疾病，就是御病祛邪，恢復健康。自身強壯了，邪不干正，永保健康。按國醫的邏輯，倘若國家和社會上出了問題了，就必須從執政黨自身找原因。中醫主張的“辨證施治（或論治）”是兩段事，辨證（也是癥）就是把脈看相探求病人的發病原因，根據病人的病因、癥狀、脈象等，結合中醫理論，全面分析做出判斷，進行治療。而治療的方向不同于西醫直接對向病灶，有炎癥就消炎，有潰爛就割除，不是的；它是從病人的經絡、氣血的運行和生理飲食的運化上找原因，不通了就解通，不平衡了就補平。就是靠虛實進補達到陰陽平衡，使其自身機理恢復正常了，病灶也就消除了，就恢復健康（痊愈）了。治病是這樣，治國也是這樣，要實現清明政治、和諧小康，就必須跟中醫學習。現在這樣崇尚國學，為什么不發揚國醫的精華？孫中山是學醫的，他不可能不借鑒中醫的主張。魯迅是學醫的，同樣他是注重中醫理論的，只不過他沒得掌權治國而已。毛主席崇尚魯迅，說他在文學家之外，是思想家，也是革命家（最有戰斗精神），倘若他也能走進紅軍隊伍中來，一準是個政治家。毛主席沒學醫，但他很懂國學（我認為他比現在稱得上國學大師的人物還懂國學），他把國學（現在另有說法，叫傳統文化）中知識、思想、理論，經過他所說的批判地繼承，為自己所用，豐富了自己的理論，充實了自己的思想。他的思想才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結晶。他不相信西醫，有病拒絕醫療組的建議。他反對諱疾忌醫，他怎么能自己還諱疾忌醫呢？他就是相信自身免疫力的恢復，他是要在自身上下功夫。他被人民和老一輩革命家選擇為革命的帶路人，革命勝利后被推到國家主宰的權位上，承擔起治黨和治國的重任，他還是要從強化自身做起。他的個人修身表明了，黨內的吐故納新也表明了。現在，我們黨不吐故納新了，或說是只納新不吐故了。只有犯了法才開除黨籍，而且名義上是納新，實際上是把根本就不信仰馬列、毛澤東思想的，不以共產主義為奮斗目標的，只為自己發財的私人企業主（這里我不說資本家）都納進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讓剝削者跟被剝削者一起“攪馬勺”，還怨人家自由化的資產階級要你讓權嗎？搞資本主義，共產黨就不如資產階級有經驗嘛！說得形象點兒，羊頭再有權威，它能領導狼群嗎？
話說遠了，北京人（不是全部）盡管瞧不起外地人，可是又離不開外地人。我是1993年到北京的，為了體驗在北京過年的滋味，第一個春節我正月初三才上車回老家。在過年（春節）期間，外地人都回老家了，賣菜的、賣米的、掃大街的、運垃圾的……都走了，這時北京人受憋了。那是剛剛開始呀，北京人知道他們的生活跟外地人息息相關了。而今天，北京的所謂“流動人口”（不是一走一過的）已經接近1000萬，倘若沒有這1000萬外地人（據前年公布的統計數字，常住而沒有落戶的外地人占北京市總人口的29%，北京常住人口1972萬，其中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動人口726萬），北京還能想發展嗎？我越想越憋不住。于是，我就質問那個盛氣凌人的女車主：
“你不要輕視外地人，你該感謝外地人的。沒有外地人北京發展不到今天的程度，恐怕你也買不起車的，搖號搖到手也白費！”

我的話引起一片叫好聲。我留意看了，圍觀的不全是外地人，有的就是附近小區的北京人。那個趾高氣揚、不可一世的女車主沒敢再說我什么。我就對“肇事者”說：“你報警，讓警察給斷吧！”可是那個“肇事者”是沒有手機的。這時，那個壯男人（就是司機）把手機放在耳邊了。我估計是他報警了。
我回到公交站等車時，看來了一輛帶拖車設備的警車，開車的是交通警察。我就回去看他怎么裁斷。
警察在一個有墊板的工作用紙上邊記錄邊問那個“肇事者”：“你摔壞沒有？”那女人不明白是啥意思，吞吞吐吐地說她沒摔壞，只是跌倒了。警察還再次問她，以為她沒聽明白，她不說話了。我聽得出警察盤問的用心，就也跟她說：“你現在的感覺怎么樣？有沒有不適的感覺，比如腿疼、頭暈啊？”那女人卻說“沒事的！ ”。相比之下，我的心里開始佩服這個“肇事者”了：倘若她也跟前面我說的　那個老　太太似的，就說哪哪不舒服了，車主就得給拉到醫院檢查檢查，就是檢查不出什么毛病，診察費車主還是要承擔的。這時警察回頭往上看看，那是記下了這個方位，又把那個司機的證件做了記錄。警察的結論是司機負全責，是他進三環轉彎沒給自行車讓路造成的。這回用北京人的話講：他沒脾氣了。就在這樣的情況下，那個女車主還提示警察讓“肇事者”拿暫住證，“肇事者”說沒有暫住證。但是，警察也沒在乎，放她走。“受害者”們實在沒面子了，那個誰也不像的姑娘臨上車還抓住“肇事者”的車把說：“我告訴你，你今后注意吧，今天算是你幸運了……”我理解，他們是下不來臺了。我心里說：“今天幸運的是她，更是你們！”我不想對于失敗者再討伐了，就對著警察說：“小同志，你真的是人民警察！我替這個“肇事者”謝謝你！”又是一片叫好聲。
這位交通警察處理完一項交通事故，而且雙方什么意見都沒再說出，圓滿完成一次出警任務，心里是坦然的。順便聽到了我的一句贊許，自然也是認同的。于是，我倆到他警車旁又多聊了幾句。我們正談的時候，人群中的一個瘦小的干巴老頭（比我大不了幾歲）走到跟前，他說有一個目擊者跟他說，那輛車是往三環路上開，沒得機會又退回來，與自行車相撞的。因為自行車已經離開了原地，“肇事者”又自認為是自己的責任，根本沒說事情的經過。而警察到現場的判斷所得的結論盡管不是根據司機退車的原因，但判斷的責任者方是不錯的。司機沒提出異義，足見他們是知道自己理虧的。現在，一些人在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錯亂的時候，失去了做人的準則規范，沒理的要找理，甚至強詞奪理；有理的無處說理的現象到處發生，一個照行公務的警察行為就能起到示范作用，不是值得發人深省嗎？這就是我以前說的，當官的不貪，還用表揚嗎？那不是正常的嘛！正常的變成稀有了，而本該是少有的卻變成大量的甚至是普遍的了，難道這個社會是正常的嗎？
這個警察比我兒子還小一歲，我們談得很投機。我告訴他，我在北京已經有了兩個警察小朋友了，一個是府右街派出所的科長，一個是天安門分局紀檢書記。他們都是接受我教育的跟我相處的。我對他們的要求并不高。我就說你們要記著，警察前面還有“人民”倆字。這倆字可太重要了，沒有了絕對不可。我小時候有個同學，他父親就是（舊）警察，一直是當地的管制對象，他在同學當中就很自卑，我很同情他。咱們是新社會了，負責當地社會治安的不叫警察，那時都叫公安助理、縣公安局里的特派員（工作人員），也不叫警察，通稱公安干部。我就說，現在你們叫警察了，必須加上“人民”倆字，假如就跟舊警察沒什么區別，那就變質了！有一年的人代會上有人提議要把人民幣的“人民”倆字去掉，我寫文章批判了。他問“不叫人民幣叫啥？”我一時忘了，過后想起來了，叫“中華元”，這顯然是跟美國學的。我就想，這個提案人怎么不把自己的姓氏也改成美國式的呢？美國人放的屁你怎么不搜集起來裝入高壓瓶里當氧氣來吸呀？我在北京遇到了第三位真正或稱得起的人民警察，我得當寶貝似的。于是讓他留下了聯系電話，他的名字叫于強。
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黨執政的國家機器也是為人民服務的。不用“最廣大”，其實“人民”不是公民，更不是國民，它的含義再廣大也不能把與人民對立的人包括進來。人民是有階級性的，就是占國民的95%以上，共產黨就是靠這95%起家的，就是該為這95%服務的。可是，有的共產黨人卻在為資產階級保駕護航，卻在為資本家服務；有的本身干脆就是資本家了，但是他還穿著共產黨的外衣。又要開“兩會”了，大家留心看吧，看看有多少這樣的假共產黨人走進了人民大會堂？
對“最廣大”的提法我是非議的，在我以前的文章中做過分析。我們黨“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提法，就給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提供了要把共產黨改為社會黨或社會民主黨的根據。別說共產黨了，就是國民黨也沒能代表廣大國民的根本利益。他們是打著國民的旗號實際上代表地主、資產階級和官僚買辦的根本利益。“最廣大”是兩個意思：“廣大”和“最大”。廣是范圍，最是層度，“最”和“廣”是不該從屬和互相修飾的。如果不顧語法的錯誤硬性結合起來用的話，那只能理解為廣而無邊，最而無限。無邊無限的人民還是“人民”的范疇嗎？很明顯就是要把那個5%也納入共產黨的服務對象中來。為各階級（現在說階層了）服務的黨還是共產黨嗎？把人民擴大化了實際就是國民。對于國民來說，有時利益是相同的，有時是相對的、相悖的。你若維護剝削者的根本利益，就損害了勞動者的根本利益；你若維護勞動者的根本利益，就必須取消剝削者的根本利益。兩者利益都維護，共產黨是辦不到的。若能辦到既維護了剝削者的利益，也維護了勞動者的利益，那就不是共產黨了。就是提倡“中庸”之道的孔子不也落空了嗎！何況我們不能把共產黨改造成中庸黨吧！因此，我說這樣的“代表”既落實不了，也踐行不了，是空話。毛主席說的代表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夠了。現在，我看到的“最”用得最多的是“要追求利益（或利潤）的最大化”。我看到的“廣”用得最多的是“廣開財源”、“廣泛聯系”、“廣交朋友”，目的就是發財升官，就是廣泛聚斂錢財，成為千萬富翁（或富婆）、億萬富翁。我看到“大“字用得最多的就是“大款”、“大腕”、“大師”（假的多），還有“大貪官”、“大毒梟”、“江洋大盜”。這樣的“最、廣、大”我實在不敢恭維！
“為人民服務”也不是泛泛的，而是具體的。就說于強同志出警的事吧，為人民服務是他的宗旨，為人民服務就是給人民辦事，是人民的勤務員（現在改了，不叫勤務員了，叫公務員了，那就是給公家服務了，實際是為長官服務的）。人民的勤務員就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日報》宣傳介紹我黨的高級領導干部的楷模鄭培民的整版報道題目就是《公仆本色》。黨員干部無論你干到哪一級，必須保持鄭培民那樣的公仆本色。在給人民辦事的過程中，就要維護公正、公平和正義。因為人民當中，在某些人那里也有利益相對或相悖的時候。就說前面的交通事故吧，如果于強把責任斷給那個外地女人，他維護了車主的利益，也是在為人民辦事，也屬于為人民服務。可是，他失去了原則，未能維護公正、公平和正義，就喪失了交警的天職。所以，我說為人民服務不是空虛的漂亮話，是有實質性的。服務，首先是服從。服從誰？這可是個關鍵性問題了。人民的勤務員不單是服從長官，而更是要服從真理、服從公理、服從法理、服從天理。有人說什么“硬道理”，我不跟著說。因為道理沒有軟硬之分，只能是有沒有，或成立不成立。道理當中就有真理、公理、法理和天理等。真理有絕對真理和相對真理之分，沒有軟硬之分；公理有廣義公理和狹義公理之分，也沒有軟硬之分：法理就更不用說了，但是掌握在什么人手里，就有良法和惡法之分，但也沒有軟硬之分；至于天理就是自然規律，所謂“天理難容”那個就是上天的懲罰，也就是大自然的懲罰。對于“天理”來說就更沒有軟硬之分了。近幾年世界各地發生的地震、海嘯、泥石流以及冰凍和干旱等等自然災害，就是人類違反了“天理”而遭到的懲罰。有人在否定毛主席的時候也說，毛主席強調的“人定勝天”違反了天理或天意。尤其涉及到“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與人斗其樂無窮！”就認為毛主席錯了。其實這些人都未能真正理解毛主席的話中真意。毛主席說的人定勝天里的“人定”是“人定亥時”里的“定”，不是“一定”的“定”。老人家說的“定”就心神的安定，人的定力，也就是胡主席說的“聚精會神搞建設”的意思。全國人民心神安定了，精力集中專一了，也就是全國人民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了，什么人間奇跡都可以造出來了。這就是勝天了。“勝天”是勝似的“勝”，“天”是“天成圓滿”的天，是自然天成的意思。這樣就可以與天比齊了，“欲與天公試比高”嘛！其實就是要順應天意，也就是順應自然規律，取得上天要求達到的效果。這里，老人家決不是號召我們中國人造自然規律的反。所說的“戰天斗地”和“改天換地”都說的是改變中國的落后面貌，是鼓勵我們要不怕困難，敢于取勝。“天翻地覆慨而慷”這里的天翻地覆就是形容國家的面貌大變樣了，能說成是天翻個了，地也翻個了嗎？至于“三斗”無窮說，說毛主席好斗，我覺得這里的“斗”是奮斗和力爭，老人家是主張斗爭求團結的，他不是屈辱求和諧。他一再強調批評——團結——批評，最后達到真正的團結，或實現真正團結的。他反對無原則的團結，更反對無原則讓步的團結。解決內部矛盾是這樣，解決階級矛盾就是斗爭求和解，解決民族矛盾、對付外敵侵略是斗爭求和平。這里的“與人斗”里的人泛指所有人，包括同志，也包括對落后同志的幫助，對反動營壘里的人的改造，還包括對敵人的爭取。這些都屬于“斗”的對象，有什么不好呢？我們現在的外交就缺乏這種“斗”的精神，難道不是嗎！
于強同志的出警就是符合民心的，符合法理的，符合天理的。他這樣的為人民服務才是真正的為人民服務！所以，我說他是人民警察。如果，我們公安戰線的同志們都能達到于強的服務水準（其實很簡單，就是秉公執法），我們的社會自然就穩定了。胡主席希望的和諧社會也不難實現的。
我多么希望于強同志的作為能夠普及，不僅在公安戰線普及，在其他各條戰線都能普及。其實愛民就是為人民服務，簡單極了！給中國人民做了巨大貢獻的頂級科學家錢學森老都說：“我作為一名中國的科技工作者，活著的目的就是為人民服務。”他為人民服務的體現是制造原子彈、發展航天事業。咱們普通人為人民服務的體現，就是給人民辦事，而不單是給領導辦事。如果領導你的人是為人民服務的，你聽他的指示，服從他的安排，那就實現了為人民服務的目的。如果你的領導是在為他自己謀利益，你還聽他的，效忠于他，那就是為他個人服務了。
這就是擺在我黨和國家機器中各個部位的工作人員面前，應該把握的工作原則。否則，違背了為人民服務的方向和宗旨，你干得越起勁兒對人民的危害就越大，不僅僅是無功便是過了，而是有罪了。試想一下，于強同志這次出警如果筆頭一歪歪，那是怎么樣的結果？就是那個“肇事者”冤枉了，她又能怎么樣？也許她賠不起，也許她借了錢賠償了車主，但是，她這個年怎么過？200元錢在車主那里不算是多大的錢，而在那個被真正的肇事者坑害了的小女人手里，卻是個不小的一筆開銷！尤其是被冤枉的開銷，她心里能平衡嗎？那個誰都不像的車主方的姑娘說她是幸運的，其實也沒說錯；倘若這次出警的不是于強，能管保是這樣的處理結果嗎？我也真該為那個“肇事者”慶幸的！但是，我總覺得還沒到時候，我想終有一天，我要為全國人民，為我們中華民族慶幸一把的！

　2011年1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