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鄉期間，天天同苗鄉的最基層干部——組長（原生產隊長）滾在一起。他們的恩怨、挫折，歡樂與痛苦，時時在我的腦中浮現，激起我的思緒，撥動我的心弦。我試圖用笨拙的筆留住那一張張生動的面孔來回想、來思索、來玩味，盡管他們是那樣的平凡、卑微，但卻是那么地真實。

    鐵寨組是一個不大的自然寨，居住集中，30戶左右的人家都緊緊地依傍在山腰下的河邊。一泡水牛尿可以從寨頭流到寨尾。盡管如此，要把村民們招攏來開會卻是很不容易。

    “開會啦——開會啦！”組長高富發已挨家挨戶喊了三遍；從7點到9點，村民們稀稀拉拉的總到不齊，一些先到的村民早已等得不耐煩了：“快點開會！再不開會我們回家去了。”我只好親自跟著組長去挨戶“請”人。

    春雨連綿不斷，窄窄的道路被牛蹄踏得稀爛，一步一滑。組長高富發在一棟被炊煙熏得漆黑的木屋前停下，敲了敲門：“狗旦、狗旦，開會了。”從屋里傳出粗聲的回答：“緊喊什么卵，老子睡覺了。”我走上前把門重重地捶了幾下，并把明亮的3節電筒從那破窗口照射進去，“我是工作組！馬上起來開會。”工作組還有明亮的手電筒在鄉下人心目中的份量畢競不同，但見帳影掀動，夾著兩聲小孩的哭鬧，赤條條的跳下一個漢子。忙不迭地穿衣捆褲帶“喲呵！是同志啊，我來，跟倒就來。”隱約還聽見婦人哄小孩：“莫哭，莫哭，工作組捉人哩。”繞過一個田坎，是一棟新修磚房，鬧喳喳的里面有一群人圍著火坑烤火。“召兒，召兒，開會啦”，組長在大聲喊著。但聽屋里七嘴八舌，夾著大聲笑鬧：“哈！狗腿子又來了。”我于是作嚴肅狀，厲聲訓斥了幾句，一個老頭子打開門，點頭哈腰地作解釋：“同志，你莫見怪，我們就來，就來。”

    如此喊了一圈，村民們總算勉強來齊了，看看時間已是夜半十點多鐘了，只得長話短講，一個小時就結了會。這一夜，我住在鐵寨，并與組長富發同床而睡，滿床的跳蚤，虱子，還有組長那打雷似的鼾聲一并向我襲來，使我一夜未能合眼。

    永久村有3個自然寨，故分作5個組。除去三大主干外，共有5個組長。組長們都具有高小或初中的文化程度，年齡在50歲以上且均已做爺爺了，此外組長們還有一個共同之處，即都是集體化時的生產隊長，田土到戶以后由隊長自然過渡為組長。多年來一直無任何變動，村民們仍習慣地沿用“隊長”稱呼，據說也改選過幾次組長，但投票結果，選出的不是白癡就是殘疾人，只好不作數。近幾年高初中畢業回鄉成家的青年越來越越多了，簽于組長們年事已高，村黨支部動員幾個有文化的青年農民接替組長工作，青年們回答的頗干脆；“哪個做你那些。”

    于是，組長們年復一年地任職，帶著生產隊長的痕跡，托著各自家庭沉重負載，奇跡般地跨入了九十年代。

    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后，村民們不要管了，出工不需分派了，組長們亦失去了做“生產隊長”的威風，雖覺得有些悵然若失，倒也得到許多清閑自在。每年只去鄉政府或村里開二至三次村干部會。回寨子分配一下肥料指標，統銷糧指標，宣傳一下菜油、糧食統購任務。近幾年組長們已不收合同兌現款了，由村辨林場統一開支，看來組長這“官兒”極是容易當，只是報酬太少了點兒，全年值100元。

    一年四季或風或雨，組長們專注地把精力消耗在田里土里。大千世界的風云舒卷，從不打擾組長們的平靜生活，偶爾看看報紙，亦不過增添一些茶余飯后的話題。如果組長還算“官兒”的話，那實在是這世上最逍遙最無拘束最超脫的“官兒”了。

    無論如何，自從工作組下村社教以來，組長們平平靜靜的日子確實被打擾了。開會的次數多了，還有沒完沒了的學習，討論，十天半月開一次村民會，讓組長喊得口干舌燥不算，還得時常陪著工作組挨家挨戶上門去做工作，發動各戶上山造林，種地膜包谷，做計育手術，種“雙兩大”……“工作組來了硬是名堂多”——組長們如是說。事做過了，照例要念些嘮叨。

    “你們當干部的一個月100多，你當支書村長的一年補助七、八百也管它的，就拿我們當組長的一年100塊兒，也要天天和你們磨，真是背時黃牯曬日頭。”這是新寨組長王二向支書發牢騷的話，因為農業技術推廣現場會誤了組長們的幾個白工。

    王二名繼晃，已快60歲了，精力仍很旺盛，能吃能做亦會發牢騷。村民們皆尊稱他為“王隊長”，王二是大忙人，兒子去工廠了，兄弟也不在家，所以三家人活計全由王二一個人頂下來。一年要做十多畝田土，平時整天泡在田土里，很難在家里找到他。新寨村有一貧困戶喪失了勞力，家里的三畝良田連續幾年均是王二幫助耕耙，真想不出王二那精瘦的軀體里到底蘊藏有多少能量，王隊長不怕活計多，就怕白天開會耽擱陽春。只要兩天不做工，王二的手腳就會發脹發麻，憋得受不住，有時開會學習一直到天麻黑了，王二仍要挑兩擔牛屎糞下田。王二總是建議把開會、學習放在晚上。

    溪頭寨的組長李明云卻與王二恰恰相反，明云贊成白天開會，堅決反對把開會學習放在晚上，并振振有詞地：“我們都是幾十年的老黨員了嘛，還怕耽誤兩天工？”原來明云養了一屋的兒子，家中勞力充足，幾個兒子娶進媳婦，添了一群子孫，明云家已出現人多田少的趨勢。好在明云是生產隊長出身，很會計劃，門路亦多，又是育苗、又是制種，還買了一臺砸油機。把一屋的兒子、媳婦使喚得團團轉，很快便成了溪頭寨的首富。集體化時，明云就因會計劃而小有名氣，他指揮溪頭寨人在紅巖溪一帶開了許多新田，卻極力瞞報田畝，以致于溪頭寨實際田畝遠遠超出上級掌握的數目。因而每年完成上交任務后，溪頭寨人卻糧食充足從不挨餓。不謹如此，明云還在溪頭寨辦起了養殖場，林果場，小型加工業……把個小小溪頭寨經營得異常紅火。至今談及往昔的種種“壯舉”，明云便會興奮不已。

    巖寨是永久村最偏遠的一個組，翻過一座山，沿著那條清流的小河而上，河岸婷婷楊柳正在綻開新芽，煙雨空朦中，但見桃李花開、姹紫嫣紅；云霧繚繞，鳥語花香。呈現出一派寧靜、安祥——這就是巖寨給我的最初印象。陽春三月是一個令人心曠神怡的季節，田野、青山、農宅、炊煙……交織成一幅完美而又和諧的生活圖景，這景致令人陶醉亦令人遐想與沉思。

    然而，我卻沒有興致在自然美中沉醉，我注定要打破這小世界的恬靜，因為此行是搞計劃生育工作的。

    巖寨組長高隆旺，性情豪爽，喜飲大碗“包谷燒”，還愛大笑，笑時嗓門兒洪亮。到達巖寨時正碰上組長在寨頭自家責任田邊挖田水，口里還不停地哼著：“毛主席引來幸福水，千秋萬代那個水流長，哎呀哎嘿喲……”我走了過去，隆旺立即停止了活計，熱情地把我領到他家里，又是上茶又是送煙。隆旺老伴手腳很麻利，很快就弄上了陳年臘肉和“包谷燒”酒。在隆旺爽朗的笑聲中，我吃了一頓開心飯。

    是夜，組長找來了寨子上的育齡夫婦共計13對，其中已生三胎以上應馬上做手術的8對，夫婦們吵吵嚷嚷地坐了一大堂屋。我首先談了計劃生育的重大意義，緊接著宣讀了新頒布的有關條例，組長隆旺不時地旁邊附和，當提出要登記準備做手術時，會場上馬上引起哄鬧。

    “我們不做手術，保證不生可以嗎？”

    “我怕痛，不做！”

    “不得了，又要閹人了……”

    其中抵觸情緒最大的要數幾家有女無兒的超生戶。

    村民劉萬元已生四女，因膝下無子，此時吼聲最響，嚴然一副代言人身份：“計劃生育政策我們同意，但我們無兒戶實際問題你要幫助解決，沒有兒子，哪個幫我犁田，四個女兒出去了哪個為我送水送飯送終。”

    “我們沒有兒子受氣呀，吵架也被人家罵斷子絕孫，硬是直不起腰桿做人，莫講了，十個黃花女抵不上一個賴頭兒。”劉萬元老婆附和著。

    我連連作解釋，無奈音量太小，經不住眾人雜亂的聲音，倒是隆旺那振耳欲聾的嗓門兒大出風頭：“你劉萬元不講計劃要生育，我問你有多少錢交罰款？啊？！老了沒得人服侍，隊上可以五保，你鬧甚么！”

    “快莫講五保了，娘啊！去年五保戶張老和尚收了六百斤谷子，只打出兩百多斤米，人家只交谷殼，哪里夠吃，一家一家討飯下賤哩。”一個計育對象在反駁隆旺。

    隆旺正欲開門，卻見其老伴連連扯衣角并小聲叮囑：“你少講，莫得罪人，有工作隊在，讓他們講。”

    我急忙作解釋講解政策，聲音卻被另一個無兒戶搶了過去：“反正沒生兒子硬是不行，你看人家免發家五個兒子幾多雄，搶田水，爭嗮谷坪哪樣不占先，吵架打架幾時不占上風，就我們養女的命苦，哪樣都爭不贏人家。”

    “萬元你少放屁，你養了四、五個女還不停止，再生我問你拿什么養，喂蛆還是喂蚱螞子？！”不顧老伴阻止，隆旺的聲音再次壓住會場。

    “我們各人受窮各人認，不關人家的事”萬元老婆不冷不熱地說。

    “就是要管，不管就沒有王法了。”隆旺聲色俱厲。看來有些僵了，隆旺老伴連忙向大家道歉：“他是這個脾氣，你們莫和他計較”，并再三制止隆旺開口。

    熙熙攘攘中我又作了一翻耐心宣傳，那頭隆旺卻又和劉萬元接上了火，兩人都爭得面紅耳赤，隆旺那嗓門兒振得堂屋板壁直抖：“你公開違反國家政策、你犯法、你犯罪、公社就是要派人來趕你豬，拆你瓦，捉你進班房，捆索子游街，就地搶崩”……

    隆旺對劉萬元的一連串賭咒編排尚未停止，卻聽見“咚、”咚”兩聲，是吹火筒打在背心窩上的聲音，原來隆旺老伴見其再三得罪人，屢勸不聽，大發雷霆，揮動著吹火筒惡狠狠地向隆旺沖過去：“你個背時砍腦殼死的，你當了哪門子官，輪得到你來操心，喊你莫當那背時組長你硬是不聽，你充什么狠，一寨人你都開罪了，你得了什么卵處……”

    這一來，會場更亂得不可開交了，勸架的，起哄的，看熱鬧的，還有幾個穿開襠褲的小孩在喊：“加油、加油！”

    我趕緊上前幫忙把扭纏在一起的老倆口扯開，隆旺老伴罵聲不絕，隆旺則已是老淚縱橫，泣不成聲。幸而隆旺兒子媳婦就住隔壁，好說歹說硬是把婆婆拉走了。置此情形，我只好草草宣布散會。

    散會后我又安慰了隆旺許久，并對其敢于堅持原則，大膽開展開作的行為盡力贊揚了一通，隆旺總算平息了心氣，并對我講了許多知心話：“唉，也莫怪我那屋里人，這如今的人硬是開罪不起，前些年計劃生育我帶鄉政府人趕了巖生家的一頭豬，這如今他還記著，瞅個空挖你田坎，放牲口吃你莊稼，你又拿不到他，硬是吃許多啞巴虧哩。同志呀，你們是水，我們是石頭，水流走了，石頭流不動呀！你沒看見鐵寨富發隊長，比我還受氣哩，唉，莫講啦！”

    這一夜，我和隆旺兩人都未能合眼。

    鐵寨組長高富發是20多年的老隊長了，“學大寨”那幾年，公社組織“大戰龍骨坳”開梯田，引水上山，富發作為永久村的領隊帶了四十多個勞力投入這項工作，一干就是三年。后來參與抽水工程，在安裝抽水機時，柴油機傳動皮帶突然滑脫，從富發的腹部掃過，肚子被當場打破，滑溜溜的腸子流出了一大堆，富發硬是用雙手捧住慣進了肚子，強忍著疼痛自己走到山下公路上才一頭栽倒……幾個護送的人攔了一輛過路車，把富發送進了地區醫院，不知是醫院實在高明還是富發的生命力超出常人，總之，3個月后，富發仍在撐犁挑擔子抵頭等工。只是畢竟傷了些元氣，現在看上去總是一副有氣無力的樣子。據說當時公社王書記曾對他大力稱贊，并與公社黨委研究決定，不論富發任何時候出現困難，公社都給予補助照顧，后來王書記調回縣里又調走，公社也成了鄉政府亦更換了許多領導，王書記立的規定早被忘到爪哇國去了。

    批林批孔那幾年，大割“資本主義尾巴”，上級還派出了住村工作組來鐵寨抓典型，社員崇良家自留地處在生產隊田坎邊，崇良整自留地時，挖了生產隊的田坎，有人悄悄反映給工作組，于是由工作組決定，富發出面把崇良捆了一繩子交公社，因正處在運動當口，崇良被當作“資本主義”典型在公社關了幾天，還在趕場天被掛牌批斗了一次，這事崇良一直懷恨在心，每每想尋機會報復。

    對富發敵意最深的還是要數狗旦、猴三幾兄弟。原來集體化時狗旦家庭窮，其父連家仁半夜里偷了生產隊一擔包谷子被當場抓住，除索回所偷包谷、狠狠地批斗了幾次外還被富發安排去修黃石灘水庫，后來在修水庫時被倒塌的石頭砸死了。從此狗旦幾兄弟一直懷恨在心，認為其父是被富發害死的，并不時同富發發生磨擦。

    田土剛到戶那年，富發家分了一頭水牛。在山上吃草時無緣無故跌巖坎死了，有人懷疑是猴三推的。有一年富發父子幾人煉泥燒磚，一切準備就序時挖的坑突然崩塌，也不知道誰人弄了手腳，至今仍未有結果。

    兩年前出現特大旱災，上級政府下發了一批救濟糧，在分配救濟糧時，發生了激烈爭執。據說富發乘機扣發了幾家人的糧食多吃多占；對此一說富發堅持不承認。崇良，狗旦等則說得有根有據，最后只能不了了之。但到當年底年關一過，大年初一的大早頭，猴三就牽了一頭大黃牛進了富發的堂屋，當地有一風俗，大年初一各家各戶在堂屋拜奠祖宗，倘若誰家這一天被牛踏進堂屋則必將斷子絕孫或走背時運。富發受此大屈辱，便上鄉政府告狀。鄉政府本想派人去處理，但經查翻《法律》，發現牽牛進堂屋根本沒違反哪條哪款，只好把富發勸慰了一番。富發的兒子卻忍不下這口氣，拿了殺豬刀就找上猴三家論理，結果是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據說猴三的腸子被殺出來了，幸虧搶救及時，未出人命。幾天后，來了幾個公安局的把富發的兒子銬走了。談到此事，富發至今仍憤憤不平：“什么雞巴法律，專治好人不壓邪”。其實富發哪里知道，鄉政府亦是有苦說不出。上年政府組織劃龍舟比賽，發生了打架鬧事糾紛，鄉長親自去調解，竟也被人指著鼻子顛罵娘，鄉長大怒之下就要扯索子捆人。后經鄉司法員阻止并勸道：“捆人犯法”，鄉長無法，只好干咽下這口氣。

    為緩和鐵寨組的干群關系，我專門找了狗旦兄弟及崇良幾兄弟談話，原來這幾家人同樣能說出許多道道，搞出許多理由：“他當隊長的，共產黨員；憑什么欺壓我們老百姓，憑什么多吃多占，分田到戶時他富發就占了便宜，好田好地好牲口他都分得，我們就不服。這些年分統銷糧、分化肥，他當隊長的哪樣不多占不貪污，我就不相信，哼！”“這如今不比生產隊時，怕他整，怕他扣工分，扣口糧，講明的，現在哪個怕哪個？莊稼人不犯法，皇帝老子都莫想管……”幾家人竟也義憤填膺。我只能耐心，反復做些道德的宣傳教育，好不容易才平息了他們的怨氣，答應我以后不再鬧矛盾、找麻煩。

----寫于1992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