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成敗之外

辛若水

（一）超越是非

我覺得，對待文革，一定要有一種超越是非的態度。為什么要這樣呢？也只是因為文革中的是非是很難分清的。文革的歷史，確給人一種滄海橫流的感覺；在滄海橫流中，除了隨時代的大潮起伏之外，還有別的選擇么？文革是要把以往的歷史全都顛倒過來的，可我們現在呢，則把文革的歷史顛倒過來了。以否定的態度去敘述那段歷史，和以肯定的態度去敘述，確實是天淵之別。但是，文革的歷史卻是客觀的存在，既不會因為人們否定它，就變壞；也不會因為人們肯定它，就變好。文革究竟是好，還是壞，應該由歷史來判定。許多時候，歷史教科書都不怎么可信。我們不是經常指責日本政府修改歷史教科書，否定南京大屠殺嗎？歷史教科書是人們編的，而在編的時候，自然有一個指導思想；而在思想的指導下，歷史本身早就面目全非了。我們要評價一段歷史，如果只是看教科書，那不只是偷懶，而且會看背離那段歷史的真實。

不能光信白紙黑字，更要去調查真正經歷過那段歷史的人。就像對待文革那段歷史吧，普通的老百姓似乎并不在意對文革的全盤否定，在他們的眼中，文革就是中國歷史上最好的時代。那個時候，純潔的毛澤東思想武裝著人們的頭腦，天下太平，路不拾遺，戶不閉戶，可以說好得不得了。人人講奉獻，大公無私，沒有偷的，沒有搶的，更沒有賣淫、嫖娼的。整個社會彌漫著英雄主義，有一種積極向上的蓬勃朝氣。而老百姓在懷念那個時代的時候，又總會與現在對比。現在的物質生活水平提高了，人民生活富裕了，但是，老百姓都很清楚，所以能夠如此，全是毛澤東時代打下的底子。但是我們現在的觀念，卻是和毛澤東時代顛倒著的。當然任何時代，都會講天下為公。但是，真正的天下為公，恐怕還在毛澤東時代，而在我們現在信奉的卻是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對毛澤東“三七”開，這是我們熟知的；但是，老百姓似乎懶得理會這個。在老百姓的心里，毛澤東的地位，永遠都是神圣的。文革是不是錯誤，這誰說的清呢？但現在，似乎歷史課本上說是錯的。但當我們把歷史課本的結論念給老百姓聽的時候，他們并不買帳。歷史課本還不是人編的，你等著吧，再過三百年，可能又要說文革的好話了。其實，何必再等三百年呢，現在不是很多人在講文革的好話嗎？把文革視為毛澤東的錯誤，這絕對是非常的高明。是錯誤，那就應該反對；但又是無產階級革命家犯的錯誤，那就可以原諒。在原諒的時候，不妨再夸贊幾句，文革也并不是一團漆黑的，那個時候的成就也很大，衛星上天，外交工作也打開新的局面，還有就是毛澤東“三個世界”的理論，今天不依然放射出熠熠光輝么？但是，是順著這么說下去就不妙了。于是，就此打住，并且嚴正聲明：這些成就并不是文革的成果，而是人們自覺抵制文革的結果。這也算得“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吧，但是誰又沒有自圓其說的本領呢？問題已經很清楚了，我們雖然講文革是大災難、大浩劫，但是，在普通老百姓那里，似乎總形不成大災難、大浩劫的概念。如果對老百姓來說，文革真是大災難、大浩劫，那應該人人如喪考妣一般啊。可為什么，我們聽不到普通老百姓的血淚控訴呢？原因只有一個，文革中的老百姓是沐浴在社會主義的陽光之下的。無論什么時候，最多的都是老百姓；老百姓不只沒有血淚控訴文革，甚至多少年后，依然說著文革的好話，這又說明了什么呢？血淚控訴文革的人，當然有，也就是那些挨批挨斗的知識分子和老干部；但是，這些知識分子和老干部，在人民群眾的汪洋大海里，又占多大比例呢？恐怕就是大海之一滴吧。我們即便要否定文革，有一點卻是沒法否認的，那就是文革是得到了人民擁護的，不過，這也可以解釋為，人民群眾上當受騙了。但是，說也奇怪，為什么人民群眾要心甘情愿地受毛澤東的騙呢？難道人民群眾都是傻瓜嗎？我們就是騙小孩子的一塊糖吃，他明白過來，也會打你一巴掌呢！可為什么上毛澤東騙的人民群眾，就是不覺悟呢？古人說過，得民心者得天下。在人民的心中，毛澤東是“與山河同在，與日月同輝”的。

（二）莫言成敗

我們知道一個說法，叫做“不以成敗論英雄”。那么，毛澤東的文革是成功了呢，還是失敗了呢？其實，不論成功，還是失敗，毛澤東都是大英雄、大豪杰的。當然，我們現在給文革的斷語是大災難、大浩劫。如果順著這推下去，制造大災難、大浩劫的人，又怎么會是大英雄、大豪杰呢？從沒有人講過，偉大的災難、偉大的浩劫吧。災難與浩劫永遠都不會偉大，而只會讓我們痛心。但是，文革讓多少人痛心，又讓多少人激情燃燒呢？當然，激情燃燒的人多，痛心的人少，就是痛心的人，在當時何嘗不激情燃燒呢？不過呢，激情燃燒的革命群眾，在文革過后，是不拿筆桿的，就是在文革中，也懶得動筆桿；而那些在文革中受苦受難的知識分子，一旦翻身得解放，那就拿起筆桿，訴起苦了。“你知道辣椒水么？你知道老虎凳么？我受的那個苦啊……”。知識分子的訴苦，確實幫助了另外一種政治；用知識分子的血淚去否定由億萬群眾參加的文革，確實不失為一種高明。既然文革被否定，那它就是失敗了。但如果我們把被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看，文革似乎又是步步勝利的。“一陣風雷驚世界，滿街紅綠走旌旗”，這種大革命的場景，在許多人眼里是大災難、大浩劫，但在人民群眾的眼里，又何嘗不是勝利呢？九大就宣稱文革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而是林彪作為毛澤東的繼承人被寫入了黨章。但是，要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的林彪集團，卻自我爆炸，折戟沉沙。把林彪事件作為文革的轉捩點并不錯，雖然大部分人們還是一倒地擁護文革，但許多人開始反思了。實際上，所謂的反思，也就兩個字，“懷疑”。文革中，不是講“懷疑一切”“打倒一切”么？人們開始懷疑“懷疑一切”“打倒一切”了。但是，懷疑歸懷疑，歷史還是在文革的軌道上運轉。實際上，在文革的勝利中，總是籠罩著黯淡的陰影。而這黯淡的陰影，就是權力的斗爭。誠然，權力的斗爭是任何時代都有的，只要人類存在，恐怕就無法消除陰謀秘計。但是，林彪，“四人幫”兩個反革命集團所搞的，確實烏煙瘴氣。有時候，我也在想，在文革中，就只有這兩個反革命集團么？許多問題，都被掩蓋了。我們知道，黨的健康力量終于戰勝了“四人幫”。但是，所謂的健康力量，又究竟是什么呢？

我們的邏輯前提，只是成王敗寇。如果“四人幫”篡權成功，那么他們反倒成了健康力量。蛀蟲與健康力量可以辯證地統一在一起，這也許并不奇怪。我們知道，文革是反對修正主義的，所以我們要否定文革，就必須說修正主義的概念模糊。既然修正主義概念模糊，那就不知道誰是修正主義了。但是，又有沒有修正主義呢？這誰說得準呢？這樣的戰士進入了無物之陣，當把匕首和投槍擲向無物之物的時候，無物之物早就逃脫了。歷史既然否定了文革，那必然沿著和文革相反的方向前進。于是，文革所力圖避免的大量財富向少數的人手中集中，出現一個新的貴族階層等等，就無可避免地成為了現實。按照新左派的觀點，中國已經資本主義化，或者說在補資本主義的課，這當然有點偏激，也未必就是實情；但是，許多問題卻是存在的。譬如對于官僚主義腐敗問題吧，人們一方面深惡痛決，另一方面又趨于認同。很顯然，生活在繁華盛世的人們，已經失掉了從根本上鏟除腐敗的決心。從根本上鏟除腐敗，說到底是一種革命理想主義。但是，這種革命理想主義也可以導致反革命暴亂，“六四”事件不就是沉痛的教訓么？有人講，能過“六四”那一關，是因為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但也有人講，是因為文革。我傾向于后一種觀點，很顯然，“六四”采用的就是文革的手段。我們雖然講革命理想主義怎么好，但卻不能認了真去，還是現實一點的好。什么叫做現實？現實就是吃飽飯。只要自己吃飽飯，什么都完事大吉了，至于什么“官僚主義”“腐敗問題”，那都是無所謂的。那么，毛澤東的文革，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從某種意義上講，確實成功了，那么轟轟烈烈的搞了十年，這本身就是一種成功；但是從另一面講，它又失敗了，它并沒有達到它的終極目的，也沒有找到一個歸宿；而且它力圖避免的東西，卻是幾十年后中國的現實，這不是失敗，又是什么呢？

（三）歷史的真精神

我覺得，在是非成敗之外，是有歷史的真精神的。激烈地否定文革的人，可能不愿承認在文革中，同樣激蕩著歷史的精神。不是說文革是大災難、大浩劫么？正是因為大災難、大浩劫的緣故，這歷史的真精神更強烈了。如果真要評價文革，我覺得狄更斯對英國工業革命的評價，對我們極有借鑒的意義。他說：“那是最美好的時代，那是最糟糕的年代；那是智慧的年頭，那是愚昧的年頭；那是信仰的時期，那是懷疑的時期；那是光明的季節，那是黑暗的季節；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們都在通往天堂，我們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很明顯，任何時代都是有兩面的，而文革時代的兩面性更加明顯。但是，我們現在只看到了文革作為大災難、大浩劫的一面，卻忽略了它作為中國革命頂峰，要實現世界大同的一面。我們縱然把文革說得一無是處，把它說為洪水猛獸或者牛鬼蛇神，它依然有正面的東西存在。而我們一旦發現了文革正面的東西，就會覺得所謂的大災難、大浩劫，實在掩蓋了太多美好的東西。文革中會有美好的東西？這是那些激烈地否定文革，又未曾經歷文革的人們，所難以想象的。因為這一方面超越了他們的常識，另一方又證明，他們被蒙蔽了。文革中講，被蒙蔽無罪，反戈一擊有功，但是我們現在就不這樣講了。文革中，所堅持的崇高革命理想錯了么？如果崇高革命理想錯了，那整個的中國革命都錯了。文革中，所講的大公無私、舍已為人、無私奉獻，這又錯了么？如果這錯了，那貪贓枉法、以權謀私倒對了。可以說，文革中，有太多正面的東西了；我們完全避開它正面的東西，而只抓住它所造成的文化上的災難與浩劫不放，那自然就會引發所謂的“全盤否定文革”，甚至“妖魔化文革”。知識分子在文革中所受的苦難與冤曲，應該得到同情，應該得到洗刷；但是，如果把文革的全部都看做制造了知識分子的苦難與冤曲，那就大大的錯了。當然，知識分子要否定文革，是沒有那么大力量的。真正能夠做到否定文革的，還是那些被文革打倒而終于翻身得解放的老干部，也可以說領導層。我講過的，文革是倒金字塔型的，也就是說它從根本上顛倒了客觀存在的等級制度，而把人民群眾凌架在了官僚機構之上。文革這樣做，一方面為從根本上鏟除腐敗，杜絕官僚主義，開辟了道路，另一方面也從根本上觸犯了領導者的利益。可以說，在文革中，做領導者是最讓人擔驚受怕的事情，因為說不準什么時候，就被群眾揪出來挨批挨斗。把人民群眾凌架在官僚機構之上，確實破壞了黨的民主集中制。更何況，義憤填膺的革命群眾，往往是非理性的，不分清紅皂白，就把領導者給批了，給斗了，甚至打死了。如此以來，冤假錯案，也就不可避免。張志新烈士曾經說過：“黨是不會殺害他的女兒的”，但是，張志新還是被殺害了，而且她被殺害的時候，在歷史的記年表上，文革早就結束了。評價文革是非常困難的，我們一方面不能忽略它高尚的動機；另一方面又不能忽略在一定領域動亂的、災難的現實。我們要找尋找的是歷史的真實，所以，既不會給文革歌功頌德，也不會為妖魔化文革吹喇叭抬轎。我以為文革時代，一方面糟得不能再糟，另一方面又好得不能再好。從文化的角度看文革確實糟得不能再糟，一切優秀的文化遺產都被貼上了“封資修”的標簽，著名的作家、學者挨批挨斗，甚至摧殘至死，可以說文化遭到了滅頂之災。但就在這糟得不能再糟的同時，不同樣有好得不能再好存在么？我們可以說文化的創世紀是徒勞的，但是八大樣板戲作為中國革命藝術的瑰寶，至今不依然是家喻戶曉么？歷史的真實既會讓詛咒它的人失望，也會讓贊美它的人失望。但是，你能夠說糟得不能再糟與好得不能好，就是文革那段歷史的真精神么？恐怕不能這樣說吧。林黛玉說過的，“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歷史的現實是糟得不能再糟，壓倒了好得不能再好。也就是說“西風壓倒了東風”。“西風烈，長空雁叫晨霜月”，也許革命的時代總給人一種“蒼山如海，殘陽如血”的感覺；但是，革命的嚴冬總會過去，中國正在以另一種方式講述著春天的故事。

（四）糟得不能再糟

在否定文革的人看來，文革確實糟得不能再糟。而實際上，在某些領域，也確實糟得不能再糟。對被打倒的那些干部來講，那確實是煉獄般的日子。干了一輩子革命，好不容易革命勝利了，沒想到要蹲自己人的牛棚。這在感情上，是不好接受的。其實，在歷朝歷代，都有如何對待功臣的問題。按照通例，功臣往往沒有好的結果，“狡兔盡，走狗烹；敵國亡，謀臣死”，這幾乎成為了必然。功臣遭到殺戮，是有多方面原因的，譬如功高震主，或者功臣自己驕傲自大。而處理功臣的問題，確實非常棘手，因為并沒有君主想養虎為患，更何況，臥榻之側，又豈容他人酣睡。歷史上，也只有劉秀，很好地處理了功臣問題，把云臺二十八將畫在凌煙閣上；至于其他的君主，卻類似于朱元璋的火燒慶功樓，而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已經算比較客氣的了。可以說，文革也沒有處理好革命功臣的問題；許多老干部、革命功臣，全都被當做反革命打倒了。我們且不說別人，就是三軍的總司令朱德，都被誣蔑為黑司令；由此，也可以想見文革那巨大的沖擊性。打倒革命功臣，這確實不好的；但是，我們知道，這打倒背后，依然有著高尚的動機。因為毛澤東是有很多憂慮的，他最擔心的就是這些革命功臣有一天驕傲起來，腐化了，墮落了，走到人民的反面去。但是，這種憂慮，并不就是現實。把自己的憂慮想象成現實，這是很可怕的。在漫長的革命歲月里，毛澤東最信任的就是那些革命的功臣。可為什么到文革中，毛澤東會對這些曾經一起出生入死的人失掉信心呢？文革的邏輯，當然是強悍的；在強悍的文革邏輯下，中國革命史變得面目全非了。在文革中起來的那些人，表現出對中國革命的極端無知；而因為極端無知，所以對歷史進行了極大歪曲，當然，這種歪曲服務于權力的斗爭。文革似乎深刻地揭示出了一點，并沒有真正的歷史，而只有人們的篡改與捏造。本來，歷史的書寫應該以歷史的真實為基礎；但是，為了服務于權力的斗爭，歷史的真實已經變得不再重要，而是想把歷史寫成什么樣子，那就是什么樣子。既然歷史可以被歪曲，甚至顛倒，那冤假錯案，就無法避免了。當然，冤假錯案是會被平反的；就是毛澤東自己也不相信，那么多的革命功臣都成了反革命、黑幫；但是，在那么多的證明材料面前，又不好說什么。然而，歷史本身，也讓毛澤東重新回到了事實，譬如他講朱德是紅司令，又對彭德懷說：“可能你是對的”，還講“陳毅同志，是個好同志”，并且參加了陳毅的追悼會。忠奸之辯，在文革中，是非常激烈的。誰是忠，誰是奸，這應該由歷史說了算。“周公惶恐流言日，王莽謙躬未篡時。若是當時便身死，一生真偽有誰知”。忠良，不會是叛國的林彪，也不會是唯恐天下不亂的“四人幫”；而恰恰是那些被冤曲的人。所以，到最后，毛澤東也在有意識地平衡政治的力量，譬如解放老干部，讓鄧小平復出，這都為粉碎“四人幫”奠定了基礎。政治斗爭是殘酷的，在這里面，我們幾乎找不到圣徒，卻會發現許多的卑污和血。但是，文革的政治，把毛澤東圣化了。其實，圣化和神化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所謂圣化，是把毛澤東當做圣人；所謂神化，則是把毛澤東當成神。神，屬于信仰的領域，而圣人，則屬于道德的領域。毛澤東在道德上是完美無缺的，我們甚至找不到他有什么私心雜念；同時，他的道德又與深厚的感情統一在一起。不是講圣人忘情嗎？但是，毛澤東卻是一個深情的圣人。雖然毛澤東并沒有把自己當做一個圣人，但在人們的心中，卻沒有懷疑過這一點。在毛澤東自然有“內圣外王”的追求；他說自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馬克思，只是搞了一些理論，并不曾指揮千軍萬馬；秦始皇，只是統一了天下，并沒有多么好的文采，也沒有多少精諶的理論。而毛澤東似乎集中了馬克思和秦始皇的優點，當然，不可避免地，也會帶有他們的缺點。毛澤東雖然把馬克思和秦始皇統一在了一起，但是，他卻以文革為自己一生事業的頂峰，也可以說是奮斗的終極。這個終極，究竟糟得不能再糟，還是好得不能再好呢？對待“焚書坑儒式”的無產階級專政，我們確實有一種情何以堪的感覺。

（五）好得不能再好

在文革中，糟得不能糟與好得不能再好，是并行不悖的；我們無論忽略哪一點，都會與歷史的事實不相符合。如果我們忽略了糟得不能再糟，就會粉飾文革，甚至歌頌文革；我們忽略了好得不能再好，就會否定文革，甚至污蔑文革。其實，污蔑文革的工作，已經做了很長時間了，而文革呢，不僅經得起否定，也經得起污蔑。我在想，什么時候，文革才能露出它本來的面目呢？大抵也只能等待時間的潮水把一切帶走。多少年代過去了，再也沒有了切身的利害，那個時候，我們就能識得文革的廬山真面目了。到那個時候，人們就會忘記文革糟得不能再糟的一面，而會記起它還有好得不能再好的一面。那么，文革又在哪些方面好得不能再好呢？我想，就在它理想的層面。文革擁有世界上最激動人心的理想；它把中國作為了世界紅色革命的策源地。文革的事業，實際上是無產階級解放全人類事業的一部分。同時，文革也在進行著一場烏托邦的試驗，而這種烏托邦的試驗，就是為了把中國引向共產主義。有人可能奇怪了，馬克思主義不是明確反對一切烏托邦嗎？它自己又怎么進行烏托邦的試驗呢？實際上，這是一種很深的誤解。只有不理解共產主義的人，才把共產主義當作一種烏托邦。而在真正的共產主義者那里，共產主義并不是烏托邦，而是必然的現實。空想與科學，有著很大的差別。空想的東西，是沒有法子變成現實的；但科學的東西，卻會必然地變成現實。那么，文革所進行的究竟是不是一場烏托邦的試驗呢？是，也不是。說是，因為那時所謂的共產主義，確實來自空想。共產主義，究竟是什么，恐怕是不好描述的。青年馬克思曾經說，共產主義是徹底的人道主義與徹底的自然主義的統一。完成了的人道主義，就是自然主義，這即是人的自然化；而完成了的自然主義，就是人道主義，這則是自然的人化。這種對共產主義的描述，很類似于中國古典哲學中的天人合一。但是，我們能夠說，共產主義就是天人合一，而天人合一就是共產主義嗎？很顯然，不能的。但是，共產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終極；天人合一是中國古典哲學的終極。作為終極，那必然有著很大的相似性。難道這是殊途同歸么？以前，我們不是講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嗎？我私下里揣摩，也許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儒學化吧。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當然是儒家文化，所以，馬克思主義要變成中國的，也只好儒學化了。當然，有人講過馬克思主義的儒學化，似乎并不怎么深入人心。文革的終極理想是非常美妙的，我們似乎沒有法子否定這么美妙的級極理想；如果否定了這終極理想，那也就從根本上否定了中國革命，而這比“告別革命”還要可怕。我覺得，文革早已化作了一種哲學的存在。當然，我們現在講文革哲學，可能帶有很大的貶義。而實際上，文革哲學是非常深刻的。那么，文革哲學深在哪里呢？我想，就深在它對人的思想改造工程。改造思想，觸及靈魂，這本是形而上的命題，但在文革中卻具有了實踐的意義。并且文革要改造的對象，恰恰是以思考為天職的知識分子。這種改造在多大程度上有意義，又究竟起到了什么效果呢？按照知識分子的描述，自然是靈魂的煉獄；而實際效果，卻是徒勞無功；因為改造來改造去，知識分子依然固我。如果要用現代的話來講這場觸及靈魂的革命，那也就是洗腦子。當然，我們現在的洗腦子，是為了賺大錢；但在當時，卻是服務于美妙而又高尚的終極的。無產階級專政是非常偉大的，而且是一種超越世俗的偉大；也就是說，它不僅對現實中的人專政，而且要對人的靈魂專政。靈魂的專政與靈魂深處爆發革命是一致的。當然，知識分子要反對這種對靈魂的專政了。文革好得不能再好的理想，恰恰建立在糟得不能再糟的現實基礎上。那么，文革的哲學，還有沒有意義呢？我贊同李澤厚先生的一個說法，他講，哲學并不許諾什么，但它表達希望。文革哲學同樣沒有許諾什么，但是它卻表達了人們最美好的希望。當然，文革失敗了，但是，它的希望是永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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