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臨社會現狀應考慮如何使弱勢群體獲利
誰都知道,當前困擾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貧富矛盾,但如何解決這一矛盾,卻見仁見智,眾說紛紜。民間普遍的看法是中國應該針對權貴、富人和精英階層加大反腐敗力度、征收房產稅、遺產稅以及不動產稅等調節貧富差距的手段,但事實上,這種思維卻暗藏著一個巨大的政治陷阱,黨中央的決策必須慎之又慎。
之所以說這種思維是政治陷阱,是因為貧富矛盾的日趨激化已經使得我們喪失了中低收入階層的大量民心,而此時如果再對權貴精英和富人階層動土的話,則勢必激起他們的強烈反抗,房價難降以及房產稅出臺所遭遇的阻力就是一大明證。
更為危險的是,中國的這群權貴資產階級已經與西方資本勢力在經濟、政治和思想上達成了牢固的同盟,他們已經里應外合,共同形成了反對社會主義政權、反對共產黨一黨執政的政治勢力。
由于掌握著龐大的資本、權力以及部分媒體等社會資源,這股黑惡勢力隨時能夠制造出各種破壞社會穩定的事件,危害社會主義政權,危害黨的執政地位,不要過于迷信我們對軍隊的控制力,和平時期的軍隊也已經遭到了腐敗的侵蝕,就像黨內可以出現篡逆者一樣,軍隊內部也不排除這種可能。
因此,要對中國社會動大手術,不要指望一蹴而就一勞永逸,幾十年積累的社會矛盾不可能在一夜之間解除,而如果找不到解除矛盾的辦法,那么,這種矛盾甚至可能激化而爆發類似前蘇聯一樣的政變。要知道,國內外這股圖謀篡逆的政治勢力隨時可能從中央高層找到自己的代言人,從而引爆政變的炸藥包。
三十年的改革開放給中國社會帶來的深刻變化已經使我黨處于“腳踩兩條船”的危險局面,一條船上坐的是權貴富人和精英階層,另一條船上坐的則是廣大的低收入群體,這兩條船就是困擾中國進一步發展的貧富矛盾。
富裕的那船人一個個在鼓起了口袋之后,紛紛認為自己的腦袋也是鼓鼓的,這些先富群體在思想上崇洋媚外,對西方的所謂民主政治制度大唱贊歌,主張按照西方模式大搞什么政治體制改革,實際上已經在思想上做了西方資本的俘虜。
而貧窮的另一條船人則充滿了對社會的不滿,他們的仇富心理在奈何不了富人之后卻紛紛將這種意識轉移到對一黨執政的不滿上,轉移到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不滿上,這些群體充滿全國的不滿情緒也構成了社會動亂的炸藥。
所以,解決中國的貧富矛盾是一項難度大、風險系數高的政治手術,而更可怕的是,這個手術的對象是一個充滿機關和玄機的爆炸裝置,稍有不慎觸碰哪根神經就可能會引發爆炸。而在其中,富人這一極則是最難啃的硬骨頭,所以,我認為,黨中央下一步的工作重點應該先避開這根難啃的硬骨頭,不去硬碰硬,而是轉而去關注相對貧窮的另一船人。
從富人身上割肉很困難,搞不好還會引起反抗和抵觸,但若是讓窮人紛紛找到富裕之路卻是一件相對容易的事,湖南的周強書記僅僅在開會的時候評點了一下旭日陽剛翻唱的《春天里》,這一對農民工組合就很快火遍了全國,而這,正是讓窮人富裕起來的一種新辦法。
原因是,人類社會已經不知不覺間從工業文明進入了信息社會,而信息社會的網絡媒體則為草根出名創造了條件,名正是營銷界和企業界津津樂道的品牌價值,是一項無形資產,它不僅存在于企業,也存在于個人,無形資產可以變為有形資產,即有名就能有利,而這正是讓窮人富裕起來的新辦法。
這種新辦法絕不是靈光乍現般的偶然的創意,而是有其內在的歷史必然規律——生產力的發展已經使得人類進入了腦力勞動的時代,而腦力勞動則可以通過精神產品的生產和傳播為勞動者創造知識產權和品牌價值,從而形成勞動者的無形資產,因此,腦力勞動者不再是勞動力,而是可以變身為無形資產的主人,進而成為一種新型的資本家,所謂的無產者也都可以成為無形資產者。
對于這一理論,我已經在《智本論》一書中進行了系統的闡述,按照這一思想,無產者可以搖身一變而成為無形資產者,只要黨幫助他們實現從無形資產向有形資產的轉變,共同富裕就從理想變成現實,這也是我策劃義丐徐超當明星以義取利的最終目的,即在腦力勞動可以創造無形資產的條件下,再也沒有任何人可以說是無產者了,即使一個衣衫襤褸的乞丐只要出名就質變為有產者。
我用十年的獨立思考而產生的這一思想體系是站在馬克思的肩膀上取得的,是對改革開放三十年這一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的反復閱讀而形成的,是運用從毛澤東的紅寶書中學來的辯證法思維而發現的。正如思想是共有共享的一樣,理論也是時代的作品,它不是理論家的私有財產,誰認識到就屬于誰。
整個人類歷史將共產主義運動的最后一棒托付給了中國共產黨,也把千難萬險的考驗和挑戰交給了黨中央,能否帶領中國人民走出這片充滿暗礁與漩渦密布的激流險灘,為全人類迎來一個偉大的嶄新時代,這一時代難題無時不刻不在拷問著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智慧、美德和胸襟。
但毫無疑問,如果“腳踩貧富兩條船”的中國共產黨不能解決這個貧富矛盾,就會反過來被這個貧富矛盾所撕裂!到那時,葬送的絕對不只是幾個權力者的歷史名節,而且還將葬送中國大多數貧困群體的幸福生活!葬送老一輩革命家和無數革命先烈拋頭顱灑熱血換來的社會主義政權!葬送整個中華民族的歷史命運!葬送整個世界的共產主義運動!而面對如此艱巨的歷史重托,又有誰的個人名節能擔負得起呢?
在21世紀這個人類歷史新舊交替的轉折路口,在中華民族面臨新的道路選擇的十字路口,在西方資本仍在圖謀繼續壓迫中華民族的全球化時代,歷代中國的往圣先賢們、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鄧小平等一大批老一輩革命家們、還有整個炎黃子孫的列祖列宗以及千秋萬世的后世子孫們,都已經將穿越時空的目光射向了北京中南海,射向了當今的中國共產黨人——中國到底應該何去何從?是到了應該決斷的時刻了!
《智本論》作者相曉冬2011年1月5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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