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是不是社會主義！？

                評劉吉的“我國以前搞的是貧窮的假社會主義”
 
                                             老漢

   只聽說過共產主義的標準：它是一個生產力高度發展、物質非常豐富、道德非常高尚、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社會，沒有聽說過貧富也是區分真假社會主義的標準，不過在中國就有人發展了馬列主義，譬如前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劉吉就說過，“我國以前搞的是“貧窮的假社會主義”（《中國改革》內部版，2006年第17期）。 這就是為什么中國要搞改革的理論依據，也就是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發展是硬道理”的理論依據。從這里我們就可以看到搞改革的明確目的，就是要把過去貧窮的“假社會主義”和“不是社會主義”要改革成為富裕的“真社會主義”，30多年過去了，按照總設計師的話應該要用實踐檢驗一下了，是否改掉了“假社會主義”，實現了“真社會主義”！

  前30年的社會主義被無賴學者惡毒攻擊成了人類歷史上最悲慘的時代，饑寒交迫、餓死人的年代，是要血腥票證的年代。他們就是以現象來攻擊本質， 社會主義是一個向共產主義過度的社會，這個過渡可能需要很長時間，他是在一個原有社會基礎上逐步富裕的社會，因此貧富不是社會主義的標準。社會主義的標準，主要看勞動生產者是不是國家主人？生產資料公有化是否占主導地位？工農是不是逐步擺脫剝削和壓迫？生產力的發展是不是超過資本主義社會？人民是否有勞動權、就學權、就醫權、住房權、養老權等社會保障？在物質分配上是否平等？是否堅持以馬列主義為指導，向群眾進行共產主義思想的教育？具備了這些條件，雖然仍然貧困也屬于社會主義。如果不具備這些，雖然富裕也不屬于社會主義。

  現在我們就用述上幾條標準來衡量，看看30年以前的社會是不是社會主義？

  一、看看30年前工農是不是國家的主人，是否逐步擺脫了剝削和壓迫？新中國成立，進行了土地改革，農民從地主的剝削和壓迫下解放出來，以后走上了集體化的道路，成了主宰土地的主人，實行按勞分配。在城市沒收官僚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以后進行了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工人擺脫了資本家的剝削和壓迫，成了工廠的主人，實行按勞分配，工廠管理采用“兩參一改三結合”的鞍鋼憲法， 即“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程技術人員、管理者和工人在生產實踐和技術革新中相結合”。工農真正成了國家的主人，參加國家管理。1975年四屆人大，代表共二千八百六十四人，工農兵代表占百分之七十二，工人占28.2%，農民占22.9%。1978年五屆人大，代表有三千四百五十六人，工農比例為54％。另外大批第一線的工農走上了各級領導崗位，不少還當了國家副總理和人大副委員長。
  當時雖然貧困但沒有兩極分化，實行了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最高毛主席的工資400多元，最低工資30元上下，差距十來倍。據報道，“去年８７歲的邵森是上世紀５０年代上海紡織系統知名的勞模。１９５２年，作為工人的先進代表之一，他從棚戶區搬進了位于普陀區的上海市第一個工人新村--曹楊一村。“那時候，新村大門兩旁、天井里都種滿了花，鋪的是石子路。搬進來那天，我們戴著大紅花，站在解放牌卡車上，前面有一輛小車開道，車上有人敲鑼打鼓。走進家里一看，雪白的墻，碧綠的窗，暗紅的地板，墻上都舍不得釘釘子掛東西。”“國家在經濟那么困難的時候拿錢給我們蓋房子，我們感激還來不及啊”。邵森形容當時工人的狀態說，一是拼命干，不知道累，加班也從來不要加班費，二是有很強的主人翁感覺，總是在想“咱們工人老大哥”。邵森還提到，當年一線技術工人的工資，往往比企業領導還高。“６０年代的時候，我在上海市紡織工業局下屬的被服廠擔任‘劃樣工’，月工資是８０元出頭，而我們廠長、車間主任每月的工資也只有60元錢”。 “那時候，廠里和國家對我們工人就像對待寶貝一樣，每次加工資，都是先給工人加，而且工人加得還比企業領導多”，邵森說。 ”摘自-《事實勝于雄辯--近三十年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情況的回顧與反思》。 而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劉吉，是上海灘的大秀才答《南方周末》記者說:中國根本不存在兩極分化，基尼系數不適用于中國。以此炒作，是反對改革。他還硬說:“毛澤東時代中國貧富差距最大，那時貧富懸殊遠遠超過現在。” 至于毛澤東時代中國貧富差距最大，事實已經回答，現在有沒有兩極分化，只要他是中國人，長眼睛應該知道，中國平安公司高管馬明哲的年薪是6616萬元，貴州務川仡佬族苗族自治縣黃都鎮磚房小學教師楊賢祥的月薪是44元5角，年薪500多元，相差十多萬倍。中國0.4%的人占有了我國70%的財富，2009“胡潤百富榜”一文中說，“上市公司儼然成為“富豪孵化器”，演繹了更多的財富神話 ，新疆7位上榜企業家中，有5位是上市公司領軍者。尤其今年上榜富豪身家暴漲，張新的財富數字由去年的8億元超過22億元，而孫廣信的財富由去年的68億增至145億元，增長77億元，一年時間財富翻了一翻還多。過去大家都拿工資，沒有灰色收入，現在除工資外，許多人的灰色收入已超過工資，政府部門的“三公”開支已超過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過去因物資不充分，為了保障大家都有份，實行了票證，這樣就公平地保證了不因有錢可以多買，沒錢買不上。雖然供應是平等的，但也有差異，如工資，邊遠地區、艱苦地區、危險作業、井下作業等工資相對高于其他人的工資；糧食定量根據勞動強度分配，重體力勞動一月40多斤，知識分子一月28斤，這樣做不僅是公平也是合理的。所以票證不是像精英們用來攻擊的是對人民的迫害，相反這正是初級階段社會主義的最合理、最科學的分配方式。現在雖沒有了票證，但沒有票子也買不到東西，有人一頓花30多萬，有人在菜市場撿菜葉子過活。難道說“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才算公平？　　

  二、生產資料是不是以公有制為主導？新中國成立后，沒收官僚資本、沒收地主土地，經過農業和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國基本上實現了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所有制保證了工農的主人公地位。

  三、生產力是否發展了。造成社會主義貧困的原因，不在于是社會主義制度本身，而在于這個社會起步時的經濟基礎太差，看他是不是社會主義要看他的生產力是不是比原先發展了。新中國成立后，由于工農成了國家的主人，他們為自己創造財富，生產熱情空前高漲，他們通過技術創新和技術改革，生產力得到了飛速發展，這是中國幾千年來所沒有的，其速度遠遠超過大部分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按建國頭29年GDP平均年增7.45%與同時期外國主要國家比較，比美國年增3.4%、德國年增5.85%、英國年增2.45%、法國年增5.05%、意大利年增5.1%、加拿大年增4.85%、澳大利亞年增4.55%、印度年增4.8%，比世界同期平均年增長3%高出4.4個百分點，僅比同期日本8.7%和蘇聯7.75%略低。如果按匯率法測算中國29年達8.65%，完全可以和日本、蘇聯相媲美。1950-1978年的建國頭29年， “根據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摘要2007》等資料，改革開放之前29年的工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7.4%。1952年工業占國民生產總值的30%，農業占64%；而到1975年，工業占72%，農業僅占28%。中國在1976年時的工業門類齊全程度、技術水平和開發能力在發展中國家是首屈一指的，并在部分領域接近甚至達到發達國家水平。“兩彈一星核潛艇”、南京長江大橋、合成胰島素、雜交水稻等等就是這樣。這和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所說的毛澤東時代“科學技術水平的差距越來越大，落后于發達國家40年左右，落后于韓國、巴西等發展中國家20年左右”完全相反。（中央黨校機關刊物《學習時報》：三十年前我們為什么要選擇改革開放），不知周天勇是無知還是別有用心，其實真正的尖端科技韓國還不如朝鮮，1978年韓國的科技水平和中國比連給中國提鞋子的資格都沒有。中國除了落后巴西的足球之外，在科技上落后什么！中國用短短27年時間，將一窮二白、極貧極弱的舊中國一舉建設成世界第三強國！其中，民族凝聚力世界第一、中國共產黨在民眾中的威信世界第一、農業基礎建設和大宗產品產量世界第一、全體國民保障和商業消費總額世界第一、既無內債又無外債世界第一、科學技術世界第三、核工業世界第三、航空航天工業世界第三、國防實力世界第三、工業按不完全統計世界第六、按完全統計世界第四。參見《毛澤東時代中國第三，現在世界第幾？》。

   當今不少精英造謠攻擊毛澤東時代的知識分子政策，迫害摧殘知識分子，嚴重地阻礙了知識分子的聰明才智，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事實呢？頂尖的科學家都出在毛澤東時代，當時年齡都只有30幾歲的航天之父錢學森、原子彈之父鄧稼先、氫彈之父于敏、衛星之父趙九章、核物理泰斗王淦昌，錢三強、導彈之父彭桓武、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催化劑之父閔恩澤、黃土之父劉東生、植物學家吳征鎰、數學家華羅庚、理論化學的奠基人唐敖慶等一大批頂尖級的科學家，至今中國最頂尖的科學家的科技成果幾乎仍是毛澤東時代培育研發的！自2000年起，國家設立科技獎，獎勵對在中國科技領域做出了開創性貢獻的科學家、 2002年至2007年，國家科技獎已歷經8年，其中2004年空缺，7年共獎勵了12位科學家。這些為國家作出突出貢獻的科學家全都是毛澤東時代培養的。看看兩個時代的知識分子政策究竟哪個好？

   看看《參考消息》1970.05.05發表的新加坡一篇文章說，“在一九五八年中國大躍進時期，曾提出了十五年內趕上和超過英國的口號（這個口號被精英們攻擊和譏諷）。從一九五八年到現在不過十二年，但是，以國際地位來說，英國老早已經在中國之下了，英國已淪落為西方人眼中的次等國家，擠不進"超級大國"行列。中國素來不以"超級大國"自居，然而，它的地位在英國之上，在政治聲望方面也在美蘇之上，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而在科學技術方面，中國也在許多方面趕上和超過了英國，特別是在尖端科學技術上，中國在多方面已超越了英國。何以見得呢？我們根據一些科學雜志及文獻資料，扼要地敘述如下：一、中國已經試驗成功了氫彈，擁有了導彈核武器，英國還沒有。二、中國已經有了洲際導彈，英國還沒有。三、中國已經發射了人造衛星，英國還沒有。四、中國是世界上第一個以人工方法成功地合成人造胰島素的國家。美、英、蘇等國至今還辦不到。五、在化學工業領域，中國早在一九六六年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合安苯車間（苯是極重要的化工原料）。不僅在這方面壓倒英國，也壓倒了所有西方大國。六、中國自己設計、自己施工，并用本國材料建成的南京長江大橋，也是世界第一，歐美各國難有其背項。七、中國創造了石油發酵脫蠟最新技術，大大地超過了美國和英國，達到了同類科學技術的最高座。八、英國在一八八○年開始制造汽輪發電機，到一九五六年才制造單水內冷汽輪發電機，相隔七十二年。中國于一九五四年才開始制造汽輪發電機，四年之后，中國制出了雙水內冷汽輪發電機，這是一種能發電一百萬（千瓦）的特大發電機，大大地超過了英國。九、中國近十年所制造成功的萬噸水壓機、二十萬倍的電子顯微鏡、周波鐘、人造小太陽（高壓長弧氙燈）、靜電加速器、電子計數儀、閃爍譜儀、高精密度的小模數齒輪磨床、高精度半自動、自動萬能外圓磨床等等，都達到世界最先進水平，不僅能同美英蘇日等國家相媲美，在質量上有的還超過這些國家的產品。曾幾何時，被辱稱為"東亞病夫"的中國，現在變成了世界巨人！當年橫行霸道，不可一世的"八國聯軍"，現在怎么樣了呢？大家有目共睹。從科學研究意義上看，人造地球衛星的發射成功，是中國發展空間技術的良好開端。中國發展空間技術，一方面是為了加強國防力量，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推動科學的前進和發展，為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 這難道不是中國生產力的大躍進！高科技的發展才是實實在在的生產力大發展。

  四、社會保障是生產力的發展的成果歸誰所有中的最大問題，也是按勞分配中重要的分配內容，體現了人民之間的平等關系。毛澤東時代給予人們五大保障：就業保障、就學保障、住房保障、就醫保障、養老保障，而且這些都不用人民交錢，全部國家包了。那時候城里人都可以找到工作，工人根本沒有下崗的，也沒有聽說過大學生有失業的，當然那時的大學生有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人民的需要就是他們的需要，哪里艱苦就到那里去，不像白巖松那樣要跳出蒙古的邊城到北京來；也不像有個大人物說的， “我在三、四十歲的時候也和你們大家一樣，如果沒有改革開放我可能今天還在山溝里拿著錘子跑地質，…” 這就是忘本。當時大學生是免費上學，之外每月還給生活補貼；老百姓住房子用不著自己買，也無處買，我住的是78平方米的房子帶桌椅板凳、床，每月房費（包括電和水）只有3元多；就醫，如果是工人家屬可報銷一半，孩子出生免費，托兒所也報銷一半，喪葬費報銷，家庭經濟困難的可申請補助等等。根據張勤德同志按現行市場價格計算：在毛澤東時代，中國人民戶均公費醫療實際收益折款43.5046萬元；戶均義務教育收益折款 41.7934萬元；戶均福利住房收益折款5.6160萬元，這也就是現在的“新三座大山”。三項合計毛澤東時代每戶家庭一生所享受的福利共收益折款90.9140萬元！也就是說，這三項福利91萬元！ 每戶家庭一生的三項福利收益是當今一個勞動者家庭一生收入的2.8倍，也就是說近三輩子的錢才夠頂上毛澤東時代的這三項福利！那么還有更重要的就業保障和養老保障。毛澤東時代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相反還為下代積存了幾萬億的勞動保障金。毛澤東說：“工人工資一個月50元，一年600元，還有7400元上繳國家”。（顧龍生編著：《毛澤東經濟年譜》，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第635頁）。所以，勞動保險的性質和屬性，不但是老職工進行互助的必要方式和手段，同時也是為了中國的子孫后代的勞動保障進行積累。毛澤東說：“工人除提供出來的他們的必要勞動之外，剩余勞動所提供的資金，都由國家集中，這是為現在、將來的工人、農民服務的，拿出來為他們服務的。”（同上，620頁）。可是在改革中職工們用辛勤勞動積累起來的幾萬億資金不翼而飛了。退休老職工從此失去了生活保障。當時這些不是在富裕的條件下實現的，而是在國家困難的條件下實現的，是在進行了幾場戰爭，建設工業化體系，發展尖端科技，建設強大的國防，這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所以當時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獲得了舉世稱道。《改革三十年---中國成為正常的發展中國家》一文中，一段有意義的話，“一國社會發展水平與其經濟發展水平大致對應，但計劃經濟時期的中國卻是一個突出的例外，其社會發展的世界排名遠遠超過其經濟水平的世界排名，而且是世界上兩者名次差別最大的國家。在改革前夕，中國按人均收入排在世界最貧窮國家的第22 位，而在人文發展中卻位居第51 位，接近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 此外，1960-1980 年間，世界上從低人文發展水平上升到中等水平的國家不過十幾個，中國就是其中之一。更突出的是，在這十幾個國家中，中國取得的進步最顯著，因為中國位次上升的幅度最大。因此，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得出了這樣的結論：“長期以來，中國傾力投資于人文發展。因此，盡管人均收入低，它卻位于中等人文發展指數的國家類別。中國在人文發展指數與人均GNP之間的名次差距最大，相差49 位，表明它非常明智地使用了自己的國民收入。”中國當年雖然是發展中國家，但它在發展中國家中獨樹一幟，取得了絕大多數其他發展中國家難以企及的社會進步，顯示中國經濟社會制度在促進人文社會進步上具有優越性。中國從而被一些國際組織譽為發展中國家的榜樣。”“1975 年，世界衛生組織對中國農村普及合作醫療、防治血吸蟲病、麻瘋病以及地方病等方面的成績給予高度評價，譽為發展中國家的典范，贊譽中國只用了世界上1%的衛生資源，解決了世界人口22%的衛生保健問題。中國總體的醫療條件在發展中國家排名第21 位。20 多年過去了，中國的醫藥衛生總體水平被世界衛生組織排在191 個國家中的144 位，而衛生公平性竟排在188 位，全球倒數第四。”中國由于開展全國性的愛國衛生運動，全民體育運動、疾病預防以及營養和衛生的改善，共同造成了中國人壽命的極大增長，從1949年以前的平均35歲達到了70年代中期的68歲。

  這就是貧困的30年，也是給中國人民在物質和精神上帶來最大幸福的30年，有人批判中國人民懷舊，難道這些失去的幸福不值得懷念嗎？

  改革開放大國崛起，中華復興，GDP中國進入世界第二，外匯儲備多得可以借給老美，這樣富裕的中國，當然可以稱得上“社會主義”的中國，但事實非也，貧困也可能是社會主義，富裕也不定是社會主義。讓我們用上述標準檢驗吧！
 
一、看看當今的工農是不是國家的主人。如今主人賴以為生的企業被人賣了，被仆人趕出了家門，成為社會的最底層，農民從正在壯大的集體，倒退到了個人單干，單干沒有能力戰勝天災人禍，因而出現了“三農”，許多農民再一次失去了土地，農村又出現了富農和農場主，有的農場主擁有土地達7萬畝，遠遠超過解放前的地主，農民不得不遠離家鄉，流浪城市，以農民工的身份，就業于最艱苦的行業。有時一年辛勤勞動，最后分文未得。他們同樣降為社會的最底層，原來已經擺脫了被剝削、被壓迫的工農，又一次被陷入了被剝削和被壓迫的境地。從各類媒體中，很難再見到工農的形象，再聽到工農的聲音。人代會上他們已不是主角，能見到的也是鳳毛麟角的代“長”的幾個擺設。如今當家的是官、商、精英鐵三角，工農在人代會中的代表越來越少，現在公布人大代表的名單只有性別和族別，讓你看不出這些代表是干什么的。 據十屆、十一屆收集到的安徽、河北、遼寧、陜西、云南、湖南、新疆7個省區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組成中，行政官員比例最高，平均為47.1%，企業老總、老董等代表平均為29.8%，文教等知識界代表平均為20.3%  這三個數字相加為97.2% 工農大眾只占2.8%。而這七個省中的工農代表，沒有一個是在生產第一線參加勞動的，都是帶長的或不從事工農業勞動的代表，七個省代表中有村書記10人， 個體老板1人， 村主任2人， 農村信貸員1人，工廠工段長2人， 紡織廠細紗車間小組長1人，工程隊正付隊長2人，云南省連這樣象征性的工農代表都沒有一個。2008年2月28日新華網發表報道《更多新面孔“亮相”中國政治舞臺--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構成特色評析》，評析當中有一個專門的段落標題為“來自一線的工人農民代表多了”。報道說，“近幾屆全國人大代表構成中，工人和農民代表比例呈下降趨勢，尤其是一線的工人、農民代表人數偏少，引起中共中央和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高度重視。”新一屆全國人大在省級政府組成部門領導干部代表大幅縮減的同時，一線工人代表比上屆增加了一倍以上，基層農民代表比上屆增加了70%以上，令人一看歡欣鼓舞，但仔細一分析，猶如“我村有個張千萬，九個鄰居窮光蛋，千萬10人一平均，個個都是張百萬。”因為這幾個省的代表中就沒有一個一線的工農代表，增加一倍，就是增加一個，增加70%，連增加一個都沒有。這就是精英們常玩的數字游戲。在國家當家人中再也見不到陳永貴和吳桂賢這樣的生產第一線的農民和工人了！現在是精英治國，我們這里副廳級干部也采取考試錄用，那么基本被剝奪受教育權利的工農還有權利領導國家嗎？工人階級作為國家的領導階級早已名存實亡。現在工人和普通商品一樣，出賣在勞動力市場上，任老板們挑選采購，也和商品一樣隨時可以把你扔棄。現在國家的主人只是少數人，只有他們有決定國家的命運權，他說砸爛大鍋飯，就砸爛大鍋飯；他說一百年不動搖，就一百年不動搖；他說誰下就誰下，誰上就誰上；他說外匯存在哪就存在哪，這些大事既可不問人民也可不通過人大討論。我國究竟在什么地方還能體現人民當家做主！人民有時成了個“屁”民，連上訴冤案的權利都被無理剝奪了。

二、生產資料是不是以公有制為主導？《六個為什么》中有這樣一段話，“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是社會主義的一項根本原則、我國是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堅持把公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現實是“國退民進”，省以下的國有企業已基本賣光。
  現在從農村到城市，全國百分之九十幾以上的群眾都親身感覺到生活在私有制的經濟環境之中。有人說我國仍然是以公有制經濟為主導，請問將近90%的工人在私營企業當雇工，還能說是以公有制為主導？請看以下數據：二、三產業法人單位就業人員，在國有和集體單位的占7.1%,在私企、外企等單位的占92.9%；工業企業法人單位就業人員，在國有和集體單位的占12.3%,在私企、外企等單位的占87.7%；建筑企業法人單位就業人員，在國有和集體單位的占19.6%,在私企、外企等單位的占80.4%；商業企業法人單位就業人員，在國有和集體單位的占13.2%,在私企、外企等單位的占86.8%； 宿餐企業法人單位就業人員，在國有和集體單位的占12.4%,在私企、外企等單位的占87.6%；宿餐就業人員，在國有和集體單位的占15.3%,在私企、外企等單位的占84.7%；這里還不包括那些地下私營企業的就業人員。公有制主體在哪里？僅存的那么一點“國有企業”，也為現在的政權所有，并且直接掌握在享有高薪特權的官僚手中，那還能算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嗎？就在這些所謂的國有企業中，工人是主人嗎？他們在生產管理和收益分配等重大問題上有發言權嗎？    

我國加入WTO，即加入了世界資本主義，和私有經濟接了軌，和世界資本主義接了軌，不但要實行私有經濟，而且還必須實行市場經濟，我國要求世界資本主義的國家承認我國的市場經濟地位。既然是市場經濟就必然要實行私有經濟，因為市場經濟是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在公有經濟條件下，不可能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廠長不可能低價私自出賣公有企業，任何人不能出賣國家資源給私人，更不能把影響國計民生的經濟命脈賣給外國資本家，這些只有在以私有制為主導的國家才辦得到的。從財富的分配上也反映出我國已不再是以公有制為主導，現在完全違背了按勞分配原則，而是出現了不勞而獲和多勞少獲。我國目前社會上出現的大量罪惡活動，坑蒙拐騙偷、吃喝嫖賭抽、打砸搶燒殺，那一件不是和私有化及市場經濟有關？如果我國還是公有經濟為主體，能出現這些過去已被消滅，或將要消滅的罪惡？如果說我國還是公有經濟為主體，能出現如此不公的分配制度嗎？2008年 中國平安公司高管馬明哲的年薪和貴州務川仡佬族苗族自治縣黃都鎮磚房小學教師楊賢祥的年薪兩間相差10萬2千多倍，馬明哲說這是他應該得的。北京頤和園聽鸝飯莊西安分店一桌豪華“天龍御宴”吃掉36.6萬元，折合黃金8斤，相當于貧困農民3660人全年總收入。2004年8月以來，媒體報道，昆明一盒月餅31萬元，一部手機21萬元，一個8個8字的電話號碼拍賣價70萬元，上海紫園一套住房高達1.3億元。2006年上海“湯臣一品”豪宅一套高達1.4億元。北京一富豪夫妻倆鬧離婚，暴出有47套住房、47輛轎車和9家公司的家產。勞動者工資增長遠遠趕不上企業利潤增長已是一個普遍現象，并且這種差距還在逐漸拉大！在發達國家，工資一般會占企業運營成本50%左右，而在中國則不到10%；發達國家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55%以上，在中國則不到42%。并呈逐年下降趨勢；資本回報的比重卻節節上揚。以至于我國的基尼系數早已越過0.4的警戒線，目前已超過0.48！（以上數據引自人民網強國論壇今日關注貼文《如何解決干的多掙得少？ 國民收入分配不均 提高“勞動所得”勢在必行》現在是勞者不得，不勞者大得，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調查顯示，２００２年至2009年，上海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一線職工工資年均增６．５％，而同期經營管理者工資增長高達２３．９％。中國的精英們常以中國貧困人口的減少作為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這個偉大成就是哪里來的？他是從盡力壓低貧困線的標準得來的，2008年底貧困線調整之前，中國政府確定的貧困線為人均年收入785元（即日收入2.15元、按2005年匯率水平折算只有0.57美元），與世行確定的人均1.25美元標準差距懸殊。而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確定的標準是，日均消費低于1美元就屬于“絕對貧困”，若按此估算，中國當時應有2億人處于赤貧。2009年，中國新標準貧困線（1196元）啟用后，貧困人口從2008年的1479萬增至4300多萬人口；但如果按聯合國標準一算，這個數字則應是1.5億（據溫家寶在第65屆聯合國大會上的發言），實際遠超過這個數字。 世界銀行也曾通過抽樣調查發現，中國官方制定的貧困線絕對值也偏低，為參與調查的75國中最低，排名甚至在印度、老撾、越南等國之后。2009年，世行與廣東省合作、對這個中國經濟最發達的省份之一進行調研。結果發現，這個經濟總量在全世界排14名省份，2007年仍有10.3%的農村人口收入低于日均2美元（日收入２美元是世行用于“小康社會”的貧困人口標準），而廣東采用的是當時全國統一貧困線標準（人均785元），比老撾低19%，比越南低20.4%，比蒙古國低55.3%，許多人貧困人口因此被排除在“貧困人口”之外。另據聯合國資料，也按上述貧困線標準，2005年中國大陸有貧困人口23500萬人，占總人口的比重18%。據國家統計局的機關報《中國信息報》披露，中國1984年基尼系數為0.24，2004年為0.47，二十年翻一番，貧富差別拉大的速度世所罕見。事實上，它已接近1949年國民黨統治時期的水平。也就是說，就貧富差距而言，中國大陸已經接近‘回到解放前’了。”鄧小平說過：“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失敗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39頁）鄧小平也說過“比如剛才講的分配問題。少部分人獲得那么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鄧小平年譜1993年9月16日）。

私有化的產生必然要產生資本家，那么中國究竟存不存在資本家？ 否定我國是私有制為主導的人和否認資本家入黨的人，他們都不會承認中國存在資本家，不承認有資本家就是沒有剝削。但這是掩蓋不了的事實，難道一些在國外的資本家到了中國就變成企業家了，因為中國的這些所謂“企業家”干的和國外資本家一樣的事情，而且剝削得比外國資本家還厲害。有關領導對中國不存在新的資產階級，他是這樣辯解的： 第一、我國只存在私營企業主階層，不存在新資產階級。馬克思的階級學說已經過時了。 第二、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用來“解釋當時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這就是說，勞動價值論和建立在這一基礎上的剩余價值論，不能解釋當前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更不能解釋當前中國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第三、在新修改的黨章中，在沒有作任何說明的情況下，取消了十五大黨章中載明的鄧小平同志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五句話，即“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逐步達到共同富裕”。明確上述三個觀點，與同時確定的允許私營企業主入黨一事分不開的。因為只有明確了上述三條，私營企業主才能摘掉資產階級分子的帽子，摘掉剝削者的帽子，還會戴上勞動者的帽子，可以當勞動模范，其中的“先進分子”可以加入共產黨。取消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五句話”之后，再不提社會主義要消滅剝削了，資本家就可以安心了。所有這些，據說都是“馬克思主義的運用和重要發展”。

難道中國資本家在不到兩年時間，其本性就變了？！馬克思的階級學說就過時了？！據全國工商聯調查，2005年私營企業主中共產黨員的比例達到33.9%。這個比例大大超過了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中共產黨員的比例。  美國原駐蘇聯大使馬特洛克在《蘇聯解體親歷記》一書中，說到當年戈爾巴喬夫提出“新思維”、拋棄階級斗爭學說時，說過一段精辟的話，指出：“需要出現轉變，其中最重要的莫如馬克思的階級斗爭學說。”“如果蘇聯領導人真的拋棄這個觀點，那么，他們是否繼續稱他們的思想為‘馬克思主義’也就無關緊要了，這已是一個別樣社會里實行的別樣的‘馬克思主義’，這個別樣的社會則是我們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馬特洛克說得很明白，這個大家可以接受的別樣的社會就是資本主義社會。這就明白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什么喜歡和中國成為戰略伙伴！
生產資料私有化，使工農喪失了主人公的地位，資本家成了社會的主人。
 
 因為私有化，人和人之間成了市場的買賣關系：例如：托人辦事要送禮，求人辦事得行賄，失物還歸要回報，救人急難要討價，公交車上給老弱婦殘讓座要獎勵；問路要收“咨詢費．院士提議呼吸空氣要付吸氣費，公安破案出懸賞，公海護航也要費， 各種行業要考資格證，有些地方撿垃圾也要考上崗證．．．．．凡此等等，這就精英們說的市場經濟充滿活力，給人們帶來財源滾滾。人與人之間的金錢關系，難道不是私有化造成的？在公有制為主導的社會主義國家里會出現如此丑惡的現象嗎？

  三、生產力是否發展了。從GDP上看，從各地的高樓和高速公路等表面現象看，我國的生產力好像是發展了，但這種生產力的發展，是以血汗、資源、環境、道德、國家尊嚴為代價的，其結果是洋人、貪官、精英拿走了GDP的大頭。我國的GDP增長是以出賣三代人為代價的，一是出賣祖宗留下的資源和過去勞動創造的財富，二是出賣當代人的血汗和生命，三是超前耗盡資源、留下污染，給下代留下了無法生存的空間。

改革開放30多年來，全國財政尤其是縣市財政靠出賣土地、資源、和全民、集體資產來維持的，也靠這個為自己發財謀利的。
現在我國百分之八十的江河湖泊斷流枯竭，三分之二的草原沙化，絕大部分森林消失，近乎百分之百的土壤板結。據日本海關統計，十多年來，每年中國出口日本的筷子，就要砍伐200多萬棵樹，中國林業專家計算，為生產這些筷子而毀滅的山林面積占中國的國土面積的20%以上。
在資源消失的同時，生存環境面臨著越來越大的威脅。中國三分之一的國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已成為劣五類水，3億多農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億多城市居民呼吸著嚴重污染的空氣， 1500萬人因此得上支氣管炎和呼吸道癌癥，世界銀行報告列舉的世界污染最嚴重的20個城市中，中國占了16個。全國668座城市三分之二被垃圾包圍，這些垃圾不但擠占農田，更加威脅著基本生存環境，在自己的垃圾因不能處理而越積越多的情況下，卻還在大肆進口西方發達國家的垃圾，中國已成為西方發達國家傾倒垃圾的垃圾場，美國對華出口三大物品之一就是垃圾，并且是美國對華出口增長最快的物品，南方一些垃圾進口地區的動物已經完全滅絕，植物嚴重變異，人的健康狀況日益惡化，一些地區甚至多年沒有一個體檢合格的應征入伍者。由于肉體和精神上的壓力我國精神病患者已達1.73億。

  生產力除了勞動者的積極性以外，就要看一個國家的科技水平和創新能力，經濟增長“通常認為超過70%主要是依靠技術進步來實現增長的，這認為是一個創新國家的重要標志。目前中國只有不到40%是依靠技術進步實現的，而60%仍然是依靠資金、資源和人力的投入實現的”“中國只有萬分之3的企業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因為中國的產品沒有自主知識產權，沒有技術含量，所以中國產品只能得蠅頭小利，“一件在美國市場中國產MP3在美國售價79美元的在我國企業獲得的純利潤只有1.5美元”；“一件來自我國制造的寶露玩具，德國人售價20歐元，我國售價1.4歐元”；“一頂中國制造的帽子在美國可以賣到26美元，我國企業賣給美國人只要1美元。”摘自（國情備忘錄 之八）。“我國年消費量1000萬臺數碼相機95%的都是國外品牌”，我國“每年花費6000萬美元從國外進口重大制造設備”，“光線制造設備的100%來自國外”，“集成電路芯片制造設備的85%來自國外”，“石油化工裝備80%為進口產品占領”，“橋車工業設備70%為進口產品占領”，“紡織機械70%為進口產品占領”，“膠印設備70%為進口產品占領”，“我國機器制造業3分之1以上GDP由外資企業、合資企業完成的”。上述數據均摘自（國情備忘錄 之八）。這就是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路線造成的惡果，使我國喪失了自主創新的能力。30多年來，我國科技水平不但沒有在原有基礎大踏步前進，許多方面后退了，本來我國的航空工業領先于法國，現在要用大量的外匯從法國進口空客，我國2300架民用客機全都來自進口。80年代初來回十四次安全飛越世界屋脊-西藏拉薩的運十，由于不可告人的目的，讓其下馬了。莫須有的罪名有四條：“上海原來搞的大型客機受“四人幫”干擾破壞，花錢很多，把握不大，辦法不對，要停下來。”D對陪同會見外賓的三機部副部長段子俊說 （見D年譜1980.4.8)。這架飛機本來就是在上海革委會支持下搞的，何來受“四人幫”“干擾破壞”！“花錢很多”，總共連建機場等開支只花了5.5億，工程技術人員沒有住賓館，他們沒有房子就在食堂工作，有的在又悶又熱的機裝箱里敖著蚊子工作，何來“花錢很多”？現在新飛機又要研制了，投資是2000億，還不是自主研制，報道說，“C919還無法裝配國產發動機，需要面向全球采購。”不僅是發動機，其他機關鍵部分都是國外采購，還被說成是要實現幾代人的夢想，這個夢想在30年前已經實現過，不過被人撲滅了。過了30多年，大飛機從自己制造倒退到了自己安裝，這一差距何止50年。大人第三句話“把握不大”，這句話也沒有根據，任何新事物都有一個試驗改進的過程，不能因為把握不大就不試制了，何況運十當時已經安裝完畢，正待試飛。最后一句“辦法不對”，已經搞出來了，還說“辦法不對”，這就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關鍵是運十生不逢時。今天CCTV和某些人居然吹得天花亂墜的自主知識產權的ＡＲＪ－２１，其實也是世界采購，所有飛機的核心關鍵零部件全部國外采購，看看一下的供應商：發動機 美國通用電氣發動機集團、航電系統 美國洛克韋爾柯林斯公司、電源系統 美國漢米爾頓標準公司、輔助動力 美國漢米爾頓標準公司、高升力系統 美國漢米爾頓標準公司、液壓系統 美國派克漢尼芬公司、燃油系統 美國派克漢尼芬公司、空氣管理系統 德國利勃海爾空間公司、發動機振動監測儀 瑞士振動測量儀公司、發動機接口控制裝置 瑞士振動測量儀公司、主飛行控制系統 美國霍尼威爾公司、駕駛艙控制系統 法國薩吉姆公司；ARJ21的子系統供應商：航電系統 Rockwell Collins、電源系統 Hamilton Sundstrand、APU Hamilton Sundstrand、高升力系統 Hamilton Sundstrand、液壓系統 Parker Hannifin Corporation、燃油系統 Parker Hannifin Corporation、空氣管理系統 Liebherr Aerospace SAS，Toulous、起落架系Liebherr Aerospace GmbH, Lindenberg、發動機振動監測儀 Vibro-Meter SA、發動機接口控制裝置 Vibro-Meter SA、主飛行控制系統 Honeywell-Parker、駕駛艙控制系統 SAGEM SA、防火系統 Kidde Aerospace、照明系統 Goodrich Hella Aerospace、內裝飾系統 FACC、控制板組件 EATON、水/廢水系統 Envirovac Inc.、應急撤離系統 Air Cruisers、氧氣系統 B/E Aerospace Inc.、駕駛員座椅 Zodiac Sicma Aero Seat、風檔玻璃和通風窗 Saint-Gobain-Sully、風檔溫控和雨刷系統 Rosemount Aerospace INC、風門作動器 MPC Products Corporation。我們生產的基本是飛機外面的一張皮：機翼 西安飛機公司、機頭 成都飛機公司、前機身 西飛飛機公司、中機身 西安飛機公司、后機身 沈陽飛機公司、垂尾和方向舵 沈陽飛機公司、掛架 沈陽飛機公司、平尾和升降舵 上海飛機公司、雷達罩 濟南特種結構研究所、總裝 上海飛機公司，連機殼的鐵皮也是進口的，塑料面板的模具是國外開的，注塑的原料是進口的，注塑機是外國造的，工人是經過國外培訓的。這樣忽悠的事不是一個，其實是很多很多，再舉一例：中國新聞網報道“我國自主創新研制的國產CRH2-300型和CRH3型高速動車組350公里的時速比采用西門子和阿爾斯通公司的法德高速鐵路真正快了30公里，已經創造了運行速度、運量、節能環保、舒適度四個世界第一。”鐵道部副總工程師張曙光說，“中國高鐵被世界廣泛認可，技術出海前途光明。目前對我國技術非常感興趣的有美國、印度和巴西。”   另據《中國共產黨新聞》時代先鋒報道，標題《中國高鐵司機中的NO.1：北京機務段動車組司機李東曉》，報道說，“功夫不負有心人，機會終于來了。期待已久的CRH3型車將于2008年初下線，這次的動車組速度能達到350公里，一就跑出去約100米。晚上，（他們）抱著厚達670多頁的英文資料書，一行10人都傻了眼，這本天書怎么”啃“呢？大家一天當三天用，白天聽專家講課，晚上分頭整理筆記，不懂就纏著技術人員問，再用自備電腦按著中英詞語對照，一個個進行生詞翻譯。苦戰七天七夜，這本英文說明書竟被翻譯成了一本自己看得懂、記得住、好使用的“土教材”（可見英文說明書是洋的）”。瞧吧，這個自主創新研制的國產CRH2-300型和CRH3型高速動車組的技術說明書居然是厚達670多頁的英文說明書，我們創新專家們都成美國人了，連中文的技術說明書都不會寫了。這就是我國的創新能力，精英們會詭辯，說世界上有那個產品都是自己造的，這句話說得不錯，但一個產品內的核心技術如果不是自己的，那么這個產品的自主知識產權就不是你的，當然如果你能集成創新，也能算是自主創新,關鍵是你要有本事把各個已有的技術單項有機地組合起來、融會貫通,制造出一個以前沒有過的新產品，否則都是組裝。組裝只是代表落后的生產力，有個例子：很能說明問題，在一項產品中，組裝部分的收益率最低，“中國工程院院士倪光南曾經在一次演講中以“鼠標現象”為例，揭示了電子信息產業的利益分配內幕。倪光南說，美國羅技公司WAND牌無線鼠標生產鏈中的利益分配是這樣的：一只銷售價40美元的無線鼠標，其中有15美元歸于分銷商和零售商，13美元給零部件供應商，3美元給在中國蘇州的裝配廠，剩下8美元留給自己。從這個利益分配鏈上可以看到，羅技公司450名員工的薪水永遠要超過蘇州那家裝配廠4000名職工的薪水。也就是說，靠簡單裝配所分享的利益是最少的。而反映鼠標核心價值的芯片制造技術，是來自零部件供應商，這部分的價值就明顯體現了自主創新的價值。這種體現自主創新價值的利益分配，已經成了一個時髦的術語，叫做“鼠標現象”。40美元，蘇州裝配廠投入人工最多為4000人，拿到的只有3美元，而羅技公司450名員工拿到的是8美元，技術零部件供應商拿13美元。外國人為什么愿意在中國辦廠，因為他們拿走的是錢，中國拿的是數字GDP。科技落后嚴重影響了我國的生產力，2008年3月1日 全國政協會議廣東委員痛陳“95％的科研論文是垃圾”, 應該徹底反思我們的科研體制，重慶委員提出大膽建議解散中國科學院和工程院(49年到65年，中國派往蘇聯及東歐國家的公派留學生有50萬之多，都無一不是學成后歸來抱效祖國，改革開放20多年公派留學人員40多萬，只回歸了8萬多,不歸比例全球最高)。68年畢業于北京大學的李國杰院士警告說，現在中國多數技術落后國外兩代,中國大量引進外資未換來的技術、市場卻被占領(中國只有萬分之三的企業擁有自主知識產權), 28個重要行業21個被外資控制！ 中國農民正在失去“兩個市場”。一個是土地密集型農產品的國內市場，例如，大豆及其加工品的國內市場，70%的份額已經被外國企業占有；另一個是勞動密集型農產品的國外市場，例如，蔬菜及其加工品的日本、韓國和歐洲市場，原本是中國大陸農產品的傳統優勢市場，但現在卻正被進入中國的外資農業企業逐步代替。30年的發展在我國的土地上汽車多了、飛機多了、電腦多了、手機多了，照相機多了，但是可惜的是這些基本都是外國的技術，我們組裝。中國成了全世界的組裝廠 。
我國的經濟增長數字好看，實際的只有一半左右，例如：GDP總量2008年達30萬億元人民幣。應扣除12到18萬億(屬于外資外企外商三外的40-60%部份).實際只有12至18萬億是我國自己的。虛數在一半左右。例如:GDP年增長率如果為10%。扣除屬于三外的40--60%部份.實際只有4-6%。還達不到文革10年的年均增幅7·1%的速度。例如:人均GDP，2008年達到3000美元。扣除屬于三外的40--60%部份.實際只有1200-1800美元。虛數在一半左古。例如:我國對外貿易總額,2007年達到21738億美元。如果扣除外資外企外商的60-80%的份額后只有4347·6萬美元至8695·6億美元。虛數在2/3左右。(據海關統計2004年外企在中國出口貿易中所占比重己達57·1%，在加工貿易區,外資企業占了全國總量的80%,2004年1月至2005年4月,中國向美國出口1574·6億美元,其中外商獨資占45·4%,再加上合資合作企業達到66%。

   毛澤東時代國內外公認，中國科學技術的整體水平比世界先進水平僅落后10--20年，也就是說， 新中國僅用了26年時間就走過西方國家100到300來年的科技發展道路，瑞士洛桑局的統計數字，我國毛澤東時代的科技競爭力排在世界第13位,  世界經濟論壇公布05年全球競爭力中國排在世界第49位，倒退了36位。

四、社會保障，這如按勞分配一樣重要，體現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系。本來人民期盼著改革開放會帶來更多的福利，社會主義本來應該造福于廣大人民，相反它給廣大人民帶來了災難，新出現了“三座大山”，其實還另有“兩座大山”--就業和養老。就業是根本，沒有工作就等于沒有一切。一個失業人員用什么去交各類保險費？這等于你沒有資格參加就醫、住房和養老保險。毛澤東時代逐步解決了國民黨時代留下來的失業問題。當時為了保證城市沒有失業人員，國家千方百計安排你就業，更不會砸爛你的鐵飯碗，讓你下崗。有時國家采取2個人的飯3個人吃，在企業、事業單位里多安排人。這當然有人會說吃大鍋飯、養懶漢，其實這是誤解，這些人不會白吃飯，當時各單位都有自己任務外的社會義務，如要派出干部下放勞動鍛煉，要派參加各種政治運動的工作隊，宣傳隊、支援社會上的各項義務勞動，參加支農活動，醫院要組織下鄉醫療隊，文化單位要派出巡回的文藝宣傳隊，教育單位要派支教人員下基層等等。所以毛澤東時代不會造成失業，更不會有大學生失業，大學招生名額，都是按社會需要安排的，實際上大學生入學時已經有了工作單位。現在大學生幾乎像解放前一樣畢業即失業。現在許多失業者是人為的，讓國營企業破產，工人下崗，買斷工齡；另一個是所謂效益，讓2個工人干三個人的活，延長工時，增加勞動強度；農村單干后，造成大量農民失業，他們離開農村進城找工作，資本家為了廉價雇傭勞動力，不雇城市工人，這就更進一步增加了城市的失業人員。這些都是城鄉私有化造成的惡果。養老是一個人最后結局的問題，如果說就業是善始，那么養老是善終。沒有善始就沒有善終。但有善始未必有善終。要看你在什么部門就業，在政府部門、事業單位一般養老沒問題，在其他單位，那就要看你工資多少來決定你是否善終了。單位和個人都是按你工資的比例交養老保險費的，錢交得多就有善終，交得少就難以善終了。現在還有事業單位和企業單位的養老雙軌制，一句話改革就是為政府人員謀利，前年對除政府單位以外的事業單位的社會保險也要進行改革，其目的是要把這些單位從政府的行列中排擠出去，讓他們和企業單位拉平，在5個省市進行試點，遭到強烈反對，要求政府部門也進行同樣的改革，現在不知結果如何？目前中國養老金的缺口很大，中央臺在邀請專家討論如何解決我國的養老問題時，專家們提出了好幾個方案，如：用傳統的辦法養兒防老，這個辦法被否定，現在大多是獨生子女，上面有四個老人，自己還要攢錢買房、就醫、孩子入托、就學等負擔已經很大，不可能再有能力撫養老人；有人提出以房養老，這也不現實，首先能否買得起房，今天高價買進房，以后房價一掉，連本都賠進去了；再一個是提高養老保險金，有人反對，我國養老保險金是世界上最高的，再多交，不可能。討論來討論去，結論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自己想法子。這個問題本應靠政府來解決，現在皮球又踢給了百姓。不是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但是在貧窮的不是“社會主義”的社會里到解決了這些問題，現在“富裕的真社會主義”到不能解決這些問題了！豈不怪哉！世界級的奧運會、世博會、亞運會等都辦得起，2萬億外匯可以存在國外，公費開支可達財政開支的三分之一以上，維穩經費接近國防開支，這些錢可以花，老百姓的活命錢到沒有了，難道這就是富裕的社會主義？再有“新三座大山”，網上流傳“教育把父母逼瘋，住房把錢包掏空，醫療把生命送終”，“醫改改得看不起病，教改改得上不起學，房改改得買不起房”，是老百姓對“新三座大山”的形象寫照。根據張勤德同志按現行市場價格計算：在毛澤東時代，這三項福利結合目前價值為91萬元！ 每戶家庭一生的三項福利收益是當今一個勞動者家庭一生所攢收入的2.8倍，也就是說攢近三輩子的錢才夠毛澤東時代的這三項福利！毛澤東時代是用錢不浪費，把有限的錢用在老百姓最需要的地方，現在把大量的錢被貪掉、送掉、揮霍掉，這是富裕的“社會主義”嗎？！

再比較兩個時代的信仰和道德，這也是衡量真假社會主義的重要標志：

  前30年我國始終高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進行共產主義的思想教育、國際主義教育，開展興無滅資運動，群眾中開展斗私批修，批判個人主義、引導群眾把個人利益放在集體利益之中，教育大家要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思想斗爭中，堅持東風壓倒西風，堅持主動占領思想意識領域的陣地。全國人民的精神面貌煥然一新，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污泥濁水逐漸清除，助人為樂的思想大大發揚，各條戰線涌現出一批一批道德高尚的新人，工人中的代表王進喜、田桂英、馬恒昌、趙夢桃、時傳祥，農民中的代表李順達、陳永貴、解放軍中的代表吳運鐸、雷鋒，干部中的代表焦裕祿、知識分子中的代表錢學森、鄧稼先等，他們都是以國家、人民利益為重。全國開展向雷鋒學習，爭做好事，助人為樂，一人有難四方幫助。全國人民有共同信仰，這個信仰把我國人民凝聚在一起，我國人民靠這個凝聚力，克服各種困難戰勝強大的敵人。過了30年，我們放棄了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主導地位，散布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過時論，散布共產主義渺茫論，社會上泛起了攻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惡浪。主流媒體大肆宣傳西方資產階級的腐朽價值觀，宣傳個人利益高于一切。為追求個人利益，坑蒙拐騙偷、吃喝嫖賭抽、打砸搶燒殺以及全國上下造假之風泛濫。現在連做好事都難，救人一命，反而成了被告；中學生學雷鋒，做好事，在車站想幫助老人提行李，誰也不愿意把行李交給學生。現在不以勤儉為榮，反而以奢侈為榮。放棄艱苦奮斗、自力更生的寶貴經驗，把破爛害人的洋教條當成寶貝。現在中國人民已失去信仰，再一次成了一盤散沙，只能靠維穩來維持社會的穩定，想一想如果現在來一次像“文革”期間那樣幾萬百人的全國大串聯（當時沒有一個維穩的警察），將會如何？中國如果遇到類似外國入侵的風險，其后果可想而知。

  毛澤東時代雖然貧苦，但他屬于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時代；改革開放雖說“富裕”了，卻越來越遠離社會主義。正如《改革三十年--中國成為“正常的”發展中國家？》作者路愛國所說，“改革的一個重要結果是使中國在基本制度、社會經濟特征等方面越來越類似于其它發展中國家（就是資本主義的國家），中國存在的問題、面臨的挑戰也與一般發展中國家類似”“沿這條常規道路上走下去，中國有可能不會比這些國家更幸運，只要看看1949 年之前的歷史就很清楚。”  49年前不好的東西，我們幾乎全有了，這是誰也詭辯不了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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