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錫良：跟大家一起重新討論“改革”和“開放”　　

提問：美國要不要改革？歐洲要不要改革？世界其它國家要不要改革？美國開不開放？歐洲開不開放？世界有幾個國家不開放？但到目前為止，世界上除了中國，有哪一個國家在把“改革開放”作為政治口號？為什么中國非得這么喊？為了誰？為了什么？　　

先跟大家一起來學習一下兩個小資料：

1、毛澤東論改革和開放　　

　1950年6月6日　，毛主席在七屆三次大會上作了《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好轉而斗爭》的報告，他說：我們無論如何不能急燥，急了會出毛病，條件不成熟不能改革，一個條件成熟了，其它條件不成熟也不能進行重大改革，當然，這并不是說不要改革，沒有群眾條件，就不要進行任何帶群眾性的改革工作。毛主席在1956年《論十大關系》一文中又講到：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習，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等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搬，他們的短處缺點不能學。自然科學方面，我們比較落后，特別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在技術方面，我看大部分都要照辦，因為我們現(xiàn)在還不懂，還沒有，學了對我們有利。　　

2、呂思勉論開放　　

“開放”這個詞本是沒有的，“開放”就是“門戶開放”的簡稱，是繼“勢力范圍”之后在中國興起的另一個新名詞，起于英人，英國旅中僑民要求英國政府對于在中國有利益各國，訂立契約，維持在中國商務的機會平等，這種敲骨吸髓的政策，在身受之的中國，固然再沒有人愛惜，然而在敲之吸之的各國，是否就竟能均平分臟更無沖突呢？　　

看完上面兩個歷史人物之于“改革”和“開放”的有關論述，我想再同大家一起來討論一下這兩個詞。

近三十幾年來的中國人，反復地把“改革開放”作為口號呼喊，無非是說毛澤東的時代沒有進行改革，無非是說毛澤東時代閉關鎖國，然而，大家只要看看《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1949-1979》這本書，你就會毫不猶豫地反對那些散布謊言的無恥小人，因為新中國的一切基礎工業(yè)都是在毛澤東手上奠基的，新中國的所有國防事業(yè)都是由毛澤東時代建立起來的，新中國最體現(xiàn)社會主義本質的農村集體經濟也是在那個年代取得大發(fā)展的，不改革、不開放怎么實現(xiàn)的呢？大家特別要注意，毛澤東反復強調改革的條件，人民群眾的意見是決定改革與否的根本。至于為什么毛澤東時代的開放程度不如現(xiàn)在，我將在后面再作全面論述，但之前我要告訴大家：打開同西方接觸的大門，實際上也是從毛澤東時代就開始的，同美國也好，日本也好，歐洲也好，開啟外交接觸的始點都是毛澤東時代，后人只是傳承和擴大。

有關呂思勉先生對“開放”的論述則應當站在他的歷史時期來分析，因為他是出生于十九世紀的人，對清朝末年的民族屈辱感同身受，對列強要求中國“開放門戶”的霸道作法恨之入骨，所以，他對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開放權的自主性是無限地珍惜，新中國成立以后，帝國主義和西方國家已經不可能再強加給中國不合理的開放條約，開放也不如清朝末年那么可怕，是一個可以接受的名詞，適度地開放也并不意味著屈辱，但是，即便到了二十一世紀，“開放”是否就是一個值得炫耀的詞呢？我看也未必，因為西方國家強行要求落后國家開放門戶已經有幾百年了，可它們自己從來都沒有把“開放”當作外交辭令來宣傳過，更沒有把“開放”作為國家的政治口號，從歷史上講，“開放”之于中國并不光彩，之于未來也很把握，在我看來，我們可以按自己的方式與任何國家打交道、做生意、開放合適的業(yè)務，但大可不必把“開放”作為政治口號。

分析完兩位逝者之于“改革”和“開放”的有關講話，我想談談現(xiàn)階段中國人對于兩個概念必須要認真分析的基本要點，最后我想得出一個結論：中國放棄把“改革開放”作為政治口號，轉而尋求更為和諧、更為適中的新提法，中國人不是為某個人而活，中華民族也不是為某個人而復興。　　

從過去到現(xiàn)在，我個人從來都不反對改革，也不反對開放，因為，無論是從新中國歷史的哪一個階段來看，還是從人類歷史的進程來看，我們都是在設法踐行改革和開放，即使中間因國家戰(zhàn)略的需要有過曲折經歷，也不能說新中國領導人有意抵制過改革和開放，只是側重點不同而已，現(xiàn)階段把“改革開放”定為“教義”的幾個主要原因：

滿足西方社會的需要。中國人在毛澤東時代取得了自己想要的核威懾和自己想要的航天成就，為中國人獨立自主地與世界各國打交道創(chuàng)造了一個很好的武裝基礎，也為后來與西方人打交道奠定了安全保障，根本性解決了中國人接觸西方人的恐懼心理，但是，令人沒有想到的是，隨著一種變形的“改革開放”的向前推進，面對西方，中國人從“不恐懼”又回到了“怕得罪”的歷史循環(huán)，“改革開放”成了中國討好西方政治勢力的一種承諾、一種口號，也成了中國人給自己戴上的一副沉重枷鎖，哪一天不喊“改革開放”的口號，政治人物好象心里難受一樣，國內要喊，在西方國家更要喊，感覺如果不喊的話，西方人就會抽我們的鞭子、打我們的屁股、搶我們的政權一樣令人害怕，這種思想牢牢地掌控了一大群中國政治人物和民間親西方勢力，“改革開放”現(xiàn)在成了不是為中國而提、是為西方而設的特殊禮品，它已經不是政治口號，而是中國人對西方的“保證書”和“宣誓詞”。

為滿足國內資改派的需要。中國經過近幾十年的變革，已經由社會主義國家實現(xiàn)了向類似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性“反跨越”，從而也順其自然地產生了中國式資產階級陣營，這個陣營還在不斷地擴大，這個陣營對于中國政治的影響力也是與日俱增，很有可能將中國帶入到“官僚政治”和“寡頭政治”階段，這個陣營現(xiàn)在已經基本控制了中國的方方面面，普通人民群眾對于國家的政治影響力接近于一種擺設，普通百姓對于自身權益的保障權力也接近于完全失守，資產階級要維系其政治和經濟目的，最有效的“教義”是什么？現(xiàn)階段毫無疑問是鄧小平同志所提出的“改革開放”，鄧小平同志在提出這個概念時未必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的，但是，資產階級卻聰明而高調且不時失時機地將其神化成了中國式的“基本教義”，因為它帶來了看得見的“物質享樂”，這種“教義”短時期內具有相當強的傳播優(yōu)勢和接受普遍性，對于普通的人民群眾來說，被洗腦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總體來講，資改派可以說已經完全掌握了把“改革開放”當作維護他們自身利益的絕對控制權，誰不推行，誰可能就失去了資本和政治的支持，誰就有可能失去一切。我不是一個100%排斥資本家的人，我比較能容忍部分行業(yè)的私有化，但是，我不太贊成全面私有化，如果中國不能在整體上保持社會主義屬性，中國共產黨最終就會面臨合法性挑戰(zhàn)的問題。

政治方向的迷失。中國現(xiàn)在形式上已經處在了類似資本主義階段，盡管官方不愿意承認，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宣傳中必須強調中國社會主義特性是出于對憲法的“尊重”，因為憲法明文規(guī)定中國必須走社會主義制度，在走什么樣道路的問題上中國已經處在十分難以決擇的情況下，口號也就成了一個難題，不提“改革開放”好象滿足不了資改派的要求，不提社會主義又滿足不了國家大法的強制束縛，但是，變了味道的“改革開放”又不能代表政治現(xiàn)實的真實面貌，所有的中國政治人物都在徬徨，再提毛澤東思想又擔心自身利益受損，顯得是提心吊膽的，左右權衡，他們最后還是選擇了把“改革開放”作為基本教義，因為這至少能保證他們自身的利益不至于嘗失，政治的迷茫不必由某一個人來承擔責任，歷史和人民終究會承擔的。

實際上，中國根本不需要把“改革開放”作為中國的“教義”。 

改革的歷史永恒性。人類歷史的任何一個階段都處在時時刻刻地改革進程中，盡管不同的階段叫法也許不一樣，有時叫“變革”，有時稱“革新”，有時又叫“變法”等等，但是，本質的意義就是我們現(xiàn)在掛在嘴上的“改革”，如果人類沒有改革，怎么能進步到現(xiàn)在這樣的信息社會呢？中國這樣一個擁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國家更是沿著這樣的路走過來的。即使是新中國成立以后、1978年以前，中國也同樣是在嘗試著不同的改革方式，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但從來沒有停止過改革的步伐，把1978年以后作為中國改革的起點是經不起推敲的，拋開遠的歷史不談，從最近的時代來說，華國鋒執(zhí)政后，實際上也加大了中國經濟改革的力度，甚至有人批他是“唯生產力派”，“兩個凡是”的政治口號成了他下臺的一根導火索。

改革的普遍性。世界上哪一個國家不是邊前進邊改革嗎？有哪一個國家是原地不動的過日子嗎？不管是西方國家還是發(fā)展中國家，都是在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在做著推動社會發(fā)展的改革。然而，我們沒有看到哪一個國家以某一年作為其“改革的起點”來紀念的，因為改革是普遍的，是無需紀念的，中國為什么就要例外地紀念呢？我們到底是為了紀念人？還是為了強調1978以前中國沒有改革？如果說紀念鄧先生在某些方面做出了歷史性貢獻，中國人應當都沒有任何非議，但是，如果是為了紀念一個人而刻意否定新中國的改革，那就很容易引起不必要的爭論，于國于民都不利。

改革的歷史側重性。不同時期中國面對的國內和國際形勢都不一樣，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也不一樣，采取的改革手段不一樣，改革的側重點會不一樣，最后產生的后果肯定就不一樣，當歷史條件和歷史人物出現(xiàn)變化，社會局面可能也會產生新的不同特點，改革就必須從解決一種主要矛盾轉化為解決另一種主要矛盾。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很難從“第三世界和社會主義的利益捍衛(wèi)者”角色上掙脫出來，新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第三世界大國，選擇了當一面旗手的角色，不能隨便倒下；因為我們要進聯(lián)合國，離開了同一社會陣營的幫助，我們將毫無作為。當中國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最大戰(zhàn)略問題解決以后，中國與西方的意識形態(tài)的斗爭明顯減弱，國內經濟建設的步子也明顯加快，與西方的接觸也明顯起步，我們可以翻開中國的歷史年鑒找到答案。從國際環(huán)境來看，毛澤東作為當時世界上唯一個敢與美蘇交惡的領導人，西方不可能希望在毛的晚年幫助他解決國內問題，毛澤東是一個讓他們既恨又怕的人，所以毛澤東時代改革的艱巨性可想而知。當中國進入另一個時代以后，中國放棄了獨立自主的國家戰(zhàn)略，“市場換技術”的思維對任何西方國家來說都是一種擋不住的誘惑，中國的改革阻力大為減小，資金推動力明顯加大，所以，從物質的豐富程度來講，改革的進步性很快讓人民忘記以前的一切，“物質欲”一直伴隨三代人走到現(xiàn)在，不過，單用物質來考察改革的成果還為時尚早，等待檢驗的東西還很多。只要中國愿意敞開市場，誰領導中國誰都會得到西方的物質，換一種改革模式中國是否就一定不如現(xiàn)在好呢？很難說，把現(xiàn)在的一切功勞記在某一個決定上好象有些牽強，把現(xiàn)在一切問題都推到一個人身上也不客觀。歷史的進步是積累而成的，不是一蹉而就的。

開放的主動性與被動性。因閉關鎖國導致清王朝的滅亡，這一點新中國的開國元老們不可能看不到，他們從內心肯定是渴望開放的，希望在盡快的時間內讓中國人民過上好日子，如果有人否認他們的主動性，是不客觀的說法，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為了適應當時的惡劣的國際形勢，最終選擇要上馬“兩彈一星”，就注定要遭到西方的圍剿，但是，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大國，又不可能不搞核威懾，要搞就必定會遇到困難，開放自然會遇到阻力，在西方陣營對中國采取封鎖的情況下，中國對社會主義陣營，對第三世界國家盡了最大程度的開放，即使在西方陣營內部，我們也選擇了一些突破口，以求贏得一些西方國家的理解和合作，瑞典、法國也比較早地與中國建立了關系，毛澤東時期對外開放的主動性是不容質疑的，但是，外部環(huán)境的惡化、西方世界的封鎖又使當時中國開放的被動性顯而易見。到了1978年以后，中國在“兩彈一星”作安全保障的情況下，也才有了更大膽開放的勇氣。八十年代初，中國采取討好西方人的口味來擴大開放，當然阻力小多了，中國基本上拋棄了國家的非物質戰(zhàn)略，轉向了物質決定政策的戰(zhàn)略階段，只要有物質上的滿足，什么樣的開放都可以實現(xiàn)，超乎想象的主動性讓西方世界調整了對華政策，由單純意識形態(tài)的圍剿轉向到以經濟圍剿帶動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的圍剿，也就是說通過對中國經濟的控制實現(xiàn)對中國的“和平演變”，根據中國目前的現(xiàn)狀，應當說西方國家的基本目的已經實現(xiàn)，唯一還沒有達到西方徹底滿足的領域就是：軍隊還沒有完全西化。但是，如果不改變思路，最后的防線也有被突破的危險。

開放的廣泛性。有人說1978年以來，中國成了世界工廠，中國成了世界的中心，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空前的提高，這些評價，從表面上看都是可以成立的，沒有人能否認三十年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中國人所付出的代價也是空前的，因為中國幾乎所有的產業(yè)都被西方控制了，除了一些技術含量較低的傳統(tǒng)產業(yè)幸免于難以外，中國很難看到沒有向西方開放的領域，現(xiàn)在，連一向被視為弱質產業(yè)的農業(yè)也基本被跨國集團操控，“中國人挖資源，西方人控技術”成了中西方打交道的鐵律，科技、文化、經濟、價值取向完全置于西方的無形和有形之手，討好西方人的認同感和贊美是當前中國一部分精英的主流心態(tài)，誰反西方誰就是封建思維的代表，誰不融入洋人的價值軌道，誰就是沒有文化和教養(yǎng)的落后群體，處于集體阿諛奉承心態(tài)的中國完全沒有活在自尊狀態(tài)之中，“只要能過腐朽的生活受辱也值得”成了一種上、中、下層中國同胞的共識。“褲檔開放”其實只是中國最廣泛開放的一個小部分，比“褲檔開放”更可怕的是中華民族處于一種向“大腦動物化”發(fā)展的趨勢，完全失去了擁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民族應有的氣質和內涵。

開放的陰謀性。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必須處于相對的開放狀態(tài)，但是，涉及到不同領域和層面的開放，各個國家會大有不同，有些國家的開放領域和開放程度會以國家利益為重，而中國有很多領域的開放則完全是被陰謀者所利用，有些領域是中了外國陰謀者的圈套，有些人是中了國內漢奸的圈套，傳統(tǒng)產業(yè)和國家高端產業(yè)的西化可以說是因無知和目光短淺而中了外國人的圈套；而金融、軍工等涉及國家安全的產業(yè)的淪陷則完全是國內漢奸內外勾結的結果，因為兩方面的失敗均不同程度的因為陰謀的存在，所以挽救起來極為艱難，最后就只能是：國家的損失人民承擔。中國年年喊大發(fā)展，喊了幾十年，大部分人民卻處于世界平均水平之下，有人說是中國人多的緣故，其實是胡說八道，中國正是由于龐大的人口優(yōu)勢才保證國家經濟的高速發(fā)展，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擁有象中國這樣的獨立的完全流通的單一系統(tǒng)，這樣的系統(tǒng)能量是任何一個經濟體也無法比擬的，一個固定的系統(tǒng)，分子越多，能量越大，人口多絕不是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的借口，更確切的原因應當是：高速發(fā)展的經濟，快速集中到少數先富起來的人手中，更廣泛的人民群眾得到的是經濟成果的殘羹冷汁。

“改革”和“開放”是人類發(fā)展過程中無時無刻存在的一個中性詞匯，是人類進步的動力，不同的歷史階段其任務和方式可能有別，但是，目的是一樣的，都是為了國家穩(wěn)定的人民幸福，把“改革”和“開放”獨立于某個時代過度解讀，其實透露出的不是“科學的發(fā)展觀”，而是“人治的發(fā)展觀”，為了政治需要，為了造神需要，我們把“改革開放”價值絕對化了。 中國必須盡快走出“以個人需要決定歷史”的人治主義思想，盡快走上“按實事書寫歷史”的正確道路上來。

毛澤東領導的新中國，無疑經歷了一個最激蕩人心的改革大時代，也是社會主義走向一步步勝利的時代，后期的延續(xù)改革無疑也是有值得書寫的濃墨重彩，但是，方向的偏離幾乎讓中國失去了社會主義的屬性，如何開放？開放多少？由誰主導？是否需要尊重《憲法》等等問題已經不能再回避了，我們要一個什么樣的和諧中國？中國要不要振興強大？肯定要。　　

中國當務之急還是得回到《憲法》框架，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最重要。　　

我對中國的未來保有信心，是因為我對中國大多數人有信心，對所有以祖國為根的中國人有信心，浮游的精英并不是我心中的依靠，他們來也匆匆，去也匆匆！　　

中南大學孫錫良（轉載須署名）2010年12月18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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