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和海歸精英
一個人要做皇帝,除了有野心有實力之外,還得有人擁戴,于是歷史上就演出過一幕幕擁戴皇帝的精彩故事。像趙匡胤的“黃袍加身”大家耳熟能詳,而劉備在受到諸葛亮等人擁戴的時候的半推半就也特別的耐人尋味,倒是被羅貫中罵為奸雄的曹操多次拒絕了部下的擁戴而終于沒有稱孤道寡。名不正言不順的袁世凱要做皇帝是得那些人擁戴呢?不太熟悉那段歷史的可能很難想象,擁袁稱帝的主力軍既不是當時的遺老遺少,也不是袁世凱的嫡系北洋將帥,而是那些從日、英留學回來的被“民主”“自由”普世過的精英。
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觀念深入人心,袁世凱雖然貴為大總統,手綰全國兵符,卻也不敢過分拂逆民意。于是,授意楊度、劉師培、孫毓筠、李燮和、胡瑛、嚴復等時稱為“六君子”的六個人組織了復辟帝制的小團體“籌安會”。“籌安會”既是袁世凱復辟帝制的智囊團,又是為其大造輿論的宣傳部,工作頗為賣力,他們召開研討會,在報章上頻頻發表文章,為恢復帝制大肆鼓吹,一時間,弄得烏煙瘴氣。他們還組織了一萬零八百一十人參加的籌安會請愿團,呈上《籌安會請愿書》,強烈要求袁大總統“再進一步”。在這曲雙簧戲中,袁世凱先是裝模作樣地推辭了一番,后來看到“民意太盛”推辭不掉,于是無可奈何地“順從民意”,當上了“中華帝國”的“洪憲皇帝”。
我們來看看這“六君子”都是何許人也。
楊度,“籌安會”理事長。早年留學日本,和梁啟超、黃興、孫中山過從甚密,在日期間,被公推為留日學生會總干事長,其影響可想而知。早年積極主張“君主立憲”,為袁世凱稱帝做了大量的理論支持,立功甚偉。1915年4月,楊度呈送《君憲救國論》給袁氏,“中國如不廢共和,立君主,則強國無望,富國無望,立憲無望,終歸于亡國而已……故以專制之權,行立憲之業,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業之極好機會。”深得袁氏贊許,稱之為“至理名言”。袁世凱失敗后,楊度遁入空門,研究佛學,著述頗豐。后隨孫中山奔走,由“君主立憲”轉向“民主共和”。據說,晚年還信仰了馬克思主義,加入了共產黨。
孫毓筠,1906年留學日本時加入中國同盟會,同年回南京運動新軍,響應萍瀏醴起義,事泄被捕,判刑五年。辛亥革命時期是安徽革命黨人的代表人物。1915年以“研究國體問題”為名,與楊度等人發動“籌安會”,以“籌安六君子”之名而聞名全國,不僅為袁世凱帝制鼓吹,還親任“登基大典”籌備處副處長。
劉師培,1907年春節東渡日本,結識孫中山、黃興、陶成章等革命黨人,參加同盟會東京本部工作。因為留日期間費用巨大,迫于經濟壓力,被端方收買,作《上端方書》,獻“弭亂之策十條”,背叛革命,充當端方暗探。回國后,投機革命,后參與發起成立籌安會,作《君政復古論》《聯邦駁議》,積極為袁世凱稱帝搖旗吶喊。
李燮和,早年與黃興、孫中山相會于日本而加入同盟會,前期為堅決反袁的革命派將領,后搖身一變而成擁袁稱帝的幫兇。
胡瑛,1905 年在日本加入同盟會,追隨黃興,成為有較大影響的革命家,十年后加盟“籌安會”,成為擁戴袁世凱稱帝的干將。
嚴復,英國格林威治海軍學院的高材生,清末有影響的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翻譯家和教育家,北京大學第一任校長。后積極宣傳“君主立憲”,為袁世凱稱帝奠定思想基礎。
綜觀“六君子”生平,他們的人生軌跡雖然各有差異,但在某些方面卻又驚人的相似:
1、都是海歸一族,都廣泛的接受過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熏陶,是當時著名的精英,一時的人杰。
2、都曾對國家做出過積極的貢獻,有些甚至對后世產生了較大影響。
3、他們的政治主張并不固定,主要是看需要而定,考量的標準是兩個,一是根據形勢的需要,再就是根據個人利益的需要。
4、他們都為袁世凱稱帝立下了汗馬功勞,尤其是提供了思想與理論支持。
5、他們倒不像后來的精英,并不是靠人家提供日元和英鎊完成學業的,也沒聽說日本政府和英國政府在銀行給他們存下了巨款。他們雖然政治主張多變,但沒有出賣過國家和民族利益,沒有勾結外族來推廣“轉基因”滅我中華。
6、“六君子”都還有廉恥之心,在袁世凱稱帝失敗后,他們對自己的行為,都不同程度的進行了反省和懺悔,并從此洗心革面,或隱居山林,或遁入空門,或潛心學問。這一點,也是后世那些毫無廉恥的精英們不可同日而語的。
不知道當世那些被普世過的精英,面對他們的先祖的時候會有何感想?時代畢竟是進步了,現在的精英們當然也不會再去擁戴袁世凱們稱帝了,因為他們的心中早已有個“上帝”,這不,再過十幾二十天,他們就要虔誠的給“主”過生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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