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寒冷的大街上　　

我聽得見　　

追名逐利者的叫嚷　　

和名利那憤怒的回響　　

                      ――《致假想朋友的一封信》托馬斯·麥克格拉斯　　

也許，當代那種為了解放全人類的革命理想主義精神的缺失并不僅限于中國，但這種缺失所帶來的后果與嚴重程度，在這個正處于社會矛盾極端復雜又極其尖銳的社會中表現的尤為突出。當“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的魅力遠遠趕不上“李宇春”，當“政治責任”的魅力遠遠趕不上“一夜成名”，當“雷鋒”已經成為一個不折不扣具有“諷刺”意味的話語時，一方面意味著走資派幾十年意識形態灌輸的成功，另一方面他們又得吞下自己這一手培育出的這枚苦果。如今，在資產階級日漸高漲的攻擊之下，已沒有多少人在為其說話，已處在無產階級人民大眾與資產階級的聯合攻擊之下，進退維谷，左右為難，可能就連他們自己也沒想到自己最后會落得這么一個孤家寡人的凄涼境地。同時也更顯示當前出社會價值的錯位與精神信仰的缺失。　　

也許對于六、七十年代的中國年輕人來說，世界在他們概念中還是一個比較模糊的，充滿著斗爭與矛盾的詞語，也許現實世界對他們來說還是一個完全陌生的領域。但當他們高舉著“毛主席”的頭像，手捧著《毛主席語錄》的時候，就早已把思想獻于有關于全人類解放，和人的全部價值實現的過程中去了。在他們看來：“人不是首先存在以便后來變成自由的，人的存在和他的自由沒有區別。”那種為了真理和理想而勇于犧牲的，大無畏的奉獻精神，在這一代人身上表現的淋漓盡致，叫人贊嘆。　　

而觀當今中國之社會現狀既不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延續，也不是西方文明社會的變遷，而是二十世紀在戰爭中形成的那種革命精神的嬗變，一種逆向延續，是一種對于過去社會的反動，一種基于被一群無恥漢奸文人，自以為是的精英們歪曲的革命思想，一種幾乎歇斯底里地自我丑化和對過去的反攻倒算。他們一方面拒不承認現實中客觀存在的階級斗爭，另一方面又極端厭惡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斗爭，然而他們所做的一切卻又即使現實中的階級斗爭又是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他們之所以要否定二者的存在，真實的目的只是因為他們想獲得絕對的壟斷地位，好憑借這種地位繼續愚弄人民，剝削人民，壓迫人民。他們深知一旦人民群眾起來自己解放自己，不再需要他們的指指點點，一旦以無產階級為代表的廣大勞動人民真正掌握政權，他們就將又一次失去曾經在文革中失去的那點可憐的，又是極其可恥的優越感。　　

因此，這些見不得人的預謀都使得他們這種貌似“深刻”的反思更像是一次對資本主義，對帝國主義，對私有制的瘋狂求愛。這種給予個人主義，自私自利的價值觀已經強大到可以橫掃一切信仰，以及和信仰有關的所有東西，在一夜之間變得虛無縹緲，仿佛整個世界除了嘲笑還是嘲笑。這種現實與理想中的巨大反差使得人們很容易迷失方向，一些原本是理想主義的人則選擇用最極端的方式嘲諷這個社會，而其內心卻怎么也不能擺脫普遍的社會意識。這些都使得批判性和關懷性，這兩個有關于理想和信念最重要的東西在今日的中國喪失殆盡。他們不僅要替自1840年以來的漢奸，反動勢力翻案，更要替自中華民族有史以來的漢奸，反動勢力翻案。他們口口聲聲說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促進中國的“進步”，把“愚昧”的中國改造成所謂“文明。”但可笑的是他們用來改造中國和中國人的東西里面幾乎沒有一樣是中國自己的。所謂“藝高人膽大”，他們今天能為國民黨反動派翻案，為汪精衛，李鴻章，慈禧翻案，甚至為日本人翻案，明天就能為洪承疇翻案，為秦檜翻案，甚至反而把堯舜禹湯之輩也打入決絕人類統一，反對世界公民的反普世價值的隊伍里。　　

隨著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期一系列事情的發生，走資派們終于通過種種手段為中國經濟的發展“掃清”了意識形態上的障礙，表面上把西化派隔離起來，其實真正被隔離起來的是信仰馬列主義，堅持毛澤東思想，堅持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的廣大黨員和人民。更加荒唐的是，西化派卻趁火打劫，二十年如一日的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廣受迫害的“小媳婦”樣，以此博得很多善良的人民群眾的支持。在《伊索寓言》里有一則“農夫和蛇”的故事，善良的農夫用自己的體溫救活了被凍得奄奄一息的蛇，而蛇卻在蘇醒后反咬農夫一口。因此，事到如今，一來西化派，普世派已經日漸羽翼豐滿，不需要再披著那本來就使自己極端不自在的羊皮，露出餓狼的本性，把曾經那些善良的人民棄到一邊，使之淪為“屁民”。二來，人民經過這前后三十年的對比，更加認識到了事情的本質，在慘淡的現實面前，即使包裝的再精美的理論也一錢不值，只能換來人民敵視。　　

精英們打著“為了真理而戰”的幌子，其實質卻是“為了利益而戰”，并且這“利益”不論在其“名”上屬于何者，但卻在“實”上似乎只關乎個人的經濟利益，由社會特權而產生的利益相關。因此，精英們提倡什么是一方面，社會現實是什么又是一方面。正如福柯所擔心的一樣，知識雖然可以破壞原有的社會體系，可一旦當它與現有的社會體制，權力結合起來時，又成為最嚴密的關系網，極力保護著現存的一切制度。本來知識份子的精英性只應體現在知識本身當中，現在卻幾乎體現在社會的所有方面，使得知識份子搖身一變，儼然成為改革最大的利益既得者，然后一步步的淪為政治的共同體，最后很自然的成為政治的傳聲筒。這樣，他既不能代表知識的嚴肅性，也喪失了作為社會代表的典范性的資格。精英的價值不在于擁有權力，享受權力，更不是替權力辯護。所以當精英成為權力最大的擁護者時，這樣的精英還能稱其為精英嗎？　　

康德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我生性是個探求者，我渴望知識，急切地要知道更多的東西，有所發明才覺得快樂。我曾經相信這才能給予人的生活以尊嚴，并藐視無知的普通民眾。盧梭糾正了我，我想象中的優越感消失了，我學會了尊重人，除非我的哲學恢復了一切人的公共權力，我并不認為自己比普通勞動者更有用！這句話就算今天看來也仍舊不失其對于現實的意義，而這也許才是康德作為一個哲學家的偉大之處吧。　　

隨著上述一切的發生，精英與普通大眾之間的矛盾也更加尖銳突出，本來應該站在民眾一邊的精英卻往往以對立面出現，這樣當敵對代替了支持，當信任變成了懷疑，就更談不上關懷普通民眾了。其實，這也難怪，因為，二者屬于兩個截然不同的利益群體，又怎么能指望屬于利益既得者的精英站在民眾一方呢！當知識份子把批判性遠遠的拋在腦后之時，那么關懷性的缺失就成為一種必然。　　

不論是一個人，還是一個社會，當它完全丟失了精神與信仰，那么它也只能把所有精力放在物質生產，放在這唯一使其獲得快感的物質享受之上了。　　

現在的中國社會就像一個被快速吹起來的氣球，不過雖然看起來是很花哨，但卻缺少了必要的支持。自己不是經濟學家，沒有能力說中國的經濟將會怎么樣，但作為一位哲學研究者，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看，當經濟發展的一個社會文化與精神所能承受的極限時，它自己就會停下來，甚至爆發一些激烈的沖突，經濟問題就會演變成社會問題。而這時，本來應該成為一個社會文化和精神的引領者的知識分子，精英卻墮落成為腐朽的貴族主義的代表，那么整個社會也就不可避免的庸俗化，低級化了。　　

人類必須要要生存，但生存的目的不是生存！　　

不知從何時起“經濟是一切的基礎”成為一句時髦的話，整個一狗皮膏藥，哪痛貼哪，并且成為很多人用來無度斂財與大肆揮霍的擋箭牌。正是在這種價值觀的作用下，稍微有點錢的人就都以為自己是精英了，社會的模范了，還真就比別人高一等，甚至于藐視一切社會道德與規則，有錢，能賺錢似乎成為衡量一個人是否成功的標準。而另外一些人則相信經濟發展了，社會問題也就隨之解決了。但我想說得是，經濟發展固然重要，因為它是人類社會發展和前進的物質基礎，沒有了經濟一切的都是枉然，但這如同唯心與唯物這兩個概念只在最狹隘的范圍內有意義一樣。如果以人類歷史的發展來看，經濟的發展，財富的創造是一個沒有終點的無窮動過程，這也就意味著社會財富的積累將伴隨著人類存在的整個歷史，因此很難找到一個確定的點，然后說“好了，我們可以暫時歇會了！”雖然，財富本身沒有屬性，但在很大程度上財富為人性中惡的一面提供了最佳的發泄場所，它雖不是萬惡之源，但如果就此認為它是善善之地就是大錯特錯了。　　

在很多人那里有這樣一個邏輯：既然經濟是社會的物質基礎，那么只要經濟發展了就可以解決社會問題；同時作為具體的社會單元，也只有在有了物質基礎的條件下，才能進行更有效的社會改進工作。這個看似嚴絲合縫的邏輯卻隱藏著一個天大的荒謬：資本的本身不會解決任何社會問題，解決問題的是人。可是當人已經變得萎靡又自私，貪婪又無恥的時候，又憑什么態度和立場去解決問題呢？　　

以“五一”勞動節來說，本來這個節日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是工人階級爭取權利和向不合理的社會秩序斗爭的紀念日，但現在卻完全失去了它的本來意圖，變成了資本的狂歡日，人們只在乎“五一”而遺忘了勞動。五一，十一等節日的蛻變其實正反映著國民的心理以及整個社會現在的價值取向，因為它們不再意味著勞動，建國，只是一個眾多人都盼望的休息日。這樣的進步并不是說不好，它說明時代的進步。但如果從文化的角度講，又多少有些遺憾，舊的東西死去了，新的東西卻還沒有跟上來。　　

隨著全球經濟的發展，環境資源的消耗，競爭將越來越激烈。小至個人，大到國家彼此之間的關系都會在生存與發展之前面臨嚴峻的考驗，誰都不想輸掉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那么如何在這種情況下保持一個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完整性，自主性和獨立性，也將決定今后人類世界的戰爭與和平，能否和諧的發展。因此，理想與信念決不能不能淪為一種社會的附屬之物，不能變成誰想起來了就喊兩句，累了就放到一邊的可有可無之物。誰拋棄精神和思想，也必將被精神和思想所拋棄，因為它雖贏得了現在，卻輸掉了未來。 　　

不可否認，一個時代應該，也肯定有一個時代特有的精神，這是誰也無法否認的一個事實。但這是否就意味著它可以成為為我們時代所面臨的文化困境與信仰缺失做辯護的一個口實呢？難道只要祭這這面“令旗”就真的可以無視大地江山在渾渾噩噩中變得面目全非，任他“血海滔滔”而號令天下，一統江湖？面對著眾多對于人的精神的責難，不禁讓響起一句非常著名，但卻又極容易被忽略的話：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　　

所以，一個時代可以有韓寒，可以有易中天，甚至還可以有木子美，但不能只有韓寒，不能只有易中天，更不能只有木子美！一個人手里捧著一本尼采的《查拉圖司特拉如是說》即使不去看，但至少也象征著一種追求，一種價值取向。附庸風雅，至少說明有雅可附。在這個意義上說，思想的匱乏對于一個社會來說也許算不上最可怕的，因為最可怕的是喪失了對思想的追求。　　

    在一夜間富起來的一部分國人，復仇般地尋求利潤，不僅自己這么做了，還要求所有人都來配合他們那貪婪已極的行為。但凡誰有半點懈怠，便被扣上“反改革”“阻礙經濟發展”的帽子。他們嘲笑那些還認為現代國家的政府有責任為所有公民提供平等和社會正義的人，嘲笑那些還認為公民應該以“存在的價值”承擔社會與歷史責任的人，甚至嘲笑一切偏離于“經濟中心”的人。不僅是馬克思，社會主義，毛澤東思想，共產主義理想，甚至是波恩斯坦和克魯斯蘭德提倡的社會民主，進而連凱恩斯的溫情自由主義，都成為他們嘲笑的對象，把這些都當作虛無縹緲的烏托邦。把要在社會絕大多數人的利益的基礎上培養一種平民文化的思想看作是一種無法治愈，荒唐可笑的幼稚病。　　

基于這些現實，大部分的人，尤其是年輕人被一批精英們無休止的告知：我們生活在一個“追求差異化”的世界之中，最重要的是不論用何種手段和方式都要保住自己的獨立身份。于是，享樂主義的自我體現從以前被勸說年輕人接受的信條，終于變成今天的年輕人主動接受的信條，并被深信不疑的執行了。所以當看到今天中國文化之現狀，不用過于苛責年輕人，因為這一切正是走資派，乃至賣國賊漢奸們所希望看到的，至少曾經是這樣。只不過，現在對他們來說，自己的種下的苦果只有自己來嘗了。　　

走資派為了建立起自身的合法性，把曾經中華大地上欣欣向榮的大民主無情的扼殺了，消滅了。他們一個害怕聆聽對這個制度的不滿，也就往往希望和鼓勵人們遠離那種人人都能分享的政治，只是這樣做得后果不僅斷送了現在，還有將來。真正活著的政治不是昨天，也不是今天，而是明天。因此，六、七十年代的知識分子和年輕人，他們相信未來會更好，所以他們竭盡全力――（盡管有錯誤和幼稚，）要創造一個民主、自由的，馬克思，毛主席所真正希望的社會主義的社會。但他們失敗了，而失敗的不僅僅是他們自己，還有整個時代。但正如辯證法所揭示的，在否定中必定包含著肯定種子，所以那一切并不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只是，直到現在，當大部分人沉浸在由娛樂，MTV，酒精和香煙等等物質基礎制造的“幸福和快樂”中時，當他們可以在吵鬧而昏暗的燈光中體驗著“生理的快感”時，也許他們可以變得無憂無慮，瀟灑快樂，特立獨行，甚至讓人親近，但或許他們的內心也是痛苦的。這種接近于癲狂狀態的歇斯底里，并不是緩和劑而是麻醉劑，是為了掩蓋這空洞無味，而又糟糕透頂的日常生活。　　

所以，我們因為忘了世界，而變得狹隘自私；因為忘了還有戰爭和壓迫，而變得萎靡頹廢；因為忘了人類還有未來而變得空虛彷徨。到最后，當連自己做為一個人而存在都意識不到，忘了的時候，那么等待著我們的就只有虛無了，那個薩特本來用于說明存在的先驗條件……　　

于是，我們被剝奪了，更確切地應該說是主動放棄了獨立思考的權力，盡管有這個能力，但在這樣一個右派資本主義的精英，漢奸賣國賊充斥的話語體制里，他們完全沒有意識到的那點所謂的“獨立思考的權利”也基本限制在這些普世派的手里，任何對于普世價值的異議都是被禁止的。正因為如此，才有了“那天普世了殺你全家”“把所有毛左都拉去煉肥皂”等在我看來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語言。在這樣一個社會大環境下，就只好把社會與政治問題庸俗化，低級化，把人們的注意力從關于權力轉移到諸如消費，娛樂，丑聞和犯罪上去。如果說這不是迫使一部分人保持緘默，又能是什么呢！這不是在警告那些曾經有著，現在有著，或者未來將要有著社會主義信念，共產主義理想的年輕人們：你們只要管好自己的肚臍眼就行了嗎！　　

這個過程的本質和中心是反民主的，它把了解真實信息的權力都完全的留給了那些已經成為改革利益既得者的知識分子，而反過來，這些知識分子又在厚顏無恥的為這些可恥的行為做著更加可恥，更加令人作嘔的辯護。　　

人類社會發展的無數歷史事實都已證明這樣一個道理：如果一種文化，一個社會沒有一些意志堅定，思想深刻而不失人性的，充滿激情的浪漫主義者，理想主義者，那么在這種社會和文化中只能并且注定要產生出像桑丘這樣膽小怕事，輕信而又人云亦云的人來。　　

可以這樣說，我們正在經歷這樣一個轉折的偉大時代，在這里，希望和精神似乎正在泯滅，恐懼和失落似乎充滿了整個世界。但是，還是希望和理想仍將促使我們行動起來，唯有行動才能拯救未來。恐懼只能產生冷漠，消極。謹慎和保守又可能讓人無所作為。當覺得舉步為艱，進退兩難時，我們必須清楚的意識到這樣一個事實：只要人活著，他的說話，走路，思考每時每刻都處在矛盾中！其中的很多人發現這一過程太過痛苦，因此也就毫不在意的選擇停留在由別人劃定的有限的自由區域里，并且將之看成一種“安全和幸福”。因此，當在每一條戰線前都放棄了戰斗的時候，他輸掉的不僅是一次戰役，而是整個戰爭！　　

   “開口說，你的雙唇是自由的；　　

開口說，你的舌頭還是你自己的；　　

這筆直的身板依舊屬于你…..　　

開口說，你的生命依舊是你自己的。　　

看看在鐵匠的煅爐里，　　

火焰怎樣跳躍，鋼鐵怎么變紅，　　

掛鎖張大他們的下顎，　　

每一條鐵鏈把懷抱敞開！　　

這短暫的一刻就足夠　　

只要身體和舌頭還未死去；　　

開口說，因為真理仍然活著……　　

開口說，說必須說的一切。”——法伊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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