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信訪工作問題和治理腐敗中經常出現的問題
   

    腐敗問題連帶著懶于政務，工作不作為，為群眾服務觀念的缺失等問題很多，給紀檢監察和信訪等工作帶來壓力和難度，對這些部門的工作能力和職責問題也提出了挑戰。按理說，信訪局應該是一個勤政督辦機構，主要接受和處理基層人民群眾反映地方部門不合理的土政策，地方干部違背國家政策，給群眾造成疾苦和損害，以及政策空白領域發生的矛盾糾紛等。信訪局不應兼負廉政機構的職能。近些年企業改革形成的工人下崗工資，企業很多被私人控股，有意減低職工待遇；農村改革開發建設政策中對農村土地征用不合理；以及企業改革中干部歪曲國家改革意圖，等問題，信訪局接案的不少，難以處理和不與處理的都有，甚至地方暗下指示截扣上京上訪的事情屢見不鮮，甚至荒唐地把上訪人員按精神病對待強行送到精神病院也見諸于媒體報端。由于問題不易解決，群眾就只有試圖以多取勝，就有時發生集體上訪和集會事件。地方政府害怕受到中央指責，故意壓制上訪而用一些荒唐阻攔的方式，這些問題在一個時段內比較嚴重。當今雖然國家政策上支持群眾向當地信訪局反映問題，并要求各級政府要妥善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可是許多問題還是得不到有效解決，總受到一種無形的力量阻攔。
    牽涉到違法違紀性質的案件，信訪局應該進行分類分別移送紀委、監察、公檢法司等部門，或者在工作程序上直接告知信訪人應該到哪個機關去反映，該保密的一定做好保密，保證上訪人的人身安全和政治安全，但這方面也缺少立法，只是見到信訪條例中有關嚴厲打擊誣告的規定，使得不少人明知受害而不敢輕易上訪，因此上訪群眾自覺學習法律的多了，被迫中受到了普法教育，甚至還成為業余律師，也算是自謀職業多了一個技能，也不知道這種被迫出的一技之長算不算是荒唐的地方腐敗造成的？
    在實際工作過程中，由于信訪局工作職責范圍相對籠統，加上社會人事關系復雜，難免發生混淆案件性質的可能，導致應該按紀律查處的案件，卻作為一般糾紛和改革中的一般工作失誤責任來對待，將上訪者反映的問題又給返回到原地方原單位行政主管局。原來的責任本來就同行政主管局有關，然后行政主管局又“責令”原單位限期答復上訪者，這樣導致連行政訴訟法也用不上就把問題回歸故里。這就不得不讓上訪者總是處于尷尬境地，最終也使腐敗者逍遙法外。結果是形成上訪者不是被“制服”，就是上訪者不能忍受冤屈而再度越級上訪。越級上訪后的結果，就又是發生了案件回歸故里的那一幕。這樣就可以想象上訪者上訪道路的曲折和艱辛，以及信訪部門的作用和效率怎樣的。
    每次案件都回歸故里，每次都得不到解決，積年累月耗盡了上訪者的心血，而且還使得原單位領導這案件的制造者，對上訪者記仇和恥笑。所以哪有上訪者不傷感的道理？傷感的過久積壓就會自然產生憤恨，又能憤恨誰？又該憤恨誰？又敢憤恨誰？自然就是基層把問題不斷上交，把矛盾不斷上交，導致上訪者對我們的人民政府不滿的情緒，這就自然影響政府的聲譽，這其實也是一種矛盾升級形態。
    公安司法移送到地方檢察院的案件，檢察院有關人員言稱科室缺乏辦公經費，涉案人利用人事關系網就將“經費”送達，數額由幾萬到幾十萬元不等，這自然是犯案人單位公款的變相記賬支付，以此“擺平”案件，不少單位的領導干部都昂頭挺胸地宣稱自己什么事都能擺平，還宣稱舉報者個人豈能搞倒組織。中紀委開通網絡實名和匿名舉報后，案件處理由于實行分級管理，檢舉案件還是被轉回到原地市縣，不少還被轉到或轉交到基層單位行政主管局的紀檢室，這樣就不得不受主管局領導對案件的主宰，這也是紀檢體制上造成的問題。地市縣基層部門中的人事關系的腐敗格局又重新左右著案件的處理，使得檢舉案件不得而終。
    如果是農村村民在農忙季節上訪就更是艱難，上訪者整天奔波于上訪之路，顧不上良田耕作收割，常使賴以生存和指望換錢供養學生的糧農產品爛到地里，加重了家庭生活負擔。不管是不是普遍，但是這樣的情況一次也不應該發生。 
    反腐敗思想認識上和實際工作中存在著不少問題。在反腐還是不反腐，怎樣反腐有利還是怎樣反腐不利，是重視預防還是重視懲治，是重中央指令還是重制度建設，等等，這些紛雜的討論現象中，悄然混雜著“嚴懲腐敗不利于經濟發展”的混帳邏輯，企圖制約反腐敗行動，將反腐敗理論和工作引向歧途。甚至產生了“制度設計大于反腐行動”，以建立制度取代反腐行動這種極端錯誤的形而上學和脫離實際的做法。
    各種工作的總結，都由官員完成，都由官員逐級向中央匯報。在官員嚴重腐敗環境下，官員對人民群眾反腐民意的總結，代表人民群眾意愿的呈報當然就不多，他們只愿意鼓吹自己的成績，對問題的總結也是表面文章。導致人民群眾要求解決的民生問題和反腐敗問題，根本不能解決。大量的官場，只研究干部管理層面的預防腐敗機制，而不考慮群眾民主監督，這仍然是官僚主義作風。官僚主義本來就是滋生腐敗的土壤，官僚主義也就根本不會去反腐敗。反腐敗工作如果失去了人民群眾的監督舉報，沒有建立健全和應用這種根本就不能脫離的監督方式，那就是脫離了人民民主。在官僚腐敗的盛行下，用人民民主專政的方式遏制腐敗，就不能順利體現。脫離了人民民主這個內容，專政的國家機器就被官僚腐敗所掌控，那么專政的對象自然就是人民群眾了。因此，人民群眾反腐敗的要求就總得不到兌現，甚至被舉報的腐敗者是毫發無損。很多情況下，是眼睜睜看著腐敗者逍遙法外，反倒舉報人常常被報復，報復也自然是讓舉報人“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的辦法最多。
    很多時候群眾無奈就找到媒體反映，欲通過媒體曝光而督促問題解決，但是地方主流政治媒體和宣傳媒體都不敢接受群眾這類要求。甚至來采訪的中央媒體也常被地方黨政陰陽阻攔，甚至地方黨政暗中示意地方市民“誰讓曝光，誰說真相，誰負責，誰就丟飯碗。”廣大反腐群眾在這樣的環境下缺乏反腐支持，只能運用間接的互聯網信息手段，艱難地向黨中央反映反腐要求。地方腐敗者竟然不斷設法阻礙人民群眾的反腐意愿。然而越是被阻攔，人民群眾向黨中央要求懲治腐敗就更越發強烈。如果不是互聯網幫助了人民群眾的反腐行動，那么人民群眾的反腐意愿就很難向黨中央表達。可是，很多情況下人民群眾反腐激烈的言論，仍然常常不能發表，網上留言常常被刪除。中央只要有新辦法與人民群眾聯系，就同時伴隨著隔絕這種聯系的現象。越是這樣，人民群眾反腐敗的呼聲就更高。
    對腐敗不能有效遏制，對社會的負面影響很大。關于反腐機構種種對案件處理的職能交叉和不合理程序，相當于放縱了地方基層領導干部濫用職權行為和腐敗行為，就愈加擴大了腐敗氣氛。犯案之后反正都是“有錢能使鬼推磨”，反正都是能“用人事關系擺平”，反正都是“通過翻案拉關系的過程能夠鞏固與紀檢監察人員的關系并擴大交際圈”，反正都是“前有車后有轍還害怕什么”等。這種負面環境條件使得本來就有不良思想意識的基層領導干部，哪個不來試著撈一把？犯案人疏通人情買賄過關后，必然對上訪舉報者鄙視，必然還想再撈回賄賂所用成本，就越加用公款高檔請客吃喝玩樂，以鞏固擴大關系圈來預備今后再犯案時“防患于未然”。這樣吃喝玩樂的行為，酒過三巡之后自然就介入低俗、庸俗、媚俗之列，于是“三俗”場所就有了保護傘，就助長了“三俗”盛行。
    案發后，如果中紀委不親自下來工作組，案件的處理往往是“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的結果，誰關系網不硬誰就最“倒霉”，或者這時就加深了買官賣官關系和官方圈內的交際往來，或者大魚就要再算計小魚地進行“腐吃腐”“黑吃黑”一把，這種手段十分靈驗。鍋里水滿又被加熱自然就溢出，于是曝光了個別地方紀檢書記、地方黨政要員、地方政法委書記，幾千萬甚至上億元的貪污腐敗，以及其中進行包二奶、強奸等傷風敗俗的案件，就發生了這樣的終極腐敗現象。這樣的負面環境，無論對于鄉村還是城市，能允許“屈原”安身立命的有幾處？能容許“蓮花”不染污泥的有幾池？讓百姓怎么看待現實？對現實中“缺乏財力、缺乏關系、缺乏后臺”的地方部門單位的“三缺”干部掛在嘴邊的“莫伸手，伸手必被捉”，“不花公家錢，心里坦蕩蕩”，“不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之類的積極表白，多被看作是自我安慰。
    很大程度上和一定意義上，與其說，是農村干部鉆了政策的空子產生了腐敗現象，侵吞了國家土地財產利益，不如說，是需要查找農村經濟體制上，乃至農村生產資料所有制普遍個體化的缺陷，以及應該嚴厲查處地方的陽奉陰違，與中央精神不配合的亂作為現象。地方保護主義、地方超級發展主義、地方腐敗捂蓋子主義，所引發的不易控制的“自然”腐敗問題和故意腐敗問題，這些都是城市工作部門和農村同時一并出現的問題。
    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的決定，很明白具體：“加大查辦違紀違法案件工作力度。保持懲治腐敗高壓態勢，堅決遏制一些領域腐敗現象易發多發勢頭，決不讓任何腐敗分子逃脫黨紀國法懲處。嚴肅查辦發生在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中濫用職權、貪污賄賂、腐化墮落、失職瀆職案件，嚴肅查辦商業賄賂案件和嚴重侵害群眾利益案件，嚴肅查辦群體性事件和重大責任事故背后的腐敗案件。加強工程建設、房地產開發、土地管理和礦產資源開發、國有資產管理、金融、司法等領域專項治理。健全反腐敗協調工作機制，加強查辦大案要案組織協調，形成整體合力。健全反腐倡廉網絡舉報和受理機制、網絡信息收集和處置機制。堅持依紀依法辦案，完善舉報人和證人保護制度，保障被調查人合法權益，依法追究誣告陷害行為。完善重大案件剖析制度和通報制度，發揮查辦案件懲戒功能和治本功能。”可是，對照起來，卻是腐敗隨著經濟發展而形式更加多樣化，腐敗貪污數額更觸目驚心，這使我們感到反腐敗的任務更加艱巨。“依法追究誣告陷害行為”，腐敗者利用權勢對舉報人進行反向誣告，的確見到反腐不成反被抓、被判入獄，腐敗者有問題也不被查處。    尤其是城市建設與農村建設利用土地貿易往來產生的腐敗關系，雖然明顯的看出其中領導干部大發橫財，可是有時卻很難界定是不是違法亂紀，好像很多都不違背政策，雖然群眾對此有所不滿，但也難以找到相應的檢舉或訴訟依據，這也是對城市單位領導在開發建設上的腐敗事實，在推脫責任或關系圈的保護下不易查處的原因。使得腐敗者感到自己的行為天經地義，也就更加放肆。
    國家應當重視有時在經濟政策上，對干部腐敗行為的模糊允許，造成了預防腐敗工作不能達到某些工作部位，導致出現一些腐敗干部飛揚跋扈，不可一世，有的竟成為上訪舉報者的“死對頭”。加上有的執法人員監守自盜，就致使腐敗者在這樣的社會負面環境下，更能自由穿梭于“法網恢恢”之間，使“疏而不漏”成為笑談。所以我們可以看出，在法律法規政策規定尚有遺漏，并且制度和法律是在新式犯罪行為之后，才能總結完善的情況下，道德教育，法紀教育，尤其是“懲治教育”的方式，就是預防腐敗工作中極其必要的工作。同時也應該考慮，紀檢監察信訪部門，這些政治體制的機構，是不是適應于不斷深入改革開放下的現實中國國情？是不是需要對勤政、廉政部門的職能交叉問題抓緊予以改革？
    有網友提出對腐敗要“嚴打”，法律要嚴。但是，腐敗與反腐敗不定為“階級斗爭矛盾”的性質，反倒是官僚“內部的人民內部矛盾”，怎么“嚴打”？“嚴打”靠誰？誰來打誰？嚴打，用不用人民民主專政？既然是“官僚人民內部矛盾”，也就不能用和用不上“這個專政”，那么“法律”怎用？法律，還能脫離專政、在專政之外，來懲治腐敗么？法律，本身就是一個專政的工具，工具是誰掌握？明顯是黨的領導下的官員掌握么。要想解決好人民內部矛盾，黨就必須明確劃清人民內部矛盾與腐敗問題的界限，就需要建立民主性政治體制機制，讓廣大的人民群眾主動監督，達到官員自覺接受監督，讓官員干部受到約束，感到警鐘長鳴悠悠于耳。特別在農村，倡導集體主義思想，運用集體經濟觀念，開展集體所有制經濟運營，以民主性政治體制形成的監督機制，達成干群之間和諧，預防一切矛盾的產生與發展。（后續紀檢機構垂直設計）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