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8——1953年的中國社會
一、從自然（戰爭：狩獵）經濟到計劃生育及經濟
乾隆五十八年（1793）洪亮吉在貴州學政任上寫的《治平》和《生計》中闡述了他的人口理論：
1， 生活資料的增加和人口的增長不存在直接的比例關系。在100年左右的時間內，人口可以增加5倍至20倍，而由于受土地面積的限制，生活資料只能增加3至5倍。
2， 像洪水、饑荒和瘟疫一類自然控制不能消滅剩余人口。
3， 依靠別人為生的人比參加生產的人多。
4， 人口越多，人均收入越少。但由于人口比貨物多，支出和消費力會更大。
5， 人口越多，勞動力將越不值錢，但貨價將會越高；這是由于勞動力供過于求而貨物求多于供。
6， 人口越多，人民維持生計越難。由于支出和消費力越來越大于社會總的財富，失業人數將增加。
7， 人民中財富分配不均。
8， 在饑荒、洪水和瘟疫之類自然災害中，那些無財無業的人將先會受凍餓而死。
（計劃生育是傳統人口自然增長的理性規劃，而以理性自詡的西方人權分子的攻擊試圖讓中國墮入明清戰亂及印度、非洲的深淵。當然，洋奴們又攻擊起計劃經濟時代了，然而沒有那時的人口基數和宏觀調控，在海外封鎖的情況下國家工業基礎從何而來（煤油與人力及雜交水稻），可以對比一下對“美”開放以后的進口產品為何？而世界工廠的基礎到底在哪里？）
二，土地國有及集體管理之基礎地位
一位研究中國農村問題的經濟史家陶尼（TAWNEY）在20世紀20年代后期提
到：“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的事，農民的革命還有待爆發。如果他們的統治者繼續剝削他們，或聽任他們受剝削，殘忍無情和前此一樣，那就可能有不幸的結果。果真如此（政府和地主）也是罪有應得。”
他的預言可加一個歷史注腳，1927年的國民黨也還是資產階級的事，資產階級化到完全拋棄了國民黨創始人孫中山所熱切追求的革命目標之一——平均地權。CC派領袖陳果夫在死于臺灣前不久對拋棄孫中山的土地綱領，最終做了理論辯解：“（在30年代）我們除了整理地籍、稅率、租額，使其公平合理外，對地主并沒有特別加以限制，可以說根本沒有注意這一問題。”根據中央農業實驗站在30年代后期所作的調查：56%的農戶每年必須借貸，48%的農戶每年必須借糧才能維生。1937年7月抗戰全面爆發后，就更依賴西南未占領地區的糧食供應了。
三，稅賦與匯率
縉紳與地方官府吏胥勾結，施用種種詭計將賦役擔子幾乎完全轉嫁到貧苦的、目不識丁的百姓頭上，以致造成日益嚴重的農民逃亡。由于農民逃亡而使當地人口降至最低的現象并不少見。在某些地區，削減地稅額的好處早已被過度的雜征所抵銷。正是這種日益加重、越來越不公正的勞役負擔，將許多天良未泯的地方和省級官員引向所謂的“一條鞭法”賦稅改革的方向。
而從19世紀初年開始，由于白銀與銅錢兌換率的改變（墨西哥銀圓），農民更受其害。如果說農民在晚清的賦稅負擔已經很重，那么他們在民國初年的境遇可能更糟。軍閥肆無忌憚，完全是無恥的勒索者，他們幾乎隨意加征捐稅并增加新的捐稅，到本世紀30年代初，四川某些縣份的地稅甚至已預征到幾十年后。
四，仁政與法制
雍正更依靠法家嚴格執法的信念，而不是儒家的德化空談。雍正和漢宣帝一樣，認為法律與實際嚴重脫節必定會引起官員的腐化，而官員的腐化必然使國民中最無能力抵制官吏和土豪欺凌的人們遭殃。他在位期間通過對各級官員的嚴密監察清朝中央及省、州、縣的行政效率達到了最高峰。
1735年（十三年）他一死之后，保守的官員間立刻就掀起了一場“翻案”運動。他的繼任人急于博取聲望，對轉向儒（道）家放任主義采取默許態度。乾隆皇帝的揮霍，對邊疆的用兵及嘉慶元年至七年鎮壓白蓮教起義的長期軍事行動，到道光三十年戶部庫銀已跌至800萬兩，而雍正年間的庫銀是6000萬兩。
五，要有“拿來主義”的改革開放
（鴉片戰爭以來）88年的關稅特惠條約使許多貨物只能值百抽五，使中國的新舊產業對外國產業和在中國的外資產業處于不利的競爭地位。在1860年至1890年期間蘭開夏將中國土布完全逐出了城市時常就是例證。除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殖民內斗），新建的中國棉紡織廠始終無法匹敵。海關史學家HB莫爾斯：“1905年，棉紡織占中國全部進口值的（不包括鴉片）44%。在18世紀和19世紀前期棉布的流向是自中國流向西方。”
18世紀初的教士林赫德：“各省都有其獨特的財富，中國內地的貿易規模如此巨大，以至整個歐洲的商業都無法望其項背。各省就如許多王國，互相交流各自的物產，這促使各地區的人們融化為一，并促使一般城市都繁盛充裕。”另一歐洲商人在19世紀40年代：“中國人很少關注對外貿易的一種極妙的理由是他們的國內貿易規模是非常巨大。”
（ 參閱何柄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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