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為什么講“我一生干了兩件事”

本文原本較長。現取幾段發一下。　　

一、本文主論　　

毛澤東在他的政治遺囑中說“我一生干了兩件事”， 一是武裝奪取政權，二是文革。　　

按常理，毛澤東、在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實際上干了三件事。一是武裝奪取政權，二是文革，而這兩事件中間，另有一件事，即“17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經濟建設”，可稱為第三件事（如按時間順序，則是第二件事）。　　

而毛澤東卻說自己的“一生干兩件事”（一是革命奪權，二是文革），矢口不提“17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經濟建設”。這是為什么？毛澤東的觀點符合歷史的實際嗎？有何深意？　　

偉人講話，自是不同凡響，既當實是求是（不實事求是，背離實際，必成遺臭），又得有深意（沒有深意，難得留、傳于世）。　　

三十多年過去，彈指一揮間。老百姓們對毛澤東遺囑的深意，大抵已清楚，懂得毛澤東遺囑，實際是防止他身后有人諉資本主義之過（17年社會主義革命和經濟建設，遇有的困難、失誤，主要是地富反壞右和資本主義破壞造成的），嫁禍給社會主義，并為后人替文革論“正”、清算資本主義，打下伏筆！！　　

——但反人民的資精們對此至今還蒙在鼓里，還在一個勁地說蠢話，——作自我暴露（不打自招地說出了17年間干的壞事和破壞，為文革的必要性提供證明）。真是個“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　　

直白地說，毛澤東這一政治遺囑，是強調自己對革命奪權和文革這兩件事負主要責任。對“17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經濟建設”，雖然，毛澤東和黨中央的探索社會主義的路線占統治地位，并取得前無古人的成就，但因其間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毛澤東處于二線，由別的領導者具體領導、實施當時的革命和建設，而這些領導者在實踐中，卻不斷背離了毛澤東和黨中央的社會主義路線，給新生社會主義造成諸多混亂和困難，故而，對這17年的事，毛澤東不負主要責任。不但不負責，而且，毛澤東還發動群眾搞文革，批評某些人的資本主義企圖及干擾破壞。　　

網上常有人（右邊的網民們）著文或跟帖，把建國后的17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經濟建設的主要失誤歸罪于毛澤東。無疑，毛澤東肯定有點責任，這一點，毛澤東自已從來是承認的，并做過自我批評。但應當客觀地說，主要責任不是毛澤東，應是“他人”。　　

右邊的網民忘記了這樣一個基本事實，即：建國后不久，為了培養、了解考察接班人，為了社會主義的長治久安，毛澤東退居了二線，讓接班人在一線具體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和經濟建設，后來，毛澤東發現了問題，便根據早年已確立的“讓人民監察政府”“跳出舊周期”的思維——也依據憲法——更進一步地發動大民主，開始了他的“第二件事”。　　

二、歷史事實引伸出來的結論　　

以上的基本事實，參加當年大民主的人，都會了如指掌。　　

這一基本事實深刻表明：　　

第一、17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經濟建設，雖是毛澤東和黨中央提出總的大政方針和路線，但是，具體的領導、貫徹和實施，卻是一線上的“別人”，結果，離開了毛澤東和黨中央的總方針、路線，雖經多次糾正，卻越來越遠，毛澤東對此不滿意，才有文革；　　

第二、如只是為了換接班人，把一線工作的人換下來，也許只要啟動組織程序，在幾個人的范圍內運作，即可完成，但這樣做，達不到全民的民主演練和廣泛社會主義教育的目的，與社會主義的“人民群眾當家作主”“人人起來監督政府”的總要求不符。于是，有不斷廣泛、漸行深入的群眾運動。　　

第三、17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經濟建設，其中有些失誤，恰恰是離開毛澤東、黨中央大政方針和路線的結果，是偏離了社會主義的結果。從責任上說，主要不是毛澤東的責任，更不是搞社會主義的“責任”（不是社會主義造成的），而是搞資本主義造成的混亂、困難和失誤。　　

第四、所以，從工作的“主要責任”上說，毛澤東自己只認為“一生干了兩件事”。這既是事實，更符合后來歷史發展的邏輯，——搞文革的必要性。也大概（？）是毛澤東預見到自己身后有人“翻案”、會諉過于他，嫁禍于社會主義，所以他以“蓋棺定論”式的語言，說自己“一生干了兩件事”，——只負“兩件事”的責任，即奪權和文革的責任。在現實中，文革的責任，有人已追究過；革命奪權的責任，蔣幫、地富反壞余孽及右派也已在追究，而這一切的“追究”，客觀上——都有中國共產黨內的一些人的“功勞”。　　

三、重溫毛澤東的“二事說”及“一二線說”　　

人所共知，毛澤東在知道自己將不久于人世時,曾在他的住地召見華國鋒等人,談了自己一生中的“兩件大事”。他說: 　　

“人生七十歲古來稀,我八十多歲了。人老總想后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了吧!我一生干了兩件事,一是和蔣介石斗了那么幾十年,把他趕到那么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幾個人,在我耳邊唧唧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件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都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接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么辦?只有天知道。” 　　

“講幾句話，兩件事。　　　　

“十七年來，有一件事我看做得不好，原來的意思考慮到國家安全，鑒于蘇聯斯大林的教訓，搞了一線，二線。我處在二線，別的同志在一線。現在看來不那么好，結果很分散，一進城就不能集中了，相當多的獨立王國，所以十一中全會做了改變。這是一件事。我處在二線日常工作不主持，許多事讓別人去做，培養別人的威信，以便我見上帝的時候，國家不會出現那么大的震動，大家贊成我這個意見。后來處于第一線的同志有些事情處理得不那么好。不能完全怪他們。為什么說我有責任呢？第一，常委分一、二線，搞書記處，是我提議的；再么是太過于信任別人了。引起警惕，還是廿三條那個時候。北京就是沒有辦法，中央也是沒有辦法。去年九、十月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地方怎么辦？我就感到北京我的意見不能實行，為什么批判吳晗不在北京發起，而在上海發起呢？因為北京沒有人辦，現在北京問題解決了”（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的講話）。　　　　

四、17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經濟建設，歸根到底，是某些人的資本主義造成混亂、困難和失誤　　

毛澤東的“二事說” “一二線說”， 是從一個側面講，17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經濟建設，取得了偉大成就，但也存在“資本主義造成困難和失誤”，并且這些困難和失誤，是某些人背離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指導思想造成的。　　

毛逝世后的一段時間，一些人為了批評毛澤東，是完全否認建國后十七年有路線、階級斗爭的。當時，善良而不知情的群眾是有點相信“無斗爭”。但事實總歸是事實，是不可能被長期掩蓋的。經過近二三十年的“自然”的歷史“溢露”，人們已基本清楚，“無斗爭”論是極不符合事實的，并且，當年的無斗爭論者如今也在用自己的行動，反證了毛澤東時代的嚴重的路線和階級斗爭　　

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各個歷史時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都有其表現(取用某網民的綜合)：

1. 邁向社會主義的農村合作化運動，黨內有的人反對。此表現為右。

2.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黨外監督黨內，黨內一些領導人消極抵抗。此表現為右。

3. 反右斗爭，借機打擊給黨內提意見的好同志，反右擴大化。以此否定毛澤東的“大民主”。此表現為形左實右。

4. 批判資產階級法權，黨內官僚反對。此表現為右。

5. 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時期，大搞浮夸風和共產風。此表現為形左實右。

6. 廬山會議，會議主題本是糾“左”會，糾“大搞浮夸風、共產風”的總結會，后期有又出現了兩派的奪權斗爭。修正主義路線派和彭德懷為首的右派激烈斗爭。“左”和右同時表現。

7. 三年困難時期，180度大轉彎，廢除集體經濟，妄圖退回小農經濟。此表現為右。

8.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轉移斗爭方向，擴大打擊面。表現為形左實右。　　

作為文革的參加者，本網民可以見證，以上八點，均曾在文革中十分詳盡地被群眾揭示過，并且，那時候，從上到下的當事人都曾為此作過深入的自我批評——都承認“自己的形左實右、浮夸、冒進，自己對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路線的背離”。記得，某些主要犯錯者還說過：凡是貫徹黨中央和毛主席路線的，就順利，反之，搞浮夸、冒進等，工作中就造成的困難、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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