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方式對民族命運的影響　　

二0一0年九月七日，就在我國于九月三日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六十五周年而舉行了隆重的紀念活動、中共中央九大常委和國內其他黨軍政要人悉數出席并參觀了盧溝橋抗日戰爭紀念館之后的第四天，日本海上保安廳的兩艘巡邏艦抓走了正在我國的固有領土釣魚島附近海域進行正常捕撈作業的我國“閩晉漁5179”號漁船并將其帶回了日本。隨即，日本海上保安廳又于第二天凌晨援引日本國內法律正式逮捕了“閩晉漁5179”號漁船的船長詹其雄，并繼續扣押該漁船和其他十四名漁民。九月十日，日本石垣簡易法庭批準了對詹其雄予以拘留十日的處罰。九月十三日，我國政府經過嚴正交涉，接回了被日本扣押的十四名漁民和漁船，而該漁船的船長詹其雄則繼續被日本扣押并正在面臨日本法律的審批。據傳，日本方面已經答應將在九月十八日那天釋放詹其雄。“九·一八事變”是日本全面侵略、肢解中國的開端。日本選擇在九月十八日這天釋放詹其雄，不知是不是對我國于九月三日隆重舉行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六十五周年活動的回應？

近年來，我國漁民在我國的領海內從事正常的捕撈作業時遭外國軍人的驅趕、毆打、抓捕和扣押的事件時有發生。只不過這次日本不僅是在我國的領海內抓走了我國的漁民，扣押了我國的漁船，而且還公然援引日本國內的法律對被抓捕的我國漁民進行了審判。中國人在自己國家主權的范圍內竟然遭受到了外國人如此的凌辱，而且還要承受外國法律的公然審判，這個問題不僅僅是詹其雄和其他十四名中國漁民的命運悲劇，而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可面對這整個民族的奇恥大辱，我國國內卻是異常的平靜，黨政工青婦、工農商學兵按照“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最好的愛國”這一“準則”，仍然按部就班地生活工作學習著，課堂里照常書聲瑯瑯，工廠里照樣是錘聲叮當，廣大的鄉村依舊是在一片希望的田野上，哨所旁依然是生長著茂盛的小白楊，歌廳、桑拿和酒吧里傳送出的繼續是淫聲浪語，主席臺上照舊還是那樣的慷慨陳詞，只是那些以往一貫鼓吹“對日新思維”和“中日兩國人民不應延續仇恨”的漢奸、準漢奸和精英們這時卻暫且閉了嘴，這才讓人多少感到氣氛有點緊張，并且多少還有些反常。

現實怎么會是這樣？當年，在中華民族已經沉淪到了歷史最低點的時候，在全世界所有的強國都在欺負我們的時候，毛澤東都能率領中國人民站起來，使中華民族從此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揚國威于全世界。而如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僅是聯合國僅有的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而且還是世界上僅有的五個合法擁有核武器的國家之一。可現在不僅世界上的那些大國強國敢于欺凌我們，而且就連越南、印尼、馬來西亞及菲律賓這樣的蕞爾小國都敢時不時地照我們的屁股踢上一腳，往我們的臉上啐一口吐沫，從而不僅使我國與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相適應的國際地位蕩然無存，而且就連民族尊嚴和國家主權也嚴重受損。可就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我們卻置黃海、東海、南海等地的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與尊嚴于不顧，卻派出了強大的正規海軍艦隊到索馬里海域打海盜。強大的海軍艦隊雖然接連幾波被派到了索馬里海域，可卻連一個像樣的海盜也沒有打到，而我國的貨輪卻照樣被劫持，無可奈何的我們也只得照樣要以向海盜繳納贖金的方式了事。本想“展軍威于亞丁灣”，可最后卻鬧了個貽笑全世界的國際大笑話。

對我們這個民族在前后僅僅只有六十多年的時間里就在國際處境和國際地位上經歷了如此巨大的反復，從每戰必敗到打敗美蘇無敵手，從打敗美蘇無敵手再到任人可欺。究其原因，就是因為我們這個民族只在短短六十多年的時間里就經歷了一個從一盤散沙到“軍民團結如一人”，再從“從軍民團結如一人”到一盤散沙這樣的一個反復過程。而我們這個民族之所以會經歷這樣的一個反復過程，就是因為我們這個民族還經歷了另一個從人人麻木不仁、昏睡不醒到人人充滿希望、人人充滿理想，再從人人充滿希望、充滿理想到人人麻木不仁、昏睡不醒這樣的一個反復過程。

改革開放之后，特別是恢復了高考制度以來，在中國廣泛流傳著這樣一個理念：“知識改變命運”。與“知識改變命運”這句話相近似的，是當時還有一個十分具有中國特色的叫法：“跳龍門”或是“跳農門”。“跳龍門”或是“跳農門”這句話就是意味著一個人一旦進入了大學的殿堂，就好像是鯉魚跳過了龍門而變成龍，或是由原來的一個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將一步跨入國家官吏的行列，從而確有“朝為田舍郎，暮登白貓堂”的可能。在改革開放的年代，當一個人一旦登上了白貓堂，其個人的命運與民族的命運似乎也就此分離了。正是由于相信了“知識改變命運”，所以從那時起直到前不久，絕大多數的人、特別是家庭經濟比較貧困的人就都期盼著能夠通過學習知識而改變命運。于是，考上大學也就成了絕大多數中國人從兒童時期就被迫開始憧憬的一種極其美好夢想。為了給能夠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學做準備，人們在兒童時期就由他們的父母代替他們設想了能夠進入重點小學的希望；在少年時期，人們仍由他們的父母為他們設想了能夠考上重點初中、高中的希望；到了青年時期，能夠考上大學就更成了學生本人及他們父母的共同希望。可是，當大學、研究生畢業之后，卻由于找不到一份合適的工作，于是，他們自己及他們父母十幾、二十幾年的希望也就隨之無情地破滅了，希望由此也就變成了失望、變成了絕望。而隨著希望的破滅，他們也就不知道自己的未來在哪里了。

二0一0年八月一日，全國多家電視臺都播出了這樣同一則消息：二00六年考上重慶師范大學公費研究生的原籍在河南省平頂山市的農民工滕振國，由于畢業后找不到工作，于是不得不又回到了他在考上研究生之前打工的位于江蘇省常州市的江蘇技術師院繼續打工。只不過滕振國這次打工的身份，由考上研究生之前的教學樓管理員，變成了現在學校圖書館的管理員。

近年來，每年有關名牌大學畢業的高才生賣豬肉、當村官的消息不絕于電視和報紙，早已不算是什么新聞。幾百名大學畢業生爭聘掏糞工，大學畢業生就業招聘會被擠散的消息也更是不絕于耳。相對于只普及了九年義務教育、有將近十四億人口和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國土面積的中國來說，每年畢業的六七百萬大學生，知識學得已不算太少，人數也不算太多。可是，當他們辛辛苦苦地讀了十幾年的書之后，卻發現由于找不到一份合適的工作而命運根本就不可能得到改變的時候，希望也只能就此變成一種遙遠而美好的回憶。

 “知識改變命運”，“勞動創造財富”。但無論是“知識改變命運”，還是“勞動創造財富”。對于絕大多數人、特別是那些身處社會底層的人來說，由于其個人的命運與民族的命運是息息相關的。所以只有當民族的命運改變了之后，其個人的命運才會因此得以改變；只有當民族強盛起來之后，創造財富才會有實際的意義；只有當民族有一個美好的未來，個人也才會有一個美好的未來。詹其雄和其他十四名中國漁民的命運悲劇，就清晰地證明了這一點。

從滕振國和每年幾百萬大學生中的絕大多數畢業就等于失業這種現象上看，對于中國目前絕大多數青年人來說，學習知識在目前不僅不能改變個人的命運，而且由于我國目前昂貴的教育費用，又使得他們原本就處在貧困狀態下的家庭經濟更是雪上加霜。目前的中國呈現給人們的是這樣的一種狀態，兒童的未來和希望在小學，小學生的未來和希望在中學，中學未來和希望在大學，而大學之后的未來和希望也就不知道在哪里了。不知道自己的未來和希望在哪里，也就無法掌握自己命運。青年是民族的未來和希望，青年的未來不知道在哪里，這個民族的未來也就不知道在哪里；青年陷入了絕望，這個民族也必將陷入絕望；青年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這個民族也就無法握自己的命運。無法自己命運的人，其今后的人生一定會十分的迷惘，無法掌握自己命運的民族，其未來的命運肯定是十分悲慘。正是由于失去了希望，所以人們才會麻木不仁，才會昏睡不醒。一個喪失了理想，失去了希望，個個麻木不仁，人人昏睡不醒的民族不成為一盤散沙，那就怪了。

中華民族為什么會再度淪為一盤散沙？中國人為何會再次麻木不仁、昏睡不醒？為何會喪失了理想，為何會失去了希望？對于這些問題，所有的回答都千篇一律地認為這是由于對毛澤東思想的虛置和改變了毛澤東為中華民族制定的發展戰略才造成的。確實，今天中國所出現的一切問題都是由于對毛澤東思想的虛置和改變了毛澤東為中華民族制定的發展戰略才造成的。但是，曾經作為中國共產黨、乃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指導思想的毛澤東思想為何能夠輕易被虛置？毛澤東為中華民族制定的發展戰略為何能夠輕易被改變？回顧六十年多來我們所走過的歷程，所有的人都會發現，毛澤東思想之所以能夠輕易地被虛置，毛澤東為中華民族制定的發展戰略之所以能夠輕易地被改變，就是由于我們這個民族的生活方式首先發生了改變。

生活方式這個看起來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問題究竟會給我們這個民族的命運帶來什么樣的影響？這個問題，最近幾十年來一直很少能夠引起人們足夠的關注。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年代，人們普遍更為關心的是生活的水平，而絕少有人去思考生活方式與整個民族命運之間是否有什么必然聯系的這個問題。這其中的原因，既有人刻意地誤導中國人把注意力更多地關注在生活水平而忽視生活方式這個問題的因素，也更有中國人傳統生活習慣的使然。有著五千年悠久文明歷史的中華民族可謂是命途多舛，而這一切，無不是與我們這個民族的生活方式有著密切的聯系。

在湖南電視臺推出的二0一0年度“快樂男聲”節目的選秀比賽中，成都沈陽等幾個賽區竟然都出現了明明是男兒之身，可卻偏偏是一身地道的女兒裝扮的參賽選手。這種明明是男兒之身可卻偏偏是女兒裝扮的參賽選手一出現，立刻就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網友們更是紛紛將這些明明是男兒之身可卻偏偏是女兒裝扮的人稱之為是“偽娘”。

對“偽娘”這種現象的出現，有人認為不僅是這些人個人的心理變態問題，而且更有傷社會的風化，而這種風氣一旦蔓延下去，將對我們這個民族產生嚴重的不良影響。但也有人認為男人喜愛女人的裝扮，只是個人的一種喜好而已，屬于個人生活方式中的精神生活范疇，與他人和整個社會的關系不大，因而無關緊要。少數人的這種另類的生活方式對于整個社會、整個民族來說確實是無關緊要，但要緊的是多數人對這個問題的態度和反應。由于“偽娘”這種現象得到了賽區評委們的廣泛認可和社會上的不少叫好之聲，于是，成都賽區的那個名叫劉著的“偽娘”也因此順利地進入了下一輪的比賽。在電視這種擁有強大傳播能力的立體媒體早已取代了傳統的報紙、書刊等紙面媒體的今天，對電視節目的反應，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算得上是如今我們這個民族在精神生活上的風向標。電視節目不僅能夠準確地反映出當前人們精神生活的內容，而且還能很大在程度上影響著人們在精神生活上的追求方向。通過“偽娘”和“超級女生”欄目里的“中性美”以及“芙蓉姐姐”、“鳳姐”、“犀利哥”、“獸獸門”、“西門慶故里”等這些現象的出現及在電視及網絡上得以熱炒并且還能受到一些人如此狂熱地追逐的這種情況，每個人對我們這個民族目前精神生活的內容應該是可見一斑了。精神生活方式是人的生活方式的兩個方面之一，它是由人的物質生活方式決定的。但是，在人的自覺意識越來越強烈的今天，人的精神生活上的方式既藥受人的物質生活方式的制約，又反過來強烈地影響著人對物質生活方式的選擇。從人類社會已經走過來的歷程看，生活方式既能決定一個民族的民族性格的形成，而且又能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一個民族生產方式的發展方向，而這兩個方面中的任何一面，都足以導致一個民族的命運發生徹底地改變。

生活方式就是一個人或是一個群體、一個民族對衣、食、住、行、社會交往、婚姻戀愛、休息娛樂等物質生活模式的選擇和因此而形成的個人習慣、社會習俗以及人們在價值觀、人生觀、道德觀、審美觀、政治信仰、宗教信仰等精神生活上的追求方向。生活方式具有鮮明的時代特性、民族特性和階級特性，人們在外在的物質生活方面所形成的個人習慣和社會習俗以及對物質生活模式的選擇，能夠更準確、也更深刻地反映出其內在的精神生活的追求方向。　　

同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相同，人們的生活方式也是由生產方式來決定的。但是，同生產關系對生產力具有巨大的反作用，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具有巨大的反作用一樣，人們的生活方式對生產方式同樣也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就像決定汽車工業能否得到發展的根本因素是人類的生產方式，但是決定發展是用于生產建設的載重汽車，還是發展用于提高人們生活檔次的高級小汽車的根本因素卻是人們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對生產方式所產生的推動作用是不同的，只有正確的生活方式，才能有力地推動生產方式的進步和向前發展。生活方式對生產方式的反作用，就是人的自覺意識的體現。一個人或是一個民族，越是能自我掌握自己的命運，這種自覺意識就會越發地強烈。人們只有先產生這種強烈的自覺意識，才能發揮其無窮的創造力。因此，不同生活方式對生產方式所產生的不同的巨大反作用，對不同民族的命運所帶來的影響，也有著根本上的不同。　　

著名電影導演謝晉導演拍攝的電影《鴉片戰爭》中有這樣的一段場景描寫和對白，被英國侵略軍的堅船利炮嚇破了膽的賣國賊琦善在奉道光皇帝之命取代林則徐成為了欽差大臣之后，膽小怕死的琦善不敢用武力反抗英國侵略軍，于是只好跑到到英國侵略軍的軍營里向英國侵華的全權代表義律和英國侵略軍的司令伯麥求和。在求和期間，義律和伯麥用西餐招待琦善。面對那半生不熟的西餐，琦善實在是難以下咽，不由得發出了一聲感嘆：“茹毛飲血，生性好戰那！”英國侵略軍的司令伯麥通過翻譯的翻譯在弄明白了琦善所說這句話的含義之后，對義律說道：“中國的美食天下無雙，中國的炮臺都是一堆的垃圾，如果把餐桌上的才能用在炮臺上，今天該是我求和了！”　　

這段場景和對白可能是電影的編導自行設計的，不一定是真實的歷史。但鴉片戰爭可卻是真實的歷史事件，并且還是中國近代史開端的標志。華夏美食也確實是天下無雙，簡陋的西餐與華夏繁雜的美食比起來，不僅寒酸得很，而且也確實夠得上是茹毛飲血，這是不同的生活方式所造成的必然結果。可是，在鴉片戰爭失敗之后，不僅越來越多的英國人、法國人、美國人、俄國人、德國人、意大利人、荷蘭人、比利時人、西班牙人、奧匈人，甚至包括日本人都能跑到中國來享用咱們的華夏美食，而且還有許多中國人紛紛跑到人家那里開中餐館，讓更多的外國人坐在家里就能享用到咱們的華夏美食，可咱們自己越來越多的同胞卻從此越來越陷入到了饑寒交迫之中。鴉片戰爭的結局，的確是憂郁不同的生活方式對生產方式所產生的不同的反作用造成的。不同的生活方式對不同民族的不同命運所起到的影響作用，就是如此的巨大。　　

除了受生產方式發展階段這個客觀因素的制約之外，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選擇什么樣的生活方式，主要是由作為社會上層或者是民族主流的統治階級或者統治集團、尤其是國家最高統治者來引領的。中國歷史上有個“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的典故，說的就是國家最高統治者個人的生活方式對其他人命運的影響。這個故事講的是，在古時候的楚國，有一位國王喜愛腰細的女人。于是，宮中的女人們為了能得到國王的寵幸，都拼命地節食減肥，最后竟然到了有人因此而餓死的程度。另外據有關人士考證，束縛了中國婦女上千年的纏足的這種陋習，就是由五代時期的南唐后主李煜所開創。而我國家喻戶曉的那句“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的成語，更是將這其中的道理深刻地揭示了出來。　　

統治階級、統治集團及國家的最高統治者，特別是中國一定時期的統治階級、統治集團及最高統治者為民族、為國家選擇一種什么樣的生活方式，最多的還是從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統治集團和國家最高統治者自身的利益來考慮的。　　

乾隆五十七年，也就是公元一七九二年，英國派出特使馬嘎爾尼訪華，要求與大清帝國擴大貿易。為了打動大清帝國的統治者，馬嘎爾尼訪華時帶來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英國工業革命的高科技產品作為進獻給乾隆皇帝的禮品。這些禮品中有馬嘎爾尼來訪所乘坐的“獅子號”戰艦的模型，有地球儀，有天體運行儀，有手動的計算機，有帶有減震裝置的馬車，有望遠鏡、透鏡、氣壓計等科學儀器，有精制的鐘表，有用特種鋼打造的刀劍和來復槍等。但英國的這些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工業革命成果卻絲毫沒有能夠打動乾隆皇帝，因此英國擴大貿易等請求等便理所當然地遭到了乾隆皇帝的斷然拒絕：“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貨物以通有無”　　

乾隆皇帝為什么拒絕了英國人擴大貿易的請求？為什么拒絕了先進的科學技術？為什么拒絕了工業化的生產方式？從而使中國錯失了一次最佳的趕上世界的機會。天朝果然是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嗎？當然不是。對乾隆皇帝為什么要拒絕英國人擴大貿易的請求？過去有不少人都認為是乾隆皇帝缺少對先進科學技術和工業化生產方式的重要作用的認識，是出于夜郎自大的那種自我封閉的心態，是出于長期養成的天朝上國的那種虛榮。　　

這樣的認識，不僅實在是有些膚淺，而且也難免太小看了乾隆皇帝這位立下了赫赫武功的“十全老人”了。滿清以全族僅有的區區幾十萬人，不僅并吞了中國的本部，而且還北收內外蒙古，西納新疆西藏，憑的就是滿清嫻熟的“弓馬騎射”。“弓馬騎射”具有冷兵器時代最強的戰斗力，在“弓馬騎射”方面，滿清對其統治下的人口數量最多的漢民族具有天然的優勢，而“弓馬騎射”卻又是農耕的漢民族天然的劣勢。一旦放棄了“弓馬騎射”而使用熱兵器，滿清對漢民族的優勢立刻就會蕩然無存。一個兒童使用熱兵器能夠輕易地殺死一名壯漢，而使用冷兵器就極難做到。對熱兵器的強大威力和重要作用，當時的中國人，包括乾隆皇帝本人也并不是沒有認識到。兩江總督高晉曾經上奏乾隆皇帝，建議對全國武舉考試進行改革，取消弓馬騎射的考試項目，改用鳥槍，以中靶多少為優劣。但乾隆皇帝為了滿清統治集團的一族自私，甚至是為了愛新覺羅家族的一家自私，不僅斷然拒絕了高晉的建議，而且還在乾隆四十二年，下令禁止全國的“民壯”演習火槍。但是，乾隆皇帝雖然禁止民間演習火槍，可并沒有禁止皇家演習并使用火槍。嘉慶十八年，也就是公元一八一三年九月，在道光皇帝旻寧還當皇子的時候，天理教在北京的首領林清乘嘉慶皇帝到木蘭圍場狩獵、皇宮內守衛空虛之機，發動了武裝起義。起義軍在攻占了外宮之后正準備向內宮進攻的時候，皇子旻寧手持火槍親率火槍隊趕來擊敗了起義的天理會會眾。從清朝的軍隊始終保留火槍火炮及皇子們能夠熟練地使用火槍的情況看，清朝的皇帝對火槍火炮等現代科學技術的重要作用，還是有一定程度的認識的，而并非像傳說那樣的愚昧無知。　　

乾隆皇帝拒絕先進科學技術，拒絕工業化的生產方式傳入中國還應有一個特別重要的原因：一旦先進的科學技術和工業化的生產方式傳入中國，那么必然就會徹底地改變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必然會徹底改變中國人傳統的思維觀念，因此在中國已經存在了兩千多年的皇權專制制度也就將難以為繼了。像能夠精確地演示太陽系的構成、地球的位置，并且可用動態的方式模擬地球的繞日運動與月球繞地運動，而且同時表現出木星及木星的衛星、水星及火星等天體運行的地平經緯赤道日晷儀一旦在中國大量出現，人們自然就會明白，所謂的“天”不過是一種自然存在的物質，根本就沒有什么超自然的力量。如此，長期以來形成的皇帝“受命于天”的這種觀念，從此必然就會在人們的心目中徹底地坍塌。　　

中華民族由于當年最高統治者的一個昏庸的決定而拒絕了先進的科學技術，拒絕了工業化的生產方式，但并不等于整個民族同時也拒絕了驕奢淫逸和腐朽墮落的生活方式。中華民族雖然拒絕了西方先進的工業革命成果和先進的工業化生產方式，但卻并沒有拒絕從西方舶來的足以使人肉體衰弱、靈魂出竅的鴉片，而且還給它起了“阿芙蓉”、“福壽膏”之類的美麗誘人的名字，以至于后來為了禁煙，大清王朝不得不被迫對英國打了一場關乎國家和民族命運的反侵略的戰爭，由于戰敗，從此拉開了中華民族走向半殖民地苦海深淵的歷史大幕。　　

由于傳統的小農經濟和手工業經濟這種生產方式也已經能夠足以滿足乾隆皇帝那種奢侈腐朽的生活，能夠基本維持中國人與小農經濟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生活方式和維持滿清統治集團的特權，因此也用不著為了整個民族的未來考慮而改變那種奢侈腐朽的生活方式并放棄已經到手的特權。作為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乾隆皇帝及以后的慈禧太后為了滿清統治集團的一族自私，為了愛新覺羅家族的一家自私而使整個中華民族幾度失去了趕上世界的機會，確實是罪不可綰。鴉片戰爭之后，中國逐漸淪入了半殖民地的苦海深淵，原本就很貧窮的中國人從此變得更加的貧窮，許多人不得不靠出賣苦力，出賣肉體，甚至是賣兒賣女才存活了下來。　　

如果說封建社會時代的小農經濟生活方式對民族命運的影響，由于其時間長、跨度大，所起到的作用也是潛移默化的，特別是由于中國人已經習慣了這種生活方式，而且也認可了由此而形成的歷史，所以，對于它給民族命運所造成的影響，人們的感受也就不是那么的明顯。那么，中日甲午戰爭和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的發生過程和結果，由于是發生在兩個國家、兩個民族之間的戰爭，而且時間與現在也很接近，所以完全能夠將生活方式對民族命運的影響，清晰地展示在了中國人的面前。　　

在世界上所有的國家中，給中華民族造成傷害最大的，莫過于日本這個國家了。一八九四年，日本發動了甲午侵華戰爭，使大清帝國以“自強”和“求富”為目的的“洋務運動”陷于徹底地失敗，從而使中國又一次喪失了趕上世界的機會，而日本卻一蹴而成為了世界上的列強之一。一九三七年，日本又發動了全面的侵華戰爭，這一次，日本不僅打掉了國民黨政府號稱是“黃金十年”的經濟建設成果，使中國再一次失去了趕上世界的機會，而且還留下了“南京大屠殺”等令中華民族洗雪不盡的恥辱和永遠的痛。　　

甲午戰爭爆發之前，中國和日本幾乎同時分別開展了“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的改革。同被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打醒了的中日兩國也從對方各自開展的“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中隱約地感到，今后給自己造成致命傷害的將不再是西方的列強，而一定是自己的鄰國。這種感覺的產生，就是源自中日兩國一衣帶水的地緣因素和歷史上的幾次交惡。　　

為了能在即將到來的生死對決中戰勝對方，中日兩國都針對對方在積極地進行著自己的國防力量建設。只不過由于中日兩國對對方能給自己造成多大威脅的認識程度不同，因而投入的精力也不盡相同。日本是傾盡了全力打造海軍，以求能與大清國抗衡并力爭戰勝大清國。而大清國對海軍建設目標的認識程度只是為了壓制住日本而已。于是，為了全力打造自己的國防力量，日本的明治天皇帶頭節衣縮食，甚至到了每天只吃一頓飯的程度。就連日本的皇太后和皇后也都捐出了原本就為數不多的幾件金銀首飾，以全力籌措軍費。就在小日本全國上下傾盡全力進行國防建設的時候，而此時的大清國卻轉入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洋務運動”的發展目標，也從開始時的“自強”轉化為了此時的“求富”。慈禧老太后更是挪用了海軍軍費，為自己修建了一個不知能將生活水平提高多少倍的頤和園。日本在天皇的帶領下，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全民艱苦奮斗，節衣縮食籌款買軍艦、造軍艦的運動。日本全社會的這種行為不可能不影響到軍隊的官兵，因此日軍中的戰斗激情得到了空前的高漲。就在日本傾全國之力打造自己的國防力量的時候，可大清國此時卻在慈禧老太后的帶領下，全國上下都把提高生活水平當成了首選。大清國全民族對這種生活方式的選擇同樣也極大地影響到了大清軍隊的將士，北洋水師的提督丁汝昌就在其駐節地劉公島大搞房地產開發，建起了大量的別墅出租給北洋水師的官兵，以實現自己先富起來。至于真正“垂簾聽政”的大清國權臣、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鴻章那就更不用說了，幾乎就要將大清國給賣空了。什么鐵路權、采礦權、海關權、銀行權，能賣就賣，只要自己能從中得到巨額的回扣便行。　　

中日甲午戰爭，大清國戰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中日兩國、尤其是兩國的統治階級、統治集團和最高統治者之間不同的生活方式不知能不能成為其中的原因之一？如今有人說當年慈禧老太后修建頤和園挪用的不是海軍的軍費，但是，不管修建頤和園挪用的是不是海軍的軍費，而慈禧老太后花費巨額資金修筑頤和園的行為對大清國的國防建設事業來說無異于就是釜底抽薪。如果慈禧老太后把這筆錢用在海軍建設以增強國防力量而不是用在修建頤和園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上，那么，大清軍隊的實力無疑將會大大地超過日本。在雙方物質力量差距極大的情況下，日本敢于主動挑起戰爭的可能性有多大？戰勝大清國的可能性又有多大？　　

蔣介石在建立了南京政權之后，在全力圍剿中國工農紅軍和剿平各路軍閥的同時，也曾大力開展殖民地色彩濃郁的經濟建設。但是，蔣介石進行這種只為實現少數達官貴人先富起來，只為滿足少數人能過上奢侈腐朽生活的經濟建設非但沒有使中國的國防力量得到增強，反而卻使中國的國防力量進一步的衰弱，終于導致了日本于一九三一年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全部占領了東北。一九三七年，日本又發動了“七·七盧溝橋事變”，開始了全面的侵華戰爭。在日本發動的全面侵華戰爭中，僅僅一場南京大屠殺，就使三十多萬無辜的中國人因此喪了命；一場南京大搶劫，不知又使多少先富起來的人從此又變成了窮光蛋。　　

生活方式對民族命運的改變所起的作用，還不僅僅只體現在其對生產方式所產生的巨大反作用這一點上。生活方式對民族性格的形成所起到的決定性作用，雖然間接但卻能在更大程度上決定了一個民族的命運。　　

英國的大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曾經說過：“性格決定命運”，對這句話，目前世界上大多數的人大都深以為然，還有不少的人專門寫文章進行過論述。性格不僅能決定一個人的命運，而且也能決定一個民族的命運。那么，一個人、一個民族的性格又是如何形成的？　　

直到新中國成立之后才徹底禁絕的中國漢族婦女裹腳的這種陋習，據有關人士考證起源于五代時期的南唐。作為漢民族一種主要的生活方式，到它徹底被禁絕時，已經沿襲了上千年。過去在許多人看來，裹腳這種陋習，只不過是對中國婦女的身體和精神的摧殘。其實，這一陋習摧殘的不只是中國婦女的身體和精神，而更是摧殘了漢民族的民族性格。據社會學、心理學和遺傳學等研究人員的研究表明，人的性格除了一小部分來自于先天的遺傳基因外，主要的是來自于后天的教育和環境的影響。“孟母三遷”的故事，在古老的中國已經流傳了兩千多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的那句成語，說的也是同樣的道理。同樣據研究人員的調查和研究，人的性格，主要是形成于人的幼兒和少兒時期。而在這一階段，絕大多數人與母親接觸的時間，平均要長于與父親接觸時間的五倍以上。因此，人的性格，乃至是生活習慣的形成和養成，更主要是取決于他的母親。像現代京劇《紅燈記》里李鐵梅唱的：“爹爹的膽量傳給我，兒敢與豺狼虎豹來周旋；爹爹的品德傳給我，兒腳跟站穩，如磐石堅”那樣，只能是特例。只有性格剛韌堅強的母親，才能培養出性格剛韌堅強的孩子。在現代的中國，廣泛流傳這這樣的一句名言：“每一個成功男人的背后，都一定會站著一位堅強的女性。”這句話，不知有多少普遍性和權威性。但是，不管古今中外，絕大多數的成功人士，肯定都有一位偉大的母親。偉大的母親、英雄的母親、慈愛的母親的故事不僅在中國，而且在全世界也都比比皆是。母親不僅孕育了人的自然生命，而且更賦予了人的性格和生活的習慣。古今中外的許多名人和文章大家都紛紛寫文章回憶自己的母親或是追憶名人的母親，如朱德寫過《母親的回憶》，著名作家冰心寫過《憶母親》。還有許多文章大家也都曾經寫過對毛澤東的母親、對列寧的母親、對愛迪生的母親等許多名人母親的追憶文章，可卻極少有人專門寫文章回憶自的父親或是追憶別人的父親的。記憶中好像是朱自清曾經寫過一片回憶自己父親的文章，題目是《背影》。在那些回憶自己的母親或是追憶別人母親的文章里，母親千篇一律的都是剛韌、堅強、慈愛和善良這樣美好與偉大的形象。而在本就為數不多的回憶父親的文章里，從背影上就能看出這位父親的臃腫和蠢笨，雖然這位父親不乏慈愛和善良，但卻缺少了剛韌與堅強。如果當初作者把回憶的對象從父親改為母親，相信文章一定會更能打動人。　　

隨著裹腳這種陋習的形成，漢民族的民族性格也越來越懦弱。又臭又長的裹腳布，裹住的不只是漢民族婦女的雙腳，裹住的不只是漢民族婦女身體上的自由和健康，同時也裹住了漢民族婦女的精神和性格，裹住了漢民族婦女的思想和心靈，而且更通過這種方式，裹住了漢民族男兒早期那種“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必勝信心和強悍性格；裹住了漢民族男兒早期那種“大丈夫當投筆從戎，效命疆場”的凌云壯志和遠大追求；裹住了漢民族男兒早期那種“破釜沉舟”的堅定的決心和氣吞山河的血膽與豪邁氣概；裹住了漢民族男兒早期“夸父逐日”的那種敢于探求的精神和勇氣。就是出于這樣的原因，改革開放之后，改革教才千方百計地將上千萬、而且今后還一定會更多的身為母親或準母親的中國婦女逼迫成為靠出賣肉體為生、靠出賣肉體來養家的娼妓。改革教就是想以此方式來打掉中國人的自尊心，進而造成中國人性格的改變，從而達到毀滅中華民族的罪惡目的。如今，經過改革教三十年來的不斷努力，中華民族的民族性格果真已經發生了改變。麻木不仁，昏睡不醒，確已成了今天中華民族的主要表象。　　

如果說個人性格的形成主要是源于母親的影響和家庭的教育，那么民族性格的形成則主要是源自于國家的統治階級、統治集團、特別是最高統治者為了有效地維護自己的統治、為了有效地維持自己奢侈腐朽的生活方式，從而根據統治階級、統治集團、尤其是最高統治者個人的意愿和需要而刻意為全民族所營造的這個社會大環境的塑造與熏陶，特別是最高統治者個人的品行、生活方式和性格對整個民族性格的形成所起到的影響作用無疑更是十分巨大的。從古至今在中國民間流傳的一些諸如“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強將手下無弱兵”、“人隨王法草隨風”等俗語，就已將這其中的道理說得很清楚。特別是拿破侖著名的：“一頭獅子統帥的一支由綿羊組成的軍隊，一定能戰勝一只綿羊統帥的由獅子組成的軍隊”那句話，更是將統帥個人的性格與軍隊的戰斗力之間的關系解釋得不僅非常的通俗易懂，而且也更為精辟。可是，中國的歷史上像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明太祖、永樂大帝、康熙大帝、毛澤東那樣的雄性之主實在是太少了，而更多的則不是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中的像漢獻帝和劉阿斗那樣的懦弱無能之輩，就是玩弄別人與股掌之中的像趙匡胤、趙光義、趙構和明英宗那樣的流氓加無賴。即使是偶爾曾經出現幾個像劉邦那樣的有作為者，也只不過是一些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的家伙而已。就是在這樣一些人的影響下，中華民族的民族性格也就越來越失去了早期的那種豪邁與強悍，不僅變得越來越文雅，變得越來越懦弱，變得越來越陰柔，而且還變得越來越復雜。　　

是中國人可能就沒有不知道長城的，作為古代中國一道軍事上偉大的防御工事，長城與古代華夏民族長期挨打有著密切的關系。因此，中國人在維護民族安全上對長城寄予了無限的期望，對長城也產生了一種特殊的依賴情結。到了近現代，在缺乏武器裝備的情況下，中華兒女曾經用血肉筑起了新的長城。當人民軍隊擁有了較為現代化的武器裝備之后，又被譽為是鋼鐵長城。從戰國時期的秦國、趙國、燕國開始修筑長城，到秦始皇把秦國、趙國、燕國的長城連接到一起，最終形成了一道萬里長城。從秦、趙、燕三國開始修長城到明朝最后大規模修筑長城，中華民族為了防備挨北方游牧、漁獵民族的打，斷斷續續地修了二千多年的長城。從耗費大量人力物力修筑長城進行長期被動的戰略防御這種行為上看，中華民族確實是一個勤勞的民族，但是否是還缺少一些勇敢和強悍？民族性格懦弱這一因素給中華民族帶來的最惡劣后果，就是長期的挨打了。長期的挨打不僅又導致了一些人中國人因此而喪失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并產生了嚴重的懼外的心理和媚外心理，使中華民族直到今天還在為如何在全體國民中進行愛國主義而教育大傷腦筋，而且長期的挨打也給中華民族造成了巨大的財產損失，從而使勤勞善良的中華民族直到今天還依然非常貧窮。

中華民族的長期挨打，特別是經常在比對手物質力量強大的情況下挨打，就是因為中華民族因民族性格懦弱而沒有最終成為一個尚武的民族。中華民族之所以沒有能夠成為一個尚武的民族？中華民族的民族性格為什么會如此的懦弱？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也是極為復雜的。但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中華民族從漢武帝開始，漢民族建立的政權在大多數時期都一直以孔孟之道作為國家的統治思想，特別是自北宋以后，漢民族建立的政權不僅始終都實行文人治國的這種制度，而且大多數時期還都采用文人戰場統兵的這種模式。漢民族政權的最高統治者，也就是皇帝為什么會選擇孔孟之道作為國家的統治思想？為什么會采取文人治國和文人戰場統兵的這種模式？這在一定程度上與皇帝的婚姻制度這種極其腐朽墮落的生活方式有著很大的關系。

古代漢民族的婚姻制度實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的制度，而皇帝那就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了。以西漢時代的皇帝為例，屬于皇帝一人的女人除了皇后之外，不僅還有分屬于昭儀、婕妤、容華、美人、八子、充衣、七子、良人、長使、少使、五官、順常、娛靈、寶林、舞涓等十幾個等級人數眾多的偏妃，而且就是那些因皇帝一時性起而臨幸的宮女，從此也專屬于皇帝一人。出于雄性本能的排他心理和為了維護皇家血統的純正，皇帝必須要看護住這些屬于自己的女人。因此，凡是能夠隨意進出皇宮內院的男人，皇帝都要將他們閹割掉，使之變成沒有性能力的太監。由于為了能夠有效地看護住這些屬于自己的女人，皇帝就必須要時刻守護在這些女人的身邊。所以，古代漢民族建立的政權，除了屈指可數的幾個開國皇帝之外，其他大多數的皇帝極少有親自出征上陣殺敵的。試想，帶著這樣一大堆花容月貌、嬌翠欲滴、弱不禁風的女人，皇帝如何能夠去出征打仗？而不將這些女人帶在身邊，皇帝卻又放心。于是，為了守護住自己的女人，皇帝也就顧不上去守護國土，保護百姓了。而且為了維持自己和自己心愛的女人的驕奢淫逸生活，皇帝還要殘酷地剝削和壓榨自己統治下的百姓。

始于宋太祖趙匡胤的宋明兩代之所以要實行文人戰場統兵的制度，是源于皇帝對軍事將領們的猜忌，就是為了防止軍隊將領造反。由于皇帝的生活實在是太愜意了，對所有的人都充滿了誘惑，因此也就幾乎沒有人不想著要當皇帝的，而且地位越高的人這種想法還越發的強烈。與百姓造反相比，官員造反的可能性和成功率也更高。而造反就離不開軍隊，因此，武將造反的可能性和成功率又比文官更高。文官造反的可能性和成功率之所以比武將低，這不僅僅是因為文官平時不掌握軍隊，而且更由于文官還都是靠熟讀《四書》和《五經》才一路升遷上來的，所以文官的血性被閹割得比武將更為徹底，因而與武將相比也就更缺少了造反的勇氣和膽量。正是由于這一點，文人統帥軍隊，才會讓皇帝更放心一些。“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道理，任何一個皇帝也是知道的。而且文人由于受其性格因素的影響，更易于被皇帝所控制。而只要控制住了軍隊的統帥，也就等于控制住了整個一支軍隊。但是，統帥的個人性格不能不影響到整個軍隊，文質彬彬的統帥只能培養出文質彬彬的士兵。作為國家和民族脊梁的軍人的性格一旦如此，那整個民族的性格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中國古代封建王朝每到王朝的中后期，軍隊的戰斗力總是隨著軍人性格的改變而急遽地下降。

由于皇帝不喜歡也不能親臨戰陣，因此也就不會鼓勵其他人去效命疆場、開疆拓土、建功立業。而且即使是皇帝鼓勵人們去效命疆場、開疆拓土、建功立業，因為沒有榜樣的作用，所以也很少有人會認真去做。就是在這樣的生活方式的影響下，漢民族政權的大多數皇帝在大多數的情況下都不僅不會主動去開疆拓土、建功立業，而且也更不會主動挑起對外爭端，甚至是面對外來的侵略，也多是以非戰爭的思維去應對。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像“被逼急眼了的兔子”似的不得不做最后的掙扎。所以，中華民族總是“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像蔣介石曾經說過的：“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不到最后犧牲的關頭，絕不輕言犧牲”這句話，就很有代表性。可是，任何一個民族，任何一個國家，絕不會因為皇帝不能親臨戰陣就不發生外來的侵略。　　

從歷史發展的情況來看，每一個民族的生活方式與戰爭都是緊密相聯的，甚至都具體到了一些菜肴的出現也與戰爭有關。深受中國人喜愛的涮羊肉這道菜，據傳就是忽必烈的廚師在軍情緊急的情況下，來不及為忽必烈制作精美的菜肴而臨時發明的。生活方式既能對戰爭的勝負構成極大的影響，而戰爭的出現也能有效地影響著人們對生活方式的選擇以及生活方式改變。譽滿華夏，馳名中外的魯、蘇、徽、浙、閩、湘、川、粵這中國“八大菜系”的原發地，由于都遠離古代中國的游牧地區，因而也就遠離了戰爭。安逸的生活使那里的人們能夠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吃喝玩樂之上。而反觀作為中華文明發源地之一的河北、山西和中國古都之一的北京，則由于自古多遭戰亂，所以至今也還沒有形成自己的菜系。燕趙自古只能出慷慨悲歌之士，卻出不了能夠拿上桌面的菜品。四戰之地的河南演繹出了高亢嘹亮的“替父從軍”的豫劇《花木蘭》，而江南溫柔的水鄉里，卻更適合低吟淺唱“黛玉葬花”那婉轉哀怨的越劇《紅樓夢》。

與日本的明治天皇將皇太孫，也就是后來的裕仁天皇寄養在被稱為是日本的“軍神”和“武圣”的乃木希典家里以便從小就接受嚴格軍事教育的做法相反，中國古代的封建帝王，除了少數的幾個開國之君外，大多都生長在皇宮內院的女人之手，不僅從小就形成了養尊處優的生活習慣，而且個人的性格也變得更加的陰柔，早已失去了祖先那種開疆拓土的膽量和氣概。在這種生活方式下培養教育出來的皇帝，不僅大多都極愛享受生活，而且大多也都有機會和條件享受生活，后蜀皇帝孟昶甚至都將生活享受到了連溺器上都鑲滿了奇珍異寶的程度。奢侈腐朽的生活方式不僅養成了后蜀皇帝脆弱的心理性格，而且也導致了后蜀的軍隊消磨掉了戰斗的意志。因此，當宋軍打來的時候，擁有大量軍隊，占有絕對優勢的地利條件和人力物力資源條件的后蜀竟不戰而降，最后的結局就是孟昶的那個最寵愛的妃子花蕊夫人和那件“七寶溺器”一同作為戰利品而落入到了宋太祖趙匡胤之手。趙匡胤對蜀軍在優勢條件下竟然不戰而降感到十分地不解，曾經問過花蕊夫人蜀軍不戰而降的原因，花蕊夫人以一首詩回答了趙匡胤：“君王城頭樹降旗，妾在深宮哪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寧無一個是男兒。”花蕊夫人的這首詩清清楚楚地告訴了宋太祖及所有的人蜀軍不戰而降的原因，那就是擁有十四萬之眾的蜀軍，已經不是由男人組成的軍隊了。當然這個不是男人絕不是指生理上的問題，而是在心理上已經失去了男人的性格。蜀軍失去了男人的性格，后蜀皇帝孟昶當然難辭其咎。作為一個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后蜀皇帝孟昶的生活方式的奢侈腐朽程度，在我國古代的帝王中，無人可以匹敵。就連宋太祖后來看到了作為宋軍戰利品的那件“七寶溺器”時都不由得發出了如此的感嘆：“蜀安得不亡？”。

自從乾隆皇帝拒絕了英國人主動送上門來的那次趕上世界的機會之后，中華民族在這個世界上就開始衰落了。在與信奉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的盎格魯·薩克遜人和日本人共處的這個世界上，衰落的結果就是挨打，挨打的結果就是變成了強食者嘴里的弱肉，變成弱肉的結果就是整個民族出現了生存的危機。從一八四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到一九四九年的一百多年的時間里，整個民族的生存危機如同揮之不去的夢魘，始終糾纏著中華民族，只不過危機的輕重程度隨著國內國際局勢的變化有所不同而已。期間雖然也曾經有過幾次崛起的機會，但都還未等中華民族實現崛起，就被外國的入侵給打掉了。

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民族民主革命的艱苦奮斗過程，首先就是一個改變中國人生活方式的過程，進而又是一個通過生活方式的改變來改造中國人性格的過程。中國共產黨人、尤其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們，從創建中國工農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時代開始，就一直堅持以身作則，始終保持著艱苦樸素的良好生活作風，始終保持著與普通士兵一樣的生活方式，從而在革命隊伍中形成了官兵平等、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優良傳統。革命隊伍中艱苦樸素、官兵一致的生活方式，不僅使革命隊伍產生了高昂的激情，激發了革命戰士高昂的斗志，磨礪了革命戰士堅韌的性格，而且也深深地感染了根據地的廣大人民，從而不僅使他們積極投入到建設根據地的實際行動中來，而且個人的性格也發生了深刻地改變。為了保衛根據地、為了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有無數的母親親手將兒子送上了抗日的戰場；為了爭取人民徹底的翻身解放，又有許多的妻子親自將新婚的丈夫送到了解放戰爭的前線。在暴虐的敵人面前，他們絕少屈服。為了拯救受傷的八路軍、新四軍戰士或革命戰士的后代，許許多多的父親母親和妻子交出了自己的兒子或丈夫以換回那個他們并不認識的革命戰士或是革命戰士后代的生命。就連只有十三歲的王二小為了掩護“后方的機關和幾千的老鄉”，都能視死如歸般的毅然將敵人帶進了八路軍的伏擊圈。

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雖然使中國民族暫時站了起來，但是中國共產黨的大多數領導人、特別是最高領袖毛澤東卻清楚地知道，由于百余年挨打造成的積貧積弱，使中華民族還沒有徹底擺脫掉生存的危機。而若想徹底擺脫掉民族生存的危機，避免再次挨打的命運，那就必須在徹底改變中國人的性格的同時，更要全力發展生產力。對于生產力的雙重含義，毛澤東比其他人有著更為清醒而深刻地認識。中華民族慘痛的歷史經歷證明了，在不得不與西方和日本共同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在共產主義實現之前，在戰爭這把達摩克利斯之劍還高懸在中國人頭上的時候，在人類之間的殺戮還不能自動停止的情況下，在和平與安全不能靠老天爺賜予的情況下，生產力不僅僅是人類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而且更是人類之間征服與反征服的能力。因此，在保障國家安全和維護民族尊嚴安全比改善人民生活更為迫切、更為重要情況下，只有重工業和軍事工業，才能代表著先進的生產力。古往今來，人類所有的重大發明，無不與戰爭有關。今天世界上所有的高科技，無不是能夠應用于戰爭，而且有些高科技的本身，就是為了能夠取得戰爭的勝利才發明的。自古以來，最好的鋼鐵總是用來打造刀劍，而不是用來制造犁鋤。我國的“好鋼用在刀刃上”這句古話，將生產力與戰爭之間的關系，說得多么的直白。

當年，新中國從舊中國繼承的工業基礎實在是太薄弱了。因此，一心一意為了中華民族安全，為了中華民族長遠發展的毛澤東力排眾議，寧可讓人民過幾天艱苦的日子，也要限制消費工業的發展而堅持優先發展重工業和軍事工業。并且為了能夠確保這一戰略的順利地實施，毛澤東又在全黨和全國大力提倡保持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當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在全國取得勝利后，由于歷史的原因，廣大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卻還依然十分的貧困，而且由于在當時還保留了民族資產階級這一特殊的歷史情況下，因而提倡保持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不僅能夠有效地消除人民心理上的差距，而且更能為重工業發展和軍事工業發展籌措必不可少的建設資金，同時又能促進中國人的性格和精神風貌發生改變。

生活方式的改變，不僅有力地推動了生產方式的轉化，使我國以重工業和軍事工業為標志的社會生產力有了根本性的提高。使我國的國家的安全有了根本性的改善。而且生活方式的改變，也使中華民族的民族性格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古老的中華民族一掃百余年由于落后挨打造成的頹勢，而展示在世人面前的是一種全新的民族精神風貌、堅強不屈的民族性格和良好的社會風氣。民族空前團結，國家意志高度集中，整個社會都充滿了朝氣。廣大的婦女從又臭又長的裹腳布中掙脫了出來，從以往那些供人奴役與玩樂的只會吟唱《玉樹后庭花》的弱不禁風的商女，變成了如今能夠保衛祖國和建設祖國的“不愛紅妝愛武裝”的鐵姑娘。而好男兒更是志在四方，到艱苦的地方去、到祖國需要的地方去、到祖國的邊疆去，開發邊疆、建設邊疆、守衛邊疆。在艱苦卓絕的保衛祖國和建設祖國的過程中， “生命不息，沖鋒不止”的頑強精神和不屈的民族性格，強烈地震撼了敵膽，中華民族從此昂然地挺立在了世界的民族之林。

毛澤東逝世之后，中國的社會形勢發生了急遽的改變。后來者為了證明自己比毛澤東還偉大、還正確，為了證明自己比毛澤東還英明，為了證明自己當年被毛澤東的批評與壓制是蒙受了不白之冤，或是還有別的其他企圖，于是便急于否定毛澤東制定的發展戰略，堅決否定毛澤東思想以及毛澤東本人。為了順利地否定毛澤東制定的發展戰略，為了順利地否定毛澤東思想以及毛澤東本人，這伙人采用悄然改變中國人生活方式的手段，打著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幌子，以爭取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于是，城市里的工廠開始恢復了獎金制度，農村更是解散人民公社，全面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由于“交夠了國家的，留夠了集體的，剩下的就全是自己的”以及獎金制度的實行，所以，當時人們的物質生活確實有了較大的改善。而領導干部也從這時開始紛紛帶頭追求奢華的生活方式，胡耀邦更是第一個將西服穿進了中南海，切實地起到了“最高領導”率先垂范的表率作用。從此，中華民族在毛澤東時代形成的以艱苦奮斗為榮，以貪污浪費為恥的人生觀念和崇尚節儉的生活方式就這樣被悄然無息地改變了。奢侈腐朽的生活方式，不僅造成了自然資源的巨大浪費，而且更是當今中國已經無法遏制的腐敗問題的產生根源，因而造就了成千上萬的貪官、裸官和污吏。生活方式的改變，不僅會造成人們價值觀念的改變，同時也必然還會導致生產方式和生產目的也隨之發生相應的變化。尤其是像這樣有人為了改變毛澤東時代的發展戰略并進而否定毛澤東而刻意人為制造的生活方式的改變，其對生產方式和生產目的所產生的反作用還會更大。于是，“運十”飛機、青藏鐵路等一大批毛澤東時代開始興建的重工業項目和軍事工業項目全部都下馬了，以便為引進外國的高檔消費經濟項目建設籌集資金。重工業和軍事工業是現代世界里國家安全的保障，只有能夠有效地保障國家的安全，才能有效地發展消費經濟，才能有效地改善人民生活，人們也才能有效地享用到自己的消費經濟。對于這一點，曾經挨過一百多年打的中國人應該理解的最為深刻。可慚愧加殘酷的是，曾經挨了一百多年打的中國人對毛澤東制定的強國為先的發展戰略并沒有真正地理解，對毛澤東歷盡千辛萬苦才開辟出來的發展道路也不是真正地認可。因此在放棄了毛澤東制定的重工業和軍事工業發展先行、壓縮消費工業建設、強國為先的戰略之后，就堅定不移地走上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道路，就開始一心一意地謀求消費經濟發展，就開始全力以赴地追求生活水平的提高，就把兩只眼睛始終只盯在飯桌子、菜籃子、錢袋子、婊子和戲子上。至于中華民族的未來會是怎樣，此時已經根本無人去顧及，也無暇去顧及。而且隨著飯桌子上的飯菜越來越豐盛、菜籃子里的品種越來越繁雜、錢袋子越來越鼓、婊子越來越多、戲子的表演越來越出色，有些人又開始沾沾自喜了起來，于是什么“盛世”、“崛起”、“可以說不”、“不高興”等之類的淫叫聲也開始多了起來。憑借毛澤東的余蔭，當“只顧埋頭吃肉，不顧抬頭看路”的中國人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這條道路上磕磕絆絆地走了幾十年之后，卻猛然發現不僅這條路已經走不通了，而且自己還正身處在巨大的危機之中，因而這才想起要轉變發展方式，只不過到此已是為時已晚，根本就沒有轉身的機會了。美國用在我國周邊建立起了十大軍事基地，對我國形成了“半月”型的軍事包圍，此舉不僅對我國的國家安全構成了嚴重的軍事威脅，而且還堵死了我國向外發展的所有通道。而我國周邊的鄰國，不是美國的軍事政治同盟，就是對我國抱有深深敵意，又與我國有著領土、領海和資源等嚴重糾紛這樣利害關系且投靠了美國的國家。而最為危險的是我們自己目前不僅是一盤散沙，而且由于我們自己生活方式的改變而導致的生產方式的轉變，又使我們的重工業和軍事工業發展滯后，重新拉大了我國在軍事實力方面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差距。民族內部一盤散沙的狀態和目前中華民族的民族性格再度改變，使我們首先喪失了打破美國圍堵的精神力量；重工業和軍事工業發展的滯后而導致的軍事實力上的差距，又使我們缺少了與美國等發達國家進行軍事抗衡的物質力量；背信棄義，拋棄第三世界的朋友，賣身投靠西方發達國家使我們早已變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從而又使我們失去了在國際上的道義力量。在這樣一種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我們只得乖乖地按照我們自己曾經尋死覓活才爭取來的新的不平等條約----WTO的規則，主動為那些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送上我們用自己的資源加血汗才創造出來的巨額財富。而中國人不僅再也吃不到肉，而且還要割自己身上的肉飼狼，以換取暫時的平安。在國家的安全缺少有效保障的情況下，除了少數官僚和洋奴買辦漢奸之外，絕大多數的中國人卻越是由于消費經濟的發展，就越是陷入越發貧困的境地，無情的現實就是這樣給了那些無不夜夢日想著富起來的中國人一次又一次極其絕妙的嘲諷。

在為什么要發展生產力、怎樣才能發展生產力、什么才是真正的生產力這個問題的認識上，一貫聰明智慧而且還十分具有理性的中國人卻偏偏沒有表現出多少應該具有的智慧和理性，似乎忘記了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道理。對生活方式的改變將會給一個民族帶來什么，我們整個民族長期以來一直缺少一個清醒的認識。而在這一點上，我們對手的認識卻比我們深刻了許多。美國中央情報局在著名的搞垮中國的《十條誡令》中的第二條就這樣明確地指出：“二，一定要盡一切可能，做好傳播工作，包括電影、書籍、電視、無線電波和新式宗教的傳播，只要他們向往我們的衣、食、住、行、娛樂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

從港臺和國外傳入的體恤衫、喇叭褲和靡靡之音、錄像片等，確實“豐富”了人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體恤衫和喇叭褲雖然把我們的男女青年裝扮得靚麗了起來，但也使得他們對奢侈腐朽的生活方式更加向往；靡靡之音和錄像片雖然愉悅了我們的視聽，可也摧垮了我們這個民族的精神。人們再也找不到當年獻身祖國和建設“四化”的那種理想和激情，于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也就變成奔小康了。雖然當時以中宣部長鄧力群為首的后來被稱為是老左派的那些人也看到了生活方式的改變必將會給中華民族造成極其可怕的災難性后果，也力主要清除精神污染，而且也采取了一些具體的措施。但是，由于最大的精神污染和源頭就是對毛澤東思想的否定，就是對毛澤東的污蔑和妖魔化，而這些又不是鄧力群等那些老左派所能左右的。所以，精神污染不僅沒有被清除掉，而且還愈演愈烈。最后，連清除精神污染提法的本身反被清除了。到現在，中華民族的精神不僅污染了，而且已經徹底地垮掉了。隨著民族精神的垮掉，中華民族的民族性格也再一次發生了改變，而隨著民族性格的改變，中國也再一次走上了經濟殖民化的道路。只不過與前一次是在被人打怕了之后才被動地走上殖民化的道路不同，這一次是中華民族自動走上的殖民化的道路，也算是以一個好的“態度”而爭取到了“主動”。

對于生活方式的奢侈腐朽必然會導致落后挨打這一結論，有些人不認同。資本主義國家的生活方式不是比我們更為奢侈腐朽嗎？資本主義國家落后挨打了嗎？還有些人就對資本主義國家以生活方式的改變為手段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和平演變這一說法也極不認同。既然資本主義國家能通過生活方式的改變來和平演變社會主義國家，那么為什么社會主義國家就不能和平演變資本主義國家？持這種觀點的人在認識上是極為糊涂的，而且對資本主義國家也缺乏必要的了解。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在資本主義世界的老大美國曾經猖獗達五年之久的“麥卡錫主義”和美國積極卷入朝鮮戰爭和印度支那戰爭，就是為了阻止社會主義革命蔓延、就是為了防止社會主義國家對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和平演變”而采取的有力措施。可見，當年資本主義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可能對其進行的 “和平演變”，還是具有相當的警惕的。

當年，社會主義國家防止資本主義國家從生活方式入手對自己進行和平演變，相對于資本主義國家防止社會主義國家依靠思想觀念轉變對其進行“和平演變”，是更為重視的。這是由于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狀況和人民的生活水平與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相比還是落后許多的。因此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勒緊褲帶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就是為了能在極短的時間里趕上或超過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是想用一、兩代人的艱苦努力來完成需要幾代人才能完成的事業。毛澤東的這種做法，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為了彌補祖先留給我們的歷史欠賬。而今天我們這種超前式的生活方式、奢侈腐朽式的生活方式、浪費式的生活方式，不僅輕易就葬送了前幾代人經過辛勤努力，流血流汗才創造出來的巨大成果，而且還嚴重透支了未來。如果中華民族還有未來的話，那么中華民族后代子孫就還得需要艱苦努力。而那時中華民族后代子孫的艱苦努力就不僅僅是為了求生存，同時也是在為今天的我們還賬，而且更是在為我們今天這種斷子絕孫式的生活方式贖罪了。

“歷覽前賢家與國，成由節儉敗由奢。”“萬門千戶成野草，只緣一曲《后庭花》。”“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對生活方式這個雖然普通但卻意義深遠的問題，中國的古人早就有了深刻地認識。對生活方式能給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命運造成怎樣的影響，華夏的先民們也曾做出了精辟的總結。縱觀中國的歷史，就是這個看起來極為普通的生活方式問題，給我們這個民族留下的竟是如此慘烈且永遠都難以撫平的巨大傷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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