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談話錄】我的思維之路(七)：漸預風流

　何新　先生在《與佩利第二次談話錄：我對人生感到悲壯》中言及北大荒生涯時說：“我認為我一生真正的大學校就是在這9年中找到的。因為那是中國社會最底層的一個部分，我通過那段經歷充分地理解了什么是社會、什么是生活。”“早年在中國社會底層生活的經歷，對我思想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　　
　何新　先生近日在《我的六十自述》中又曰：“計算起來，我平生五歷生死邊緣，兩次死里回生。多少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流水落花，往事不堪回首！其間生生死死，愛恨情仇的經歷和上天下地的閱歷，絕非一般的文人、書生、凡夫俗子所能想象以至可以夢見！” “我的這種相當個性化的人生，竟然發生在1949以后到今天這么一個完全缺乏浪漫精神的時代。所以，我的生活經歷在中國知識分子圈中，可以說是異常奇特獨一無二的。”　　

然則，　何新　先生究竟曾如何存身寄命于中國社會的最底層？又經歷了幾多俗子書生不曾夢見的愛恨情仇？體驗了何種上天下地的浪漫人生？而這些閱歷又是如何出入損益其思想？請讀《何新談話錄：我的思維之路》。欲批判何新者也不妨進來收集資料，定然不會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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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社科院往事憶舊（修訂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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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麒元：贊美何新》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1005/153371.html

【何新談話錄】我的思維之路（之七）：漸預風流　　

記者：您本來只是一個研究文化和文學問題的學者，究竟是怎么介入到中國政治之中的呢？
何新：是時代因素使然。老實說，我對政治本來是有所畏懼的。青年時代讀《史記》，每讀到張良、陳平、韓信、主父偃這些奇男子的故事，就豪情慷慨。但又讀《資治通鑒》，從歷史中看到政治斗爭極其殘酷一面。多少大人物今日高居廟堂，明日殺身滅族，留在史書中的只不過是幾行字而已！
    文化大革命中，我曾試圖向毛主席上書言事，但書信未能上達九重，人卻成為反革命，身陷囹圄，一嘗鐵窗滋味。文革結束后，我從東北回到北京，一回來就感受到時代新政治風云強烈的沖擊和震蕩。從那時到現在的將近三十年里，中國經歷了偉大的社會變革。而在發展的各個階段上，面對時代所提出的重大問題，使每一個關心國家命運而有志報國的華夏兒女不能不為之激動，不由得不想介入其中。當年往事歷歷在目。天安門事件的平反，民主墻，報刊上的思想解放。這種不斷面臨重大選擇的時代背景，同時也為普通人參與國家政治生活提供了一種新的舞臺和發表言論的空間。于是，從文革后期已經不斷在我腦中思考的許多問題，我決定以多種形式陸續將它們寫出來。可以說，正是七十年代末鄧小平發起的改革運動，把我卷入了當代政治生活和意識形態辯論的激流之中。
記者：您的政治言論是什么時候引起了高層注意的？
何新：八十年代中期，我在當時知識學術界中已經頗有名氣。這一點，你只要檢索一下那個時期的《新華文摘》、《文摘報》、《理論信息報》等報刊就知道了。這些從全國出版物中摘選重要文論的報刊，當時經常轉載摘錄我所提出的一些新理論觀點。1985 年我在《讀書》、《文藝研究》等雜志上發表批評當代文學“新潮”的一組文章。它們引起了政治局胡喬木等領導人的注意，胡喬木親自把文章清樣調去，多次親自動筆作修改。文章發表后，一時震動文壇。
    1988 年夏，我在當時頗具影響的《經濟學周報》上連續發表了一組評論經濟改革的文章，直陳當時的經改方針有重大失誤，批評所謂“價格改革”已成為掩飾惡性通貨膨脹的遁詞。這一組文章發表后，反響甚大，引起了高層包括趙的關注。其后（1988 年 10 月），我在香港《明報月刊》上連續發表了一組評論，認為中國的改革正在陷入危機，中國可能即將發生政治動亂，可能發生第二次天安門事件。我預言，如果動亂失控，國家可能分裂而走向諸侯割據局面等等。在這一組文章中，我甚至描述了一個中國演化向動亂方向的可能步驟和發生分裂的具體模型。為了防止國家陷入動亂和分裂，我呼吁從激進改革方向退卻，呼吁采取漸進改革的路線，抨擊所謂“長痛不如短痛”的“休克”療法。我的這些議論引起了國內政治家們，包括鄧小平、陳云和趙的注意，也引起了國際政治界的關注。1990 年我訪問日本時，日本人曾告訴我，這一組文章在香港發表后，立即被東西方情報機構所重視。
    1989 年 3 月，我收到了一份從國務院發給我的密件，里面是剛剛成稿的《政府工作報告》，這種文件通常是由高層發到小部分精英人士中聽取咨詢意見的。我發現自己已經成為被政府邀請的受咨詢者之一了。后來我知道，當時我已被有關方面推薦名列于中組部和統戰部所關注的培養對象，盡管我并非中共黨員。我一度甚至曾被高層提名為中華全國青聯副主席的候選人之一，只是由于社科院內部領導（不是胡繩同志）的反對，此事被否決了。
    1989 年游行事件發生后，4 月中旬，我通過閻明復向鄧小平同志提交了一封重要信件。這個信件引起了中央高層的重視，趙秘書鮑彤在一篇回憶中說——
        5 月上旬，《快訊》登了社會科學院何新同志的一篇文章，題目我忘了。內容，我現在回憶（我自己的印象，決不是何新同志的的原話）是講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一定要處理好知識份子的政治要求，這是一個帶普遍性長期性的問題，特別要慎重從事，壓是壓不下去的，而可能適得其反等等。同志問我對這篇文章有何看法，我說這篇文章很有見解，提出了一些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我建議在新華社發到省軍級的內部刊物《國內動態清樣》上發表，他說，可以。我就把這篇文章送給新華社總編室（文中有一節，專講不能輕易動用軍隊，我把這篇文章送新華社時把這一節全文刪去了。）但我不知道后來發表了沒有。我印象中，沒有在《國內動態清樣》上看到這篇文章，因此可能沒有發表。要是沒有發表，那是新華社負責同志不同意我的建議，但我當時確實提過這個建議。
    鮑所指的是我 1989 年 4 月給鄧小平同志的一封信，這封信后來在《國內動態清樣》上全文刊登了。　　

記者：是否可以說，正是由于您的主動議政，引起了高層領導人對你的注意，最終將你調離了中國社會科學院？
何新：1989 年 6 月 1 日我得到李鵬總理的約見，作為知識界代表列席參加國務院辦公會議。1990 年國家副主席王震同志在病中多次召見我邀談內外形勢。同年我被中央直接安排任命為全國政協委員。不久，我的工作關系調入了全國政協。
根據李先念、王任重的指示，政協領導對我的工作作了極其特殊的安排。讓我作為一個專職委員進行調研，隨時將我的想法、言論和建議通過正式渠道報送中央最高決策層。這也就是我在后來的一些年代里能以一個非黨知識分子的身份，發揮了某種特殊作用的原因。那些工作成果中的大部分（屬于能發表的部分）后來陸續匯集在一批書中出版，即《何新政治經濟論集》（白皮書），《致中南海密札》（海外出版）、《為中國聲辯》、《中華復興與世界未來》、《新戰略論》（三卷本）等。許多朋友讀過這幾本書，但他們未必了解這些書中那些政治性信件和調研報告的寫作背景，其實這些著作就是我當時所作的工作。　　

記者：您認識江澤民嗎？
何新：認識。有這樣兩件事。
    第一件事，大概是在 1990 年底或 1991 年初吧，江總書記要約見一些知識分子。中央辦公廳開了個名單，我印象中人不太多，好象只找了十幾個人，到中南海懷仁堂開會，其中有我。到會后，為了不引人注意，我溜邊，在一個很邊緣的角位上入坐。會議開始后，江總書記拿著到會者的名單說，很多同志是初次見面，我念名字，念到的請站起來，給我認一下好不好？于是他就根據名單一個個地念名，一會兒念到我，我站起來。他打量我看了一下說，“哦，你就是何新，這么高個子？”我笑了，他也笑了，我就坐下了。后來會間休息，我去衛生間，一出門在走廊正好迎到江總書記從對面走過來。他對我微笑，而且有意伸出手打招呼的樣子，我看出了他的意思，但當時周圍聚集圍觀的工作人員很多，我有點惶惑和不知所措，所以一側身繞到一個柱子后面避過去了。這是我的一次失禮。我估計這件事會給他留下一個不好印象，就是何新這個人的確很狂傲、怪僻。
    第二件事是一位在中央工作的朋友告訴我的。他說，有一次總書記邀集了一些理論界的人士開座談會，在會上不知誰提起何新，于是一片指責之聲。但是聽他們講完之后，據說總書記說了這樣幾句話，“同志們，你們講的也許都是真的。但是，當黨和國家遭遇重大困難的時候，何新同志挺身而出，幫助了黨和國家。”于是大家啞口無言了。這件事，我雖然并沒有聽到原話，但一直令我深受感動。
    雖然江澤民后來再沒有直接約見我談過話，但在他任總書記的整個時期中，我一直能將自己重要的想法和社情輿論通過中辦機要渠道直接送報到他的辦公室。在我所提交過的文件中，有的是對于當時的內外政策，特別是關于國有企業改制問題、下崗問題以及金融政策問題，提出強烈的不同意見的。但是不論我講了什么，我始終是能夠暢所欲言的，從沒有為此受到過任何批評或壓力。因此我認為江總書記是有容納不同意見之雅量的。其中一些意見，我雖沒有正面看到他的答復，但是我可以從后來政策方向的調整中感受到，我的一些意見可能發生了影響。
記者：您和高層其他領導人也有直接聯系嗎？
何新：是的。當鄧小平、陳云、李先念、王震、王任重同志在世的時候，我寫的東西都是同時復印七份，送報鄧（小平）、江（澤民）、陳（云）、王（震）、李（鵬）、李（先念）、王（任重）。1993 年后，老人家們陸續去世了，我一般就只送報江、李了。
    給鄧小平送材料，當時既可以通過官方的正式渠道，也可以直接送到老人家的家中。我記得最后一次送文件是在 1994 年底，以后知道老人家已不過問大政，我才停送。南巡之后，14 大前，中國政壇一度風云激蕩波詭云譎，小平同志提出“左比右更危險”。記得當時王震同志曾把我找去，示意我向鄧進言支持江李體制。我先后在 1992 年 5 月 4 日及 7 月 2 日寫了兩封長信給小平同志，談論我對內外時局及國內形勢，包括反“左”的問題的看法，進言若撼動江李的地位，天下必大亂。 ( 見《何新政治經濟論集》（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1995 年出版，第 204 頁“關于左及意識形態改革問題的思考”，第 233 頁“關于當前國內外形勢的一封信”。）我相信，我有一些意見曾引起小平同志的重視。但也有一部分意見，　鄧　先生可能很不以為然。但是，他也從來沒有因此而不讓我講話。
記者：您是否知道領導人們對你的意見的反應，反饋？
何新：很多情況下，我并不知道高層對我的意見或建議的評論。我常常只是從后來的政策方針特別是政策方向的調整中，去觀察我的意見和建議的作用。事實上，當時我給中央寫調研報告或形勢分析從來只是談我個人的看法，很少揣摸上面對此已有什么精神態度，也很少顧忌他們愛聽或不愛聽。不能說我完全無所顧忌，但的確是比較不顧忌的，我比同時期體制內的任何知識分子更勇敢站在國計民生的立場向中央領導人愷切直言。這有我的書放在那里可以作證。當然，我思考的方向總是以國家利益為準繩的。至于后來上面的政策與我的意見不合，我也不會太介意。我的地位不過是“從大夫之后”，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反正該講的我已經講了，我認為自己已經盡到言責了。但是這么多年來，我應該說，無論我曾說過什么，無論鄧陳江李王，他們從來沒有為此怪罪我，或通過任何方式直接、間接地批評過我，或給過我任何壓力，不管我講的話中聽或不中聽，他們愛聽或不愛聽。相反，我能感覺到，他們一直是比較關心和愛護我的。
記者：您在十六大之前發表過一篇《論江澤民時代》，對江的評價很高，此文反響很大。但是對此文，一些人有不同看法。
何新：事實上，我主要是由于兩篇東西得罪了所謂“改革派”。一篇是關于下崗問題的一封言詞尖銳的批評信（見談話錄后附件），另一篇就是這篇文章。這篇文章讓有的人看了很不高興。我當時之所以寫這篇東西，主要是針對十六大前后當時海內外有一股輿論。我認為江總書記作為政治核心領導中國十幾年，的確代表了當代史中一個重要的時代，有三點成就是難以否認的。
    第一，江總書記受命于國家經歷 89 事件危難之際，他穩住了政治大局。
    第二，他頂住了國內外要求中國走前蘇聯式改革之路的壓力，避免了中國政治經濟制度的大崩潰。
    第三，這十幾年中內外政治形勢極其復雜，意識形態極其混亂，眾說紛紛。江總書記基本上能不惑其間，平衡疏導內外矛盾，選擇了一條相對較為平穩而又能使經濟較快發展的路線。正是在他領導的這十三年間，中國經濟取得了高速發展，成長為當今為全世界矚目的一個富有生命力的經濟體，這是偉大的歷史功績。
    當然，現在回頭看，文中有些詞語也許有溢美之嫌。例如文中提出“盛世”的說法，后來為人所“詬病”。其實從中國歷史看，的確應當慎言盛世。盛世常是前危機或者危機即將爆發之世，如西晉太康盛世之后是八王之亂，盛唐開元盛世之后是安史之亂，康雍乾嘉盛世之后就是道光時代的鴉片戰爭。而我在文中正式使用了“盛世”的提法，可能的確有所不妥。
記者：您對您所接觸過的中國領導人有何印象？
何新：我通過切身接觸體驗到，跟隨過毛打天下的老一代領導人，確實極其偉大杰出，是人杰中的人杰！我在與他們的接觸中，知道了為什么共產黨能得天下。
    那一代人中最偉大的當然是鄧小平、陳云，吞吐乾坤，進退有余。他們兩人在政治上的合作方式也極有意思。像我這樣一個古怪之人，無根無柢，也沒有任何家世的淵源，而且一直在知識界備受非議，他們竟力排眾議，不拘一格，違反常規地作出安排和使用。最早重視我的言論的是鄧和陳，但對我工作進行具體安排的是李先念、王震和王任重。直到王震臨終前，一直在關心我的工作，他親筆給總書記寫信，推薦我擔任應屆全國政協常委。
    王老是一個鐵路工人出身，沒讀過多少書，一生是傳奇性的。人們通常印象都認為他只是大老粗，只是一介武夫，其實絕不然。我在接觸中發現，實際上王震具備文韜武略，平生手不釋卷，好讀馬列和詩書，一手書法十分蒼勁。王老非常愛重有才能的知識分子，禮賢下士，折節待人，有古代賢者之風范，是大眼光，大手筆，大胸懷！令我折服，甘愿為之肝腦涂地！　　

記者：我想冒昧提一個人們會感興趣的問題，您是怎么認識王震的？
何新：那是一次非常正式的會見。1990年秋的一天，中國社科院辦公廳通知我，國家副主席王震約我談話。當時王老正在301醫院患病住院，院辦公廳派車把我送到王老在醫院中的住所。當我走進屋，王老正坐在輪椅上等我，見到我來，他想撐身站起來。我非常感動，忙過去攙扶他，他握住我的手對我說了一句話，說——“我代表共產黨，感謝你！”
    這句話當時幾乎令我落淚。李白曾說，“生不愿封萬戶侯，但愿一見韓荊州。”當時我的處境，由于我在1989年事件前后反對所謂“民運”的立場和觀點，對我個人可以說正是被內外熬煎，水深火熱（可參看我在北大的演講）王震講的這一句話，令我內心積郁的所有的壓抑與憤懣渙然冰釋。
記者：早就聽說王震這位老人很識才，對知識分子不錯，有禮賢下士的古賢風范。
何新：我這個人自然談不上“賢”，應當說老人是折節下士，當時我的身份還只是中國社科院的一名副研究員。
    實際上，對這位老人，我是心儀已久。青年時代我在東北工作過的友誼農場，那是王震1954年親手開拓建立的東北戌邊的第一座樣板農場。當我在那里的時候，就從當地的老轉業士兵中聽到過關于這位將軍的許多傳奇性的故事。在那些老兵眼中，王震不僅是一個專整壞干部的大清官，而且似乎是一個半神半人。但是80年代在社科院從一些自由派知識分子口中，我又聽到關于王震另一種說法，講他如何“左”，如何“保守”，如何“僵化”等等。但是，我讀了他關于《河殤》的講話后，我卻感到這位老人粗中有細，見微知著，懂得意識形態對于國家命運的影響。我認為他非常懂政治，不像個武將，而是高明的政治家。
記者：你見過趙*陽和胡耀邦嗎？
何新：趙*陽在臺上時我沒有見過他，但在他下臺后，有一次在北京國際網球館倒見到了他，他正在打網球。先生逝世，我也感到悲痛。有友人曾告我，趙不僅知道我，而且欣賞我，因此希望我參加追悼會，并且給了我車證。最終雖因故未能去，心則戚戚焉。
    耀邦還未任總書記時，有一位朋友介紹，1982年夏我曾去過他家拜望他老人家。
記者：你對胡耀邦的印象如何？
何新：那天與我同去的還有一位年輕人。我們到的時候是晚飯后，耀邦同志正靠躺在藤椅上看CCTV的新聞。記得那天　胡德平　君也在場，他當時還在歷史博物館工作。當時我還只是三十才出頭的人，少不更事。雖然是初次見面交談，我感到胡耀邦十分平易近人。他一面抽煙，一面與我們隨意閑談，他問我社科院有多少知識分子，人們在想什么，對目前的政策滿意不滿意。我那時還是個年輕的激進分子，迫切希望加速改革的步伐，看問題很偏激，談起各方面一些陰暗面，就尖銳地抨擊。胡耀邦靜靜地聽，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既不支持，也不批評。可惜我當時太年輕，對經濟、政治、文化遠還沒有形成可以成型的、系統性的看法。我猜我們給胡耀邦那次留下的印象，恐怕只會認為我們很幼稚。而我那天對他的印象，則可以概括為八個字——通脫簡易，含威不露。此后的幾年間，歷史腳步來去匆匆。1987年初，我應香港大學邀請赴港參加會議，在香港聽到國內發生學潮，不久胡耀邦辭去職務。我這時政治及文化思想已漸趨成熟，由激進改革的立場逐漸轉向了“保守”。　　
記者：您對鄧小平和陳云有直接印象嗎？
何新：據我所知，鄧和陳都曾很重視我的一些意見，并通過不同的方式和渠道對我表示過關懷。我能隨時把信和材料送報到鄧那里，這種待遇本身就是非同尋常的。要知道，鄧給他的家人立有一個嚴肅的規矩，不許輕易接受私人給他傳信或收受物件。但對我不僅破了這個規矩，而且在那些年中是隨時可以上書進言。我認為這實際是以“國士”相待。我曾講過老一輩革命家對我有“知遇之恩”，就是指這一點。陳云對我的關心，我也感同身受，具體事，不講了。
記者：雖然您認為您用的是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但很多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會承認，甚至會認為你的理論實際是一種異端。象陳云、王震作為主流和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家，他們怎么能接受你的那一套非正統理論呢？
何新：這正是這些老一輩革命家的極其高明之點。他們知道時代在變，意識形態也需要變，面對時代所提出的新的問題，必須形成新的東西。所以他們注意到了我的理論。
    的確，我并不屬于正統的左派；如果按傳統左中右的觀點劃分，我也許還會被劃為右派。其實，我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無宗無派，只是我自己，何新而已。我既不是正統的共產主義者，但也不是自由主義者。多年來我一直是試圖尋求著一種綜合、探索超越“左”與“右”以外的第三條道路。我試圖尋找一種新的思路，把馬克思的方法與近代非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的方法綜合起來，把社會科學的方法與自然的科學的方法綜合起來，把中國的傳統學術與現代學術綜合起來，從而發展出一套新的東西。我留給歷史的十幾卷文集，凝聚了我二十年來的探索和心血。這種努力，我在八十年末已經開始作。我認為只有這種新的意識形態，才能消解以至彌合激烈的“左”、“右”之爭。但是，在我的全部思想中，一直貫穿著一條主線，形成我永生不變的追求和信念，這就是對于中華民族文化本體的熱愛，以及對人民特別是下層人民的最強烈同情和愛。我極其蔑視中國那些所謂“精英”，蔑視那些經濟上的暴發戶們！
記者：您對當前中共提出的“和諧社會”以及“以人為本”的理念怎么看？
何新：“和諧社會”比“小康”的提法具體。“小康”并不是一個高明字眼，“小康”這個字出自《禮記·禮運》，孔子當時使用這個字并不是褒義，“小康”對于“大同”是一種倒退。小平同志提出“小康”，只是一種比喻的說法，作為一個階段性的戰術目標，而決不是終極性的戰略目標。我研究鄧小平的著作，我認為他是一個共產主義者，最終目標仍是追求于“大同”的。“以人為本”當然比以“金錢”為本為好，是一種糾正。如果“以人為本”是指“以民為本”、“以人民為本”，那就更會得人心，“人”的概念畢竟還是太抽象了。
記者：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請問，現在您如何看待毛澤東和他的思想？
何新：雖然我在文革期間成為“反革命分子”，挨過整，但我始終是毛澤東的崇拜者，至今仍是，永遠會是！有人說，毛澤東是人不是神。我認為，毛澤東所具有的超人魅力，所實現的歷史作為，在中國歷史上，在世界歷史上，是空前絕后的！
    一個農民的兒子，一介書生，兩手空空，以短短28年的時間，組織起一個百萬人的黨，數百萬人的軍隊，在最落后原始的物質條件下，以最粗陋的武器，戰勝國內軍閥和國際列強，竟所向無敵，縱橫天下直到奪取全國政權，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國的無上領袖；又以戰略指揮和精神力量，運籌帷幄之中，遙控千里之外，竟擊敗二次大戰中曾戰勝日本驕橫不可一世的美國軍隊，最終竟迫使美國總統折節就教，來中南海向之頂禮朝拜。這種種作為，不是神跡難道是凡夫俗子之所可為嗎？
    毛澤東是現代中國革命之父！毛澤東是平民的英雄，人民的英雄，農民的英雄，窮人的英雄，被壓迫者的英雄。毛澤東是一個奇跡，毛澤東不是神國家也應當把他尊作神！法國人的神是拿破侖，美國人的神是華盛頓、林肯，而毛澤東比這一切洋人們的開國英雄都偉大！一個沒有值得崇拜的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一個遺忘了他們的偉大英雄的民族也是可悲的！歷史會有反復，歷史會有否定，但還會有否定之否定。水落石出，天開云散，中國人還是會世世代代崇拜毛澤東。
記者：人們會說這種崇拜是帝王崇拜，是封建主義。
何新：許多人指責中國現代政治中有封建性尾巴，主張不斷反封建。但是，現代資本主義就沒有封建尾巴嗎？英國、荷蘭、丹麥、瑞典的女皇制度，日本的天皇制度，是不是封建尾巴？難道妨礙這些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進程了嗎？條條道路通向羅馬，走向資本主義工業化不是只有一條歷史道路，不是只有美國模式的道路。英國人崇拜女皇，日本人崇拜天皇，毛澤東是現代中國之父，為什么我們不能崇拜毛澤東？
    我訪問過日本。在某些方面，我不喜歡日本人。我實地見到過日本右翼組織的集會和街頭游行，那是很令人恐怖的！我注意到日本軍國主義的精神確實正在某種意義上復活。但我認為，日本人是令人欽佩的民族。他們令人欽佩之點是他們的堅忍、團結、向心力和向前看的精神。這是一個有恥辱感的民族，因而是一個非常自尊的民族。二次大戰中遭遇失敗，遭遇原子彈轟炸，這是日本前政府、日本天皇制度、日本軍國主義的黷武政策給日本人帶來的空前浩劫，其后果不會小于文化革命對中國的浩劫。但在日本沒有人抱怨天皇、批判日本的政治制度，甚至連辯論也沒有。他們不懂得什么“反思”。他們繼續接受天皇制度——這個最古老封建皇權政治的象征，仍然以其作為圣物。他們埋頭苦干，學習先進的東西，但決不輕易丟棄一切屬于自身文化傳統中的任何東西、任何象征物，包括封建神社文化和武士道精神。結果，經歷了戰后的苦難，40年的時間，這個民族重新站了起來，并且成為全球最強大富有的國家之一。
記者：有人議論毛澤東的生活作風……
何新：（笑）我不相信那些傳言。但即使它們不是捕風捉影以至惡意誣蔑之談，那些屁話也不值一提！對那些動則譏評偉人的人，我常會想到《圣經》中的一句話：“你們只看到別人眼中的刺，而看不到你們自己的眼中栽著一柱梁。”從古以來，這個世界上哪有什么完美無缺的圣人呵？！
記者：中國人本來崇拜毛澤東，但是文化革命……
何新：我在70年代已經從政治思想上對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產生懷疑；但是在今天，我卻認為對文化革命應當作歷史的分析。我認為毛澤東60-70年代的思想，特別是在政治思想和哲學思想方面，具有重大的飛躍和發展。這方面至今人們研究得非常不夠。
    毛澤東是傳奇性的歷史人物，他在政治上、在文化上給20世紀的中國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影響和極其豐富的戰略性遺產，這種遺產在內涵上的豐富性和復雜性超過20世紀中國的任何其他人。可惜現代人幾乎遺失了這一偉大的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