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強人類理性問題研究 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當前的迫切任務　　

楊思基  王愛軍[*]　　

“理性”是哲學領域需要研究的一個重要理論范疇。但長期以來，人們對它的研究實際上還非常地膚淺和欠缺。在哲學史上，從康德哲學到今天的后現代哲學，哲學界對“理性”的質疑和挑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可謂是“波濤洶涌”，人們對“理性”的理解和界定也日益混亂。所有這些，都促發我們不得不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視角對“理性”進行歷史地、辯證地考察和研究，以此做出馬克思主義哲學關于理性問題的思考和回答。而這對于豐富和充實馬克思主義哲學，澄清人們關于“理性”認識上的理論是非，回應各種非馬克思主義在這個問題上的挑戰，更好地實現理論與實踐的結合，搞好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民主政治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顯然都具有重大意義。　　

哲學是從宗教派生出來的，宗教是從神學中派生出來的，神學是由于人們不能科學地解答自己日常生活中的問題而憑主觀的聯想和猜測演繹出來的。日常生活中的問題來源于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體驗、感受及各種生活矛盾，正是人們對其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問題及反映日常生活的日常意識的不斷追問，形成了人類最原始的文化和各種神話傳說，再由這些文化和神話傳說發展到原始的宗教和哲學，及至后來到中世紀發展到將哲學與宗教結合起來的宗教哲學，這就是古代人類文明由感性到理性和神學理性發展演變的真實歷史過程。歐洲中世紀晚期，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開始登上歷史舞臺，伴隨資產階級文藝復興以及近代科學的出現和發展，封建專政和宗教神學越來越受到日益廣泛的質疑和挑戰，一個以人本理性、科學理性和適應市場經濟需要的道德理性與制度理性來取代神學理性的時代已經到來了。但資本主義經過它幾百年的發展也充分暴露了它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和危機，尤其是資本主義資本統治的邏輯、日益嚴重的兩極分化、周期性地爆發的經濟危機、社會危機和規模巨大的國內戰爭和世界性戰爭，重新導致了人性和人倫的喪失與泯滅，人們對人本理性、科學理性、工具理性、技術理性、道德理性甚至整個哲學理性都提出了廣泛的質疑。我們現在正是處于這樣一個一切都被質疑、被批判、被不斷解構和再批判、再解構的社會大動蕩、社會大轉換歷史關口。這是否就意味著人們今后不需要理性，不需要理性自覺地認識和改造世界，一切聽天由命、順其自然了呢？如果我們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回答這個問題，那么這種回答只能是否定的。事實上人不能像動物那樣只是依賴感性和生命遺傳的本領來適應自然界，來自然地繁衍和生存，人要真正科學有效地認識和改造世界，不可能不需要理性的自覺和科學理性的指導。只是根據歷史的經驗，理性不是完美無缺的絕對理性，它不能包治百病，不能保證我們在前進與發展的道路上一帆風順，只有通過我們在實踐的基礎上不斷地完善與發展我們的認識和科學，不斷地矯正和豐富我們的理性，我們才能成功地進行我們的認識和實踐，推動我們的歷史與社會不斷地前進。因此，我們需要的不是理性崇拜的絕對理性主義，也不是不講理性、完全否定理性的非理性主義，而是需要對理性進行認真地歷史反思和辯證思考，對具體的不同的理性予以具體分析，以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態度對它們采取不同的策略和態度，高揚科學理性和實踐理性，反對各種偽科學理性和一味追求肉欲享受的非理性主義。　　

世界上只有人才有理性和理性的自覺。人們借助生活實踐所形成的人所特有的感性能力以人的把握方式來感覺和認識現實生活世界，并對獲得的感性材料進行分析、歸納與綜合，就形成了人特有的抽象思維和理性思維能力，形成了人所特有的把握說明世界的觀念和思想理論，于是人的理性和人對自身及自身所處世界的理性把握也就包含于其中了。人的理性實質上是人對現實生活及生活行為進行觀念性、理論性、概括綜合性、辯證性地反思和批判所形成的一種自覺意識和意識規范。正是這種理性的自覺和理性意識規范，使人的實踐成為區別于動物的理性實踐，使人的社會歷史成為包含了理性并由人的理性實踐所創造的歷史。實踐的理性、歷史的理性是人在認識自然、改造自然、擺脫自然當中歷史地形成的結果，是人區別于自然、區別于動物的“根源”。人具有意識，能夠進行有意識的目的性活動，首先是因為人在感性實踐的基礎上形成了感性認識，并依靠反復實踐、反復認識形成了抽象思維和理性思維的能力，并由以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系統全面的觀念性或理論性的知識，所以人的活動是在這些已有的觀念性或理論性的知識指導和影響下的活動，是具有主觀性和能動性的活動，其中表現著人的理性。但如果人們單憑主觀想象，胡編亂造，那又是違背科學理性的。但是，人們在古代受自己歷史條件和社會實踐的局限，往往不可能形成科學的理論和知識，所以那個時候談不上系統的科學，那時的理性充其量只不過是某些較為系統的觀念或知識所呈現的較為低級的理性。從原始人與感性劃不清界限而含混不清的抽象理性到歐洲中世紀的神學理性，人的理性實際上都沒有達到科學理性的應有高度而往往與宗教迷信攪和糾纏在一起。這種狀況反映到哲學上，也就不會有人們關于理性的清晰而科學的界定。柏拉圖的“理念論”，有對理性的論述，但是沒有完成古希臘哲學理性的科學構建，困難在于他無法正確理解“理念”與具體事物的關系。他不認為事物的具體形態，具體的存在這樣的事物，是事物的根源。事物的一般、事物的普遍或者事物本質性的存在，他認為是一種“理念性的存在”，是那種與世界相通并充斥于整個世界的普遍性、共同性和一般性，但實際上這個東西正是人們對世界進行觀念性地概括和理論思維的一種結果，一種抽象思維和理念思維的結果。中世紀經院哲學的神學理性把上帝和宗教教義神圣化，這對于人來說實際上是非理性，康德哲學就是要對這種神學理性和文藝復興以來的人學理性、科學理性予以顛覆、質疑和界劃，他要為理性劃定其存在的合理界限。黑格爾把一切都歸結于理性的邏輯演繹，一切都從理性出發，其實他這種方法是從古希臘哲學中學來的。正因為如此，古希臘哲學的理性實際上就是理念思維的一種屬性，通常說就是理念性。它從具體上升到一般，從個別上升到普遍，通過抽象形成普遍的概括和總結，然后以概括普遍性和事物一般本質的觀念及反映事物相互聯系的邏輯，將這些觀念或概念予以系統地理論加工和邏輯梳理，于是就構成了“理論”。理論才是它的特性，它區別于我們的生活、區別于我們的經驗、區別于感性的東西，實際上就在于它的理性。由此來理解的理性，顯然不是用什么科學的證明和科學的定義來理解和界劃理性。這里主要是從人的抽象思維、理論認識以及從人的本性和人通過理論思維來承認世界的普遍性聯系和一般性本質。關于世界的一般，關于世界的共性的這種把握，特別是關于世界本質、感性現象的本質性、普遍性存在的理解，如果像柏拉圖那樣非要把它們硬說成是世界萬物本來固有的一成不變的絕對理念這種本質性存在，這就有許多不能做出科學解釋的一面。所以說，柏拉圖關于世界的理念性本質把握實際上就是一種理性認識，是把世界萬物歸結于某種精神實體——某種充斥在萬物中的精神實體這樣一種理性認識。但這實際上是根據人的抽象思維和理性認識，而把人對世界的一般性把握通過其邏輯的表述和演繹再復歸到世界萬物中去。其實理論思維就是理性思維，作為科學的理性思維，它只是人在實踐基礎上經過抽象思維對各種感性材料的共性、普遍性和一般性進行抽象概括所形成的人們把握事物一般屬性的觀念范疇，以及依靠反映事物本身客觀邏輯的思維邏輯將這些觀念范疇按其邏輯關系聯接起來的理論體系和其思想邏輯，實踐性、歷史性、綜合概括性、本質必然性、普遍一般性、邏輯性、理論抽象性、屬人性和其對人的指導性與規范約束性，是理性和理性思維的根本特性。但人的理性和理性思維由于其可以脫離人的生活實踐具有主觀性和抽象性的建構特點，所以它也必然有著其實踐基礎的歷史性局限和主觀任意性的種種局限，反過來影響和制約人的生存狀態和實踐認識過程，影響人的自由發展。所以康德哲學要為理性劃界，指出其“理性”把握世界的局限性，西方現代哲學和后現代哲學更是不斷對人的理性提出顛覆性挑戰，它們為我們深入研究人的理性問題以回答這些質疑提供了很多理論素材，也為我們在理論視角和方法論上不斷完善和發展豐富我們的理性問題研究提供了新的視野和挑戰，從而使得我們的研究更具有當下的時代性和理論針對性，從而具有重大理論意義。　　

正確理解“科學理性”，需要我們把理性與感性聯系起來，需要與人的社會實踐聯系起來。如果把理性和人的感性實踐及實踐經驗分割開來，脫離感性實踐和感性經驗認識去強調理性，就會導致不恰當的絕對理性主義理性崇拜。理性崇拜實際上就是本本主義的唯理論，是從主觀到主觀，從抽象思維到抽象思維，言之無物，僅是概念性、觀念性地以空洞的理論說明世界，這種“理性”當然是不科學甚至可以說是非理性的。這種“理性”，其實質是割裂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割裂理性認識和感性認識的關系，割裂抽象與具體、絕對與相對、普遍與特殊、一般和個別、共性和個性的關系，一味地強調普遍、抽象、共性和一般，于是不切實際地把客觀理性夸大成超越了一切的、絕對神圣而永恒不變的絕對理性，實際上把它說成或演變成了超人、超歷史的理性。從古典哲學到近代哲學，它們都不知道什么是實踐，不知道通過實踐去認識實踐，去理解世界，于是它們也就必然越來越把世界的存在歸結于某種觀念、某種精神實體，從而對自然現象和社會歷史現象做出不科學、不合理的解釋，并且在人的現實生活世界之外去尋找整個世界存在的基礎和終極原因。這種做法很容易演變成宗教神學的“上帝創世”學說。　　

隨著人類生產實踐的發展以及近代科學的出現和科學理性的興起，大大加強了人的實踐認識能力，促發人們對宗教神學及其信仰提出質疑和挑戰，人們開始從以神為中心轉變到以人為中心，也就是以人為本，于是就有了抽象的人道主義、人文主義，有了科學啟蒙理性和人文理性的產生。這說明理性不僅僅是一種抽象思維的結果，而且是一種以實踐和科學實驗為基礎，以生活實踐的邏輯和客觀事物本身內在的客觀邏輯為基礎，經過人們從現實生活的具體實際到理論觀念的抽象之科學的抽象思維，經過科學系統和嚴密的邏輯論證、理論論證才形成的，沒有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和客觀的物質基礎、科學發展基礎以及科學的思維方法，是不會有科學理性的。科學理性與人文理性正是近代歷史的產物。正是與這個時代相適應，才形成了康德的道德理性、實踐理性。康德提出了道德理性、實踐理性，他認為有一種樸逆迷離但又可以對人具有決定作用的道德的“絕對律令”。這種觀念發展到黑格爾，就形成了作為“絕對理性”的“絕對觀念”或“絕對精神”。但他們都是仍然把理性作為一切認識的出發點，作為一切理論、一切學說的立足點和出發點，認為絕對理性決定一切，于是進一步形成和推動了所謂絕對理性主義的理性崇拜。康德對道德實踐和黑格爾對精神實踐的一味夸大，以及他們對絕對理性的一味強調和夸大，隨著歷史的發展和人們實踐與認識的不斷深入和發展，其弊端和局限性已經越來越凸顯出來了。　　

是馬克思借助科學實踐觀解決了人們在理性問題上的困惑和所面臨的危機，拯救了科學理性。科學理性實際上就是人們在實踐基礎上，在感性認識基礎上，經過科學的抽象思維和理論思維，一步一步形成的人們對現實生活和經驗世界的本質性反思和科學合理性、邏輯性、規則規范性、制度性、文化性、歷史性建構。理性本身的客觀性和人的理性思維能力，也都是在人的實踐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完全脫離人們感性實踐的純思辨的理性是根本不可能和不現實的，僅是依靠抽象思維的思辨所達到的所謂“絕對理性”也絕不是科學理性，而是主觀臆造的虛假的觀念的理性。理性范疇從古代的日常經驗總結和理念所涵蓋的古典理性范疇到宗教神學理性、到人文理性和科學理性的發展過程，充分證明了理性不是游離于人的實踐之外，不是游離于人的感性經驗之外，而是伴隨人的歷史的社會實踐一步一步發展演變過來的，而且必然受到人的特定歷史階段的實踐和認識的局限，這就打破了孤立自在的“絕對理性”存在的神話，打破了一成不變的絕對理性尚有存在余地的可能。　　

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性觀”不同于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學基礎上的“科學理性觀”，以牛頓經典力學和經典物理學為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學形而上學地錯誤地認為科學能解決一切問題，甚至認為經典物理學和力學能說明世界的一切，認為自然規律和生物生存競爭的規律同時也是人類社會的規律，而實際上它們對作為社會存在的人和人的歷史幾乎是一無所知。馬克思主義立足于人的社會實踐辯證地去看人的理性和感性認識、感性生活、感性經驗之間的辯證統一關系，科學地指出了理性的實踐性、歷史性、主體性、主觀抽象性及其與此相聯系的相對性和不足性。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性觀同時也反對不講理性、反對一切科學規范和約束、跟著感覺走的“非理性主義”、“物欲主義”、“極端利己主義”和“自由主義”。認為只是跟著感覺走，只是講感性經驗和人的欲望滿足，只是講人的利益最大化，是一種非常有害的極端利己主義和“物欲主義”。“物欲主義”只講感性，不講理性，片面強調和夸大人的感性在人的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把人的感性誤認為一種決定人的命運和一切的東西，走向了對感性的崇拜，這就無異于把人的本來具有理性指導、具有豐富歷史性和社會性的感性簡單地視為動物的感性，把人等同于弱肉強食的動物。這在實踐上是非常有害的。現代西方人本主義哲學和后現代哲學也是走向了“非理性主義”和“絕對自由主義”，它們認為事物沒有什么必然性、本質性聯系，沒有什么規律，一切都是偶然的堆積與偶合，一切都是雜亂無章地聚集在一起，各自按自己的需要和感性的自然來實現自己的存在，人也不能例外。這就否定了聯系的必然性、普遍性、本質性、規律性和矛盾的同一性及人類理性的地位和作用，導致它們只承認偶然性，只承認感性，只強調非同一性的差別和非本質聯系，從而走向了“非理性主義”和“絕對自由主義”的錯誤極端。　　

我國搞的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們的改革是社會主義改革，在社會主義建設今天所處的新的歷史條件和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們更需要以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性觀及其所堅持的唯物辯證的科學的理性主義指導我們的實踐，必須將感性與理性有機地結合統一起來，要反對“絕對理性主義”和“非理性主義”兩種錯誤傾向。人的社會實踐活動以及他們之間的現實物質利益關系，是以人的生產實踐為基礎并同他們的社會生產力以及生產方式相適應的，所以反映人類生活的理性認識、理性實踐及其理性范疇都是同人們的生產和生產方式相聯系、相適應、并隨著它們的歷史發展和變化而變化的，人類對自己的物質利益關系的調整或理性的設計與規范，也總是適應這種歷史發展的條件和狀況不斷地從不合理走向日趨合理。因此，我們今天開展對“理性”問題的研究，按照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和生產目的的客觀要求，根據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在當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對我們的一切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理性地進行社會主義變革和調整，這對于我們認識和解決各種社會矛盾，推動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具有重大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