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夾雪自選集》理解指要及觀點摘錄　　

雨夾雪在《暫別前給左派朋友的一封信》一文后面向網友推薦了自認為穩妥的文章，我就將其視為雨夾雪階段性自選集了。現就其文章指要及觀點略記如下：　　

我理解的文章指要：　　

《是誰殺了盧武鉉》揭示了資本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實質是權錢交易。　　

《輪回：革命30年來的伊朗》揭示了伊朗從巴列維的西化改革走向內賈德的保守路線的回歸，從有利于權貴的西化走向有利于平民的民本歷程。　　

《暴亂的背后：淺談“疆獨”問題》通過粹疆獨的發生發展過程的回顧，揭示了毛澤東時代解決問題的經驗的重要，同時也揭示了是資改派造就了疆獨的實質。　　

《漫談階級斗爭與人類社會發展》通過對階級斗爭史與人類社會發展的回顧，揭示了公有制及共產主義的人類歸宿是不可阻擋的潮流。　　

《建國大業的立場問題》一文揭示了目前國內宣傳領域丑化共產黨，美化對手，進而達到否定建國前后的歷史。這個國慶獻禮好像更象改開三十年的專門獻禮不是建國六十年的整全獻禮。　　

《舜帝微服出訪記》文學的筆法寫出一段以為正確路線執行后歪曲的真實。　　

《碩果僅存的集體經濟救得了中國農村嗎？》揭示就農村談農村解決不了根本問退，歸根到底要看社會大環境的改變。　　　　

《向……匯報2008年一年來的工作》從危機看轉機，危機盡頭是轉機。　　

《極右派吹響了 “顏色革命”的集結號》清理右派已經成為歷史必然，是中華民族生存的本能需要。　　

《權力·資本·“國退民進”——淺談“權貴資本主義”　》改革成了持權搶劫的代名詞。　　

《從“毛主席時代大姑娘連褲子也穿不上”說起》，集體經濟是農村經濟飛躍的出路。　　　　

答任志強《80后為什么感覺不幸福》一文，揭示了未來年輕人只有走毛澤東思想路線才能幸福。　　

《暫別前給左派朋友的一封信》提示左派現階段怎么辦。　　

雨夾雪自選文觀點摘錄如下：　　

1、是誰殺了盧武鉉　　

為什么一向以清廉著稱的盧武鉉也走上了腐敗之路呢？資本主義民主政治不僅是　王紹光　先生所說的“選主”，更是一種金權政治，或者說是權錢交易。大體上呈“我資助你選舉，你上臺照顧我，下臺我再給你一些股票或公司的職務補償”三部曲，即金錢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單單憑正當途徑，選舉經費遠遠不夠，“政治獻金”是必不可少的。盧武鉉2003年5月遭到國會彈劾，成為了歷史上第一位在任期內遭受國會彈劾起訴的總統。當時盧武鉉宣傳自己的“政治獻金”數量不到大國家黨十分之一（實為八分之一），但數量也達到千萬美元。“政治獻金”實為變相的賄款，難道能指望收“政治獻金”的人清廉？或許盧武鉉真的想“與腐敗無緣”，但在以權錢交易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民主政治制度下，這只能是一個美好的愿望。是誰殺了盧武鉉？可以說，無論是自殺、他殺還是意外，盧武鉉之死的真正兇手都是以權錢交易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民主政治制度。　　　　

應該說，權錢交易是資本主義民主政治制度的生命，像部分共產黨這樣的一些真心為人民服務的政黨如果遵守資本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就面臨兩難處境：與腐敗無緣，選舉經費遠遠不夠，不可能上臺；如果收很多“政治獻金”，腐敗變質了，上臺也只能和資本主義政黨同流合污，不可能真心為人民服務。這樣，以權錢交易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民主政治制度有效的防止了真心為人民服務的政黨上臺執政。　　　　

盧武鉉之死如同警鐘長鳴，再次告訴我們：資本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實質是權錢交易，絕不是“與腐敗無緣”的制度，反而是腐敗的制度化。資本主義民主政治制度是一個吃人的制度，所有“清清白白”，希望“與腐敗無緣”的政治家，一旦希望在資本主義民主政治制度下上臺，最后只能像盧武鉉一樣在腐敗中越陷越深，最后葬送了自己。必須丟掉對資本主義民主政治制度的最后一絲幻想，用革命的手段推翻這一以權錢交易為基礎的制度，才能建立真正與腐敗無緣，真心為人民服務的政府。　　　　

2、輪回：革命30年來的伊朗　　

巴列維全盤西化的“現代化”和“高速經濟增長”不僅沒有給人民帶來好處，反而加劇了社會矛盾、貧富差別，給廣大人民帶來了沉重的災難。　　

全盤西化的“現代化”和“高速經濟增長”的真正受益者只是王室、高層官僚、大商人和西化的“知識精英”等極少數人。　　

我認為，判斷一切政策性質的標準，應該是看這些政策打擊了誰，對誰有利。霍梅尼時代“全盤伊斯蘭化”的政策縮小了貧富差別，促進了社會平等。顯然，霍梅尼推行“全盤伊斯蘭化”受損害的只是賣國的王室、高層官僚、大商人和西化的“知識精英”等極少數人，廣大人民是擁護的，完全可以說是一場革命。　　總之，革命前伊朗的巴列維集團全盤西化的“現代化”和“高速經濟增長”加劇了社會矛盾、貧富差別，給廣大人民帶來了沉重的災難。霍梅尼領導的伊朗伊斯蘭革命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普遍支持。在霍梅尼取得政權后，以伊斯蘭教為旗幟，進行了一系列改革，沉重打擊了賣國的王室、高層官僚、大商人和西化的“知識精英”等人，使社會風氣為之一新。同時霍梅尼粉碎了美國等國的顛覆活動，捍衛了伊朗的主權。伊朗伊斯蘭革命是一場以伊斯蘭教為旗幟的民族民主革命。　　

　1989年6月3日　　，伊朗最高精神領袖霍梅尼病逝，享年88歲。這時，距離伊朗伊斯蘭革命已經10年了。曾經受到巴列維王朝迫害的宗教人士在多年掌權后，不少人對清苦的生活不滿，提出以私有化、市場化為中心的“改革”，實質是希望像巴列維集團一樣打著改革的旗號把全國人民的財產攫為己有，是一種復辟行為。拉夫桑賈尼是這種呼聲的代表。　　

就任總統后，拉夫桑賈尼打著“改革”的旗號大搞復辟。經濟上，拉夫桑賈尼大力推行私有化、市場化為中心的“改革”。通過“改革”，拉夫桑賈尼家族把全國人民的財產攫為己有，迅速變成了伊朗首富。哈塔米比拉夫桑賈尼走的更遠。他對內進一步推行私有化、市場化為中心的“改革”；對外進一步大搞賣國外交，主張加強與西方交往，提倡“文明間對話”。這一切給伊朗廣大人民帶來了沉重的災難。　　　　

特別是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問題上，哈塔米不僅沒有支持塔利班和薩達姆，反而站在美國一邊，結果塔利班和薩達姆垮臺后，伊朗陷入了美國的包圍中，美國把伊朗列為下一個打擊目標。　　

總之，從拉夫桑賈尼時代到哈塔米時代，伊朗的“改革派”打著改革的旗號大搞復辟，使伊朗伊斯蘭革命的成果幾乎喪失殆盡，貧富差距加大、經濟衰退，給伊朗廣大人民帶來了沉重的災難，也使伊朗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機。2003 年市政選舉和2004年議會選舉“保守派”相繼獲勝，表明“改革派”開始遭到了伊朗廣大人民的唾棄。　　　　

當時，拉夫桑賈尼也曾宣稱選舉不公，而最高領袖哈梅內伊說，此次選舉結果表明了"人民渴望公正和真理、憎惡腐敗"，拉夫桑賈尼無話可說，被迫承認內賈德的勝選。內賈德的勝選標志著 “改革派”的徹底失敗與“保守派”勢力的全面回歸。　　

內賈德時代的伊朗在高科技上也取得了很大成就。據伊朗國家電視臺今年2月3日報道，伊朗當天凌晨通過“使者2”號火箭將首顆自制的“希望”號科研衛星成功送入太空軌道。獨立發射衛星是一個國家綜合科技水平的標志，今天，有能力獨立發射衛星的國家一共只有10個，分別是蘇聯（1957）、美國（1958）、法國（1965）、日本（1970）、中國（1970）、英國（1971）、印度（1980）、以色列（1988）、朝鮮（1998）和伊朗（2009）。可見，伊朗已成為當今世界以科技為代表的綜合國力較強的國家。　　　　

總之，“保守派”內賈德任職的時代，是一個撥亂反正的時代。伊朗貧富差距縮小，綜合國力增強，社會風氣凈化，國際地位提高，很大程度上捍衛和恢復了伊斯蘭革命的成果，和“改革派”執政的16年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保守派”內賈德的撥亂反正引發了“改革派”的極大恐慌。他們知道，如果讓“保守派”再執政下去，政策的效果充分顯現，他們將徹底遭到伊朗廣大人民的唾棄。他們打著“改革”旗號竊取的巨額財產也有喪失的危險。“務實改革派”聯合 “激進改革派”，妄圖利用2009年大選把內賈德拉下馬。顯然，內賈德的話是有道理，而穆薩維的話沒什么道理。辯論結束后調查顯示，吃盡了私有化、市場化和賣國外交苦頭的伊朗人絕大多數不贊成穆薩維的話。后來內賈德和另一位“改革派”候選人卡魯比的辯論類似。以至于在穆薩維和卡魯比的辯論中，兩人一起攻擊內賈德。　　　　

完全可以說，當前伊朗騷亂的規模并不大，支持騷亂的人在德黑蘭市民中也是極少數。不僅如此，支持內賈德的慶祝活動從聲勢和人數上遠遠壓倒了“改革派”的陣容。　　

總之，2009年大選是主張私有化、市場化和賣國外交的大官僚、大商人和西化的“知識精英”與伊朗人民的較量。盡管“改革派”用盡了卑劣手段，但是無法改變遭到伊朗廣大人民的唾棄的現實，反而讓伊朗人民看清了“改革派”的真面目。　　

縱觀革命30年來的伊朗，經歷了一個革命、打著“改革”的旗號搞復辟、捍衛和恢復伊斯蘭革命的成果的輪回。盡管現在伊朗局勢尚未平靜，但是我相信，吃盡了私有化、市場化和賣國外交苦頭的伊朗人民一定會把捍衛和恢復伊斯蘭革命的成果的斗爭進行到底。　　　　

最后提一個建議，伊朗的“保守派”是捍衛伊斯蘭革命的成果的一派，應該叫革命派；“改革派”是打著改革的旗號把全國人民的財產攫為己有，復辟伊斯蘭革命前的舊社會的一派，應該叫復辟派。　　

3、暴亂的背后：淺談“疆獨”問題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中央政府沒有管轄西域的時期，新疆地區各族人民也一直視自己為中華民族的一部分，從未視自己為外族。總之，新疆自古以來就是我國領土的一部分，新疆地區各族人民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無論古代中國的中央政府對新疆地區的管轄時期還是新疆地區存在地方政權時期，這一事實從未改變。　　　　

“疆獨”的出現是由于舊中國主要是清朝和中華民國時期殘酷的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引發人民反抗，而人民的反抗斗爭往往被民族上層和宗教首領利用，加上外國侵略者的挑唆，最終蛻變成了分裂活動。只有消除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才能根本上消除“疆獨”的土壤。　　　　

國民黨政府對“東突”分裂運動的縱容和支持起了極為惡劣的影響。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三區革命運動領導人阿合買提江、阿巴索夫等人公開反對國民黨扶植的民族分裂主義勢力麥斯武德、伊敏、艾沙等人出任省政府領導職務，為維護中國統一做出了貢獻。　　

從“疆獨”的早期活動可以看出，“東突”分裂運動盡管得到了外國侵略者的支持和國民黨政府的縱容，但是仍然曇花一現，沒有成什么氣候。而且，早期的“東突”分裂運動已經給新疆地區各族人民帶來了沉重的災難。新疆地區各族人民逐漸認識到了：分裂沒有出路，把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革命斗爭聯合起來，把新疆地區的革命斗爭匯入中國人民解放斗爭洪流上來才是唯一的出路。　　

新疆的解放和共和國初期的反“疆獨”斗爭不僅維護了中國的統一，也第一次真正實現了新疆地區的統一和穩定，為新疆地區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共和國初期的反“疆獨”斗爭得到了新疆地區各族人民的廣泛支持。當時在進行社會改革時采取了穩重和謹慎的步驟，充分考慮了新疆民族和宗教的特點。總之，新中國通過培養出民族干部，實行民族區域自治，開展減租反霸斗爭、土地改革、社會主義改造和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等一系列社會改革和大力建設新疆，基本消除了新疆的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促進了新疆地區的發展，基本清除了“疆獨”的土壤。　　　　

應該說，清理里通外國分子是一個非常艱巨的任務，文化大革命是對新疆地區民族干部的一次大考驗，為清理里通外國分子創造了條件。在文化大革命中，里通外國分子組織了“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妄圖借當時的混亂來分裂祖國。然而，當時的中國“疆獨”的支持者寥寥無幾，里通外國分子們組織 “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使他們暴露了出來，正好方便了中央政府對殘余的分裂勢力作一次徹底的清理。毛主席和當時公安部門的負責人的正確領導對破獲“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起了關鍵的作用。破獲“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使新疆殘余的分裂分子幾乎被一網打盡，是反“疆獨”斗爭的一次偉大勝利。可以說，如果以后堅持建國以來的正確方針，新疆就不會再出現大的分裂活動，“疆獨”活動將逐漸徹底消亡。盡管后來出現了新的情況，破獲“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還是使“疆獨”沉寂了10年左右。　　　　

總之，拉攏上層的路線構成了“疆獨”活動的組織基礎，新疆和內地及新疆內部貧富差距的拉大構成了“疆獨”活動的經濟基礎，少數民族新生資產階級的出現構成了“疆獨”活動的階級基礎，“非毛化”和伊斯蘭教的復興構成了“疆獨”活動的思想基礎，嚴重的腐敗問題和大漢族主義的復活構成了“疆獨”活動的群眾基礎。這一切清楚的表明，改革開放中存在的問題為“疆獨”的復活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當然，我們必須明確，改革開放以來，和中國其它地區一樣，新疆地區成就是第一位的，問題是局部性的、第二位的。　　

總之，90年代以來“疆獨”活動進入有組織的活動時期，分裂政黨與團伙組織成員呈現年輕化、知識化和組織統一化，境內外的“東突”恐怖組織之間的聯系大大加強，策劃和實行的各種爆炸、暗殺等恐怖案件逐年增多，并且獲得了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支持。這一切表明，反“疆獨”斗爭的形勢日益嚴峻。　　

“殺左族毛”的極右派的主要目標就很清楚了：以“殺左族毛”為旗幟，像當初發動“4·12”的蔣介石一樣通過反革命政變清除黨內的健康力量，奪取政權把中國變成依附外國的附庸國，利用外國的刺刀保護自己掠奪來的巨額財富。　　不管事態如何發展，無可否認的是“7·5”事件已經極大損害了中國共產黨及黨內健康力量的聲望，客觀上有利于國內極右派發動反革命政變，部分實現了極右派的目的。　　　　

“7·5”事件的發生是改革開放中的問題長期積累的必然結果，同時又是叫囂“殺左族毛”的極右派和國際帝國主義勾結策劃的政治陰謀。　　　　

在這里我只提幾點原則性的建議。　　　　

首先，注意破獲“疆獨”分子的組織和網絡。其次，一定要對勾結“疆獨”分子的極右派進行徹底的清理。再次，必須果斷改變“韜光養晦”的對外政策。此外，必須破除思想上對西方“普世價值”的迷信。 最后，要逐步糾正改革開放時期存在的失誤，恢復毛主席時代的成功經驗，以解決新疆和全國范圍內的嚴重的社會矛盾，這是解決“疆獨”問題的根本。　　

4、漫談階級斗爭與人類社會發展　　

到了今天，對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和共產黨內兩條路線的斗爭不夠重視的惡果已經充分暴露，當前國內的階級斗爭態勢十分嚴峻，“通化鋼鐵事件”等“群體性事件”是國內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尖銳化的突出表現。如果再不抓階級斗爭，支持工人、農民對官僚、知識分子和資本家的正義斗爭，限制官僚、知識分子和廠長經理等享有的特權，傾覆之日為時不遠。　　　　　　

解決當前人類社會面臨的嚴峻問題，唯一的手段就是通過階級斗爭推翻國際壟斷資產階級的統治，改變掌握政治權力的官僚、掌握文化權力的知識分子和掌握經濟權力的資本家三位一體共同剝削壓迫勞動人民的社會結構，走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的發展道路。　　

5、建國大業立場問題　　

事實上，“沒有任何政治立場”的“純粹的商業片”是根本不存在的。　　

國民黨最佳的反共宣傳的效果，應該做到以下幾點：　　

首先，就國民黨反動派方面，必須承認一些錯誤，主要是腐敗問題，但是絕對不能承認國民黨反動派是和人民根本對立的這一根本問題。其次，就共產黨方面，必須承認共產黨的一些優點，但是絕對不能承認共產黨代表廣大人民利益，得到廣大人民踴躍支持的這一根本問題。再次，應該極力夸大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和國民黨內部愛國將領的作用。　　

如果認為“英雄”就是殺人如草、好色如命、飲酒如狂、陰謀層出的黑社會老大式的人物，那么蔣介石不僅是英雄，恐怕還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人。　　

蔣經國根本不是職業軍人，他是1937年回國的，蘇聯衛國戰爭1941年才爆發，怎會有“在蘇聯衛國戰爭時候，是拿著沖鋒槍跟德國人打過仗”的“英雄事跡”呢？　　

蔣經國去上海“打老虎”實質是依靠暴力掠奪民族資產階級的財產來維持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內戰。　　

的確，一個人的政治立場和世界觀，不能完全和他的道德品質畫等號。政治態度沒落的人道德品質并非必然敗壞，政治態度進步的人，道德品質也并非完美無缺。但是，一個人的政治立場和世界觀的確對道德品質有決定作用。絕大多數政治態度沒落的人道德品質同樣是敗壞的，絕大多數政治態度進步的人，道德品質也同樣是高尚的。　　

解放戰爭是一場中國共產黨代表的廣大人民和國民黨反動派代表的反人民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大地主的階級斗爭，根本不是什么誰代表更多的人的問題，和西方選舉是根本不同的。　　

中國共產黨也決不僅僅是和歷代農民起義一樣，通過“打土豪、分田地”，“耕者有其田”建立一個新王朝，而是一開始就以跳出歷史周期率，建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為目標，耕者有其田不過是實現農業集體化，永遠杜絕地主階級復活的第一步，絕不是終極目標。　　

實際上，中國共產黨搞經濟比資本家支持的國民黨反動派強的多，建國初期就穩定了物價。而且榮毅仁等民族資本家根本沒有走，跑到臺灣的不過是一小撮極端反動的官僚買辦資本家。通過3年解放戰爭好不容易才把他們趕到臺灣了，難道還要把他們請回來嗎？　　　　

中國共產黨代表廣大人民的地位絕不是民主黨派賜予的，中國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合法性也絕不是人民政協會議授予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廣大人民的地位和中國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合法性是廣大人民在解放戰爭用鮮血和生命賦予的。　　

據記載，遼沈戰役解放軍陣亡14009人，傷53328人，失蹤1874人，共69211人；平津戰役解放軍陣亡7030人，傷31478人，失蹤936人，共39444人；淮海戰役解放軍陣亡25954人，傷98818人，失蹤11752人，合計136524人。另據記載，三大戰役共動員支前民工880余萬人次，人民群眾出動支前的大小車輛141萬輛，擔架36萬余副，牲畜260余萬頭，糧食4.25億公斤。　　

李向陽和松井都是愛國主義者，但是一個愛的是廣大人民的國，一個愛的是反人民的壟斷資產階級的國。解放戰爭精神是李向陽式的愛國主義，“蘭博精神”是松井式的愛國主義，兩者豈容混淆？把解放戰爭精神說成是“蘭博精神”是把解放戰爭的性質由民族的人民的革命戰爭歪曲為“侵略戰爭”，如果解放戰爭精神是“蘭博精神”，那么中國共產黨解放臺灣的努力就成了侵犯臺灣人民臺灣家園的行徑，應該被譴責了。　　
在毛主席時代，所有的文藝作品可以說都是主旋律作品，塑造了無數英雄形象。毛主席逝世以后，文藝界主旋律迅速出現了不協調的聲音。從劉心武的《班主任》開始，“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等“非主旋律”文學作品迅速崛起，影視界亦是如此。在“非主旋律”文藝作品的強烈沖擊之下，以“去臉譜化”為旗號，影視作品中的國共兩黨的形象也悄然發生變化。　　
今天，即使公認的拍的比較好的主旋律作品，如《潛伏》之類，或多或少的都有描述共產黨組織的“冷漠無情”，共產黨將領的粗魯無禮，國民黨軍官的忠誠、儒雅、富有人情味的情況，真正意義上反映代表廣大人民的中國共產黨和代表反人民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大地主國民黨反動派斗爭的歷史真實的“主旋律作品”可以說已經不存在了。在這種情況下，《建國大業》由國慶獻禮片變成“反共宣傳片”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6、舜帝微服出訪記　　　　

老人苦笑說：“堯帝以人民的公仆自居，乃是為人民服務。人民的兒子可就不一樣了，就拿我小兒子來說，他出生不久就沒了娘，我辛辛苦苦把他拉扯大，現在他都三十大幾的人了，還找我要錢在城里買房。可以說兒子就是‘吃父母、穿父母、花父母、還不孝敬父母’。‘公仆’和‘兒子’也代表了堯帝和舜帝對人民兩種不同的態度。”　　　　

古史材料注釋：　　　　

⑴《說苑·君道》：堯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眾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饑，則曰此我饑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　　　　

⑵韓非子《十過》：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為食器，斬山木而財子，削鋸修其跡，流漆墨其上，輸之于宮以為食器。諸候以為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　　　　

⑶《淮南子·本經訓》：逮至堯之時，十日并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猰貐、鑿齒、九嬰、大風、封豨、修蛇皆為民害。　　　　

⑷韓非子《五蠹》：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麂裘。夏日葛；雖監門之服養，不虧于此矣。　　　　

⑸韓非子《五蠹》：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鍤，以為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于此矣。　　　　

⑹《呂氏春秋·行論》：堯以天下讓舜。鯀為諸侯，怒于堯曰：“得天之道者為帝，得地之道者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為三公。”以堯為失論。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角，能以為城；舉其尾，能以為旌。召之不來，仿佯于野以患帝。舜于是殛之于羽山，副之以吳刀。　　　　

⑺《左傳·文公十八年》：流四兇族，渾敦、窮奇、壽杌、饕餮，投諸四裔，以御螭魅。　　　　

⑻《史記·五帝本紀》：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堯曰：“吁！頑兇，不用。”　　

⑼《孟子·萬章上》：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　　　　

⑽《漢書人表考》(卷1)：“母陳鋒氏，曰慶都，感赤龍，孕十四月而生堯于丹陵。翼之星精，身長十尺，面銳上豐下，眉八彩，參眸子。發長七尺二寸，憂勞瘦臞，形若臘。”　　　　

⑾《淮南子·修務訓》：舜霉黑。　　　　

⑿《荀子·非相》：帝舜短。　　　　

7、碩果僅存的集體經濟救得了中國農村嗎？　　

今天堅持集體經濟的村子同樣不可能不受到社會大環境的制約，不同程度的存在一些困難和問題是正常的。　　

南街村、華西村等的村子在當前的社會大環境下堅持集體經濟，本身就是一個了不起的壯舉，其意義我們決不能低估。　　

我以為分田單干造成的危害不僅僅限于農村，更重要的是對社會大環境的危害。　　

我認為，農業集體化和農村工業化并不矛盾。　　

社會主義的經濟發展是公有制為基礎、計劃為主導的，有可能通過國家計劃的力量逐步消除農業的弱勢。還可以通過集體的力量興辦一些工業，因為這些農村工業是集體所有的，所以可以實現農民共同富裕。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就是農村城鎮化、城鄉一體化、工農差別的消滅和農民共同富裕。　　

我認為應該看處于哪一階段，在集體所有制建立之前，是建立集體所有制更重要，同時不能忽視社會主義思想政治教育；在集體所有制已經建立之后，是社會主義思想政治教育更重要，同時不能忽視鞏固集體所有制。這兩個階段是一脈相承的。　　

有些“能人”之所以收入比其他人多很多，不是因為他們的能力真的比其他人強很多，而是因為他們站在了剝削人壓迫人的地位上。　　　　

同學們，總而言之，我們不能就農村談農村，必須著眼于社會大環境。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是中國農村出路所在，當前南街村、華西村等堅持集體經濟的村子有重要的示范意義，但是能夠發揮多大作用歸根到底要看社會大環境的改變。　　　　

8、向……匯報2008年一年來的工作　　

⒈積極準備推廣轉基因主糧　　　

⒉避免了房地產市場的崩盤　　　　

⒊克服了通貨緊縮的壓力　　　　

⒋加速推進了土地流轉工作　　　　

⒌堅定不移的推行國企改制　　　　

⒍教育改革迅猛推進　　　　

⒎醫療改革方向奠定　　　

⒏養老保險改革取得了重要突破　　　　

⒐為司法改革開展作了良好的準備工作　　　　

⒑海南國際旅游島建設邁入正軌　　　

⒒成功解決了強制拆遷問題　　　　

⒓妥善處理了三鹿奶粉遺留問題　　　　

⒔有效的維護了中美關系的大局　　　　

⒕兩岸關系開啟了新篇章　　　　

⒖勝利慶祝了新中國成立60周年　　　　

9、極右派吹響了 “顏色革命”的集結號　　　　

提綱：　　　　

一、肆無忌憚的妖魔化社會主義　　　　

    ⒈污蔑毛主席時代“餓死3755萬人”　　　　

⑴毛主席時代真的“餓死3755萬人”了嗎？　　　　

⑵毛主席時代餓死個別人能說是社會主義的罪惡嗎？　　　　

⑶改革開放時期真的 “沒有餓死一個人”嗎？　　　　

⑷關于辛子陵等人對三年困難的責任不容回避　　　　

⒉制造恩格斯和鄧小平有關的政治謠言　　　　

⑴所謂“共產主義這種烏托邦理論，恩格斯晚年已明確否定。”　　　　

⑵所謂“鄧小平提出改名人民黨或社會黨”　　　　

二、恬不知恥的吹捧資本主義　　　　

⒈“悄無聲息地做著符合馬克思主義的事情”的美國　　　　

⑴關于阿拉斯加永久基金(The Alaska Permanent Fund)　　　　

⑵關于汽車大王福特　　　　

⑶美國絕不是中國的榜樣　　　　

⒉“司法很公正”的意大利　　　　

⒊“人類共同認可”的民主社會主義　　　　

三、處心積慮的“切割”與“換裝”　　　　

⒈從權貴集團的形成和發展談起　　　　

⒉荒謬絕倫的“改革派”與權貴集團矛盾說　　　　

⑴關于“未來幾年的政治決戰”　　　　

⑵關于“國內的主要矛盾”　　　　

⒊反對權貴集團的真實目的　　　　

⑴與權貴集團“切割”　　　　

⑵實現“改革派”權貴集團的“換裝”　　　　

⑶把支持社會主義的黨內健康力量和廣大人民打成“權貴集團”　　　　

四、“救黨三策”為名的亡黨三策　　　　

⒈關于土地私有化　　　　

⒉關于“國民收入的分配向民生傾斜”　　　　

⒊關于國企私有化　　　　

五、圖窮匕見的“顏色革命”藍圖　　　　

⒈在歷史問題上的險惡用心　　　　

⑴所謂“重新評毛”　　　　

⑵所謂“為‘LS’平反、為‘輪子功’平反”　　　　

⒉毫不掩飾的改旗易幟主張　　　　

⑴關于“對黨進行脫胎換骨地改造”　　　　

⑵關于多黨制問題　　　　

3.要求分裂黨的公開叫囂　　

六、請把依據黨章和四中全會決議清理極右派作為加強黨建的開端　　　　

    ⒈辛子陵不是一個人在戰斗　　　　

⒉請依據黨章和四中全會決議清理極右派　　　　

⒊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清理極右派才能使黨獲得新生　　　　

如果按照辛文的邏輯，毛主席時代餓死個別人是社會主義的罪惡。那么必須符合以下兩個條件，一是毛主席時代之前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時期沒有餓死人，毛主席時代餓死了；二是其它資本主義國家沒有餓死人，只有社會主義國家有餓死人現象。　　　　

也就是說，按蔣介石的“黃金時期”的死亡率算，這三年還少死了五千萬人。　　

可是不要忘了，蔣介石執政長達20余年，其中前十年被吹噓成“黃金時期”。長達十年的“黃金時期”中國人口死亡率都沒有明顯下降，憑什么認為他再執政十年人口死亡率就會下降一半以上？　　　　

可是不要忘了，毛主席接手的中國更經歷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美國也想從朝鮮打過來，攤子可要比蔣介石接手統治的民國爛多了，為什么短短幾年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呢？　

試問，今天人均糧食產量驚人的美國為什么解決不了饑餓問題，近5000萬人遭遇饑餓的威脅？除了資本主義制度貧富兩極分化造成的災難，還有其它解釋嗎？　　　　

從上文可以看出，毛主席時代餓死個別人不僅不能說是社會主義的罪惡，相反如果毛主席時代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貧富兩極分化，餓死的人絕對要多得多。　　　　

大家請注意：辛子陵1950年是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的，9年以后的1959年才參加中國共產黨。1959年正是三年困難時期，而辛子陵又是一個軍中耍筆桿子的。究竟他在1959年宣傳什么使他立功得以在參軍9年以后終于入了黨？筆者不敢妄斷，但是依據常理，應該是鼓吹“共產風”、“浮夸風”。　　

我建議，有關部門一定要對辛子陵等人對三年困難的責任進行徹查。如果辛子陵在三年困難時期的確鼓吹了“共產風”、“浮夸風”，應該進行適當的懲處。如果沒有，也要把他三年困難時期的作品公布于眾，以澄清人們對辛子陵“1959年參加中國共產黨”等問題的疑惑，還辛子陵一個清白。　　　　

眾所周知，“餓死3755萬人”的謬論這幾年早已被廣大人民從各個角度批的臭不可聞。難道辛子陵完全不知情嗎？恐怕不是，辛子陵之所以一再堅持臭不可聞的“餓死3755萬人”的謊言，恰恰說明即使是極右派也找不出什么證據可以證明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人民當家作主毛主席時代的“黑暗”，恰恰說明辛子陵為代表的極右派在妖魔化毛主席時代、妖魔化社會主義問題上已經黔驢技窮。　　

也就是說，恩格斯認為：工人階級應當單獨地準備和實現社會革命，認為共產主義要靠和資本家合作實現的觀點是烏托邦，向工人們鼓吹一種高出于一切階級對抗和階級斗爭的社會主義（即當時初露苗頭的修正主義，也就是辛文中鼓吹的“民主社會主義”）的人（即辛子陵之流）是工人的最狠毒的敵人，一些披著羊皮的豺狼。恩格斯晚年不僅沒有明確否定共產主義，而且恰恰是否定了辛文中鼓吹的“民主社會主義”。　　　　

我希望，辛子陵能夠說清楚鄧小平同志提出改名人民黨或社會黨是在什么時候、在什么情況下的事，全文是什么。　　

按照辛文的觀點，新中國前三十年一片漆黑，后三十年徹底腐敗，毛主席是“餓死3755萬人”的歷史罪人，鄧小平同志是一方面粉碎了要求共產黨改旗易幟的動亂，另一方面又主張共產黨改旗易幟，主動提出改名人民黨或社會黨的政治小人。對新中國、對社會主義的妖魔化之嚴重，連海外反華勢力都嘆為觀止、瞠乎其后、望塵莫及。這樣一個人，竟然還以老黨員、老干部自居，豈非咄咄怪事嗎？ 　　　　

當然，辛文反映的改革開放以后的一些問題，如生產相對過剩、貧富兩級分化、官商勾結的金權政治大多是客觀存在的。可這些都是典型的“資本病”，是毛主席時代根本不存在的，這些問題的出現恰恰反映了改革開放在一定程度上背離了“社會主義自我發展完善”的方向，只有撥亂反正，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堅持社會主義改革方向才能解決。辛子陵卻認為是背離社會主義還不夠遠，復辟資本主義還不夠徹底，要靠進一步復辟資本主義來治療“資本病”，豈非滑稽之極嗎？　　　　

阿拉斯加永久基金的經驗教訓不僅不能證明美國“悄無聲息地做著符合馬克思主義的事情”，恰恰證明不改變資本主義根本制度，妄想點滴改良是行不通的。　　　　

不僅“五美元工作日”完全是福特壓榨工人的工具。更令人發指的是，20世紀30年代，福特公司與黑社會相互勾結，控制了迪爾本的警察局，光天化日下對工人運動進行血腥鎮壓，包括毆打、槍殺、恐嚇。　　

美國汽車大王福特是美國壟斷資產階級的典型代表，是典型的官商黑相互勾結的惡霸式資本家，“五美元工作日”完全是福特壓榨工人的工具，而且根本彌補不了工人的損失。絕大多數工人寧愿去別處去尋找工作也不愿在福特公司享受“五美元工作日”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中國當前的種種問題大多是典型的“資本病”、“美國病”毛主席時代根本不存在的，正是改革開放時期在一定程度上背離了“社會主義自我發展完善”的方向，同最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接軌”接來的。　　

辛文一方面對美國當前全面地、嚴重地、制度性地、不可遏制的危機視而不見，另一方面利用種種謠言吹捧美國，鼓吹向美國學習。看了辛文對美國的吹捧，我甚至對辛子陵的國籍產生了懷疑：如果辛子陵是個中國人，怎么會比美國掌權的一小撮壟斷資產階級更愛美國，怎么會用連美國掌權的一小撮壟斷資產階級都會感到臉紅的謠言來吹捧美國？　　　　

約5000名商人和政治人物被捕，只有582人被宣判有罪，僅有不到10人最終入獄，法官自己承認反腐打黑失敗，其主要涉案人之一政商兩界巨頭貝盧斯科尼自己提交議案赦免自己無罪。直到今天，在意大利擔任總理的仍然是那個“凈手運動”的主要涉案人之一、依靠官商勾結致富的全國首富、靠黑手黨“欺詐選票”上臺并公開宣稱黑手黨是“英雄”的黑惡勢力保護傘、以“我們有漂亮的秘書，嬌好的女孩”向美國諂媚的賣國賊、宣稱“墨索里尼從來沒有殺過一個人”的法西斯余孽貝盧斯科尼。……如果這都算“司法很公正”，怎么才能算“司法不公正”？　　　　

簡單的說，民主社會主義就是和毛主席時代免費醫療（城市公費醫療和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免費住房（福利分房制度）、免費養老（城市退休制度和農村集體養老制度）、免費教育、全民就業、貧富差距不大、執政黨得到老百姓廣泛擁護的社會主義截然對立的“社會主義”，一種以人民普遍找不著工作、上不起學、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結不起婚、生不起孩子、養不起老、貧富兩級分化、執政黨被老百姓唾棄為特征的“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難道還需要我們去學習嗎？　　　　

顯然，辛子陵是帶著有色眼鏡看待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對于資本主義（包括“最壞的資本主義”——“民主社會主義”）一星半點的“成就”（還不知是真是假，畢竟資本主義國家的主流媒體也都被壟斷財團控制，我們得到的有關信息都是經過了美國和“中美國”主流媒體的雙重過濾。）都拿出來大吹特吹，宣稱資本主義如何公平和正義，而對資本主義生產相對過剩、貧富兩級分化、官商勾結的金權政治等等全面地、嚴重地、制度性地、不可遏制的危機統統視而不見，更不追究這些和資本主義制度有何關系。可以說吹捧資本主義到了恬不知恥的地步。辛子陵主張“人民資本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是因為在這些旗幟下可以保護中國非法暴富階層的“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同時可以建立一個崇洋媚外、全盤西化、半殖民半封建的所謂“民主社會主義”國家，利用美國大兵的刺刀來保護非法暴富階層的資產，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主張則是要徹底消滅私有制、消滅這個暴富集團。對照前文辛子陵靠編造毛主席時代“餓死3755萬人” 、“共產主義這種烏托邦理論，恩格斯晚年已明確否定”等等謠言來妖魔化社會主義，其站在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立場是極為堅定、反毛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反社會主義的態度是極為堅決的。　　　　

毛主席時代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中國根本沒有什么權貴集團。中國權貴集團正是隨著背離了“社會主義自我發展完善”的方向的“改革”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陰謀復辟資本主義的“改革派”就是權貴集團，權貴集團就是資本主義“改革派”。　　

事實上，“改革派”權貴集團不僅不反對“政治體制改革”，反而極為擁護全盤西化的“政治體制改革”。　　

“改革派”權貴集團總是盡力推動全盤西化的“政治體制改革”，謀求廢除黨章、憲法的有關規定，取消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思想地位，宣布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徹底赦免“改革派”權貴集團的“原罪”，將30年來勾結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對廣大人民的血腥掠奪合法化，同時取媚于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必要時為保護30年來從廣大人民身上掠奪的巨額財富，鎮壓人民反抗而引入外國軍隊乃至支持外國瓜分中國，把中國變成半殖民地甚至殖民地。　　

我認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第一步是加強黨的建設，依據黨章的有關規定把辛子陵之流公開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鼓吹全盤西化的極右派分子、“改革派”權貴集團的成員清理出去。然后在整頓好的共產黨的領導下，恢復和發展毛主席時代的群眾性大民主。只有真正做到人人起來負責，而不是把人民的命運交給幾個選舉出來的“精英”，才不會人亡政息。　　

未來幾年的政治決戰是：或者是黨內健康力量制服“改革派”權貴集團，真正貫徹落實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恢復和發展毛主席時代的群眾性大民主，并依據黨章、憲法的有關規定，支持廣大人民索回30年來被“改革派”權貴集團奪去的一切，最終消滅“改革派”權貴集團，實現社會主義的偉大復興。或者“改革派”權貴集團制服黨內健康力量，勾結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推動全盤西化的“政治體制改革”，在中國建立比現在還要厲害的金權政治，把中國變成半殖民地甚至殖民地，進一步剝奪壓榨人民。　　

問題積累到今天，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同“改革派”權貴集團的矛盾。　　

“改革派”權貴集團力圖把30年來陰謀復辟資本主義造成的生產相對過剩、貧富兩級分化、官商勾結的金權政治等等問題的責任統統推到毛主席身上，推到共產黨身上，推到社會主義制度身上。這樣既可以撇清自己勾結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對廣大人民的血腥掠奪的滔天罪行，同時又可以廢除黨章、憲法的有關規定，取消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思想地位，宣布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徹底赦免“改革派”權貴集團的“原罪”，將30年來勾結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對廣大人民的血腥掠奪合法化，同時取媚于國際壟斷資本主義。一舉多得，何樂而不為呢？　　　　

“改革派”權貴集團的代表人物之一辛子陵反對“權貴集團”還有一個罪惡目的：把所有擁護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力圖依據黨章、憲法的有關規定，索回30年來被“改革派”權貴集團奪去的一切，并懲處“改革派”權貴集團的黨內健康力量和廣大人民統統打成“權貴集團”。　　　　

為什么辛子陵明明知道可能出現“更壞的結果”，還拼命鼓吹土地私有化呢？因為如今人民對“改革派”權貴集團30年來勾結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大搞私有化、市場化殘酷地剝削壓榨中國勞動人民的倒行逆施反抗日益激烈，一個突出的表現就是“民工荒”。大部分農民工在農村仍然擁有土地，“改革派”權貴集團的企業里打工卻 “一不穩定，二沒保障，三工資低到難以生存”，他們便以“民工荒”來反抗。如果實行了土地私有化，剝奪了農民的土地，便徹底斷絕了他們回鄉種田的后路，可以為“改革派”權貴集團源源不斷的提供廉價勞動力。同時，“改革派”權貴集團還可以幾乎不花代價得到農民的土地。　　

當然，農村土地制度等制度需要不需要改革呢？的確是需要的。“改革派”權貴集團30年來在農村改革中大搞分田單干，把集體經濟改為個體經濟，同時大搞全盤市場化，造成了一系列惡果。農村土地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一方面要借鑒華西村、南街村、周各莊等堅持集體經濟的村子的經驗，通過發展農村新型合作經濟組織走集體化道路。另一方面應該通過國家計劃的力量逐步消除農業、農村的弱勢。　　

從實踐上看， 辛文的“通過設立公民權益基金、把基金股份均分到公民個人手里，也就是把所有者真正具體落實。”“分期分批地進行股權改革，將股票分發給約 4億城鎮居民。” 并不是什么新東西，在蘇聯東歐很多國家早已實踐過，以俄羅斯最為典型：　　　　

俄羅斯私有化第一階段的公式為：1張私有化證券=俄羅斯70年社會資產總量÷全體居民總數=10000盧布。兩年后變為：1張私有化證券=面值10000盧布=7美元=1公斤香腸。而私有化的結果卻正是舊官僚、影子經濟成份等是真正的贏家。　　

辛子陵拋出的這個和俄羅斯“證券私有化”幾乎完全如出一轍的“把國有資產通過公民權益基金的形式民有化”方案的用心也就很清楚了：先把殘余的國有企業徹底瓦解，然后以極為低廉的價格把私有化后的國有資產收購到“改革派”權貴集團和背后的主子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手里，是和“改革派”權貴集團30年來勾結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大搞私有化、市場化殘酷地剝削壓榨中國勞動人民的措施一脈相承的，是“改革派”權貴集團對中國勞動人民新一輪掠奪計劃。　　　　

當然，國有企業需要不需要改革呢？的確是需要的。因為“改革派”權貴集團30年來在國企改革中大搞“廠長經理負責制”等提高少數“精英”特權，踐踏工人民主管理企業的權力的“改革”和私有化，導致國營企業日益困難。　　

在國有企業，應該開展以公有化和民主管理為中心的改革。一方面要恢復共和國前30年工人民主管理的經驗，限制廠長經理享有的特權。。另一方面要大力發展國營企業，實現“國進私退”，不斷增強國營企業的主導作用。　　　　

總之，如果實行了辛子陵的“救黨三策”，那么中國將出現這樣一幅圖景：在農村，農民的土地在短期內被“改革派”權貴集團兼并一空，絕大多數農民失去土地，或涌入城市“一不穩定，二沒保障，三工資低到難以生存”的企業打工，或流離失所。在城市，殘余的國有企業被極為低廉的價格把私有化后的國有資產收購到“改革派”權貴集團和背后的主子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手里，原有的工人一部分下崗，一部分接受“一不穩定，二沒保障，三工資低到難以生存”的工作條件。同時財政赤字失控，從而使當前已經相當嚴重的通貨膨脹轉為惡性通貨膨脹，引發財政金融系統的全面紊亂。這樣，中國共產黨在毛主席時代留下的威望將喪失殆盡，再無力抵御“改革派”權貴集團和背后的主子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顏色革命”陰謀。一句話，辛子陵的“救黨三策”是不折不扣的亡黨三策。　　　　

在以多黨制為中心的資本主義民主政治政治體制下，選舉實行“媒體拉票，資本家買票，黑社會催票，政客得票”的一攬子工程，完全可以有效避免發生選舉“共產主義瘋子”上臺之類的意外，從而保證執政者堅定不移的站在壟斷資產階級或買辦資產階級的立場上與人民為敵。就中國來說，全盤西化的“政治體制改革”就是保證執政者堅定不移的站在中國特色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改革派”權貴集團的立場上。　　　　

辛文中關于全盤西化的“政治體制改革”的主張和蘇東劇變的情況驚人的一致，連同所謂“救黨三策”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系統的配合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和平演變”中國的路線圖。辛文中“為‘LS’平反、為‘輪子功’平反”，“對黨進行脫胎換骨地改造”，“中國的兩黨制只能從中共分裂中產生”等等公開叫囂表明極右派已經和黨中央公開決裂。辛文是極右派向黨中央宣戰的戰表，是極右派發動 “顏色革命”的集結號。　　　　

辛文的出籠不是偶然的。30年來 “改革派”權貴集團通過大搞私有化，瓦解國有企業、侵吞國有資產，大搞教育醫療住房市場化產業化，在股市、樓市圈錢，殘酷地剝削壓榨中國勞動人民積累了巨大的經濟實力，又通過買官賣官等手段積累了巨大的政治實力，甚至可能控制了少量軍隊，辛子陵不就是軍人嗎？也正因為如此，“改革派”權貴集團才有恃無恐，借辛子陵之口公開兜售蘇東劇變式的“改革”方案，半公開的威脅要像東歐劇變后對待原領導人一樣對待今天的領導人，與中央公開攤牌。　　

辛子陵的言論和《決定》是根本對立的。《決定》指出：“黨內也存在不少不適應新形勢新任務要求、不符合黨的性質和宗旨的問題，” “這些問題嚴重削弱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嚴重損害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嚴重影響黨的執政地位鞏固和執政使命實現，必須引起全黨警醒，抓緊加以解決。”而辛子陵公開鼓吹反毛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反社會主義的反動思想，要求“和平演變”、“顏色革命”，不僅“不符合黨的性質和宗旨”而且公開要求改變黨的性質和宗旨。像這樣的一個人，還能讓他留在黨內，以“老共產黨員”、“退休老干部”的名義招搖撞騙嗎？　　　　

在清理極右派加強黨建之后，應該在整頓好的共產黨的領導下，推行恢復和發展人人起來負責，而不是把人民的命運交給幾個選舉出來的“精英”擺布的群眾性大民主為中心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推行恢復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和工人農民民主管理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實現社會主義的偉大復興。　　

10、權力·資本·“國退民進”——淺談“權貴資本主義”　　　　

縱觀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出：“權力”和“資本”是一對分不開孿生兄弟，官商勾結是資本主義的常態。資本主義越發展，其“權貴化”的色彩就越明顯。今天的西方國家資產階級權貴“持權搶劫”的行徑不僅沒有停止，反而變本加厲。根本沒有什么“人民資本主義”、“法治市場經濟”等等“好的資本主義”，只有一種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國際共運中權貴集團分子的共同特點是反對革命和階級斗爭，用改良取代革命，用抽象的社會公正取代階級斗爭。可以說，承認還是反對革命和階級斗爭是判斷真正的共產黨人和混跡于國際共運中權貴集團分子的重要標志。資本主義方向的“改革”是中國特色權貴資本主義產生發展的基本途徑。每一次資本主義方向的“改革”都是權貴集團的一次盛宴，一次大規模的“持權搶劫”。私有化，抑或曰“國退民進”、“國企改制”，其實質是“國退資進” 、“人民退權貴進” 、發展權貴資本主義、“持權搶劫”。　　　　

11、從“毛主席時代大姑娘連褲子也穿不上”說起　　　　

今天江蘇華西村、興東村、浙江上園村、騰頭村、湖北洪林村、堯治河村、山東房干村、得利斯村、河南劉莊村、南街村、山西大寨村、皇城村、陜西陽山莊、遼寧西洋村等等的堅持集體經濟的村子很大程度上實現了共同富裕，盡管這些村子也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問題，但是應該沒有什么人否認這些村子比小崗村這樣的單干村強的多。這一切清楚的表明了，包產到戶對農村的發展是否有利，中國農村改革應該走什么樣的道路。　　　　

12、答任志強《80后為什么感覺不幸福》　　

首先，雨夾雪批駁了任志強政府“預期過高”論，認為“幸福指數不是取決于預期的高低，而是取決于對預期能否實現的信心。或者更準確的說，在預期的高低相同的情況下，對預期能否實現的信心越足，幸福感越強；在對預期能否實現的信心相同的情況下，預期越高，幸福感越強。因為高預期本身也是對未來有信心的表現。”　　　　　　

其次，雨夾雪批駁了任志強“快速發展”年代論，實際上他說的快速發展是“人均工資連續多年保持兩位數負增長的大躍退年代。”　　　　

第三，雨夾雪批駁了任志強“社會進步標準”論，認為“我們今天有了電腦、有了手機卻感到上不起學、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結不起婚、生不起孩子、養不起老、甚至死了喪葬費都付不起……”。“在衡量現代社會的經濟是發展還是衰退，人民生活水平是升高還是降低，不能用手機、電腦等高科技產品的普及程度，而應該看工資與‘基本生活需求’的價格對比。一般認為，現代社會的‘基本生活需求’包括食品、住房、醫療、教育四個方面。”　　　　

第四，雨夾雪批駁了任志強“科技的春天”論，描述了這樣的科技冬天與春天：“毛主席時代是‘科技的冬天’，所以科學家們被凍得不敢出門，只好在家里埋頭搞科研，結果研究出了很多世界領先的科技成果；“特別是”時代是‘科技的春天’，所以科學家們大都像叫春的貓一樣不務正業，一心忙著去撈錢，結果什么都研究不出來了。雖是玩笑話，可也反映了現實。”揭穿實質：“單純依靠高科技產品的普及來‘提高生活水平’的路子，也一半是依靠引進，另一半是依靠吃毛主席時代的老本。”　　　　　

第五，雨夾雪批駁了任志強的“言論自由”論，他列舉了茅于軾、厲以寧、焦國標、劉曉波等人的言論自由，也列舉了魏巍、黎陽、汪暉、張宏良、金牌民工、一劍飄紅等人言論的不自由，說明：“自由與禁錮是一對相對的概念。窮人上不起大學是因為收費太低的言論大行其道的時候，窮人上不起大學是因為收費太高的言論自然就受到了壓制。李鴻章、袁世凱被吹捧成為現代化先驅的時候，批評李鴻章、袁世凱的賣國罪行的言論自然就受到了禁錮。毛主席時代就是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言論有充分的自由，貪污不是一個很大的事等欠揍的高論受到了禁錮的年代；而特別是時代則是一個‘中國人太有錢，房子太便宜’等欠揍的高論大行其道，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言論被當成犯傻，事實上受到了禁錮的年代。”　　

第六，雨夾雪批駁了任志強的“奴役與解放”論，尤其引用周總理的話給予了有力的回擊：“他們說我們這里實行了奴隸勞動。原來，工人農民為自己的幸福而自覺自愿地積極工作，叫做什么‘奴隸勞動’，而在饑餓的威脅下不得不替資本家地主當牛馬，反而叫做‘自由勞動’。但是，為什么在西方世界的廣大的所謂‘自由’勞動者中間充滿了憂愁和痛苦。而社會主義的所謂‘奴隸’勞動者中間充滿了歡樂和希望呢？他們說我們這里犧牲了廣大人民的生活福利。但是，當資本主義世界到處鬧著失業現象的時候，社會主義制度卻不僅從根本上消滅了我國舊社會長期遺留下來的失業現象，并且還保證我國六億多人民的生活水平隨著生產發展而逐步提高。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中，全國職工全年的平均人數比上年增加了約八百萬人，城市就業面的擴大達到了空前的程度；在農村，廣大的婦女勞動力也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參加了農業勞動；——我國人民的收入顯著地增加了，社會購買力大大地提高了，社會商品零售總額比上年增加了百分之十六。值得特別指出的是，在我們的生產資料工業躍進的時候，生活資料工業的產值在一九五八年一年中間也增長了百分之三十四，這樣的增長速度難道是資本主義世界有過的嗎？讓西方資產階級的老爺們叫嚷吧，我們的工人和農民除了失去了失業和挨餓的自由以外，什么也沒有失掉。”并進一步聲明不幸福的理由：“生活在這樣一個把‘鐵飯碗’稱作奴役，把制造2億人失業稱作解放，把工人農民為自己的幸福而自覺自愿地積極工作，叫做什么‘奴隸勞動’，而在饑餓的威脅下不得不替資本家地主當牛馬，反而叫做‘自由勞動’的時代，我們會感到幸福嗎？”　　　　　　

第七，雨夾雪接著又批駁了任志強的“自由戀愛”論，他對比兩個時代的愛情：“一個是擁有純潔、美好、和事業融為一體的真正的愛情的社會，一個是身體與婚姻淪為買賣的工具。”　認為“建立了公有制，貧富差距不大的毛主席時代才有實現愛情的基礎，而私有化、市場化、貧富差距驚人的特別是時代，純潔、美好的愛情只能是懵懂的少男少女們心中的一個夢，最終將會被無情的社會現實擊得粉碎，延續從《孔雀東南飛》到《紅樓夢》的千年悲劇。”　　　　　

第八，雨夾雪批駁了任志強企圖繼續“妖魔化歷史”論，認為“妖魔化毛主席時代歷史是為了粉飾現實：說我們搞得不好，不這么搞更不行，不信你看看改革前三十年……于是乎，農民失地、工人下崗、婦女賣淫、上不起學、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結不起婚、生不起孩子、養不起老、甚至死了喪葬費都付不起……就變成天經地義的了。”并提出了一資改派最羞于啟齒、也最招架不住的評價歷史的簡單標準：“判斷一個時代好不好還有一個更簡單、更快捷的方法：看這個時代的妓女多少。因為一般說來很少有人愿意做或愿意自己的妻女做妓女。”　　　　

第九，雨夾雪批駁了任志強呼吁青年人積極投身“市場競爭”論，他認為“在市場經濟的競爭中成功的前提就是心黑臉皮厚，敢于使用種種卑劣手段，在市場經濟的競爭中的成功的差不多都是‘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喪失了最后一絲良心和羞恥心’ 的人。”并聲明：“在一個人吃人的社會里，成功者就是吃人者，越成功就離幸福越遠，因此我寧愿做一個失敗者。”　　　　　

第十，雨夾雪提出了八十后、九十后的幸福路徑，認為“任志強們拼命高喊著‘決不走回頭路’，恰恰從反面證明我們現在走的是一條倒退之路，只有回頭才能前進；任志強們拼命妖魔化毛主席時代，恰恰從反面證明我們只有學習借鑒毛主席時代的路線、方針、政策才能獲得幸福。”　并痛心地認為：“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近現代史和中國革命史的重演，不是將來時，而是現在時。”他期待與指明“在不太遙遠的將來，中國必將在黨內健康力量和廣大人民的共同努力下通過某種方式恢復毛主席時代的路線、方針、政策，建立一個普遍幸福的社會。”并向任志強們宣戰：“學習借鑒毛主席時代的路線、方針、政策，建立一個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新社會，在一個普遍幸福的社會中獲得個人的幸福，這就是我們80后、90后尋找幸福的道路。”　　　

13、暫別前給左派朋友的一封信　　　　

中國未來的斗爭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反對外國資本主義和其相關聯的買辦資本，第二階段是改造民族資本，不能把已經不是主要矛盾的封建主義作為重點來反。當初的蘇聯很多人就把資本主義方向的“改革”造成的問題歸咎于“封建社會主義”，“反封建”的結果是問題又嚴重了無數倍，這無疑是一個深刻的教訓。　　　　

對鄧小平同志的總體評價，最著名的有兩個。一個是　1973年12月15日　，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介紹鄧小平同志時說的：“我們現在請了一位總參謀長。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辦事比較果斷。他一生大概是三七開。”另一個是　1980年8月21日　，鄧小平同志答奧莉婭娜·法拉奇時說的：“我自己能夠對半開就不錯了。” 在其他毛主席和鄧小平同志意見不一致的時候我都發現毛主席是正確的，惟獨在這個問題上我感覺鄧小平同志的意見更加合適，相信鄧小平同志在九泉之下一定會對此頗感欣慰。不過毛主席也沒有說錯，鄧小平同志在毛主席在世時的表現確實可以三七開。　　　　

在團結大多數時，不能不涉及到對當下政治力量的分析。當前“換裝派”和“維穩派”，哪一派是可以團結的呢？從蘇聯東歐的歷史來看，“換裝派”是要從根本上否定社會主義的一切，他們掌權后對待左派是極為殘酷的。而“維穩派”為了維系統治，不得不或多或少的提一點社會主義，利用左派制衡“換裝派”。這就為合作提供了可能。但是也要注意，如果不壯大自身的力量，是談不上利用矛盾的，只能被人利用。　　　　

像數學這樣一些自稱鐵桿右派的朋友，不管他們是不是真的右派，我還是希望他們繼續留在右派隊伍中。因為他們這些鐵桿右派以右派的思路思考問題，的確起到了一些左派朋友起不到的作用。　　　　

為什么一些朋友總是很悲觀呢？恐怕還是或多或少的有一點私心，總想看到理想實現的那一天。如果能完全拋棄“打江山坐江山”的思想，相信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事業，我們的理想終究會實現，即使我們失敗了，我們的教訓也會為后人提供經驗，我們的鮮血與白骨終將化作通向共產主義社會的金光大道上的鋪路石，這同樣是一種成功，那么我們還會悲觀消沉么？　　　　

在“特別是”時代的“特色”中國，民族主義代表人物王小東、自由主義代表人物時寒冰都被硬生生的擠到了左派的隊伍里。右派的舞臺上只剩下了宣稱汶川地震“天譴論”的朱學勤，宣稱“房價炒高的根本原因不是開發商心黑，而是百姓太有錢”的茅于軾，宣稱“中國目前為什么窮人上不起大學？是因為收費太低”的厲以寧之類胡攪蠻纏的人。　　　　

其實，朱學勤、茅于軾、厲以寧等人也未必真是右派信仰多么堅定，可能不過是風派、投機派罷了。如果左派真的得勢，可能他們會說：“我們一直都是左派，忍辱負重潛伏在右派隊伍里就是要把右派的名聲搞臭。”說實話，如果他們這么說，人們還真難辨真偽，畢竟很多人都是因為對他們感到惡心才轉到左派的。

我們無疑要向工農群眾學習，要主張人民至上，但是人民群眾身上也同樣有剝削階級思想的影響，也有落后的東西，也有像地域歧視、行業歧視、性別歧視等等剝削階級有意制造的分歧。當下工農群眾中流行的很多東西其實是剝削階級灌輸給他們的，特別是一些比較發達地區市民化、小資化、貴族化的部分群眾更是如此。我們應該向工農群眾學習先進的東西，而不宜向工農群眾學習落后的東西。　　

我們彼此之間存在一些分歧是很正常的，有時候可能是我錯了，也有時候可能是你錯了，沒有人是盡善盡美的。發現其他人和自己的意見不同時可以提出意見，但不要求全責備，更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別人，在給別人提意見時也要注意檢討自己。我們可以也應該求同存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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