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先生近日在《我的六十自述》中曰：“計算起來，我平生五歷生死邊緣，兩次死里回生。多少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流水落花，往事不堪回首！其間生生死死，愛恨情仇的經歷和上天下地的閱歷，絕非一般的文人、書生、凡夫俗子所能想象以至可以夢見！” “我的這種相當個性化的人生，竟然發生在1949以后到今天這么一個完全缺乏浪漫精神的時代。所以，我的生活經歷在中國知識分子圈中，可以說是異常奇特獨一無二的。”　　

    在《何新與佩利第二次談話錄：我對人生感到悲壯》中，何新言及北大荒生涯時說：“我認為我一生真正的大學校就是在這9年中找到的。因為那是中國社會最底層的一個部分，我通過那段經歷充分地理解了什么是社會、什么是生活。”“早年在中國社會底層生活的經歷，對我思想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　　

然則，何新先生究竟曾如何存身寄命于中國社會的最底層？又經歷了幾多俗子書生不曾夢見的愛恨情仇？體驗了何種上天下地的浪漫人生？而這些閱歷又是如何出入損益其思想？請讀《何新自傳談話錄：我的思維之路》

【何新談話錄】我的思維之路（之一）：始啟疑蒙

記者：在以前的采訪中，我們了解了您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生平經歷。我想進一步了解您的一些獨特思想是從何時開始形成的?
何新：那是在文革時代就已形成的。
記者：在文化革命中，你還能研究和寫作嗎？
何新：文化大革命開始那一年，我是初中三年級的學生。我們那一代人當時都普遍關心政治，毛澤東號召人們要關心國家大事嘛。因此，當時雖然我只是十幾歲的孩子，但也經常閱讀社會上的各種傳單、小報、大字報，密切注意文化大革命政治斗爭的動向。可以說，從1967年開始，我對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政治方向已開始萌生初發性的懷疑，特別是對指導這個運動的理論基礎產生懷疑。“懷疑會產生哲學”(亞里士多德)，那時我已試圖探尋一種新的思考方向——“懷疑一切”。（馬克思認為這是他所喜愛的一句拉丁格言）我認為自己不能無條件地盲目信從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志)的宣傳，我決心系統地讀書，學哲學，而且要讀一切可能找到的禁書。今天人們談論文革，往往說那是一次造神運動，宗教迷信運動。但是事物總是相反相成的，文革的另一面是思想的大解放，是一些舊的意識形態迷信的破除，包括對舊的國家機器的迷信。
記者：您在文革期間能從哪里搞到書讀呢? 
何新：文化大革命中人們燒了一些書，也封存了很多書。初期的時候(在1966年8月那個紅色瘋狂的夏天)，我也參加過燒書的運動，但1966年的政治寒冬使一些人開始得到清醒。1967年初，中央發生了“二月逆流”，其后全國在政治上陷入了癱瘓狀態。工廠停工，學校停學，機關停止辦公，到處都在大造其反，天下大亂，有些地方真槍實彈地搞起了武斗，社會秩序陷入了崩潰的狀態。這個時候想讀書，沒地方去借。借不到，我們的辦法是利用當時風行的“打砸搶”和“偷”。我們瞄準了學校和一些文化機關的圖書館。那時的圖書館是最冷清的部門，被封了大門，沒人管理。在一天夜里，我約了幾個同學到學校圖書館，把窗戶撬開到里邊去找書，連干了一個星期。搞過了我們自己的學校，又去搞別的學校，收獲極豐。一書包、一書包搞到了好多中外文學名著，還有哲學的、歷史的名著，許多書都是當時正被點名批判、被禁讀的書。正是從這個時期(1967年那個早春)開始，通過閱讀這些書籍，可以說我經歷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思想啟蒙。當時我搞了好多紅紅綠綠的傳單紙，那是寫大字報用的，學校免費供應，我把它們裁成小頁，用線訂起來作筆記本。
記者：以你當時的文化基礎，閱讀那些外國著作，你不感到有困難嗎？
何新：當然困難。首先那些洋人的復雜譯名就讓中國人感到困難。 但我找到了竅門，例如讀洋人的名字，我只記住其中最有特征的一兩個字，而忽略其全名。閱讀的過程，是一種發現和探索的精神歷險，非常有意思。而且愈是去讀那種人們不讓你讀的東西，這種刺激就愈強。當時聽到什么“禁書”的書名，就想方設法去找。禁果最好吃，人類就是這種心理。
記者：你從這種閱讀中獲得了什么? 
何新：懷疑。我首先學到的是懷疑。我最初的一個發現就是，馬克思、恩格斯講的很多道理和當時文革派的理論是并不一致的。最明顯的一點，就是馬克思認為物質決定精神，但是當時文革派的理論則認為精神決定物質。 林彪說，思想是原子彈，只要掌握了毛澤東思想，飯可以不吃，覺可以不睡，他認為人的精神能量是無限巨大的。但當我讀了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后，我對此產生了懷疑。恩格斯說，馬克思一生最大的發現就是發現人要吃飯是第一位的，首先人要吃飯，要生存。為了吃飯，人類必須進行物質的生產活動，因此物質生產方式決定一切，它的改變方造成社會上層建筑的變動，因此經濟活動決定著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恩格斯認為這個道理是馬克思在科學上的一項意義最重大的發現。當時我也讀了普列漢諾夫的《論一元論歷史觀》一書，這位俄羅斯共產黨的創始人認為，馬克思的歷史觀乃是經濟史觀，即“經濟決定論”。我注意到，馬克思說過：“思想一旦離開(物質的)利益，就一定會使自己出丑。”（《列寧全集》38卷第15頁引）我當時所引發的一種聯想是，這里所說的“思想”，是否也應包括毛澤東的思想呢？而這種主張物質因素、經濟因素居于第一位的馬克思主義，與60-70年代中國的政治意識形態，即認為精神和政治決定一切，可以說在理論上是根本不同的。
記者：的確矛盾。
何新：很顯然。一方面是唯物論，認為物質、經濟、吃飯是第一位的；另一方面是唯心論，主張精神、上層建筑、政治及意識形態活動是第一位的。究竟哪個道理對呢？我想，既然聲稱自己是馬克思主義，那么顯然前者是對的。然而矛盾之點在于，文革派明明是主張唯心主義的，卻又聲稱自己是哲學上的唯物主義。那么這種明顯的理論矛盾如何解釋呢? 
記者：是呵，那么你當時是怎樣想的? 
何新：當時我們都很窮，也經常挨餓，當然本能地在感情上傾向馬克思的唯物主義。也就是說，認為吃飯問題、經濟問題應當被擺在第一位——至少我們在欲念上喜歡這種主張。而當時報紙上那種理論，認為為了捍衛毛澤東的思想，飯可以不吃，覺可以不睡，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惜，這種道理顯然是不對的。但是我同時也意識到，假如按這個方向進一步思考下去的話，我就會成為一個反革命。因為在當時的中國，如果你懷疑官方的政治意識形態，就會犯下反革命的政治罪行，很危險。類似的思想矛盾和問題還有很多。當我意識到這種沖突的時候，我知道自己面臨著一種抉擇——如果繼續思考下去，我相信我早晚一定會成為反革命！“生存還是死亡？”這是哈姆雷特給自己提出的問題，我發現自己也要面對這個問題，要么是走向反革命，要么是停止自主思考。(笑)
記者：(笑)那你怎么辦？
何新：我懂得首先必須保護自己。辦法只能是，隱瞞自己的真實思想。對我讀的東西，我所思考的東西，努力保持沉默，不向任何人講。本來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時，我一度也很活躍，但讀書與思考使我走向孤寂。當時另外一個背景就是，到1967年底，我的家人都被揪斗了，我父親被造反派作為“漏網右派”揪了出來，成了牛鬼蛇神，被隔離起來。當時很多的家庭都如此，我們樓里住的多數干部不是成了叛徒就是反革命。這種掃蕩一切的大背景，必然使得我們這些子女們對文化大革命產生抵觸，產生懷疑。1967年初到1968年中，我避開運動的旋渦，在學校(北京24中學)4樓東側找到一間閣樓角上的小屋子，我住在里面從事了將近一年非常專注的閱讀和學習。
記者：您閱讀過哪些書呢?
何新：我記得，那時候讀過的書有《史記選》、艾思奇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蘇聯版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兩卷集）及通信集，文學著作有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戰爭與和平》以及屠格涅夫、契訶夫、陀斯妥耶夫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等俄國19世紀民主主義者的著作，盧梭、伏爾泰、雨果、巴爾扎克、斯湯達、左拉、莫泊桑等法國啟蒙學者、人道主義者的著作。這里有許多書是當時不能讀的書，被認為是封、資、修的壞書。但正是這些書，使我在精神和感情上得到了徹底的洗禮和啟蒙。
記者：當時對您影響最大的是哪些書?
何新：我當時酷愛19世紀的俄羅斯文學和法國文學，我也深深陶醉于這些文學中所描寫的那種古典的和浪漫的愛情。我喜歡托爾斯泰作品的深厚，斯湯達的力量，巴爾扎克的深刻。正是他的《人間喜劇》，使我對人生第一次睜開了眼睛，我開始懂得如何通過私利與情欲的觀點去剖析人生。還有陀斯妥耶夫斯基，他的書（《卡拉馬佐夫兄弟》）以一種充滿神秘主義的宗教感情，深深地震撼了我。
記者：您這一階段的讀書持續了多久?
何新：到1968年6月中學生被安排上山下鄉而告一段落，那時我被學校分配到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去“屯墾戌邊”。我走的時候，只帶了一個小小的行李卷，但同時還帶了兩個大木箱，里面裝了很多書。除了一部分父親的書，大部分是在那一年中我通過各種途徑搞到的書，其中有許多書是當時的政治性“禁書”，例如德熱拉斯的《新階級》、斯特朗夫人的《斯大林時代》、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桑塔亞納的《赫魯曉夫主義》等。那時瞻望前途，可以說頭上的天空正是一片黑暗茫茫。但是我內心中卻抱持著一種信念，我深信天會變，地會變，時代也會變。這種信念來自我當時已學過的關于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概念。辯證法認為，宇宙中沒有不變的事物，宇宙、自然和社會，常變常新，變是絕對的，不變是相對的。同時我深信思想的光芒，智慧和知識的光芒，必定可以照亮我未來的全部人生。
記者：您下鄉的地點在哪里？
何新：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第18團。在兵團建立以前，這個地方的行政區域是黑龍江省友誼縣。
記者：我沒有下過鄉，我不太懂，建設兵團是一種什么組織？
何新：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是1968年6月經毛澤東批準成立的。建設兵團是一種軍事與農業合一的特殊體制，它的主要成員包括三部分，一是復員和轉業軍人，二是擔任領導的現役軍人，三是來自全國各大城市的知識青年，其中一部分經過嚴格審查(出身好、思想純)的知青成為持有槍械的武裝連成員。這種體制具有準軍事組織的特點，對青年人的思想和政治控制非常嚴。建設兵團的任務，一方面是從事機械化的大農業生產，另一方面是在東北中蘇邊境上作為一種戰略后備力量，防備中蘇戰爭。這就是“屯墾、戌邊”。 
記者：你們那里的生活條件怎么樣？苦不苦？
何新：比起山西、內蒙、云南、甘肅那些更苦的地方，應該說黑龍江是個好地方。農場是機械化作業的大農場，主要作物是大豆和小麥。因此，食油充足，白面是主食。我去的友誼農場，是“一五”時期蘇聯援建的一個樣板農場，基礎就更好一些。
記者：在那里你能繼續讀書嗎？
何新：很困難。我剛去的時候，被分配到農業連隊，農忙時一天在田地里艱苦勞動12-14小時，累極了，幾乎沒有假日，晚上又沒有電燈。但是，在這種條件下，我當時仍然堅持每天晚上下工后讀幾個小時的書。沒有電燈，就點著油燈熬讀。直到第二年，我被調到縣城里的團部農機廠當工人，宿舍中才有了電燈。工廠的勞動制度是8小時工作制（實際上工作時間往往長達10小時以上），條件比在鄉下時好了很多。但是，到工廠不久，我就成了反革命，書又讀不成了。（笑）
記者：怎么回事呢? 
何新：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開始以后不久，1968年夏，毛澤東召見四大紅衛兵領袖，廢黜了他們，正式終結了紅衛兵造反運動，接著各省成立革命委員會。1969年4月，九大召開，人們本來認為文革可以就此謝幕了。但沒想到九大以后還是一個政治運動接連著一個運動，令人厭倦之極。1970年初，中央發動了一個新的政治運動，叫做“一打三反”。一打就是打擊反革命，三反就是反對“516”（“516兵團”，文革時期的一個政治組織，以反對周恩來為綱領）、反貪污、反浪費等。這個運動波及到農村。由于知青到農村后，在很多地方與當地人發生矛盾，一大批不肯服從當地社會規范和政治權威的知識青年，被當地領導人借政治運動之勢作為反革命分子而揪出來。這批知識青年都很年輕。在我那個團(友誼農場)，有幾百名知識青年被認為是“地下復仇軍”反動組織的成員，而被當地人揪出來批斗。這些人被關起來，而且挨打，打得很殘酷。
記者：你當時也被揪出來了嗎? 
何新：不，這個運動開始并沒有觸及到我。雖然我早就被作為一個“三怪”——怪人、怪事、怪現象而被搞運動的積極分子們盯上了，但我是自己跳出來的。我看到這么多知識青年被抓起來，看到他們挨揍，看到一些嚴酷的肉刑，兔死狐悲，物傷其類，我感到很不平。
記者：為什么? 
何新：我當時已經深受俄羅斯和法國文學中人道主義的影響。我認為，一個人，不管其政治信念如何，不管他們是不是反對文化革命，至少應當受到人道的待遇，不能這么殘酷地打人、折磨人。毛澤東不是講要文斗不要武斗嗎？為什么那些當地人不執行呢？因此我就給團領導和一打三反的工作隊連續寫了幾封信，教訓他們說，你們應該講政策，要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要保護大多數等等。結果是把我也揪出來了，時間我記得大概是在1970年的3月-4月。當線索開始追查到我的時候，我被人們孤立起來，周圍的人們都不理我了，我感受到一種被排擠和歧視。我們同來的十幾個知識青年，本來都住在一個大房子里，我們這些青年本來都是一塊兒去吃飯，一塊去兒上班、下班，彼此關系很親密的。但忽然，人家互相招呼，卻沒人來叫我了，而且在食堂吃飯的時候，大家都回避和我講話。原來，工作隊給“積極分子”們都打招呼了。我這時就感覺到我可能要倒霉，出事前半個月就已經感覺到了。我那時每天都有一種災難隨時將要臨頭的預感，誠惶誠恐。
記者：你在被揪斗的時候有沒有什么精神準備？
何新：馬克思有一句名言，“沒有終結的恐怖不如一個恐怖的終結”。(見《路易·波拿巴政變記》)每天都在等災難臨頭，那感受是讓人壓抑而要發瘋。但當事情真的臨頭，不過如此，反而一切坦然了。我記得特別清楚的是那年3月的一個早晨，凌晨3點鐘，全廠集合在一個大禮堂開會。為什么3點鐘開會呢？那時是“抓革命，促生產”，3點鐘起床搞“運動”，早上7點鐘還要正常上班干活。當我要進禮堂的時候，人家擋住了我，不讓我與班組一起坐在原來的位置上，有人把我領到最后一排。我想，今天就要出事。那個會場的氣氛是很威嚴的，如臨大敵，調了一個持沖鋒槍的武裝連，戒備森嚴地持槍守衛會場，那個會議的橫標是“踢開絆腳石，徹底鬧革命”。開會后，團運動工作隊長給大家講話，這位工作隊長是一名年輕氣盛的現役軍人，當時他還任我們團的副參謀長。這人講起話來很有氣勢，而且有煽動力，我至今仍記得他的一些講詞。他說，“有人指責我們不團結大多數。我們是要團結大多數，但是有一個前提，就是大多數必須是好人。你是階級敵人，你這里是勞改隊，你讓我怎么團結大多數？你問我為什么揪出來這么多牛鬼蛇神？你這里就有這么多，我不揪行嗎？”(這些話他是針對著我那封信講的)這話十分雄辯。他又說，“毛主席在紀念魯迅的講話中教導我們，在尖銳的斗爭面前，要像魯迅那樣做獨立撐持的大樹，不要做向兩邊傾倒的小草！同志們，在當前兩個階級、兩條路線激烈斗爭的大風大浪中，你們究竟是要做獨立撐持的大樹，還是做向兩旁傾倒的小草呢？！”他講話中一聲大吼，“把現行反革命分子×××、×××、××揪出來！”其中一位正是鄙人。結果，我就與其他一批挨批判的人被武裝連戰士從坐位上揪起來，按到會場前面。然后有人就開始念大批判稿，挨斗的人彎腰低頭站在臺上，臺下是我所在那個“工業營”的全體職工，大約有500多人。這是我第一次挨斗，那是一種很奇特的人生體驗。
記者：你挨揍了嗎？
何新：皮肉之苦是免不了的。但多數時間是關在一個小黑屋子里寫思想交代材料。那個關我的房子原是工廠的一間小庫房，又潮又黑，日夜點著一盞刺眼的水銀燈，沒有透光的窗戶，進去幾天后你就分不清白天和夜晚。如果神經不夠堅強，在里面長期關下去肯定會發瘋。
記者：您是怎樣熬過來的? 
何新：我想出了一種近乎瘋狂的幽默感來對付他們。讓我寫材料我沒什么可寫的，那個年代流行的是背馬、恩、列、斯、毛的語錄，我就不斷地把腦子里所記得的有關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還有魯迅這些圣人的語錄一段一段地默寫出來。那時我的記憶力真好，每天都能交出一大篇。(笑) 有趣的是，許多語錄工作組的人從來沒見過，因此他們就說是我瞎編出來的，指責我所寫的都是反對馬克思，是歪曲馬克思主義。我就告訴他們這些話出自于馬克思的哪篇著作，在第幾卷第幾頁，如果不信，就讓他們去查。也真有趣，我們團那時有個姓高的軍人，是學毛著講用標兵，當時是我那個團的副團長，讀了我寫的交待材料，他還真的去查書，去核對。他對哲學理論有興趣，曾就哲學問題找我談過一次話。但整起人來，他并不含糊，表明他深諳斗爭哲學之三昧。另一些工農出身的工作隊員就罵我是“假馬列”，引用林彪的話說只有毛澤東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馬列主義，讀毛主席語錄是捷徑，我就和他們辯論。結果，這種審查與批判往往變成了引經據典的意識形態辯論。我想中世紀宗教裁判所中的神學辯論也許就是這樣吧。但自此以后，我在我們那個地方被人們認為是理論修養高深，反倒出了名。
記者：對您的審查是到什么時候結束的?
何新：到1970年5月，由于在被監管中飲食不潔，我患了急性痢疾，一天膿血便十幾次。 但是，我是“牛鬼蛇神”，當時藥品短缺，又是戰備時期，中蘇關系緊張(當時由于發生了“珍寶島事件“，出現了戰爭危機)，少量藥品都被屯積起來用于備戰，因此對我們這類監管人員不給醫不給藥。結果我后來病疴日重，但得不到任何有效治療。 當時氯霉素、土霉素一類對痢疾有效的抗菌素屬于一類戰備藥品，醫院不給我們這種壞分子使用。為了治病，我只能在被監管勞動的間隙，偷偷到田頭上尋找一些馬齒莧、車前草之類的野草，用開水泡爛后當藥吃。這些野草的治療作用是我讀中醫本草時了解到的。我當時還在自學中國的針灸術，教科書是當時很流行的一本《赤腳醫生手冊》。我從商店中購買了不銹鋼制的細針，以自己的身體作實驗，尋找經絡和穴位進行針刺，居然有點效果，能夠抑制腹痛，也能夠緩解和抑制腹瀉。但是針灸難以根治存在嚴重感染的炎癥。盡管效果有限，以我當時的嚴重病情，又得不到有效醫藥，我想如果沒有這些知識和自救措施的話，我可能那時就送命了。 一兩個月后，我患的急性痢疾轉變成慢性痢疾，我整個人由于久病而失形，體重由120斤降到不足90斤。
記者：這的確是很慘痛的經歷。
何新：更慘痛的還在后來。拖到7、8月間，我日日發低燒，雙踝浮腫無法穿鞋，起居行走困難，心率達到每分鐘100次以上，有時發生昏厥，顯然已有生命危險。這時監管人員才不得不把我作為危重病人由監管地送進團直屬醫院，住了一段時間后，其間還發生過一次藥物中毒，差點真的送命。發生這次藥物中毒后，團醫院認為我病情太嚴重，怕我死在那里面（當時知識青年死的已經不少），就將我轉送到佳木斯中心醫院。在這個醫院，醫生診斷我患了急性風濕性心臟炎，心臟瓣膜已受損害，“左瓣膜狹窄及閉鎖不全”，“心尖區可聽見三級左右吹風樣雜音”。當時醫生認為我會終身喪失勞動能力，很難活過40歲。由于醫生認為我已成廢人，農場也不派監管人員看守了。但經過兩三個月的強化性治療，每天大劑量注射青鏈霉素后，我的病情卻逐漸有所好轉。這時我找到一個機會，在那一年的國慶節前離開醫院，回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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